《宋元书景》考——兼论百年前古籍书影事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影论文,宋元论文,古籍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为数众多的珍贵古籍，在学界享有盛誉。在这些珍贵的典籍中，北宋本《史记》、宋蜀刻本《南华真经》、以及南宋本《文苑英华》被誉为“镇馆三宝”①。几年前笔者在调查这些书籍时，得知宋蜀刻本《南华真经》中，附有旧藏者傅增湘的手书题跋。跋文中，傅增湘谈及他获知宋蜀刻本《南华真经》之存在的原委，记载如下：
余辛亥冬，以南北议和，留滞上海，曾见宝砚岩手校宋本，所据为安仁赵谏议本，嗣归于涵芬楼。余假出临校于世德堂本，未得终卷而罢。然缘此知《庄子》自世传数本外，又有赵谏议本。壬子春，闻有宋刻《庄子》出于沪肆。亟访艺风老人询之，云正赵谏议本，以仓卒寓目，只影写首叶存之。即印入《宋元书影》者是也。余遣人四索，渺然无踪，怅惘弥日②。
在辛亥革命爆发的这一年，即1911年（宣统三年）冬的12月，傅增湘以袁世凯全权代表唐绍仪之顾问的身份前往上海，进而得知沈岩（宝砚）用于校勘的“安仁赵谏议本”的存在。其后，由于此校本被收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设的藏书室——涵芬楼中，傅增湘将此书借出，与世德堂本（明嘉靖时吴郡人顾春的室名，于此刊行之“六子全书”本的《南华真经》）对校，得知此一被称为“安仁赵本”的版本，可能和目前传世的《庄子》诸版本属于不同系统。接下来，在壬子(1912)年春，傅增湘耳闻上海古书肆里出现了称为“宋刻庄子”之书，他立刻拜访了艺风老人缪荃孙，得到该书即为“安仁赵谏议本”的答案，其首叶并已载入《宋元书影》。其后，尽管傅增湘用尽一切手段寻找该书的下落，却杳然不知其踪。直到从那时算起的三十年后，即1941年的年末，才终于获得此一典籍。这篇“题跋”是在“壬午暮春”，也就是1942年春所写成的③。
图一 有正书局版《宋元书影》封面
在读这篇文章时，笔者本来认为后段言及的《宋元书影》指的即是民国年间由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四册本《宋元书影》（以下简称有正书局本），别名《宋元书式》，有正书局本大部分缺了书肆名等刊记，它是将一百四十种宋元书的书影根据四部分类、以四册本收录的一部石印本［图1］④。不论是1998年3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的线装本，还是收录于2003年5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之《珍稀古籍书影丛刊》里的本子，均是有正书局本的复印本，因此在现阶段，一看到“宋元书影”的书名，就立刻使人联想起这部四册本不分卷的《宋元书影》，也是合乎情理的判断。
为了确认上述记载，笔者在对《宋元书影》进行调查后发现，书中无傅增湘所云宋蜀刻本《南华真经》首叶，仅仅收录了宋人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卷八“杂篇徐无鬼第二十四”的第一叶而已［图2］。
图二 有正书局版《庄子》
这么一来，傅增湘在这里提到的，收录了“安仁赵谏议本”《南华真经》书影的这本《宋元书影》，究竟是指什么呢？其实，除了有正书局本，民国初期还有另一部以《宋元书景》为名刊行之书籍，木板一册［图3］。现已得知，“安仁赵谏议本”《南华真经》的书影即收录在这本书中。
图三 《宋元书景》扉页题字
厘清了《宋元书景》存在不同版本的区别，笔者原有的疑问便得以解决。尽管如此，笔者在这次对《宋元书景》的调查中，依旧发现了一些相当有趣的问题。在此，笔者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己见，供学界同仁参考。
另外，由于《宋元书影》与《宋元书景》二者音义皆同，因此各种目录上经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忽视了二者的区别，这些区别至今仍未得到澄清。有鉴于此，本文将二者的区别加以论述，以期引起研究者注意。
二、关于《宋元书景》
有正书局《宋元书影》似乎是书肆为了贩卖用途，将诸多方面搜罗来的各种材料以石印本的形式印制而成的。由于近年来其影印本也获得出版，庋藏此书的相关藏书机构也相对较多。另一方面，《宋元书景》原本就是文献学者间作为参考数据流传的另一版本系统，出版数量也有限，今日收藏该书的馆室较少，因此将此书置于手边阅览的机会也必然地较为稀少。此外，该书同样没有牌记，从书籍本身无法得知编者姓名，其收录书影也因各本不同，有或繁或简之出入，亦无固定格式。
目前，就笔者所知，《宋元书景》有以下诸本：
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四本）
②上海图书馆藏本（一本）
③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藏本（一本）
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藏本（一本）
在上述诸本中，除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中的一本外，得以确认各本均收录了“安仁赵谏议本”《南华真经》第一卷第一叶的书影。不过和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原本相对照后，这些书影却给人相当不同的印象［图4］［图5］。
图四 《宋元书景》版《南华真经》
首先，书影在版框右下角附加了原本（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所没有的藏书者印记，如艺风堂、张氏适园、南陵徐氏积学轩等。这为我们了解《宋元书景》及藏本版本源流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线索。文字的字体比原本略细瘦，音注的被注字部分原本是阴文（黑底白字），书影中虽有黑框，但却成为了和其他注文一样的阳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图书馆藏本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线索。该书和其他单位收藏的本子相较，欠收书影（即所谓欠叶）较多，可以说是一部残本，但这个本子的封面上题有“菊生道长惠存 孙毓修谨赠 辛酉正月”的题词，以及“书影 江阴缪氏新雕”的题字。换句话说，这部书是孙毓修于1921年（民国十年）正月馈赠给张元济（菊生）的，并附有此书为艺风老人缪荃孙所新刻之说明［图6］。
图五 宋蜀刻本《南华真经》
由于孙毓修是缪荃孙的高足，此处所题“缪氏新雕”应正确无误。又据缪荃孙自订之《艺风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宣统三年辛亥，年六十八岁”条目中，有“刻本馆宋元本书留真谱”的记载，并可见“本书一叶，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摹之，加考一篇”之注记⑤。《年谱》所记为“留真谱”，无论“书影”或“书景”的文字都未出现于此。不过我们可以判断，这就是其后被辑刻为《宋元书景》著作的“原型”。这里所谓“原型”的意义，将在后文中述及。
《年谱》中提到的“本馆”，指的究竟是缪荃孙在前一年接受张之洞之邀出任正监督（馆长职）之职的“京师图书馆”，还是指该馆前身的清“学部图书馆”，并不十分清楚，但两者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故其所言“本馆宋元本书”应无大的出入。在《宋元书景》所收四十种宋元版书影中，如参考版框外边的印记，可注意到“学部图书馆”所藏共占十二种，为数最多；其次为缪氏“艺风堂”所藏，计有九种；两者加起来便占了全部书影的一半以上⑥。这点也充分证明缪荃孙参与了此书的编辑。众所周知，编纂学部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目（《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就是缪荃孙，因此，他应该是最为清楚地掌握馆中诸本所藏状况的人。
图六 上海图书馆藏《宋元书景》封面题辞
不仅如此，缪荃孙还经手了为数众多的书籍编纂和木板的出版品，他的身边不乏专业技能精湛娴熟的刻工⑦。“影刊”一本不足百叶的小册子对他而言应是很容易的。当时虽已开始有石印印刷，但由于运用照相摄影进行制版的技术还未臻于成熟，因此可以推测他采用了既有的“覆刻”“影刊”等传统方法来印制⑧。
实际上，在上述作业中，影钞了宋蜀刻本《南华真经》的就是孙毓修。孙毓修于民国十一年(1922)十月所写的“庄子札记”，附录于《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之明世德堂刊本《南华真经》的卷末，其中有如下的记载：
辛壬间，沪市出宋刻本，卷末有二行，云安仁赵谏议宅一样□子（样字下一字为人挖去。《续墨客挥犀》七，木馒头，大中祥符年一样造五十只。以此例之，挖去者必为数目字矣。赵氏所刻，盖不止《庄子》）。……北宋人刻古书，音义辄附卷后，不应《庄子音义》散入注下，疑南宋人所为，赵氏原刻不尔也。赵本每叶十八行，行十字，注倍之。予既借校于世德堂本上，又手摹一叶与缪艺风先生，今刻入《书影》者是也。后见雍正中沈宝砚校本，一样下亦阙一字。盖所见即此本矣。《丛刊》中以世德堂本影印，复录赵本异同如左。壬戌十月。留庵居士孙毓修。
“辛壬间”指的是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至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间，当时孙毓修确认了“安仁赵谏议”本《南华真经》的牌记，在世德堂本中写入校记，又“手摹”了一叶献给老师缪荃孙。这叶还同时被录入了“书影”。据上引记载，今天我们在《宋元书景》中见到的这叶书影，其书写原稿便是孙毓修亲手摹写下来的了。
前文已提到《宋元书景》中收录的书影，均在版框外记录了所藏机构的名称，但仅有这部《南华真经》例外，只记载了“无锡”一地名，并未明确标示藏者姓名。“无锡”指的其实正是生长在无锡城郊的孙毓修其人，故本叶应为孙毓修所摹当无异议。即使摹写的人是孙毓修，书籍本身的拥有者也并非孙毓修，因此不能像其他的书影一样，记下“无锡孙毓修氏藏”“孙氏小绿天藏”等。
另外，对宋蜀刻本《庄子》而言最为重要的“牌记”中“安仁赵谏议宅一样□子”的部分虽然未被《宋元书景》采录，不过如果孙毓修所提供的仅仅是“一叶”而已的话，事情就说得通了。了解了上述事情的原委，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傅增湘“题跋”中“以仓卒寓目，只影写首叶存之”的文字间，深切体会到缪荃孙的遗憾之情了⑨。
三、《留真谱》与《宋元书景》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宋元书景》的书名并非《年谱》中所提到的“宋元本书留真谱”，而应是《书影》或《宋元书景》。关于这一点，恐怕我们也有必要作一番探究。
本来古文献的研究就是一门必须亲自观察对实物进行比较检讨，才能从事的学问。当时，自清初形成的考据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对这个领域也产生了影响，根据实物进行校勘，对诸书不同版本系统加以研究的风气日益增强。伴随这种现象而来的，就是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仅靠旧有的半叶几行、行几字、单（双）鱼尾、白（黑）口等行款版本记录无法充分反映古籍的实际情况。根据此一理念企划刊行的书籍，就是杨守敬的《留真谱新编》（封面题、扉页题）了⑩。
杨守敬先前曾担任《古逸丛书》在日本刊行的纂辑工作，因此拜访了《经籍访古志》著者之一的森立之；森氏是为这项事业开创了契机的关键人物。当时杨守敬在立之那里看见一巨册一模一样的“摹写”的古抄本，其题名为《留真谱》，于是恳请立之转让，并获得此书。其后，他便想到可以拿该书作为雏形，转而运用在宋元版“影刻”的制作上(11)。
这部《留真谱新编》十二册中收录了当时难得见到的各种古籍善本及古钞本、和刻本等多达三百九十种的书影，不过要将这么多的书籍一次复制出全卷来，不但没有时间，而且也缺少经费。于是该书多半仅翻刻了一叶、两叶，甚至半叶，而且有些书影仅有一行中的上下各一字。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大概就像一种保有原尺寸大小的样本册子。不过由于该书收录了大量不易见到的善本的书影，跟过去记述式的行款说明相较，更为直观可靠，因此《留真谱新编》出版后在学者间广受重视与欢迎。
这部《留真谱新编》的刊行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事，但杨守敬其后继续推动这项事业，刊行了新加入一百七十五种书的《留真谱二编》(12)。其发行是在杨守敬去世后两年多的民国六年(1917)(12)。
可以推测，其间缪荃孙受到杨守敬《留真谱》事业的启发，想到可以刊行同样的“宋元本书留真谱”。该书最初被冠以《留真谱》之名，恐怕也是出自这个原因。另外，作为其注记，“本书一叶，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摹之，加考一篇”所言（《年谱》），自然是出于文献学上理所当然的考虑，杨守敬在《留真谱新编》卷头的序文里，介绍了森立之的《留真谱》，曰：“余于日本医师森立之处，见其所摹古书数巨册（或摹其序，或摹其尾，皆有关考验者），使见者如真本面目，颜之曰留真谱。”据上，缪氏在编辑《留真谱》时，体例与方法也有意仿效森立之和杨守敬的做法。
我们可以在缪荃孙的日记《艺风老人日记》（以下简称《日记》）(14)中“辛丑日记（1901年）”五月十七日的记载里，看到“寄留真谱八册，二妙集文集刻本”等文字，从而确认缪荃孙曾在《留真谱新编》刚出版没有多久的时候，就看过杨守敬的《留真谱》了。这里并没有写出书寄给了谁，不过由于《贵池二妙集》是他的友人刘世珩（聚卿）所辑，想来是送给刘世珩的。接下来，在同一年九月十日的日记里，有“聚卿还留真谱”的记载，应是归还了当时借来的书。
此外，翌年（壬寅，1902）十月五日有“聚卿托选留真谱”的文字，据此，建议缪荃孙编选新《留真谱》的人正是刘世珩。刘氏可能认为，以缪荃孙的藏书、学识及财力，要编一本不同形式的《留真谱》，不是办不到的。这就是后来《年谱》在“宣统三年辛亥”(1911)提到的“宋元本书留真谱”了吧。
但是这部书却没有以“宋元本书留真谱”为名刊行的痕迹，在刊刻之际，书名被改成了《宋元书景》。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年谱》在这里谈到的是“本馆宋元本书留真谱”，然而过了不久，收录的书影超越了“学部图书馆”的馆藏范围，而扩大到其他收藏者所藏典籍。之所以说《年谱》中所言“宋元本书留真谱”是今日见到的《宋元书景》之原型，就是这个缘故。
四、《宋元书景》的刊成时间
这本由缪荃孙亲自编选的书影，其后的增补次第同样也可以在《日记》等记述中逐次找到其经过。
首先，例如在《日记》的“乙卯日记”，即民国四年(1915)的正月三日，有“定留真谱书景，止十九种目，藏书十种”的记载。此处“留真谱”与“书景”并记，似乎到了这个时期，应收书目的选定工作已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在民国五年(1916)的“丙辰日记”十一月二十六日条目中，可见“发常熟丁秉衡信，并宋元书影(15)红印刊”的记述，可知本书在此时已发版。当时缪荃孙寓居上海，他随书信寄送了《宋元书影》给他的一位高足，即常熟丁秉衡。此外，民国七年(1918)“戊午日记”三月二十二日有“发禄保信，寄宋元书影四本”给长子禄保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到了这个时候，缪荃孙已经不将这本书视为“宋元本书留真谱”，而称作《宋元书影》了。
这么一来，到了民国五年或七年的时候，《宋元书景》（即《日记》中提到的《宋元书影》）是否已成书了呢？恐怕也不尽然。因为在“己末日记”，即民国八年(1919)三月二十五日的条目中，可见“影写家藏宋版书，入宋元书影”一文。接下来，同年七月十一日还有“排好宋元书影，交子林卅元，饶心舫来问诗词写法”等内容。子林指的是刻工陶子麟，饶心舫(16)则是为版本上写字的书法家。到了这个时候，才终于定下了完成版的书影顺序。《宋元书景》应该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其收录书影的数量。我们能调查到的七本《宋元书景》，其收录的书影之所以繁简不同，正和这样的成书经过有关系。
图七 《宋元书景》封面题签（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我们无法知道这时添加的“家藏宋版书”是指什么，不过这应该是《宋元书景》所收录的最后书影。究其原因，是因为就在民国八年(1919)这一年的十一月一日，缪荃孙以七十六岁之龄辞世了(17)。在他逝世前不久的闰七月四日，《日记》中有“发陶子麟信，寄翁诗、宋元书抄封面签字”的内容。这里的“宋元书抄”指的应当就是《宋元书景》，所以要到了这个时候，封面题笺文字的书写始获委托［图7］(18)。
这些作业全部完成并交至缪荃孙处的时间是在民国八年（己未）十月一日，当天的日记中有“陶子麟寄宋元书影来”的文字。十多天后又有“饶心舫来，带来宋元书影三十册”（十月十五日）”等内容，也就是说饶心舫直接为缪荃孙带来了一定数量的成书。
综上所述，通过探讨今日所见《宋元书景》的成书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即使该书的编纂自清末“宣统三年”已开始，在当时，其内容恐怕也仅限于“学部图书馆”所藏的宋元书，而不包括其他的藏书机构所藏诸书的书影。《年谱》“宣统三年”条目中提到的是“本馆宋元本书留真谱”，从此一书名很难想象该书内容包含了其他机构的藏书。《宋元书景》这个书名也很明显不是当时决定的。以此为“原型”，民国后，缪氏又得到其他藏书者的大力协助，大大拓展了此书的规模。我们于是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本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内容，最终完成于缪荃孙辞世不久前的民国八年(1919)十月(19)。
另外，在这部《日记》中，傅增湘的名字屡次出现。关于《宋元书景》的记载，则出现在“己末日记”(1919)六月二十五日：“应傅沅叔信，还韵语春秋一册，送宋元书影一册。”傅增湘在前一年，也就是1918年1月15日曾致信缪荃孙，询问“前年见所刻古书留真谱，已成帙否”，上述“应傅沅叔信”就是对他的回信(20)。由于这个时候《宋元书景》已接近其最终版本，其中应已包含了傅增湘一直想一窥其貌的蜀刻本《南华真经》的首叶书影。在此时，傅增湘还未获得蜀刻本《南华真经》的原本。
五、《宋元书景》的作用与影响
杨守敬《留真谱新编》与缪荃孙《宋元书景》问世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这一期间，印刷技术有了极大提高，诞生了仅较真迹略逊一筹、却与之几可乱真的“影印”本。现在各藏书、研究机构以及个人藏书的书架上，陈列的为数众多的宋元版“影印”本便是拜其所赐。正因如此，我们更应铭记在心，这项事业的发起、壮大以及成熟来自清末民初上述先人们的苦心经营。
就本文讨论的《宋元书景》而言，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它的内容不出样本目录册子之域，不过在当时，该书无疑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又由于它透过缪荃孙的眼力选编，因此得到了学者同好的广泛信任。孙毓修将此书赠送张元济，其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恩师的遗作而已，而是用来作为张元济日后从事“影印”事业的参照物。
另外，《宋元书景》明确标示了各书影的收藏地点，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记载，了解当时书籍流通的一个过程；该书明确地标示了可资与底本相比勘的线索这点，也极具版本校勘价值。这是先前杨守敬的《留真谱》中所欠缺的。《宋元书景》的版面和当时的石印影印本相比，更为鲜明、逼真。
缪荃孙所辑《宋元书景》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书影”一词取代了“留真谱”，成为版本目录学上的一个固定学术语言，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其后的民国年间，陆续出现了仿效本书的各种出版品，如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1922年）、柳诒征《盋山书影》（1928年）、刘承干《嘉业堂善本书影》（1929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故宫善本书影初编》（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1933年）、王文进《文禄堂书影》（1937年）、陶湘《涉园所见宋板书影》（1937年）等。不久，这类书籍中以“图录”为名出版的逐渐增加，包括这些“图录”在内，书目分类开始设置“书景”或“书影”的类目，这也源自缪荃孙的《宋元书景》。上述正是缪荃孙编辑《宋元书景》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最大贡献(21)。
尽管该书在版本目录学史上有如此的意义，但近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所出版的《珍稀古籍书影丛刊》中，并未收录缪荃孙的《宋元书景》，其存在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这实在是令人遗憾之事(22)。
注释：
①上述“镇馆三宝”一般都秘藏于严密保管的书库中，如没有特别许可，读者是无法阅览的。不过自2009年10月1日开始，至2010年2月10日期间，在图书馆附设的历史文物陈列馆举办的“知来藏往——史语所所庆文献特展”展览中，各展出了其中一册，同时也陈列了胡适发给傅斯年的电文（《史语所档案》杂三六—四四—一，1947年4月24日）及书简（《傅斯年档案》—1670）等与本次展出有关的各类文献资料。根据其中一份文献，即“歴史语言研究所出纳室致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函”（《史语所档案》补二三—一○八、1947年9月16日），北宋本《史记》四十册的购入价格，以当时的价格而言是一亿元；宋蜀刻本《南华真经》十册则为三千万元。尽管论及此一细节略涉俗务，不过作为历史纪录，于此一并记下。该档案资料亦见《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史语所八十周年筹备会编，2008年8月刊）所载汤蔓媛“叙论·天禄琳琅外一章”一文里。
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89年起推出经傅斯年整理的排印本《藏园群书题记》里，引文中的“即印入宋元书影者是也”被改为“即后印入宋元书影者是也”。如果实情如此，那么这部分就可以看作是傅增湘的说明文字了。
③根据傅增湘考证，“安仁”并非如缪荃孙所言是北宋赵文定之名，而是所属于蜀临邛郡的大邑县（位在成都以西）县名，“赵谏议”应是出自该郡的赵氏一族。傅增湘据此指出，该书为一部在当时尚未为人所知的古系统本——宋蜀刻本。详见拙论《关于宋蜀刻本〈南华真经〉附载之傅增湘手书题诗题跋——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五四辑，2009年2月）
④《宋元书影》这个书名是记载于各册题笺上的名字，也有不少欠缺的；不过欠缺书名的内扉，记有“宋元书式”。另经笔者对几部实物进行调查，目前还未发现载有“有正书局”这一书肆名的本子，暂时根据各收藏机构的目录。这部书来历不明的地方颇多。
⑤《艺风老人年谱》的抄本（影印）以《艺风老人自订年谱》为题，收录于《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五十一辑。另亦见于《中华历代名家年谱汇编》（台湾广文书局，1971年）第一辑等处。北京文禄堂曾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出版以此抄本为底本的木版本。
⑥在调查过的共计七本《宋元书景》中，东京大学图书馆本收录了最多的书影。根据这个本子，全四十一种书影内容如下：“学部图书馆”藏本十二种、“艺风堂”（缪荃孙）藏本九种、“张氏适园”（张钧衡）藏本七种、“南陵徐氏积学轩”（徐乃昌）藏本二种、“刘氏玉海堂”（刘世珩）藏本二种、“阳湖董氏”（董康）藏本一种、“刘氏嘉业堂”（刘承干）藏本一种、“无锡”（孙毓修）一种、无记名六种。
⑦参照杨洪升《缪荃孙研究》第九章《编刻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
⑧此一方法即为：由于无法将作为底本的宋元版切离下来当版样，所以先在底本上覆盖一层半透明的薄纸，将行款、点画等全部依照原样进行影钞（描摹），把这张纸翻转过来贴在版木上之后，据此雕刻（影刻）版木。音注的文字之所以从底本上黑底白字的阴文变成了书影中的阳文，就是这个缘故。
⑨直到此时，不论缪荃孙还是孙毓修，都只知道这是一部不同系统的南宋本，并未确定它是蜀刻本。
⑩杨守敬在《留真谱新编》的“叙文”中提到：“著录家于旧刻书多标明行格，以为验证。然古刻不常见，见之者未及卒考，仍不能了然无疑。余于日本医士森立之处见其所摹古书巨册（或摹其序，或摹其尾，皆有关考验者），使见者如遘真本面目，颜之曰留真谱。本河间献王传语也。余爱不忍释手，立之以余好之笃也，举以为赠。顾其所摹多古钞本，于宋元刻本稍略。余仿其意，以宋元本补之。”
(11)根据陈捷《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の研究——清国驻日公使馆の文化活动》（汲古书院，2003年2月）第三部第四章第五节的论证，森立之转让给杨守敬的《留真谱》为江户后期学者小岛宝素的稿本，此书是蹈袭并扩大了宝素的《留真谱》加以完成的。
(12)此处收录书籍的数量，系依据台湾广文书局出版的《书目五编》中所收《留真谱初编》及《留真谱二编》的目次。尽管这部影印本为适应系列书籍的出版需要被缩小了尺寸，不过该书目次记载了全部书影的书名、板本、行款、板框、书影叶数、题跋者姓名、杨守敬附记之有无，以及在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和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中的著录情况，十分方便。另在该书收录书影中关于《论语》的诸本，高桥智《室町时代古钞本〈论语集解〉の研究》（汲古书院，2008年9月）的第三部第二编第二章“杨守敬观海堂旧藏室町时代古称本《论语集解》”中有详尽的论述。
(13)想来所谓“新编”，是指森立之针对《留真谱》一书进行重新编辑之意，故当初应该就采用了这个书名。不论封面题或书扉，皆记为“留真谱新编”。因为书帙中也有记为“留真谱初编”的，所以也称“初编”，应是其后还有“二编”之故。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称较早出版的书为“新编”似乎不恰当。此外，在日本先行问世的稿本《留真谱》不久即被人忘记，一提到《留真谱》，反而会先想到杨守敬的书；等到“二编”出现后，这本书的名称就固定下来成为《留真谱初编》、《留真谱二编》了。
(14)《艺风老人日记》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1986年4月）。第八卷末尾附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北京文禄堂出版之雕版印刷的《艺风老人自订年谱》及夏孙桐的《缪艺风先生行状》。
(15)原文用“影”字。
(16)“饶心舫”一作“饶星舫”，盖方言有别所致。
(17)附录于《艺风老人日记》的“艺风老人年谱”有两位子嗣所书追记，逝世年月日据此。
(18)在调查到的《宋元书影》中，封面有题笺的只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本子。其题笺为“宋元书影”。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本收录的书影中，欠了《庐陵欧阳先生文集》卷第一（张氏适园藏）的一叶。
(19)在众多收藏机构对编者、刊年等未记载或标记为不详的情况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记载为“清缪荃孙辑、宣统三年江阴缪氏刊本”。另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标注为“民国年间[1912-1949]”。这些书籍本身都缺少刊记等，明确标示上述数据的记载，乃是武断的。
(20)傅增湘致缪荃孙的书信收录于《艺风堂朋友书札》（《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信末有“一月十五日”的日期，由于信件内容中有“近日始得北宋乐府诗集，十三行廿三字”的记载，可以判断当时是1918年。关于北宋版《乐府诗集》，参照《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6月。
(21)针对“书影”的专论尽管并不多，本文仍参考了以下文章：刘奉文、魏芳华《中国古书书影小史》（《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3期）、林申清《书影概说》（《学术集林》第十四卷，1998年10月）、陈先行《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前言》（《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王亮《古籍书影概说》（陈正宏、梁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6月）等。这些文章虽皆为概论性质，不过都简洁扼要，十分有益。
(22)《书目类编》（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年）的第八十六册以不分卷的形式收录了有正书局本《宋元书影》，标注“缪荃孙辑”可说是著录错误莫此为甚了，以致收录该书的各大图书馆皆因袭了这个讹误，今后必须加以改正，以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