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志班的故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故事论文,宏志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敬爱的读者，请您抽点时间把此文读下去，读完了，相信您会禁不住流泪的……
请您把激动后的感慨告诉我们，来信请寄本报机动记者组。
——编者
广渠门中学“宏志班”被新闻媒体炒成热点以后，我才走访了那里。本来只想补充一些感性的东西写一篇文章，没有料到，却听到不少既激动人心更逼人三思的故事。于是，我不得不再从事一次理性的劳动——思考，然后才动笔写这篇文章。
但愿这些故事也同样激动读者的心，并引起读者的思考。这里，我只把故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相信读者会比我思考得更细微、更全面也更深刻。
有位哲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必须作为思考的人而行动；作为行动的人而思考……”
“宏志班”的由来
两年前，身为市人大代表和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委员会委员的广渠门中学李金海校长，视察了一些私立学校。在这些得天独厚的学校中，教室里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宿舍里可以睡上“席梦思”软床；吃的饭菜能够与高档饭馆媲美；穿的衣服更是时髦华贵与众不同。把这种学校称之为“贵族学校”，也许不过分吧。
李校长遇到这样一个场面，有位十五六岁的学生，向“大款”的父亲要零花钱，张口就是3000元，并且如愿以偿。
这件事，在老教师的心里一石击起千层浪：这样能培养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吗？同在一片蓝天下，有人如此阔绰地，甚至奢侈地上学，有人却穷得连学也上不起，这种反差也未免太大了吧？
视察结束后，李校长不止一次地在心里打下这样的问号：“那些家庭贫困而品学兼优的孩子怎么办？那些经过教育可以成为社会动力，不经过教育就可能成为社会阻力的高智商孩子怎么办？”
他下定决心，在学校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每年拿出10万元，办个高中“特困生班”。招收这个班学生的标准是， 家庭人均月收入200元以下，中考时成绩优秀。
然而，这个具有远见卓识、为国为民分忧的建议，在得到学校内外多数同行和老师支持的同时，其它一些诸如资金、师资、教室、宿舍，乃至从北京城里抠出这些穷孩子单办一个班，办学方向是否正确等等都困扰着学校，使办“宏志班”的愿望一时难于实现。
后来，幸亏得到市领导的全力支持，才使得“宏志班”几经周折，终于在难产之中诞生了。
如今，54名幸运儿升学的愿望得以实现。但还有和他们命运相同的学生不能继续深造的问题，仍无法得到解决，这不正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吗？
“我最想得到妈妈”
田伟同学自去年初夏以来，四处寻找因精神分裂症而出走的母亲，这已经是读者所熟知的事了，他至今还没有找到母亲，而且在继续找。
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件刚刚发生的，鲜为人知的事。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北京电视台录制一台新年晚会，田伟被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并安排了对他的现场采访。陪同田伟参加晚会的是班主任高金英老师。会场上人很多，田伟坐在前排，高老师坐在后排。想不到的是，几个节目过去以后，该采访田伟的时候，他却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着。这可急坏了晚会的组织者，更急坏了高老师。
后来，听门卫说，晚会开始不久，有个男孩哭得满脸是泪，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高老师一听，这肯定就是田伟。
可田伟连棉大衣也没穿，手套也没戴，口袋里又无分文，到底为什么要离开会场，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高老师立即向李校长作了汇报。
李校长马上派人驱车四处寻找。
从田伟妹妹那里得知，田伟在9点钟的时候回家来了， 他和姥姥嘀咕了一会儿，又和姥姥一起出去了，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于是，去找的人只好在田伟家里等。一直等到夜里12点田伟才回来。
原来，田伟是想好好参加晚会并接受采访的，但当他听到《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节目里，一句句呼唤“妈妈”的声音时，就再也忍受不住了。他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并且为至今还没有找到妈妈而心急如焚，便迫不及待地、不顾一切地再去寻找。他哭着离开了晚会，哭着回到了家，和姥姥商量以后，又马不停蹄地奔赴同学家去打听有没有新的线索……
元旦前，《中国保险报》的记者到“宏志班”搞社会调查，在“你最想得到什么”的一栏里，有的同学填最想得到一台电脑，有的同学填最想得到一套够全家人住的房子……只有田伟填的是：我最想得到妈妈！
田伟，作为一个孩子对母亲——患了精神分裂症的母亲，那种炽热的、刻骨铭心的爱与那些动不动就和父母大吵大闹的“小皇帝”，以及那些腰缠万贯而就是不肯赡养父母的成年人相比，不是有着天壤之别吗？这使我想到了在老百姓当中，自古至今流传着并崇尚着的一句话：“家贫出孝子。”
买暖壶的故事
“宏志班”的教室在4楼，烧开水的锅炉在1楼，入冬以来，同学们喝开水不大方便。高老师同意用班费（全班54个同学，每月每人交两块钱）去买两个暖壶。这个任务就落在大个子班长韩颖的身上。按说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情。
然而，读者恐怕很难猜想到她买回来的是两个什么样的暖壶。她买回来的只是两只暖壶的胆，然后，从母亲的工厂里要来两个废弃的旧暖壶铁皮，自己装好以后又刷上了一些油漆，其中有一只的提手没有了，就用一根塑料绳来代替。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全班同学面对着这样两个便宜到了无法再便宜的、很不好看但是实用的暖壶，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位教政治的老师特意给其它班作了个有趣的试验。她让班上的同学解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用班费买两个暖壶的话，大家出出主意看买什么样的好。”于是，同学们纷纷作答，有的说买电动暖壶，有的说买压力暖壶，有的说买塑料暖壶，有的说买铁皮暖壶……而没有一个人想到只买暖壶胆的。当老师说出“宏志班”的作法后，同学们目瞪口呆，仿佛遇到了不可理解的事。
这里，我还要告诉读者的是，就是那个老师让买两个暖壶却只买回两个暖壶胆的韩颖，在家里平时要是买一件衣服的话，首要的条件是必须三个人都能穿，即她、妈妈和姐姐，韩颖说：“我没什么花花绿绿的衣服，爸爸、妈妈厂子里发的工作服我们一家四口人都能穿。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低一等，而且正相反，我认为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在这样的环境里可以锻炼我能够吃苦耐劳。”
“宏志班”的同学多数都从来没有穿过毛衣毛裤，有的同学甚至空心穿着一身棉袄、棉裤，肚脐还露在外边儿；有个同学的父亲是残疾人，每月只拿178元退休金养活一家人， 而这个同学一有空就得捡点儿废品卖；平时他们好像根本不知道“零花钱”这个概念，不少同学的身上一文不名，有钱的也就是一两毛。是的，他们几乎都是一贫如洗，有的仅仅是另一个意义上的财富——贫穷。
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我又一下子想起了李校长说的那个向“大款”父亲要3000元零花钱的孩子。要知道，韩颖和那个孩子的年龄相仿，并且也都是住在咱们的北京城。这个反差不是有点太鲜明、太强烈也太值得人们深思了吗？
“永不服输”
班主任高老师说，“宏志班”的学生有着“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精神。他们刻苦学习，形成了一个团结向上，勤奋好学，吃苦耐劳，求实创新的集体。他们虽然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但却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品尝到了生活的苦辣酸甜，每个人都有着十分动人的故事。
开学不久，高老师组织全班同学每人写了一篇作文《我的故事》。下面，就是从王萍同学作文里摘录下来的话——
“我有一个梦，梦中我痴痴地捧着书本，在知识的殿堂里大声地读啊，读啊……我有一个梦，梦中我在书本搭成的阶梯上攀啊，攀啊……我梦想着有一天，大学的校门向我打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我的身影……可生活的现实打破了我的梦。回到北京4年多来， 父母（均为从外地回来的北京知青）成了环卫工人，为了我和弟弟，他们日夜操劳，从不知道辛苦。我家生活比较困难，我常常穿别人给我的衣服上学。爸爸在垃圾楼工作，我家也住在垃圾楼上，有时在垃圾里看到一些还不破的衣服、鞋子被白白扔掉，爸爸就捡回来煮干净给我穿，我也从不嫌弃。我没有其他同学那样的学习环境，没有他们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但我拥有最好的榜样——我的父母。当受到别人耻笑时，他们坦然面对；当他们取得成绩受到别人夸奖时，付之轻松一笑。我也要像他们那样做人。我要用事实证明：我行！学习上我不服输！父母的额头上已过早地爬上了皱纹，岁月无情地染白了他们的头发。看到他们憔悴的面容，我心里真难受啊！那个梦仿佛离我越来越远，遥远的世界里有一个声音回荡着：我要上高中！临近中考，老师建议我考‘宏志班’试试。当我得知那是一个不收学费的班时，我高兴极了，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好运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是一个幸运儿，成了这个班的一员。感谢社会没有忘记我们，感谢那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为我们圆了一个梦。我们终于有了一丝希望。在通往理想王国的道路上，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前方路上也许很坎坷，想到大家的期望，看到大家关注的目光，我们会变得勇敢、坚强起来，永不服输。在这个世界上，比我生活条件更差的同龄人还很多，他们也许没有这个机会，一生难圆读书梦。在不远的将来，我相信会有更多生活困难的孩子高高兴兴走进课堂，开始新生活。我还有一个梦，我长大了，也要帮助生活困难的孩子圆梦。无论这个梦能否实现，我都执著依然……”
这篇作文里可以引起思考的内容太多了，仅举一例吧。一个十五六岁正是特别爱美的小姑娘，居然能够在当今的情况下，如此平静自然地向人们讲述自己穿着的是从垃圾里捡来的衣服和鞋子，而且一点也不怨天尤人。想想看，有了这份可贵的从容和成熟，她今后还有什么坎坷的道路不能够顺利通过呢？
“加压”与“减压”
蔡京男是个女同学，家住在海淀区皂君庙。她每天都要先摸着黑走上几里地的土路，再倒上三次公共汽车才能来到学校。她一天的日程是：凌晨4点起床，念1小时的外语，5点准时出发，7点到达学校；晚自习后7点放学，9点到家，再做作业1小时，11点睡觉。 一天也就是睡眠四个多小时。
这种情况在“宏志班”里有一定的代表性。 同学们一般都是早晨5点起床，晚上11点才能睡觉。虽然学校和班主任老师一再反对和制止这样做，可收效并不大。
这些从北京市10个区县、40所中学来的学生，是以最低分541 分和最高分603分考进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原来班上的前三名优秀生。 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家境贫穷，但是学习成绩一直优良。“宏志班”第一次的期中考试，在5个高一班里名列亚军。李校长告诉我， 这些学生学习的心理压力很大，而这压力主要来自他们自己。一定意义上说，老师们对于其它班同学的学习主要是“加压”，而对于“宏志班”同学的学习主要是“减压”。
他们为什么这样发奋读书呢？为什么有的家境富裕的学生，物质方面得到很大满足以后，还硬是不努力学习，甚至自己的母亲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也不动心呢？
这里引用一段马永超同学所喜爱并崇尚的，我国古代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孟子的话，或许能够说明部分问题：“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的，纨绔子弟成不了大气候。
李校长明确对我说，他并不指望也不大可能所有“宏志班”的同学都能考上大学。这位深懂教育学规律的教育工作者，是把上大学与成才分开来看的。他所期待的是，这批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能够长大成才，做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奋发的人。
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所提倡的！
54朵小白花
李楠同学——一个刚刚15岁的女孩，母亲由于身患癌症，在她开学不久就病故了。
事后，李楠这样写道：“我听到那一个噩耗的时候，精神上简直要崩溃了。我失去了最亲爱的人——我的妈妈。我一下子仿佛丧失了做任何事情的勇气和信心。一个15岁的女孩，怎么能失去伟大的母爱呢？这一夜我彻夜未眠，平时与妈妈相处的一幕幕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能不让我伤心呢？”
然而，这个噩耗也同样震动着“宏志班”的每一个同学的心。
有人提议要为李楠母亲的丧礼做些什么，班长韩颖在征求意见以后，决定让每一个同学用数学测验纸做一朵小白花，再集体替李楠做一朵大白花，用中间一朵大白花和周围53朵小白花扎成一个花圈，代表全班同学的心意，也代表李楠的心意，送给故去的李楠的妈妈。这且不说，当李楠在丧礼的第二天怀着悲痛的心情走进教室，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发现课桌里装满了慰问卡片，每张上面都有一位同学写的一句深情的话：
“请不要伤心。”
“请不要难过了，好吗？”
“我来帮你补课。”
“有什么事要我做？”
“大家都是你的兄弟姐妹。”
“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母亲——高老师。”
……
李楠读着一张张卡片，眼泪夺眶而出。她暗暗下定决心：“振作起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坚强、快乐的我！”
有人说，“宏志班”的孩子懂事早，懂事多。是的，这应该算作一个很好的例子吧。我们看到，社会各界人士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种下爱的种子，很快就已经发芽、开花、结果。这叫做什么？大概应当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
仅仅是愧对馒头夹咸菜吗？
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广渠门中学特意组织高一学生到地处卢沟桥附近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
那天，集合的地点在六里桥，再徒步到数公里以外的纪念馆。
就在参观当中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宏志班”的同学带的干粮几乎都是馒头夹咸菜，就着凉白开吃，而其它班的同学带的要高级多了，什么巧克力派、鲜牛奶派、肯德基、麦当劳的套餐，等等，应有尽有。比较差的也是面包、鸡蛋和火腿肠。而且，喝的也几乎都是几块钱一听的各种高级饮料。由于同学们都是坐在一起吃，谁吃的是什么都能看得见，连吃的声音也都能听得见。在吃的过程中，“宏志班”的同学好像无所谓的样子，边吃边说边笑。可是，其它班的同学从一开始就有些不自然，没有人说话，注意力也不大集中，最后连吃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小了，以至一个个不约而同地把脸都转了过去，不好意思再当着“宏志班”的同学们吃。
参观结束，又走回六里桥，同学们确实比较累了，可是“宏志班”的同学好像不大在乎，他们有说有笑地准备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回家。其它班有些同学早就累得坐在马路边上动也不想动了。其实，这些同学的心里一直想着赶快“打的”回家。然而，当着“宏志班”同学的面又不想那样做，只能呆在那里等候。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有的人硬是走出半里多地，看看周围没有“宏志班”的同学以后才敢“打的”。
参观纪念馆当中发生的这两件事都不是什么大事，然而，似乎都是可以仔细咀嚼一番的。据我所知，现在我们的社会里，独生子女多，生活优越，溺爱现象相当严重，因之孩子们的依赖性也都特别大。有人说，在某些国家的孩子18岁就能够独立，而我们的孩子要到30岁才能够独立。这，大概不能算是什么危言耸听吧？
两个救助者
《光明日报》发表田伟同学寻找母亲文章以后的不几天，有一位老人来到广渠门中学。
老人说：“我要找田伟。”
老师说：“您找他有事？”
“没事就不许找了？”
“您认识他？”
“这你就甭管了。”
老师只好把田伟叫了出来。
老人看了看：“你是田伟？”
田伟点点头。
“来，过来。”老人边说边从挎包里拿出面包和火腿肠。“快着，吃吧。”
田伟一愣，有些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老人提高了声音：“叫你吃你就吃，都吃喽。吃啊！”
田伟只好吃着面包和火腿肠。
老人一直看着田伟把食物吃完，又从口袋里掏出50块钱，递到田伟的手里。
田伟不收。
老人硬是把钱塞给田伟，然后，转身向外走去。
老师忙问：“师傅，您贵姓？您是哪儿的？”
老人说：“我是首钢的，从石景山骑车来。一个工人，就是这么点儿心意。”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就在电视上播放田伟到山西省某地寻找母亲未果的第二天，有一位中年妇女哭着来到广渠门中学，老师接待了她。老师问：“您有什么事吗？”
妇女说：“我爱人是个矿工，我没有工作。昨天我看了电视心里就憋了一口气，手上没现钱，我把存款单拿来了。”
老师一看，是一个存款1万元，1996年6月到期的定期存款单。
“把这钱都给了‘宏志班’吧。”
“您家里也不富裕，这钱我们不能收。”
“不，你们一定得收，不收我就出不了这口气。”
“实在不行，我们就少收点儿。”
“多少？”
“500元吧。”
“不行，最少也得收下3000块钱，我得好好出了这口气！”她一边说着，一边又哭起来。
现在，社会各界人士向“宏志班”献出爱心，伸出援助之手的很多很多，几乎每天登门者络绎不绝。但是，这位老工人和这位中年妇女的言行当中却好像另外有着一种引人深思的东西，或者说包含着一种弦外之音。本来一个孩子母亲的出走是不会引起太大反响的，而现在却一下子就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呢？我从这里感受到了人们呼唤真情、呼唤正义的不泯之心。
随着采访的逐步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宏志班”的产生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各界人士扶贫济危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校教育改革的问题，以及一个家庭教育改革的问题。换言之，不光是我们给予了“宏志班”孩子们一些什么，同时，他们无形中也给予了我们一些什么。甚至他们给予我们的并不一定比我们给予他们的要少。而这似乎正是这些故事要逼迫我们三思的地方所在吧？！
（作者小传）梁秉堃，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话剧《谁是强者》、电视剧《天桥梦》（与人合作）、小说《一桩离奇的谋杀案》、报告文学《“三奇”学者王世襄》及《梁秉堃散文选》等，其中部分作品获得过全国及北京市的文学、戏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