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跃进”的深刻批评与总结——对薄一波庐山会议前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数次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庐山论文,数次论文,深刻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D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01)01-0070-11
1959年的5、6月间，正是党的庐山会议前夕。
这时，中国的经济建设形势是：“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和危害已经充分显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中的问题也已经有所认识，并开始部分地纠正。但是，这种认识又是很不彻底、很不统一的，“左”的思想在党内仍然浓厚地存在着。究竟如何看待正在进行的“大跃进”运动？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错误严重到什么程度？出路在哪里？这些不能不成为中共中央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工作主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跃进”以来一直首当其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接连在国家机关和军队有关大单位发表讲话，以自己“大跃进”以来的痛切感受，批评“大跃进”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今后的出路，其深刻性在党的中央领导层中是少见的，可谓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反映了当时党内在“大跃进”问题上一种比较清醒的思想和认识。
（一）
还没有进入1958年岁末，毛泽东已经感到“大跃进”的形势不那么美妙了。突出的问题是工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人民公社问题上的“共产风”。于是，有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明确提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将1959年钢产量的指标由原定的2700万吨到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到2000万吨，从而迈出了纠“左”的重要一步。
但是，这种纠“左”又仅仅是初步的，很不彻底的。就1959年的钢产量来说，1800万吨到2000万吨仍然是一个难以完成的高指标。何况，党内一些“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对这个降低了的指标并不满意。毛泽东这时在思想上也仍然处于一种矛盾的状况。一方面，他对“大跃进”中的错误、缺点有所认识，提出要“压缩空气”；另一方面，他对“大跃进”、总路线在基本方向上的正确性仍然深信不疑，认为“路线还是那个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政治挂帅，群众路线”（注：毛泽东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对发动“大跃进”的战略指导思想，即在钢铁生产上赶超英美的目标，仍然心向往之，说：“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一下，还想干几年，看一看，多搞一点钢，不超过美国，至少超过英国，最好超过美国，我们去报告马克思。”（注：毛泽东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这种矛盾的思想状况，使得他在实践中既有心纠正“大跃进”中的某些偏差，甚至有些焦急和焦躁，又常常举棋不定，变化很大。加上南宁会议以来他在党内逐渐形成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这就使得党内很难形成一种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的风气。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959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即北京会议的有关情况。
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1959年1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了一次话的影响。我的意思是降低指标。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他讲的是自我批评。然而，考察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问题要复杂得多。1959年初，陈云仔细地摸了一下计划，算了一下账后，认为1959年完成1800万吨好钢的计划仍然有困难，并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显然，毛泽东的这个话可作两种理解：一种是真的拉倒，真的对总路线还得观察，另一种是说的气话。薄一波后来回忆说：“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855页。）于是，有了2月1日陈云在会上的一番检讨。事实上，毛泽东在1月北京会议上的几次插话和讲话，与其说是要降低指标，压缩空气，毋宁说是要继续鼓气。1月26日，就在邓小平讲话快结束时，他几次插话说：现在压缩空气，郑州会议以后就压，到现在压了两个月了，我看再也不能压了。当然，有缺点还是要批评，那种批评也不能叫作压，因为他有那个缺点，但根本上现在要鼓气。他还号召：新闻记者、作家，要重新鼓起气来，善于写报告，善于写社论。2月1日下午，他在讲话中对会议确定的“坚决保证武昌会议决定的四个指标”的思想表示肯定，说：“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武昌会议已经减下来了。要吓人也是九分吓人，不那么厉害，钢、煤、棉、粮，还有其他的指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今年要经过努力，务必要达到这个目标，要争取超过1800万吨到2000万吨钢，最好今年钢产量赶上英国。”（注：毛泽东讲话记录，1959年2月1日。）这里，毛泽东仍然希望实现“大跃进”高潮中提出的“两年赶上英国”的目标。事实说明，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目标。第二天，也就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又做了长篇讲话，中心讲的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他批评说：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的缺点，尽是缺点了，脑筋里头记了几十条，或者更多的缺点，而优点、成绩那方面的材料就记得少了，甚至没有了，就否定大跃进了。又说：现在有些人批评我们，讲得一塌糊涂。这大概是由于一部分富裕中农，听说是富裕中农里边的百分之三十。这一派人的论调，在这一点上，跟地、富、反、坏接近了。我在南宁会议上讲了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区别。讲这个问题，就是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这种经也得念一下，可能年年要念。经历过南宁会议的人仍然记忆犹新，正是在一年前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大讲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大批“反冒进”，以此发动“大跃进”的。如今毛泽东旧话重提，很难说是要降低指标。起码，毛泽东此时的思想是矛盾的，不确定的。陈云在党内素以敢讲真话著称，尚且如此，党内的思想状况可见一斑。
这种状况当然是不正常的，但这却是当时党内的真实情况。只有了解了这种真实情况，我们才能对当时党内种种言论、观点的背景、价值及其命运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判。
所幸的是，毛泽东此时尽管思想上仍处于一种矛盾的状况，仍然要坚持“三面红旗”的路线，但他在实际工作中仍对“大跃进”中一些“左”的错误继续提出批评。4月29日，他在写给省、地、县、社、小队干部的党内通信中提出，在粮食包产问题上要讲真话，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在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又提出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的重要观点。对1959年的“四大指标”尤其是钢产量指标，他还是心存疑虑。在八届七中全会决定将1959年的钢产量由原来的1800万吨到2000万吨降为好钢1650万吨以后，又要求陈云再进行研究。5月3日到9日，陈云接连主持李富春、薄一波等人参加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六次汇报，集中讨论后向政治局提出：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下调为1300万吨。在“以钢为纲”，把钢产量看得十分神圣的“大跃进”前期，这是一个大踏步的后退。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支持和肯定。刘少奇还针对那种认为指标低了会泄气的说法指出，马鞍型，客观上有，出现了不要如丧考妣。在5月29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对“大跃进”以来“以钢为纲”的思路进行了反思和批评。他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究竟1800万吨钢完不成事情大，还是国计民生和市场问题大？”“从北京、武昌、上海会议始终钻在1800万吨钢中突不出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强调：我们“在思想上应从1800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1800万吨钢既然办不到，索性来个精神解放，搞多少，算多少”，“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由此，他提出，“四大指标都要下”，“要解放思想，全面安排，解决工农、轻重关系。”（注：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5月28日。）
毛泽东对“大跃进”错误的一定程度的批评，为党内总结、研究“大跃进”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空间。5月中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把1959年的钢产量最后下调到1300万吨，对于薄一波来说，更是个精神的大解放。“大跃进”以来，作为主管工业的国务院领导人，他一直工作在工业“大跃进”的第一线，精神高度紧张，时时力不从心，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对高指标有着切肤之痛。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定，表明中央在高指标问题上已逐渐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尤其是邓小平的一番分析，更是言简意赅，使人思路大开。“有中央这样明确的指示和支持，我们工作起来，胆子也就大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865页。）薄一波后来如是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薄一波接连发表了数次讲话，主要是：5月30日在煤炭部厅局长会议上的两次讲话；6月13日在外交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6月15日在北京军区毛主席军事著作集训班的报告；6月17日在铁道部全路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以及这一期间在冶金部的讲话等。
（二）
贯穿薄一波数次讲话中一个首要的基本的内容，是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和错误做了大胆、尖锐的批评和暴露。归纳起来，主要是指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高指标。在煤炭部厅局长会议第一次讲话一开始，薄一波就指出：“这次请大家来，主要是谈落实工业生产指标的问题。”“为什么要落实呢？这是因为过去‘架了空’”。（注：《薄一波文选》，第280页。）在北京军区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中，他批评说：“工农业生产指标、商业指标不落实，没有脚踏实地，浮在半空中，问题很大。”“一九五九年的生产指标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主观主义，是盲目性，是对客观事物的必然性不了解”，“订指标只听一边讲话，一层一层，是听来的，不是实际摸来的，就是不听工人和老百姓的话”。他还批评报纸上宣传的一些亩产数字，只是“吹牛而已”。（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
二是“某些经济失调现象产生了”。还在5月20日，也就是中央正在讨论降低1959年钢产量指标时，薄一波就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这一问题：去年“只是一马当先，万马没有奔腾。一马当先它走的太突出了，造成了失调。”（注：薄一波：在全军第二次后勤工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5月20日。）在外交部和北京军区的报告中，他突出地强调这个问题，指出失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内部的失调，二是工农业之间的失调。他强调：国民经济是要搞综合平衡的。“以钢为纲，钢为元帅，但也得要有将军，将军还有大将军、中将军、少将军；这还不行，下边还得有校官、尉官，更得有士兵才行。可是大家只计算有多少个元帅，其他什么都不计算。光元帅多不等于战斗力强。”（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他还指出，这种失调还表现在生产出来的东西不配套，“不能成为商品”，“这正好像唱戏一样，出台的只有梅兰芳，没有配角，而连梅兰芳也没有行头，穿着布衣服在那里清唱。”（注：薄一波：在外交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3日。）
三是“数量上升，质量下降”。薄一波举例说：“如去年生产的铁，含硫量很多，是烧结铁，是废铁。”他以苏联、美国、西德的有关规定为参照系，指出中国生铁的含硫量高了0.12%。按此计算，“一至四月份生产606万吨铁，其中不合格的有250万吨。”（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
四是“设备损坏很严重，人身事故很多”。他说，去年大跃进以后，搞歇人不歇马，口号叫“战斗化”，把机器也当作一个兵，要“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结果，机器磨损很严重，也不修理，事故不断发生。他以某钢厂的一次重大事故为例：“一个钢水锅，额定载重负荷是25吨，一‘破除迷信’，放上了35吨，它没作声，于是报纸上做文章就说：‘什么规章制度都是保守的’。结果那个吊车吊绳折断了，一下子掉了下来，那里边是1800度高温的钢水呀，致使72人全部受伤，当场有7人牺牲，这还不是严重事故？”他总结说：“这些问题很多，到处发生。”（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
五是“管理上也很乱”。薄一波指出：“我们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可是有的无人负责，有的‘分片包干’。过去有经济核算，现在有的说：‘经济核算是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拼命用工人，去年一招收工人就是2080万。”“结果生产不扎实，吃老本，拼老命。”（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薄一波还指出：去年大跃进，只讲群众运动，结果计划管理没有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取消了，工程技术人员也被搁到一边去了。
六是市场方面情况“更不好”。他在几次讲话中都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外交部，他不无伤感地说：“现在市场上只剩下货架上的一点东西，东西都被‘跃进’掉了。”在北京军区，他说，现在“货架上缺货，副食品供应不够，许多地方买不到肉吃，粮、油、蔬菜都不够。鞍钢工人讲：不讲吃肉，给我们高粱米吃饱了就行啦”。“阳泉煤矿工人买不到肥皂，脸上黑洗不掉，老婆不让上炕。鞋子破了要自己拿钉子才给钉，矿灯不够用，下班时把灯泡拿回去家里用，上班时再带回来。胶鞋也不够。”他还就人民币贬值问题举了一个例子：“邯郸有一个老百姓（女人），是个捣蛋鬼，她把人民币穿成串做成帽子戴在头上，人民币买不到东西，成装饰品，这是对人民政府的一个讽刺。”（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
不难看出，薄一波对“大跃进”中错误的批评是相当坦率的。在外交部，他开宗明义便说：“现在不论生产方面或市场方面都很紧张”。“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在内部谈家里的事情，可以谈得随便一些。”所谓“随便一些”，就是不隐瞒实情，敢说真话。因为“大家都是共产党员”。（注：薄一波：在外交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3日。）同时，这些批评又是尖锐的、系统的、深刻的。在北京军区，薄一波将上述几个方面逐条列出，条分缕析，一针见血。他在几次讲话中都明确指出：现在“问题很多，也很严重，而且应该说，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问题，有的早已起了阻碍生产、破坏生产的作用，有的现在已经开始起这种作用。”当时，在成绩和错误问题上流行的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薄一波则提出：错误方面的“这一个也可能是大拇指”。（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
即使在和外宾的谈话中，薄一波也注意对“大跃进”作客观的介绍。还在年初和越南经济代表团谈话时，他就指出：中国在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他以“大跃进”中的实例说明：“既要有冲天的干劲，但同时又必须具有科学的分析。我们要反对保守，同时与物资基础、技术水平以及科学的分析相结合。这些也就是大跃进的基础。”（注：薄一波副总理接见越南经济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月2日。）话说得很委婉，问题还是提出来了。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薄一波在讲话中也不能不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大跃进”的正确性，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然。即使他在思想深处对“大跃进”有着深深的怀疑，甚至是抵制，他在行动的基本方向上也必须和中央保持同一步伐。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但其前提仍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这也是党的纪律对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要求。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这是薄一波在讲话中着力研究的又一重大问题。
薄一波在外交部的讲话，将这一问题说得最为明确。他指出：“首先是领导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有些地方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法则，不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法则进行工作。”何以见得？薄一波讲了这样几段通俗而又深刻的话：
“我们回头来看，去年的这个运动是异常勇猛的。在钢铁运动最激烈、最紧张的时候，至少有6000至9000万人上了山，这就相当于把全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所有人都开上山去炼钢炼铁。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发生一些问题。这个时候什么也顾不上了，麦子也不收了，棉花也不收了，而炼出来的哪里是什么钢铁，是烧结铁！一时搞得真是乱七八糟。”
“我们由去年北戴河会议到现在这大半年功夫，教训真是够深的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到处起来显示它的威风。你说没猪肉吃，这叫生产和消费脱节。它的客观规律就是马克思讲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怎样结合的问题。等价交换是客观规律，你不等价交换，农民就消极，统统不干了，这就发生了问题。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现在吃饭占农民收入70%，扣除之后，农民工资只能领回其余的30%，于是农民说‘算了吧！’他们出来乱跑一气，到城市到处找工作，不愿回去了，反正家里的人吃饭不要钱。一切都乱来了，一切都不按规矩来了。这是我们破坏了客观发展的规律，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破坏了波浪式发展的规律。”
“由于我们违反了波浪式发展这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发展速度上没有‘马鞍形’前进，一切都是直线上升，因而一九五九年的生产指标各方面都订高了，四大指标就高了。这是一个错误，是指导思想的错误。这个四大指标真把我们搞苦了！自公布四大指标时起，就像四块大石头压在身上，直不起腰来！”（注：薄一波：在外交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3日。）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寻找原因，总结经验，是薄一波几次讲话的一大特点。的确，所谓高指标，一马当先变成单兵独进，生产与消费脱节等等，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结果。这样去认识和总结经验教训，确有高屋建瓴之势，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凸现出来了。
对于下一步纠偏的办法和措施，薄一波主要提出了四条：
第一，应当根据客观可能性，“把计划指标退下来，退到充分可靠的阵地继续前进，做到退够、站稳、继续前进”。（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为此，他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针对那种认为改变已经公布了的计划是丢人的错误的认识，他在煤炭部的讲话中指出：面子是次要的，实事求是是主要的。实事求是，一点也不丢人。在北京军区，他又强调：“现在应该这样认识：四大指标完成不了就是完成不了，党内高级干部中要说清，不能说假话，完成不了，终究要有个说实话的时候。这是第一条。至于说到丢人的问题，说假话是真丢人”（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在铁道部，他要求大家从各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指出：把“指标退下来，是一个思想精神解放运动”。（注：薄一波：在铁道部全路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7日。）
第二，要调整经济发展中某些失调现象，进行综合平衡的工作，也就是“填平补齐”。薄一波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失调，全党全民从“大跃进”的“苦”中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搞出一个综合平衡”。（注：薄一波：在铁道部全路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7日。）“因此，现在就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用三至五个月时间调整一下，不调整就要犯错误。把钢的速度放慢一点，多增煤炭、石油，特别要增产轻工业产品，把注意力转到农业上去。”（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他还强调：综合平衡是一门学问，要在实践中去认识它。
第三，要脚踏实地的抓生产、抓管理、抓技术。还在4月25日冶金部的讲话中，他就说：“一年来，我总觉得脑子里缺乏一个东西，在报纸上天天听‘要翻番’、‘超英、超美’……，一年内没有听到生产、管理、技术规程、有节奏生产，都是数字，都是些‘卫星’，结果听得腻味了，就没有意思了。”他还说：“企业现代化生产是复杂的，特别是大企业，必须有纪律”，“要把企业活动组织得像乐队一样，这样，生产才能够有条不紊，才能有节奏地前进”。（注：薄一波：在冶金部华北区钢铁工业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4月25日。）在铁道部，薄一波还尤其强调在企业管理上要实行厂长负责制。他说：“一个企业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生产和工作。但只有党委的统一领导，没有厂长负责制就要犯错误。”（注：薄一波：在铁道部全路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7日。）
第四，注意市场问题。根据当时中央“六一”批示提出的关于压缩社会购买力的要求，薄一波提出“要开展一个压缩社会购买力和增产节约运动”。他说：“今年购买力高于商品供应额，相差50亿元之多，不解决要成问题。”同时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千方百计地增加生产”。（注：薄一波：关于国内经济形势问题，1959年6月15日。）
上述几条，是薄一波讲话中着重强调之点。此外，他在煤炭部这样专业性较强的会议上，还提出要注意质量和安全生产、搞好干群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是针对“大跃进”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来的。
应该说，薄一波的这几次讲话有事实、有分析、有措施，努力讲了真话。其中对“大跃进”中缺点错误的批评，是相当尖锐和大胆的。正如他在外交部讲话结束时所强调的：“我所以要讲这些缺点，是我们要敢于把缺点暴露在群众面前，这也证明了我们不怕。”（注：薄一波：在外交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59年6月13日。）就当时人们的认识而言，这是对“大跃进”的一个相当深刻的批评和总结。尤其应该看到的是，在当时纠“左”刚刚起步，党内“左”的思想还很浓厚的情况下，薄一波对“大跃进”的批评能如此尖锐、深刻，表现了共产党人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品格，是难能可贵的。薄一波的这些认识既是对毛泽东的一些正确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也是他一贯的经济思想的体现，说明当时中共中央高层部分领导人在“大跃进”问题上已有了相当清醒的认识，反映了党内纠“左”的强烈愿望；说明党在失误和挫折面前，正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以寻求一条正确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薄一波的讲话为当时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一种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发展思路和趋向的积累，增加了重要的思想成果。如果党沿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大跃进”的错误是能够较快地、及时地得到纠正的，党也是能找到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此时，中共中央正准备召开庐山会议。
（三）
薄一波能在当时对“大跃进”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不是偶然的，是与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经济思想以及他在“大跃进”中的经历密切相关的。
薄一波1925年投身中国革命，早年主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他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把山西的抗日斗争开展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并在这种斗争中又奉命组建新军，开辟太岳根据地，先后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等职。根据地建设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依托，也是未来人民国家政权的雏形。根据地建设的内容，包括党、政、军、民、学、商各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政的英才和骨干。在太岳，薄一波不但领导了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也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经济，如：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发展生产，恢复商业，保障流通，减轻赋税等，使根据地的财经和文化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先后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华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等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薄一波的主要精力是在武装斗争方面，那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新中国诞生在即，他的主要精力逐渐转到政权建设和经济工作上，包括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尤其是1948年中共中央采纳了刘少奇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形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后，薄一波不仅任华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为刘少奇），同时担任了华北人民政府的第一副主席兼华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的建议之所以具有战略性意义，是因为革命即将胜利，建设的问题突出出来，华北的工作带有全国的意义，华北人民政府实际上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基础。这样，当解放战争的炮声还在隆隆轰响的时候，薄一波已经投身到人民的建设事业之中了。1949年7月，为统一全国的财经工作，中央正式组成财政经济委员会，薄一波任副主任，协助陈云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开国大典之后，旋即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同时，又奉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与中央重大决策的讨论、制定与部署。
新中国成立前后，如何按照毛泽东早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思路，确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最重大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1951年6月30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将来一定要达到农业集体化。“而要达到农业集体化，还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强大的工业，没有强大的工业，就不能有全体规模的农业集体化。”（注：《薄一波文选》，第137页。）为此，他认为要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观点是和刘少奇的立国思路完全一致的。其基本思想是：中国现在农业的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主义不能以落后的手工劳动为基础，而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了的、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历史发展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遵循的是毛泽东的方向，它的基本方面无疑应该肯定。历史同时也说明，刘少奇、薄一波关于社会主义不能以落后的手工劳动为基础，而要建立在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联系到六十年代前期薄一波一再强调的政治挂帅一定要落脚到发展生产上等观点，可以看出，注重于发展生产力，是薄一波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思想。
从1953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如何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一条正确的经济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又一重大课题。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掀起社会主义高潮的主张，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经济建设上出现了忽视客观规律，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过高过大的急躁冒进的倾向。为此，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这场后来被称作反冒进的工作中，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和周恩来、陈云、李先念一起，成为反冒进的主要当事人。薄一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在国务院的实际工作中积极协助周恩来、陈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而且十分注重在理论上探讨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1956年9月18日，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大会议上，他依据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就如何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作大会发言，提出了著名的“二三四”的观点：“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注：《薄一波文选》，第255页。）这一观点受到了陈云、李富春等经济战线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出席八大的外国领导人的热情赞扬，认为中国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注：访问张磐记录，1998年8月。）。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全党的积极探索，党在反冒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在经济建设中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在党的八大上被正式确定下来。这是一条正确的方针。坚持这一方针，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成为薄一波尔后工作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正是在八大后的一中全会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同年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使薄一波在领导经济工作上具有了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注重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二是注重对国情和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研究和把握，注重从理论上思考问题。许多熟悉薄一波的老同志都有这样一些认识：薄一波在工作中是很用脑子的。他是第一线的实践家，但他一直注意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注意从理论上总结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建国不久，他在八大上能对经济建设中一些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三是注重对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过程中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把握，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如此。有这样一件事：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的基调是反右，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领导人参加了这一会议。他认为：在晋冀鲁豫，实际情况是“左”，而不是右。于是，他向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如实反映了情况，认为在晋冀鲁豫应该继续纠“左”，而不是反右，得到了刘少奇的肯定。务实，是薄一波一贯的工作作风。可以说，薄一波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培养和锻造出来的一位出色的治理政治和经济的领导人。也正因如此，他在1956年的经济工作中能和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同志一起，提出反冒进、注意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思想。
不幸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这一正确的行动很快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指责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提出要“反反冒进”。“大跃进”由此而来，几位反冒进的主要当事人也不断受到猛烈的批评。在1958年1月15日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甚至批评薄一波：“我看你不是右派，至少也是中间偏右！”（注：据薄一波回忆。）好在毛泽东批评归批评，实际的经济工作还是依靠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这些人去做。
从此，薄一波被迫卷入“大跃进”的浪涛之中。按照党的纪律，他必须按照中央新的方针去说话、行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6月8日，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央与国务院的“职权划分”：“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党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68-269页。）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尖锐性，其思想源于他1958年初对反冒进时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不满和批评：“政治设计院”在国务院，即“实际权在国务院”。按照这一职权划分，国务院、国家经委在大政方针上只有“具体执行”之责了。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此时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一方面，他必须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提出要把毛泽东坚持的1070万吨钢的指标写进会议公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一直奋斗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对客观经济规律有着较多认识的领导人，对“大跃进”中的种种混乱现象，他在思想上又不能不忧虑，不能不对“大跃进”表示怀疑，甚至是相当程度的抵制。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薄一波说：“你自己的心也是虚的”，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可以说，怀疑乃至相当程度地抵制“大跃进”，是薄一波在“大跃进”时期一条时隐时现的思想主线。由于有这个思想，他总是去努力纠正“大跃进”的失误；也正是由于有这个思想，他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讨论刘少奇讲话稿时，明确提出要否定“跃进”的口号。在薄一波看来，要使经济建设走上正常的轨道，“大跃进”中的错误一定要批评和纠正，问题只是选择适当的时机而已。
前已述及，毛泽东对“大跃进”错误的一定程度的批评，八届七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对待高指标问题上形成的比较清醒的认识，为党内纠“左”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这样，薄一波将他一个时期以来对“大跃进”的认识和总结在党内提出，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四）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逆转。人们知道，“大跃进”时期党内生活很不正常，毛泽东在思想上常常变化很大。这种状况决定党内的许多正确意见常常是命运多舛。果然，正是这几篇讲话，差点使薄一波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八届七中全会后，中央继续纠”左”，并准备7月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以缓和紧张的经济形势。对此，薄一波十分高兴。6月3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彭真传达会议要讨论的13个问题后，他把当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找来，请薛根据自己在煤炭部、外交部、铁道部等部门的数次讲话，帮助整理一份材料，作为庐山会议的发言稿。这份题为《从一年来大跃进吸取经验教训》的发言稿，指出了“大跃进”中7个方面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在计划工作的指导方面，过份强调高速度，比较忽视按比例，过份强调重点，比较忽视照顾一般，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比较忽视技术条件和客观经济规律，对总路线的认识不全面，只重视多、快，不重视好、省；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方面，去年刮了一阵“共产风”；权力下放过多，各个地区都想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了盲目的“积极性”；没有认真计划和安排人民生活，出现了“生产大跃进，供应大紧张”的难于理解的现象，以及干部作风浮夸等。关于今后工作的意见，主要提了三条：一是过去的高速度已不可能保持，要有合理的速度；二是加强综合平衡，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三是认真研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对“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一份比较深刻的系统的总结。这份材料的基本观点在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编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发表后，在一些经济部门引起了强烈震动，被称为一颗“重磅炸弹”。（注：访问易之记录，1999年11月16日。）
人们熟知，庐山会议的指导思想前后发生了大转变。会议前期，薄一波奉命在京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上山。他是8月16日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8月17日和留守在京的彭真、安子文等同志一起上山的。上山后，会议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已决心要打倒彭德怀。“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我准备好的发言稿没有拿出来，因为它不仅无补于事，更丝毫动摇不了毛主席打倒彭德怀同志的决心。”（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898页。）——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庐山会议上，薄一波算是侥幸过关。但会后不久，随着全党“反右倾”运动的开展，一场斗争又突然向他袭来。1959年10月28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处写信给中央有关领导，反映薄一波6月份在煤炭部的讲话，“实际上起了泄气的作用”，受到一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的欢迎。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处在信中还强调：“在此反右倾思想之际，觉得有向你们反映的必要。”（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处给杨尚昆、彭真的信，1959年10月28日。）并随信附有《薄一波同志及李富春同志在煤炭部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摘要》。
这封信明显迎合了当时“反右倾”的气候，因而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中央一查，发现薄一波在外交部等部门的讲话，对“大跃进”批评得更多，分量也更重。于是，认为薄一波犯了“右倾错误”，令其检查。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具体负责此事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要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处将薄一波在煤炭部、外交部讲话中正确的内容摘出，明显有保护过关之意。但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处坚持认为：这样不好摘，只能是全面摘录。意思很清楚：薄一波的“右倾错误”是十分明显、无法回避的。
薄一波拒不承认错误，坚持了半个月之久。他坚持认为自己对“大跃进”的批评是符合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要说有错误的话，那就是这样重要的讲话，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犯了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错误。以此来处分，可以接受。
11月16日，一位中央领导代表中央和薄一波谈话，再一次指出其“错误”的严重性，强调：你的错误和彭德怀是一样的，不过在会上掩饰下来了。说什么你也得检讨。庐山会议上秀才们都承认错误了，都写了，你不写不行啊！同时也表示，如果承认错误，可以保护赶快过关。（注：据薄一波回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起来。无奈，薄一波只好向中央写了一份检查报告，承认自己的讲话“有严重错误”，“对市场上所发生的暂时困难情况，讲得过分严重，有片面性”，“用词用句有走火的地方”（注：薄一波：给中央的报告，1959年11月17日。）等等。
检查报告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后，毛泽东11月25日在报告上划了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其他领导同志也划了圈，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
薄一波算是度过了错误的党内斗争的又一关。
毛泽东曾称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为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注：据薄一波回忆，这是毛泽东对李先念所说，李先念向薄一波转述的。）。岁月匆匆，如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艰难历程，此时重新阅读薄一波当年关于“大跃进”问题的讲话，了解它的前因后果，研究它的价值，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党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