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邓小平总是善于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以革命家的战略眼光，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全面地分析国际的各种予盾运动，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向潮流，发现和捕捉、把握和利用迅速发展我国经济的机遇，从而引导我国经济高速、持续、健康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善于抓住历史机遇，迅速发展经济的立场、观点、方法已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成为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决策者必须学习、掌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把握当今时代主题，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关注时代的变化，关注时代的特征与我国社会主义命运的关系问题。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方面认真总结国内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以战略的眼光，客观地分析当代国际形势的变化。他指出，尽管由于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引起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因素有了可喜的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谋求发展。因此，他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1984年他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以下同此书引文，只注页码）第二年他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第105—106页）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敏锐而又准确的判断，得到世界不少国家领导人的赞同。这个论断，不仅是对世界总潮流的把握，也是对中国发展机遇的发现和捕捉，既是对全球、全人类核心问题的把握，也是对中国核心问题的准确把握。因为：一是“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第82页）二是中国要发展，必须认识和参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这就决定着中国主要做两件事：对外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对内搞好经济建设。邓小平正是以当今时代提供的历史机遇为基点，制定我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和作出各项重大决策。十几年来，邓小平在对中国改革的构思和推行中，总是把经济改革先行一步，把政治体制改革安排在必须服从经济建设上，强调“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民主只能逐步发展”，不管国内出现什么“风波”，也不管国际上如何“剧变”，“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第358页）他对经济建设始终“扭住不放”。这是邓小平对历史机遇的准确把握和充分利用的生动体现。
二、利用世界经济发展重心东移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
70年代以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在欧洲和北美的东部，即北大西洋地区。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迟缓，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移向亚洲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平均年递增率高出欧洲一倍，并拥有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各种战略资源和全世界智力和劳力资源的一半以上，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待开发的市场。因此，不少人预测下个世纪将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在这种世界经济战略重心东移的态势下，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要继续发展，资本要寻找出路，贸易要开辟市场，技术要转让，也必然东移。这就给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百年难遇的有利条件。邓小平对这一历史机遇看得非常清晰，认为是个“战略问题”，主张抓住不放。他反复向中央领导同志强调：“要利用外国的智力”，“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第32页）直至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期间，在不同场合，一再向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同志“鼓气”：“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为了充分利用这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邓小平还多次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企业家谈这一问题。1988年他同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说：“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第281—282页）他希望中印两国都迅速发展起来，创造一个真正的亚洲太平洋世纪。1990年4月，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说：“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30亿人口，中国大陆就占11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当然没有印度的发展也形不成。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第358页）他感到亚洲太平洋世纪到来前的巨大压力，但也充满信心。他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关键是“我们要利用机遇”，希望“中国人要振作起来。”（第358页）
三、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选择市场经济取向
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市场经济的浪潮迅猛推进。这既是20世纪50、60年代新技术革命引起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一个国家跨入现代化行列的必然走向。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多次机会，如果在这一浪潮中再次失去机遇，没有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依托，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无法按现代方式运行，那就可能在永久的封闭中日益衰微。
邓小平在总结国内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后，准确地把握住当今时代经济运行的规律，紧抓市场经济体制取向不放。早在50、60年代，他就主张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来渡过经济难关。1979年11月，在改革开放刚起步时，他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主编吉布尼时说：“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见1992年4月15日《文汇报》）1985年10月，在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改革全面启动而遇到较大阻力时，为冲破难关，他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第148—149页）1989年的政治风波刚平息，6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强调了“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第306页）可见，邓小平在当时的情况下讲“市场经济”不能改，表明他对坚持市场经济的态度是认真而坚决的。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我国理论界又刮起一股批股份制、批“市场取向论”的风波，并把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和平演变”挂起钩来。对此，邓小平1990年冬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要搞。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第364页）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又讲：“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第373页），中共十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由于邓小平紧抓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不放，坚持中国搞市场经济体制的取向，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四、掌握现代经济增长规律，设计我国经济发展模式
要发展中国的经济，应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邓小平在设计这一模式时，主要有几个支点。
（1）争取比较快的发展速度。他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停留在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于等于后退。他认为，发展速度在百分之二、三是低速度，百分之四、五还是低速度，但是他也不鼓励脱离中国国情的高速度。他希望寻找一个“比较快”、“比较满意”的速度，“适当的发展”。
（2）经济发展要讲求效益、稳步协调。邓小平在强调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一贯强调要“讲效益”、“讲质量”，“没有水份”，“要扎扎实实，稳步协调地发展”。要注意不能破坏经济的机制和体制，既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要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又要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3）经济要持续发展。1989年北京风波后，邓小平与中央几位领导人谈话时指出，当前经济不能滑坡，并且要“考虑未来”，研究长期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要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第312页）南巡时他又说，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长期“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4）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提出我国经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80年代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90年代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三步，是否可理解为上三个大台阶？每上一个台阶，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阶段性的提高，综合国力有层次性的上升。我国经济发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稳步上升，持续发展。
1992年岁首，邓小平南巡时对“上台阶”问题谈得最多、最透彻。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第375页）这段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设计的“上台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蕴含的“快速、稳步协调、持续”的丰富思想。它要求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统一，速度与效益统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它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高速度，反对经济滑坡，反对象“大跃进”那样的伤害社会和经济机体、体制的周期性震荡。
邓小平设计的我国经济发展“上台阶”的模式是有其充足的依据和立足点的。首先，他从政治家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第354页）中国能否摆脱贫穷、“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第356页）在他看来，我国经济必须较快地发展，这是人民的愿望，是党、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所决定的选择。其次，他总结和掌握了近现代大工业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的经验和规律。纵观近现代大工业社会经济增长就是高速度。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60、70年代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因而被称为“蛙跳式”、“鱼跃式”、“起飞”。其实这种高速度、周期性、波浪式的经济增长推进方式，正是现代经济有别于小农经济小河流水式增长所显示出来的规律性的鲜明特征。再次，他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时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第377页）但他认为我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根据在于：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有改革开放十几年的经验，加上社会主义优越性。可见其雄心壮志立之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