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警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极端化（论文文献综述）
毕然[1]（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时佳希[2]（2020）在《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巴基斯坦应该被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该国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也是长期困扰其国民乃至每个海外观察者的价值叩问。作为在殖民帝国退却之后重新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曾被其建立者们规划为一个世俗、民主、统一的联邦政治体,以追赶上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发展,早日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但在随后的国家构建进程中,巴基斯坦在宗教、军队和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偏离了最初的建国蓝图,并日益陷入对国家自身定位的怀疑心态。本文选取从1947年建国到1988年齐亚军政府结束的41年间为主要考察时段,试图从巴基斯坦的早期历史中发掘出政教矛盾、军政矛盾、认同矛盾三条并行交织的发展脉络,以发掘蕴含在其国家构建进程中的长期特征和未来趋势,并为该进程的诠释搭建起由国体、政体、认同三种维度构成的立体图景。本文的导论,主要提出该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对于巴基斯坦国家构建各领域、国家构建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阐释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第一章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本章旨在为巴基斯坦建国提供一个纵深的历史定位,以解释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于何种目的而寻求独立,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又承载了何种先天条件与历史使命。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穆斯林对南亚次大陆的征服史,着重解释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尖锐矛盾的历史根源,但同时也指出某种近乎可被称为“印度-伊斯兰文明”的文明复合体也在冲突与融合中得以塑成。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包括“后期莫卧尔”（1707-1857）和英属印度（1857-1947）两段时期的历史,剖析南亚穆斯林在此时期遭遇的殖民危机,重点探讨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主张“伊斯兰复兴主义”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第三部分发掘伊斯兰现代主义在20世纪政治领域的成果,即南亚穆斯林政治意识的觉醒,并以穆斯林联盟成立、“两个民族”理论成型、“巴基斯坦”概念提出、《拉合尔决议》签署的时间线索,梳理出穆斯林政治理念从自治到独立的转变过程。第二章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本章旨在探索世俗国家与宗教国家两种道路选择,围绕对巴基斯坦国家性质定义权的争夺进程,重点论述了宗教路线优势地位的逐步确立。第一部分追溯英属印度时代的印穆宗教矛盾,指出印度教意识形态的上升和英印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加重了穆斯林对自身处境的忧虑,其内部因而分别在泛伊斯兰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两条路径上开始了各自的理论重建、社会动员,并论述了“伊斯兰大会党”（JI）和“伊斯兰圣哲会”（JUI）作为该时期动员成果的建立过程。第二部分以1947年至1977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从真纳提出的世俗主义特点及其衰落原因入手,进而通过分析《目标决议》（1949）与前后三部宪法（1956、1962、1973）中关于伊斯兰国家性质的文本,阐明宗教势力在此时期的政治诉求。第三部分以1977年至1988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指出齐亚·哈克政府主导的伊斯兰化是一场超出宪法层面的全面宗教运动,理清其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并着重探讨这十一年在教派政治和原教旨主义领域的深远影响。第三章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本章主要探讨巴基斯坦政治体制的构建过程,特别是军队对其宪法和政体造成的长期破坏,并梳理在此期间的军政府建设。第一部分重点剖析军队如何在建国初期逐渐具备干预政治的能力和意志,以及军队在1958年军政府建立之前对政治的介入行为。第二部分以两段长期的军政府时期（1958-1971、1977-1988）和中间短暂的文官政府复辟时期（1971-1977）为脉络,探究军方发动政变的多种原因与巩固军政府的行为模式,并且将关键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选择也纳入考察范畴。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宪法文本的更替,试图揭示紧张的军政关系为政体构建带来哪些影响,特别是军方与政党之间在宪法层面拉锯的重点,以及宪法被频繁地修订、中止、废除和重颁为宪政建设留下的长期影响。第四章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本章旨在揭示一个关键命题:巴基斯坦国家虽已建立,国家认同的构建却任重道远。阻挡在国家认同工程面前的,是包括民族（文化民族）、教派、部落、城乡等在内的非国家认同。第一部分论述1971年以前巴基斯坦东西两翼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既是先天存在于其地理、文化层面的隔绝,也是西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不愿意将权力放与东巴分享,导致双方在1971年的内战和分裂。第二部分则着眼于西巴内部各民族的主张,分别讨论了信德、普什图、俾路支民族认同的历史源头,以及它们在现代巴基斯坦的政治诉求。基于西巴各民族的诉求演变,该部分还试图表明1971年东巴脱离在西巴引起了广泛的“链式反应”,并将70年代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作为第四个考察对象。第三部分立足于土邦、部落、城乡等多种认同,并指出它们分别与文化民族认同存在的具体关联,从而进一步证明巴基斯坦非国家认同的复杂特性,以及国家认同构建的艰巨性。本文的结论部分,分四个步骤对主题“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了总结归纳和进一步的提炼升华。第一,总结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指出其对南亚穆斯林群体的意义所在,以及该意义在现实政治层面带来的影响。第二,归纳国体、政体、认同这三种国家构建的维度,并论述三种维度在巴基斯坦分别表现为三组结构性矛盾（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化、军人干政与民主诉求、国家认同与非国家认同）。第三,试图发现三种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将这些交互作用归纳为“逻辑关联型”和“现实策略型”两个模式,从而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立体图景。第四,基于巴基斯坦与印度共同的历史背景,通过比较同时期两国的构建成果,来对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出评价。
温丽华[3]（2020）在《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和主战场,面对大量网络信息鱼目混珠,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也借助网络进行传播。为此研究社会思潮在网络传播的方式及其影响,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引导,保证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与网络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开展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其目的是为了透过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现象去看本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网络信息,自觉抵制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传播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矛盾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索社会思潮网络传播及引导的要素、特征、模式、原则和方法,全文包括导论、正文的六章内容和结语。导论部分提出了本论题研究的缘起及其重要性,阐述了国内外对“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这一问题的研究综述,并论述了本论题的研究方法及重难点、创新点。第一部分主要研究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概述。首先分析社会思潮和网络社会的内涵,阐述了社会思潮的科学定义和各要素组成,以及网络的定义与特征;其次对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进行概述,分析了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两种表现形式,以及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特征;最后对社会思潮的网络引导进行概述,界定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对象,同时分析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呈现出阶级性与交互性的并存、线上与线下的结合、破与立的统一等特征。第二部分阐述了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理论基础与借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和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为本论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同时,传播学中有效传播的五大原则、整体互动传播模式理论、威廉斯的媒介文化理论,心理学中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群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等为本论题提供了理论借鉴。第三部分是对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现状分析。论题阐述了网络中广泛传播的几种社会思潮以及它们带来的不良影响,包括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动摇群众的“四个自信”、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阻碍个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经历了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成功经验,包括注重用马克思主义评析网络上的多元社会思潮、注重发挥信息技术的动力作用、注重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的建设、注重引导方式的与时俱进等。随后,阐述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面临的挑战,包括主导力不足、创新力不足、协同力不足和出现“圈层化”,并分析这些挑战背后的原因。第四部分尝试构建社会思潮网络引导“主体互动”模式。在分析了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切入,构建“主体互动”的社会思潮网络引导模式。文章分析了“主体互动”模式的基本结构,包括核心圈层、次要圈层和边际圈层,详细阐述了“主体互动”模式的三大要素,即引导者、受众和重要平台。最后从引导者的角度分析如何促进互动和协同,主要包括发挥宣传思想工作主管部门的协同作用、发挥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理论与实践引领作用、发挥主流媒体的融合作用、发挥网络意见领袖队伍的风向标作用。第五部分论述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原则。阐述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三个重要原则:一是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在坚定“四个自信”中实现引导、在扬弃发展中凝聚共识;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原则,即结合受众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统筹网络的虚拟性和现实性、促进引导者与受众的共同发展;三是坚持“创新驱动、一体化发展”的原则,即结合信息技术发展方向原则、推动大众化与时代化的融合原则、实现多元载体的一体化发展原则。第六部分探索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方法。结合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原则,从扩大红色阵地、转化灰色阵地、压缩黑色阵地的角度阐述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方法。一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方法,包括网络文化产品开发法、网络品牌打造法、网络服务供给法;二是提高辨析社会思潮能力的方法,包括网络交互对话法、网络舆情引导法、网络监管治理法;三是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技巧,包括化整为零法、以小见大法和情景模拟法。结束语部分是对本课题研究的未来展望。开展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落脚点在于更好地开展社会思潮网络引导。要推进社会思潮网络引导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就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求,分析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现象,从现象出发总结本质。这些内在的本质是可认识的,但也是隐蔽、开放、变化的,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努力,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入脑、入心、入行。
崔仕绣[4]（2020）在《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文中指出定罪与量刑的重要性无分轩轾。作为刑事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刑结果与量刑程序的适正直接反映刑事审判质量和刑罚目的之实现情况,乃为规范司法量刑活动的必然要求和健全公正、高效廉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着眼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量刑失衡和量刑歧异现象,在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有力关切的基础上,地方法院和科研院所的积极探索和果敢试错,最终与中央层面宏观政策形成耦合,一场“由下至上、由点及面、有浅入深、由外到内”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统筹部署并逐层推进。历经十余年砥砺前行,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攻坚克难,在确立科学的量刑方法和量刑步骤、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增强量刑实践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缩减量刑差异以及提升裁判质量和司法权威等方面效果卓着。然而,在肯定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本土经验”的基础上,还需正视当前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存在的诸多障碍。除了长期盘踞的报应刑本位刑罚目的观对法官量刑实践的影响外,冗杂细密的量刑规则不免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缩,缺乏专职化改革统领机构同样导致以量刑规则和具体情节设置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缺乏持续性和周期性,加之规则建制层面过度机械化倾向和量刑程序改革的不尽完备,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仍需克服障碍、踵事增华。本文立足于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涵探询、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在对量刑规范化改革所涉之论理支撑的论析基础上,围绕我国量刑规范改革的现存障碍,结合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的可取经验,有针对性地展开指导观念、实体和程序侧面的完善举措之探讨,旨在促进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全文除导论、结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概述,乃是对本文论述对象的明确。首先对量刑内涵、量刑规范化的产生背景和量刑规范化改革实际蕴含加以剖析,进而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终而对各阶段改革经验加以凝练。量刑是法官在规范指引下,秉持法律理性与朴素良知,对具体个案和行为人的逻辑论证动态过程。鉴于日益显着的量刑偏差、滞后的“估堆式”量刑方法以及民众对公正、透明量刑程序的强烈期盼,量刑规范化命题得以孕育和发展。随后,旨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完善量刑程序、促进量刑公正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始得部署,并历经了探索试错、局部试点、全面推行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不仅使“地方法院的微观规范量刑探索”与“中央司法改革的宏观制度决策”形成“共振”,确立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量刑方法,还初步形成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协同发展格局,加强了理论与实践层面有关量刑规范化与刑罚裁量权、量刑统一化与刑罚个别化等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第二章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论探讨,乃是本文研究的论理支撑。首先是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秉持之刑罚理论的探讨。在刑罚价值方面,不仅需要对刑罚可能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和过度或错误发动而折损公民权利等负价值进行控制,还要对刑罚保护公民自由、国家秩序和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正价值加以弘扬。此外,法官基于何种刑罚目的进行裁量,是实现量刑公允、降低量刑歧异的重要前提,因此还需要明确刑罚之目的。在阐明报应理论、预防理论和综合理论的差异和不足后,并合主义刑罚目的之妥适与必要得以明确。在罪刑均衡理论的立法、司法实现方面,要始终坚持罪质与刑质、罪量与刑量、罪度与刑度之均衡,并通过量刑规范化改革提高量刑方法与步骤的科学性、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刑罚理论之探讨进而衍生出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能探究和理念反思,前者包括对无根据量刑偏差的消除、规范化量刑思维的培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以及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完善,后者则包含体现改革基本价值的公正理念、调和各方诉求的和谐理念、体现改革工作实效的效率理念和凸显实质正义的人权理念。第三章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现存障碍,乃是研究主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包括指导理念、领导机制、规则建制和程序延伸层面所面临的改革阻碍。首先是指导观念层面,当前我国刑事司法过于强调“惩前”而忽略“警后”的报应刑本位刑罚目的观,难以调动社会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更有碍于人权保障目的之实现。其次是领导机制层面,仅依靠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实难应对具有极高时效性、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的量刑规范化改革重任,亦不利于量刑实证调研的持续性推进。再次是规则建制层面,随着《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等文件的相继出台,不免使法官“迷失”于细密化的量刑规则之中,加之量刑规范间存在的多义性冲突,同样令法官疲于计算各罪量刑起点和各个情节对基准刑的增减幅度。最后是程序延伸层面,畸高的量刑建议采纳率不仅引发控方“胜诉结局”的价值倾向和裁判权向检察机关让渡的担忧,还可能导致量刑辩护的乏力甚至无效;量刑听证制度尚在规范依据、实施模式和理论支撑等方面存在不足;用语刁钻或解释片面的量刑裁判说理,徒增民众理解量刑结果之难度,无益于息诉服判;当前指导性案例制度援引效果不佳,同样引发理论与实务界关于构建量刑判例制度的思考。第四章是有关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指导观念的探讨,乃是对研究主体指导观念层面障碍之破除。该部分首先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演进脉络加以梳理和介评,进而探索我国规范化量刑观念的革新路径。相比之下,美国量刑改革指导理念经历了“直觉驱动”下的“康复矫治主义”刑罚观向“规则武断”下的“机械主义”刑罚观之过渡,最终形成参考性量刑指南体制下的“衡平主义”刑罚观,突出对量刑规范的简化和对法官量刑酌处权的保护;英国则是在普遍遵循先例的前提下,形成允许量刑结果“偶然偏离”的量化量刑格局;德国采用“幅的理论”以消解个案中罪责补偿和特殊预防的矛盾冲突,并以此建立“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日本量刑改革以行情约束模式为征表,要求法官依据司法经验和司法判决形成的量刑准则,并作出不超越相对确定的刑罚裁量幅度的判罚。鉴于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发展沿革,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应舍弃纯粹报应主义和纯粹功利主义的本身弱点,形成“报应为主、预防为辅”的刑罚目的观。其中,在凸显报应为主的实质正义要求之余,还需兼顾特殊预防为辅的刑罚个别化要求,而基于对我国刑法第61条量刑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考量,纯粹的一般预防目的除了存在超过报应限度的可能外,并不能在量刑阶段予以体现。第五章是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实体侧面的举措,乃是对研究主体实体层面障碍之破除。在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实体层面的可取经验充分论析基础上,从我国专职化量刑规范化改革领导机制的建构、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和量刑基准的确立程式等方面,论述了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实体侧面的完善举措。一方面,英美两国专职委员会在员额配置、机构组成和日常管理等方面优势显着,既可在及时收集、分析和研判量刑数据的基础上,预估犯罪趋势并适时调整量刑政策,又能确保稳定的财政支持和量刑改革学理研讨的充分开展。另一方面,德国虽无专职量改机构,但却通过构建完备的量刑法律框架,引导法官科学行使自由裁量权和强化上诉法院量刑审查,来实现量刑均衡目的。因此,基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司法机关的特殊性质,我国有必要设置统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专职机构,以便于制定和修改量刑指导意见、整合量刑数据并进行实证研究、获取稳定经费保障和开展周期性量刑培训等。此外,在员额构成上除了要包含卓富司法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还应聘请法学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深法学专家和具有丰富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最后,在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层面,不仅要立足时效性与可适性对量刑规则进行完善,突出其与量刑法律基本原理、量刑规律的契合,还要着眼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对量刑规则进行适度简化,突出量刑规范化统领机构的规则解释功能,防止细密化、机械化的量刑规则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缩。第六章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程序侧面的举措,乃是对研究主体程序层面障碍之破除。首先展开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进程中程序侧面合理经验的介评与论述,进而依次从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优化、量刑说理的渐次升级、量刑听证的模式创制、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和其他方面,分步展开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程序侧面的具体措施。域外国家和地区的量刑程序改革经验显示,美国的量刑听证程序和量刑数据系统,不仅为法官提供全面获取量刑信息的便捷途径,更符合信息搜集和刑期预判之要求。而英美德三国对量刑裁判说理、量刑建议和上诉复审的重视,无不体现出程序侧面防止法官恣意行使裁量权之努力。此外,日本裁判员制度、被害人参与制度和量刑判例数据系统,也展现出提升量刑合理性、社会认同度和民众司法参与度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在优化量刑建议制度方面,要尤其注意建立量刑信息的遴选机制、促进控辩双方的量刑参与、强化检方量刑建议的说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以及创新量刑建议考评机制;在量刑裁判说理方面,既要注意实质内核的判罚证立与裁判认同,注重对量刑步骤的载明、相关情节的辨别和不同量刑情节作用力的述明,还要注意形式肌底的经验表述与繁简适度,经过法官精炼、简洁的裁判说理,让社会公众从简练的说理论证中体会各量刑情节和幅度的动态调节过程;在量刑听证程序的模式创制方面,应正视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源差异,设计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的量刑听证程序;在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方面,应深刻认识到科技革新助力于司法实践的不可逆转趋势,把握法院信息化建设和人工智能重大战略机遇,同时防范功能定位和技术迟滞等风险,合理运用智能化资讯科技辅助法官量刑。最后在量刑程序改革的其他方面,不仅要在量刑参与层面不断完善被害人参与制度,规范其参与量刑之形式和提出意见之内容,还要在可操作性层面探索“准判例”量刑参考系统的构建可能,根据各地区、各审级刑事审判需要,整理刑事判例的量刑部分,给予法官从事类案裁判的参考和指引,完善多方参与的量刑程序建制,扩大社会参与量刑实践的参与度,提高量刑辩护的有效性。
胡健雄[5]（2020）在《抽象规则抑或组织规则 ——公共政策制定的伦理基础研究》文中提出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在其制定阶段应当遵循何种伦理原则?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展开了诸多有益的讨论,然而结合公共政策失灵这一公共政策实践领域的常见现象来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伦理基础展开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见,同时也少有学者意识到了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指导意义。为了使人们对公共政策制定应当具备的伦理基础有一个更为深刻和理性的认识,本文借助哈耶克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中的一对核心概念,即“抽象规则”和“组织规则”,从正反两面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伦理基础展开研究,试图从公共政策制定的伦理视角分析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并探究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制定应当具备的价值伦理属性有哪些。本文采用的是规范研究方法。首先对“公共政策制定”、“抽象规则”及“组织规则”的内涵展开辨析,并归纳总结出两种不同类型规则的特征。其次,对本研究所采取的三个分析维度,即认识论维度、公平价值维度和秩序价值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并指出这三个伦理分析维度之间存在着前后递进、互为基础的逻辑关系,它们是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制定都必须具备的伦理基础。再次,基于抽象规则与组织规则各自的特征和属性,文章从这三个维度分别对基于抽象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基于组织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进行了正反两面的比较分析论证。在每个维度的论述中,文章先是从反面分析了基于组织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之具体表现,并揭示了其不合伦理规范之处,如违背了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未能实现公平的伦理价值以及难以实现秩序稳定。接下来,文章从正面论证了基于抽象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之合理性与正当性,如对知识和理性有限性的正视、对公平价值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最后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即公共政策制定应当遵循抽象规则这一“元伦理”原则,以它为指导并受其约束,而不是以组织规则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
王冠[6]（2020）在《论社会危害性的去罪功能》文中提出社会危害性是传统刑法理论的基本概念。本文试图对这一传统概念的细致梳理,给出新的内涵,并由此展开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挖掘和体系构建。简而言之,命题核心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叙述当前我国刑法理论中应如何界定社会危害性概念?以及如何判断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第二,提出社会危害性具有去罪功能。刑事违法性是形式判断标准,社会危害性是价值判断依据。刑事违法性是入罪的规范评价,而社会危害性是去罪的价值评价。第三,论证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体系定位,与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犯罪阻却事由是何种关系?第四,阐述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常见的表现类型。除去导论与余论外,本文共有六个章节构成,具体如下:导论部分,概述社会危害性理论及去罪理论的研究现状,并简单介绍本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社会危害性概念的梳理和反思。从词源考据和历史沿革的角度对社会危害性概念在刑法上的起源进行了梳理,厘清了社会危害性在前苏联刑事立法上的演变,简述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前苏联和主要欧洲大陆国家刑法史上的发展,为社会危害性理论研究作了铺垫。简论我国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引入和承继的政治原因和法律原因。第二章主要是厘定社会危害性概念。我国刑法是以社会本位观为基本价值观的。在社会本位刑法观的指导下,社会危害性是指对维护社会整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公共利益的客观损害。社会危害性以客观损害为核心要素是修正刑法客观主义的逻辑延续。基于修正的客观主义刑法立场,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应该客观化,不应包含人身危险性等主观要素。以社会本位刑法观为价值取向,以修正刑法客观主义为基本立场,从二次违法性原理的角度论证了社会危害性不会导致罪刑擅断、不会影响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进而不应被逐出注释刑法学。第三章提出社会危害性具有去罪功能。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内容与形式、价值评价与规范评价、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的关系。无论刑事立法上的归纳逻辑,还是刑事司法上的演绎逻辑,均导致刑事违法性评价具有不周延性。正是因为刑事违法性评价的不周延性,所以存在具备刑事违法性但欠缺可罚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在犯罪认定中需要以社会危害性作为价值判断依据,进而发挥其去罪功能。无论是国外刑法理论中的实质违法性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还是我国刑法中的“但书”规定和构成要件实质化,均说明了社会危害性在犯罪认定原理上具有去罪功能。第四章是论证社会危害性作为去罪的价值判断依据应当如何具体把握。以损害为核心的社会危害性概念本身具足规范性、实体性、刑法专属性,且具有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能够充当犯罪认定体系中的独立价值判断机能,不应当予以抛弃。社会危害性是对社会利益的侵害,本质是一种损害。因此,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依据仍然是损害。在刑事立法层面,进入刑法评价视野的损害行为依然是需要按照前置法穷尽且无效规则予以判断,即在处罚种类和处罚程度均用尽尚不能达到规制效果时,才能认定其具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进而予以审慎考察适用刑罚。在刑事司法层面,犯罪认定依然需要依据追诉标准和客观损害,实质地判断是否存在刑事立法时所预设的可罚社会危害性。如果没有,则应予以去罪化处理。第五章是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体系定位。四要件理论模式下,犯罪构成是犯罪认定的唯一标准和规格,故而社会危害性不应在犯罪构成之外发挥其去罪功能。反之,则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容易导致肆意入罪的风险。社会危害性应作为犯罪构成内部犯罪客体要件的去罪功能评价要素。否认犯罪构成中社会危害性作为去罪要素,则会导致“但书”无用。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中,刑事违法性先于社会危害性判断,刑事违法性是入罪判断,而社会危害性是去罪判断。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可以对进入犯罪圈行为进行去罪化,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过度刑法或者刑法万能主义的弊端。对于前置法与刑法的法律价值冲突,刑法以社会危害性为自身的价值判断依据,有时可以得出前置法不一样的价值判断结论,即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与“但书”属于“表里关系”,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是犯罪构成价值否定判断功能的集中体现,理顺了“但书”与犯罪构成的冲突。犯罪阻却事由正是因为满足了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要素,所以不符合犯罪构成,进而阻却了犯罪的成立。第六章是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具体表现类型。对于预备犯,预备犯处罚范围包括:一是预备行为所针对的是刑法重大利益,如针对国家利益、公共安全、重大人身利益等。二是预备行为本身属于情节恶劣、情节严重的程度。三是预备行为停止属于极为偶然的客观因素,预备行为通常情况下具有极高的概率发展成为着手以后的实行行为。四是预备犯的犯意较为坚定,虽因客观原因被迫停止,但仍会再次寻找机会继续实施未完成的犯罪行为的。对于上述以外的预备犯,不具有可罚的社会危害性,应予以去罪化处理。对于未遂犯,预备行为实行化类犯罪的未遂犯、帮助行为正犯化类犯罪的未遂犯,均应予以去罪。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犯罪中止,同时具备其他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予以去罪化处理。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本身不具有致害的可能性或者可能性极小,不仅不值得科处刑罚也不值得予以定罪。对于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的从属性表明其具有去罪的空间。被教唆者犯意没有转化为行为之前的教唆未遂、教唆预备、教唆中止均不具有可罚的社会危害性。并非所有的帮助行为均具有可罚的社会危害性,帮助行为可罚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依据可以从是否存在密切而确定的共同犯意联络、利益侵害的当场特征、紧密的促进作用等方面予以把握。对于不具有可罚社会危害性的帮助行为,应该予以去罪化处理。对于抽象危险犯的认定,在刑事违法性层面完全接受行政不法的判断标准,不作针对性的价值判断,而是将某些情况下的价值否定判断交给犯罪客体中的社会危害性要素去评价。当行政不法标准与刑法的价值判断（社会危害性判断）不一致时,应当以不具有刑法上可罚的社会危害性为由而评价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进而去罪化。
王海荣[7]（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廖莹文[8]（2020）在《信念与责任：自媒体暴恐新闻报道主体伦理失范与责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社交媒体的普及,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信息的控制和垄断,自媒体逐渐成为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自媒体平台的蓬勃发展以及暴恐新闻本身所具有的突发性、轰动性、社会性等特征,导致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一旦发生便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随着事件报道在自媒体平台的持续发酵,媒介主体在暴恐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范现象。媒介技术的发展,大大的提升了善与恶的上限,如果不对可能预见的未来结果加以控制或约束,则媒介主体很有可能通过使用媒介技术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恶果。马克思·韦伯认为虽然信念在个人行动中起到了指导目标和行为选择的作用,然而其最终的结果仍然需要责任伦理去辨别和约束行为规范。可见,传播活动本身具有浓厚的伦理意蕴,新闻传播离不开道德的干预和调节,道德标准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一个基本评价标准,而责任伦理则能够有效指导媒体主体从自身和客体角度承担责任,从职业信念与可能结果之间审慎做出抉择。本研究从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出发,运用波特方格的伦理抉择方法对自媒体中媒介机构、媒介从业人员和公众的暴恐新闻传播的伦理失范现象进行分析,基于对微信中暴恐事件的分析,梳理暴恐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失范现象,挖掘失范现象背后的成因。本文探寻暴恐新闻传播中的三类主体（媒介机构、媒介从业人员、公众）的信念与责任,并对三类媒介主体、媒介平台和监管部门提出关于伦理责任的相关建议,为摆脱这一伦理困境提供指导。
肖新平[9]（2019）在《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与考核实效之间的偏差问题或曰考核制度为何难以全面落实和取得预期或理想的效果。针对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进行实地研究与组织文化的分析,结合政府组织发展趋势及基层公务员自身的时代特征及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提出提升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有关资料,以X市政务中心及该市N部门的考核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叙事分析、文本分析、个案分析、跨学科研究以及比较、归纳等。缘起于美国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主要借用与学习了西方企业管理的经验做法,主张用企业家精神改革公共部门与重塑政府。诚然,这种做法有其现实的效用与价值,然而这一理论源于企业管理、产生自美国而本身无法摆脱固有的企业文化与美国文化特质。由于公私部门性质与中美国家文化的差异,以重塑政府与企业家精神为主导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应用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双重的“组织文化不适应”,即与公共部门组织文化及国家宏观组织文化的不匹配、不契合,并产生经验借鉴、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与误读等认知偏差,从而导致考核制度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的实效。本研究从公私部门的组织文化差异与中西国家宏观组织文化即国家文化差异两种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于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进行比较客观、全面、系统、深入的组织文化解读与阐释。研究价值: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整合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并将其变通作为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问题存在从组织文化的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同时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工具与理论来源即新公共管理及绩效管理进行分析;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以个案分析为视角考察2007-2017年十年间X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发展、演变及其问题的根源,提出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的对策建议,如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总体设计、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的认知、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价值导向、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的知情参与及自我管理、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组织文化建设等,这些建议有助于深化各方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认知,并为今后各地基层公务员的考核管理提供启示、经验借鉴以及具体的改进举措,更好促进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效的提升。研究主要创新点:1.理论创新。鉴于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组织文化理论彼此的相似相容与互补性,将他们加以整合、变通应用,沙因组织文化三个层次基础上,将潜在基本假设层面与国家文化维度对应,并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差序格局与熟人社会基础上人际关系对于考核的重要影响,将性别维度替换为特殊主义维度,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2.阐释创新。公共部门组织文化的特质在于其任务与职责的公共性,这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信念与价值观;同时,论证了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核心是中和思想。3.考核理念的创新。提出人性向善的管理假设与四类人性假设及“去考核”、“考核替代”、“公务员自我管理”等。4.考核举措创新。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三级分类管理;德能勤绩廉考核指标具体内容的细化;考核中公务员合法权益的维护与救济;讨论领导与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的规范管理;X市考核经验与启示。研究结论:本文研究了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实践及问题,得出考核制度之所以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实效的原因在于:借鉴企业管理做法的外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应用于中国公务员考核时遭遇了双重的文化不适应,即公私部门组织文化与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本质差异导致的对于该理论的理念与考核工具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误读与认知偏差。公共部门工作职责与任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所信奉的信念与价值观与新公共管理主张的竞争、效率、成本、收益、顾客导向等价值理念及理性经济人假设等共享文化假设的不匹配;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中国国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与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集体主义的生活与生产方式,集体生活与劳作需要家族成员协作与家长的统领,产生了尊卑与亲疏的差序格局,进而形成高权力距离、特殊主义以及长期导向等国家文化特点。
石立春[10]（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指出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二、警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极端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警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极端化（论文提纲范文）
（1）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本质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的阐释 |
| 一、西方生态伦理的思想流变 |
| 二、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内涵及特征 |
| 第二节 多学科视角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一、政治学视角:基于政治权力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二、经济学视角:共生和绿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管理 |
| 三、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基本规定 |
| 一、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 |
|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
| 三、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 |
| 四、生态伦理的维护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管理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古典管理理论的价值定位——效率至上 |
|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科学管理的管理模式:控制自然的祛魅化设计 |
| 三、理性逻辑的科学化功利价值取向 |
| 四、“经济人”假设的反生态伦理省思 |
| 第二节 行为科学管理的价值转换——情感依托 |
| 一、行为科学管理的“社会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行为科学理论模式: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凸显 |
| 三、情感激励的生态化行政伦理扩展 |
| 四、行为科学理论的生态伦理缺失 |
| 第三节 系统权变管理的价值探索——因境制宜 |
| 一、系统权变管理的“复杂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系统权变管理的管理模式:人境关系的动态化调适 |
| 三、动态持衡的多元化政府伦理关系 |
| 四、系统权变时期的方法论评价 |
| 第四节 知识与文化管理的价值创造——互生共存 |
| 一、知识与文化管理的“文化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知识与文化管理模式:人智关系的持续化建设 |
| 三、生态和谐的人本化行政文化结构 |
| 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人”的内在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向度 |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管理的生态意识理念 |
| 一、生态健康意识——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
| 二、生态优先意识——保证社会持续发展 |
| 三、生态环境意识——引领社会绿色发展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的价值体系 |
| 一、生态公正:政府生态伦理管理的核心价值 |
| 二、生态自由:公共管理秩序建构的目标价值 |
| 三、生态平等:道德主体利益协调的价值根基 |
| 四、生态和谐:和谐社会伦理调和的价值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实现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实现困境 |
| 一、现代管理的主体性困境:主体价值的公平失允 |
| 二、现代管理的目标困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受阻 |
| 三、现代管理的秩序困境:生态安全的秩序失衡 |
| 四、现代管理的文化困境:中西生态伦理的融突 |
| 第二节 公共社会治理实现生态伦理的出路 |
| 一、构建生态伦理观念以践行协调共生的价值理念 |
| 二、实施生态伦理战略以推动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以维护生态安全的稳定秩序 |
| 四、创新生态文化理念以促进生态文明的理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建构之维 |
|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价值阐释 |
| 一、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价值构建 |
| 二、生态善治对美丽中国愿景的实现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模式 |
| 一、生态管理及其决策理念建构 |
| 二、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运行模式 |
| 第三节 生态伦理视域下生命安全健康的价值阐释 |
| 一、生命安全健康的理性制衡内蕴 |
| 二、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行政价值观建构 |
| 三、中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2）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一)问题意识 |
| (二)现实考量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相关研究成果 |
| (二)国外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相关研究成果 |
| (三)国家构建的概念、内涵与理论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 论文结构 |
| 五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 |
| 一 前现代时期:南亚穆斯林政权的出现 |
| 二 西方殖民时代:穆斯林的危机与应对 |
| 1.殖民主义对穆斯林社会的冲击 |
| 2.伊斯兰复兴主义者的探索 |
| 3.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探索 |
| 三 20世纪前叶:穆斯林独立建国的观念和实践 |
| 1.穆斯林联盟的成立和发展 |
| 2.“巴基斯坦”概念的形成 |
| 3.“两个民族”理论的形成 |
| 4.《拉合尔决议》的通过 |
| 5.《拉合尔决议》之后的建国过程 |
| 小结 |
| 第二章 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 |
| 一 构建伊斯兰国家的社会条件 |
| 1.殖民体制下的伊斯兰教危机 |
| 2.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动员 |
| 3.泛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动员 |
| 二 国体伊斯兰化时期(1947-1977) |
| 1.国家的世俗主义起点 |
| 2.《目标决议》的伊斯兰化转向 |
| 3.三版宪法对伊斯兰化的确认 |
| 4.政策领域的伊斯兰化倾向 |
| 三 全面伊斯兰化时期(1977-1988) |
| 1.全面伊斯兰化政策 |
| 2.全面伊斯兰化后果之一——教派政治 |
| 3.全面伊斯兰化后果之二——原教旨主义 |
| 小结 |
| 第三章 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 |
| 一 军队干预政治的历史基础 |
| 1.新生国家对军队的依赖 |
| 2.军队的建设与扩张 |
| 3.军队介入政治的开端 |
| 二 军队对政治的直接领导 |
| 1.第一次军政府时期(1958-1971) |
| 2.人民党政府时期(1971-1977) |
| 3.第二次军政府时期(1977-1988) |
| 三 宪政建设的坎坷及其成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 |
| 一 东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71) |
| 1.东巴-西巴的并立格局 |
| 2.东巴-西巴的长期矛盾 |
| 3.东巴基斯坦的分离 |
| 二 西巴基斯坦内部的民族主义问题(1947-1988) |
| 1.信德民族主义 |
| 2.普什图民族主义 |
| 3.俾路支民族主义 |
| 4.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 |
| 三 多元认同:其他次国家行为体问题 |
| 1.土邦 |
| 2.部落 |
| 3.城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 |
| (二)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的三种维度 |
| (三)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维度间的关系网络 |
| (四)印巴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构建成果评价 |
| 附录一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重要事件 |
| 附录二 巴基斯坦史常用缩略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后记 |
（3）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论题研究缘起及价值 |
| (一)本论题研究的缘起 |
| (二)本论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二、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本论题研究方法、重难点和创新点 |
| (一)本论题的研究方法 |
| (二)本论题研究的重难点 |
| (三)本论题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概述 |
| 一、社会思潮和网络的内涵 |
| (一)社会思潮的内涵 |
| (二)网络的内涵 |
| 二、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内涵 |
| (一)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表现形式 |
| (二)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特征 |
| 三、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内涵 |
| (一)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对象 |
| (二)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特征 |
| 第二章 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理论基础与学科借鉴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 |
| (三)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
| 二、传播学的理论借鉴 |
| (一)有效传播的五大原则 |
| (三)整体互动传播模式 |
| (三)威廉斯的媒介文化理论 |
| 三、心理学的理论借鉴 |
| (一)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 |
| (二)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
| (三)群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 |
| 第三章 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现状分析 |
| 一、网络中广泛传播的社会思潮及其不良影响 |
| (一)网络中广泛传播的社会思潮 |
| (二)网络中广泛传播的社会思潮带来的不良影响 |
| 二、我国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实践经验 |
| (一)我国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发展历程 |
| (二)我国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经验总结 |
| 三、社会思潮网络引导面临的挑战 |
| (一)网络引导的主导力不足 |
| (二)网络引导的创新力不够 |
| (三)网络引导的协同力较弱 |
| (四)网络“圈层化”导致引导效果不佳 |
| 第四章 社会思潮网络引导“主体互动”模式探索 |
| 一、“主体互动”模式的内涵 |
| (一)主体间性: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新视角 |
| (二)“主体互动”模式的构建标准 |
| (三)“主体互动”模式的基本结构 |
| 二、“主体互动”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一)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引导者 |
| (二)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受众 |
| (三)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主要平台 |
| 三、引导者之间的互动与协同 |
| (一)发挥宣传思想工作主管部门的协同作用 |
| (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理论与实践引领作用 |
| (三)发挥主流媒体的融合作用 |
| (四)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风向标作用 |
| 第五章 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原则 |
| 一、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 |
| (一)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 |
| (二)在坚定“四个自信”中实现引导 |
| (三)在扬弃发展中凝聚共识 |
| 二、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原则 |
| (一)结合受众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 |
| (二)统筹网络的虚拟性和现实性 |
| (三)促进引导者与受众的共同发展 |
| 三、坚持“创新驱动、一体化发展”的原则 |
| (一)结合信息技术发展方向 |
| (二)推动大众化与时代化的融合 |
| (三)实现多元载体的一体化发展 |
| 第六章 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方法 |
| 一、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以扩大红色阵地 |
| (一)网络文化产品开发法 |
| (二)网络品牌打造法 |
| (三)网络服务供给法 |
| 二、提高辨析能力以转化灰色阵地、压缩黑色阵地 |
| (一)网络交互对话法 |
| (二)网络舆情引导法 |
| (三)网络监管治理法 |
| 三、社会思潮网络引导中的技巧 |
| (一)化整为零法 |
| (二)以小见大法 |
| (三)情景模拟法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研究课题 |
| 致谢 |
（4）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概述 |
| 第一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涵探询 |
| 一、量刑规范化的概念厘定 |
|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含剖析 |
| 第二节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发展脉络 |
| 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探索试错阶段 |
|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局部试点阶段 |
|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全面推行阶段 |
| 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阶段 |
| 第三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发展进程的经验总结 |
| 一、地方试错与学理论证推动改革发展 |
| 二、分阶段协同推进加快模式聚合 |
|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推动量刑制度不断完善 |
| 第二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论理支撑 |
| 一、刑罚价值观 |
| 二、刑罚目的论 |
| 三、罪刑均衡理论 |
| 第二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能探究 |
| 一、消除无根据量刑偏差 |
| 二、培养规范化量刑思维 |
|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
| 四、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
| 第三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念 |
| 一、公正理念突出改革基本价值 |
| 二、和谐理念调和改革各方诉求 |
| 三、效率理念体现改革工作实效 |
| 四、人权理念凸显改革实质正义 |
| 第三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现存障碍 |
| 第一节 指导观念层面:报应刑本位不利于人权保障 |
| 一、刑罚目的观影响法官量刑 |
| 二、报应刑本位有碍人权保障 |
| 第二节 领导机制层面:缺乏专门机构统领量刑规范化改革 |
| 一、最高法刑三庭统领量刑改革的职能有限 |
| 二、量刑实证调研缺乏周期性论证 |
| 三、“中央政策转向”与“地方经验凝练”对接不畅 |
| 第三节 规则建制层面:过度机械化倾向 |
| 一、量刑规则细密化压缩法官裁量空间 |
| 二、忽视量刑基准的学理价值 |
| 三、量刑规范适用存在多义性冲突 |
| 第四节 程序延伸层面:量刑程序改革任重道远 |
| 一、量刑建议实践效果不佳 |
| 二、量刑听证制度尚待明晰 |
| 三、量刑裁判说理流于形式 |
| 四、量刑判例体制尚待建制 |
| 第四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指导观念的完善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参考 |
| 一、美国:“直觉驱动”与“规则武断”的折衷 |
| 二、英国:“量化量刑格局”的发展成熟 |
| 三、德国:“幅的理论”与“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促进量刑均衡 |
| 四、日本:“行情约束模式”和“裁判员制度”降低量刑歧异 |
| 第二节 我国规范化量刑观念的革新 |
| 一、并合主义刑罚观之确立:报应为主、特殊预防为辅 |
| 二、法官量刑裁量权的合理释宽:公正优先、限权为辅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体举措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实体层面经验参考 |
| 一、美英:“独立量刑委员会”之效仿 |
| 二、美国:“合宪性质疑”与“量刑指南强制性降格”之警示 |
| 三、英国:“适度量化的量刑格局”之提倡 |
| 四、德国:“无量刑规则”之反观 |
| 第二节 专职化量刑改革领导机制的建构 |
| 一、设置专职化领导机构的必要性 |
| 二、本土化量刑改革领导机构建构思路 |
| 第三节 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 |
| 一、侧重规则时效性与可适性的修改 |
| 二、规避规则适用的多义性冲突 |
| 三、规则效力转变构想:“强制性”到“实质参考性” |
| 第四节 量刑基准的确立程式 |
| 一、明确逻辑起始:量刑基准之确立原则与原理法则 |
| 二、明确择定机理:量刑基准之确定方法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程序举措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程序层面的经验参考 |
| 一、美国:“量刑前报告”和“量刑听证程序”之比照 |
| 二、美英德:“裁判说理”、“量刑建议”和“上诉复审”制度之参照 |
| 三、美日:“量刑数据系统”与“量刑判例数据系统”之补强 |
| 四、日本:“裁判员制度”与“被害人参与制度”之融合 |
| 第二节 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优化 |
| 一、坚持和优化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意义 |
| 二、量刑建议的模式确证 |
| 三、完善量刑建议的形成机制 |
| 第三节 量刑说理的渐进升级 |
| 一、量刑裁判说理的法理与社会意义 |
| 二、实质内核:判罚证立与裁判认同的体现 |
| 三、形式肌底:经验表述与繁简适度的结合 |
| 第四节 量刑听证的模式创制 |
| 一、量刑听证的理性界说 |
| 二、量刑听证的价值分析 |
| 三、我国量刑听证制度的构建思路 |
| 第五节 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建制 |
| 一、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司法实践的时代特性 |
| 二、建制我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必要性 |
| 三、人工智能刑事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 |
| 第六节 完善量刑程序的其他方面 |
| 一、量刑参与层面:被害人参与制度的完善 |
| 二、可操作性层面:“准判例”量刑参考系统的设想 |
| 三、量刑互动层面:多方参与的量刑程序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抽象规则抑或组织规则 ——公共政策制定的伦理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公共政策制定伦理”的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概念辨析:公共政策制定、抽象规则与组织规则 |
| 第一节 “公共政策制定”的内涵 |
| 一、公共政策 |
| 二、公共政策制定 |
| 第二节 抽象规则与组织规则 |
| 一、对正义规则的理解 |
| 二、抽象规则与组织规则 |
| 第三节 公共政策制定与抽象/组织规则的关系及相关说明 |
| 第四节 公共政策制定的伦理分析维度 |
| 第三章 公共政策制定的认识论基础 |
| 第一节 认识论基础 |
| 一、必然无知 |
| 二、有限理性 |
| 第二节 基于组织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之具体表现及其认识论基础反思 |
| 一、“问题解决”型公共政策制定 |
| 二、“就事论事”型公共政策制定 |
| 三、基于组织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知识僭妄和理性僭越 |
| 第三节 基于抽象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之认识论基础回应 |
| 一、抽象规则的认识论基础 |
| 二、基于抽象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正视“必然无知” |
| 第四章 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价值 |
| 第一节 公平价值 |
| 一、对公平的理解 |
| 二、罗尔斯的公平观 |
| 第二节 基于组织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之具体表现及其公平价值审视 |
| 一、带有身份歧视的公共政策制定 |
| 二、含有特定目的的公共政策制定 |
| 三、基于组织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公平价值缺失 |
| 第三节 基于抽象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之公平价值体现 |
| 一、抽象规则的公平价值 |
| 二、基于抽象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维护公平 |
| 第五章 公共政策制定的秩序规范 |
| 第一节 秩序规范 |
| 一、对秩序的理解 |
| 二、秩序与预期 |
| 第二节 基于组织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之具体表现及其行为预期考量 |
| 一、导向组织秩序的公共政策制定 |
| 二、朝令夕改型的公共政策制定 |
| 三、基于组织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预期不稳定 |
| 第三节 基于抽象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之稳定预期承诺 |
| 一、抽象规则的行为预期作用 |
| 二、基于抽象规则的公共政策制定:预期协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致谢 |
（6）论社会危害性的去罪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社会危害性概念之考察 |
| 第一节 社会危害性概念在苏俄刑事立法中的演化 |
| 一、《苏俄刑法指导原则》中的社会危害性 |
| 二、《苏维埃刑法典》中的社会危害性 |
| 三、《苏俄刑法典》确立了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 |
| 第二节 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演化 |
| 一、社会危害性理论在欧洲大陆刑法史上的变迁 |
| 二、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前苏联刑法理论中的演化 |
| 第三节 我国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拿来”和“继承” |
| 一、我国刑事立法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拿来” |
| 二、我国刑法采用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厘定 |
| 第一节 社会危害性概念界定应秉持社会本位刑法观 |
| 一、个人本位刑法观和国家本位刑法观的不足 |
| 二、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本位刑法观的哲学基础 |
| 三、社会本位刑法观的优势及其表现 |
| 第二节 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厘清 |
| 一、社会危害性是行为属性 |
| 二、“危害”是指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
| 三、“社会危害”是指社会利益的客观损害 |
| 第三节 驳论:社会危害性存在诸多缺陷 |
| 一、社会危害性理论不会导致罪刑擅断 |
| 二、社会危害性理论不会妨碍人权保障 |
| 三、社会危害性不应被逐出注释刑法学 |
| 本章结论 |
| 第三章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提出 |
| 第一节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
|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内容评价与形式评价的关系 |
| 二、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价值评价与规范评价的关系 |
| 三、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的关系 |
| 第二节 刑事违法性评价的不周延性 |
| 一、刑事违法性形式评价和规范评价的不周延性 |
| 二、例证:陆勇销售假药案 |
| 第三节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发掘 |
| 一、实质违法性理论说明了社会危害性的去罪功能 |
| 二、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印证了社会危害性的去罪功能 |
| 三、“但书”与构成要件实质化证实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判断依据 |
| 第一节 社会危害性具有规范性与实体性 |
| 一、社会危害性规范性来源于可量化的价值判断要素 |
| 二、以损害为核心内涵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实体性 |
| 第二节 社会危害性具有明确的判断标准 |
| 一、俄罗斯刑法理论社会危害性判断方法之否定 |
| 二、社会相当性不应成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 |
| 三、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依据——以损害为基准 |
| 第三节 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法专属性 |
| 一、刑事立法上的判断标准:前置法穷尽且无效规则 |
| 二、刑事司法上的判断标准:追诉标准+客观损害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体系定位 |
| 第一节 社会危害性去罪判断不在犯罪构成之外 |
| 一、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 |
| 二、犯罪一般概念不能成为个罪的判断标准 |
| 三、犯罪构成之外的去罪判断违背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应置于犯罪构成之内 |
| 一、人权保护需要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在犯罪构成之内 |
| 二、社会危害性应作为犯罪构成的价值判断要素 |
| 第三节 社会危害性应作为犯罪客体的去罪要素 |
| 一、犯罪客体要件缺少去罪评价要素 |
| 二、社会危害性是犯罪客体应有的去罪要素 |
| 三、社会危害性作为去罪要素不会导致评价多元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主要表现类型 |
| 第一节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去罪类型 |
| 一、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去罪理论依据 |
| 二、预备犯的去罪类型 |
| 三、未遂犯的去罪类型 |
| 四、中止犯的去罪类型 |
| 第二节 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的去罪类型 |
| 一、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的去罪理论依据 |
| 二、教唆行为的去罪类型 |
| 三、帮助行为的去罪类型 |
| 第三节 抽象危险犯的去罪类型 |
| 一、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根据 |
| 二、抽象危险犯的处罚范围及其去罪类型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一、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有利于矫正刑法万能主义 |
| 二、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缓和了跨法的法律价值冲突 |
| 三、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促进了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合理性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感恩有你 |
（7）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信念与责任：自媒体暴恐新闻报道主体伦理失范与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
| 1.1.1 媒介社会化时代及其中的暴恐新闻 |
| 1.1.2 自媒体暴恐新闻报道中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责任伦理的渐进式发展 |
| 1.2.2 伦理失范定义及其在自媒体上的演变 |
| 1.2.3 暴恐新闻报道伦理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研究意义 |
| 第2章 理论与分析模型 |
| 2.1 责任伦理概述 |
| 2.1.1 历史语境中的责任伦理 |
| 2.1.2 马克思·韦伯的责任伦理 |
| 2.1.3 责任主体、责任客体以及责任的划分 |
| 2.2 波特方格分析法 |
| 2.2.1 伦理推理的波特方格模型 |
| 2.2.2 波特方格(Potter Box)四步分析法 |
| 第3章 自媒体上暴恐新闻文本的波特方格分析 |
| 3.1 研究样本选取 |
| 3.2 暴恐新闻文本波特方格分析 |
| 3.2.1 陈述事实 |
| 3.2.2 价值观 |
| 3.2.3 伦理原则 |
| 3.2.4 忠诚对象 |
| 第4章 自媒体上暴恐新闻伦理失范现象及缘由分析 |
| 4.1 自媒体暴恐事件伦理失范现象 |
| 4.1.1 媒介机构失范现象 |
| 4.1.2 媒介从业人员失范现象 |
| 4.1.3 公众失范现象 |
| 4.2 自媒体暴恐事件伦理失范缘由分析 |
| 4.2.1 社会角色认知 |
| 4.2.2 责任伦理意识 |
| 4.2.3 责任伦理执行力 |
| 4.2.4 责任客体反馈 |
| 第5章 暴恐新闻传播中的伦理责任探寻 |
| 5.1 “自律”-内在环境的自我约束 |
| 5.1.1 职业自律 |
| 5.1.2 个人自律 |
| 5.2 “他律”-外部环境的他者规约 |
| 5.2.1 媒介客体应承担的责任伦理 |
| 5.2.2 媒介平台应承担的责任伦理 |
| 5.2.3 监管部门应承担的责任伦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9）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目的、价值及方法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已有文献研究统计分析 |
| 二、我国公务员考核的作用与成效 |
| 三、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存在问题的研究 |
| 四、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原因的研究 |
| 五、改进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建议及其问题 |
| 六、古今中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与借鉴 |
| 第四节 理论基础:组织文化相关理论 |
| 一、文化与组织文化的概念 |
| 二、沙因的组织文化理论 |
| 三、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 |
| 四、应用理论的适用性与可行性 |
| 五、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个案 |
| 第一节 X市政务服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 一、X市政务中心相关情况介绍 |
| 二、X市政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 三、X市政务中心考核过程诸要素 |
| 四、X市政务中心考核制度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
| 第二节 X市N局的考核管理 |
| 一、X市N局相关情况介绍 |
| 二、X市N局的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 |
| 三、X市N局的晋升考核 |
| 四、X市的其他考核 |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中的问责 |
| 一、四类问责的案例 |
| 二、对不负责任现象的态度的调查 |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中的矛盾性 |
| 第三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实效果 |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践存在的问题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
| 三、基层公务员考核规定与考核实践的差距 |
| 第二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 |
| 一、考核制度的持续改进至关重要 |
| 二、考核奖惩与问责的得当公正至关重要 |
| 三、行政审批局的模式需辩证全面看待 |
| 四、人事绩效考核管理需审慎引入第三方评估 |
| 五、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其他启示 |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整体设计的思考 |
| 第四章 公私比较:信念与价值观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新公共管理考核管理理念的认知与接受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观念与理论的来源 |
| 二、如何看待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工具 |
| 三、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念的差异与联系 |
| 四、中国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考核工具的接受与认知偏差 |
| 第二节 公私部门考核管理价值理念追求的差异 |
| 一、强调竞争与协作协同的差异 |
| 二、顾客导向与公共治理导向的差异 |
| 三、效率、成本、收益与多重价值目标的差异 |
| 四、绩效结果导向与公共事务的被动性、延续性的差异 |
| 五、领导者及奖惩激励的权限、结果差异 |
| 小结:绩效考核问题存在有其必然性 |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原则要求与具体操作间的偏差 |
| 一、考核要素的客观公正与有效合理问题 |
| 二、考核实施中的公平与合理问题 |
| 三、业绩评比的可测量性与可比性问题 |
| 四、考核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
| 五、小结:应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的“表现主义” |
| 第四节 公私部门组织文化的本质差异:公共性及其体现 |
| 一、公务员任务职责的多样性与公共责任问责之难 |
| 二、公务员社会角色与自我形象的公共性 |
| 三、公共部门内部人际关系的公共性 |
| 四、公务员管理经验与领导艺术的必要性 |
| 五、公私部门组织文化差异的根源 |
| 本章小结: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公共部门价值追寻的貌合神离 |
| 第五章 中西比较:共享文化假设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的国家文化阐释 |
| 一、集体主义倾向与考核的竞争评比 |
| 二、特殊主义的中和与考核的客观公正 |
| 三、长期导向与人际关系的克制隐忍 |
| 四、高权力距离倾向与领导的重要作用 |
| 五、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与考核结果的测评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新公共管理理论传播与接受的变异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适用的“美国情境” |
| 二、管理者与理论家自带的文化特性 |
| 三、理论在中国接受的文化土壤 |
| 四、变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实际效果 |
| 第三节 问题根源:考核指导理念与国家文化的不匹配 |
| 一、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比较 |
| 二、中西方国家文化差异的根源 |
| 三、中国国家文化的特质:集体主义文化 |
| 本章小结:共享潜在基本假设对于民族认知模式的塑造 |
| 第六章 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 |
| 第一节 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总体设计 |
| 一、客观辩证认识考核的作用与功能 |
| 二、整体全面认识考核的宗旨与价值 |
| 三、科学规范考核分类 |
| 四、系统设计考核指标各要素 |
| 第二节 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与理念的认知 |
| 一、人性的复杂与变化 |
| 二、人性层次与比例的差异和人性假设 |
| 三、应有的管理潜在假设:人性可变与人性向善 |
| 四、人性假设与灰度管理 |
| 第三节 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的价值与观念 |
| 一、现代管理要求以人为本的赋能型组织 |
| 二、组织成员期待以人为本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
| 三、基层公务员权益维护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的强力支持 |
| 四、以人为本的管理需要制度的精细化与人性化 |
| 第四节 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管理的知情、参与和自我管理 |
| 一、职工主动建言及其实效 |
| 二、适度适时授权职工参与 |
| 三、自我管理与自我效能感 |
| 四、基层公务员的需求特性与考核激励效果的有限性 |
| 第五节 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政府组织文化建设 |
| 一、客观认识传统文化与基层公务员考核的关系 |
| 二、行政组织文化的特征与重要作用 |
| 三、传统优秀文化的契合传承与转化应用 |
| 本章小结:提升考核管理有效性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公务员考核实效取决于诸多因素的合力 |
| 第二节 组织文化对公务员考核实效的双重影响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问题存在的原因 |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的组织文化阐释 |
| 三、理论的传播——接受与阐释——变异 |
| 四、结论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未来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 |
| 一、未来我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 |
| 二、未来公务员个体职业发展的需求 |
| 三、中国公共行政组织文化发展的趋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警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极端化（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D]. 时佳希. 吉林大学, 2020(01)
- [3]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D]. 温丽华.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4]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D]. 崔仕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抽象规则抑或组织规则 ——公共政策制定的伦理基础研究[D]. 胡健雄. 深圳大学, 2020(10)
- [6]论社会危害性的去罪功能[D]. 王冠.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7]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8]信念与责任：自媒体暴恐新闻报道主体伦理失范与责任研究[D]. 廖莹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2)
- [9]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D]. 肖新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