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的角度看性别研究与全球化（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度看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中国这种男女互补的精神与西方社会里经常存在的性别战争显然不同。难怪中国的女作家一向不与男性文人为敌，也很少觉得她们的权力受到了男性的侵犯。这与19世纪英国出版界的情况正好相反。据普林斯顿大学Elaine Showaler教授所说，英国女小说家由于受到男性作家们的不断攻击，她们就集体大声疾呼，宣布要有独立的写作和出版自由，并直接对那一向以男性为中心的出版制度挑战（注：见《她们自己的文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39、75页(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the Brontes to Less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1977,39,75)；并见拙作《明清文人的经典论和女性观》，《文学经典的挑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92-93页。）。这一切都令人想起，后来美国女性主义者所提倡的男女“差异”观，原来就渊源于西方传统中所存在的两性之间的对抗。
另外，传统中国女性之所以一直没有和男性对抗，主要还和中国人的本体论(ontology)有关。从宇宙人生的观点而言，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认同女性的。首先，中国人相信，人是女娲造的；而女娲也是补天和发明乐器者。对中国人来说，男女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伏羲龙身、女娲蛇躯”的互补关系，他们是一体的两面，而非互相对立的。可以说，这种性别上的互补关系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型(archetype)。唯其互补，所以男女之间所追求的是一种和平融洽的关系。
有关男女互补的关系，汉学家Charlotte Furth在其近著A Flourishing Yin（《蕃息的阴》）中有极精辟的讨论。多年来Charlotte Furth一直希望能把传统中国那种精彩的阴阳互补观——透过中医的身体观——介绍给西方读者。她以《内经》里的黄帝之身为标准，来讨论中国人的阴阳互补的身体——即她所谓的“双性身体”(androgynous body)（《蕃息的阴》）。这种双性的身体与西方那种“单性”的身体绝然不同。因为中国人相信，无论是男或女，任何人的身体都分别带有阴和阳的因素——即男人是阳中有阴，女人则阴中有阳（同上）。故男女的生殖过程本是一种阴阳协调的作用，而身体的性别区分只是体现了天地人在宇宙中的原有秩序而已（同上）。毫无疑问，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这种特有的人体观和宇宙观将给世界读者带来莫大的启发。特别是，传统中国文化里的“阴阳互补观”恰好与现代西方性别理论中的“差异观”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如果说，传统中国的两性关系所追求的是一种差异中的互补，那么英美传统所标榜的似乎是一种差异中的抗争了。
然而，西方性别理论所谓的“差异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差异观”当初在女性主义刚开始的时候十分管用，因为它可以用来为一般妇女争取到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益。但后来女性的社会地位日渐抬头，原有的“差异观”也逐渐过时，因而引发了各种不同的批评。首先，著名历史学家Joan Scott批评畅销书作者Carol Gilligan的性别差异观太过于简化而死板，因而很容易造成两性之间的敌对。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少美国女性主义者开始重新界定性别，因为原有的性别界限已逐渐模糊。例如，在Androgyny and the Denial of Difference（《男女双性与差异化解》）一书中，Kari Weil特别提倡两性的合一，并用早期希腊传统“双性人”(androgyne)的世界观来呼吁男女的重新结合。她把两性的结合视为一种原始整合(primordial totality)的回归，是人类从分裂走向一体的过程。另外，Judith Butler的Gender Trouble（《性别苦恼》）一书在这一方面尤其具有创见。她以为一个人的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是不能用传统的“主体／他者”（即subject/other）的框架来固定的，因为性别本身其实是一种表演(performativity)，那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运转而随时变动的。
这些新的性别观无疑使得西方女性主义所谓的“差异观”不攻自破了。首先，一些较为开放的女性学者曾经受到福柯的权力意识的影响，开始提出了有关女性是“主动者”(agent)而非受害者的理论（注：玛丽·伊万思《当代女性主义者思想介绍》(Mary Evans,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7,35)）。这种“女性不再是受害者”的概念很新颖，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了年轻一代女性的欢迎，并且很快就成了美国新女性文化的主流。同时，一般年轻女性开始对所谓的传统“女性主义”产生了反感——因为她们认为，那些“女性主义者”老是在控告男人的罪状，甚至有时还把两性之间的性关系视为男人的强奸（注：Andrea Dworkin,Intercourse(The Free Press,1987),133.）。但事实上，许多这一代的女性更喜欢把女性的“性”等同于权力（注：其实早在1990年Camille Paglia（在她的Sexual Persona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一书中）已经提出了“性即权力”(“Sex is power”)的理论。最近美国妇女领导者组织OWL（即Organization of Women Leaders的简称）又提出了相同的说法。见Melissa Harvis Renny,“Beyond Bra Bruning:Students Explore the Meaning of‘Feminism’”,Princeton Alumni Weekly(March 26,2003):12.）。
这样一来，逐渐过时了的女性主义终于引起了新一代女性的强烈反弹。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境内更是充满了各种“女人攻击女人”的言论。例如，以The Beauty Myth（《美丽神话》）走红的美女作家Naomi Wolf在她的Fire with Fire:The Female Power and How it Will Change the 21st Century（《以火攻火：女性权力对二十一世纪的改变》）一书中把那种不再受欢迎的女性主义统统称为“受害者的女性主义”(Victim Feminism)。对Naomi Wolf来说，新的女性主义应当是一种兼容并包、信心饱满的女性意识。另外，一位哲学系的女教授Christina Hoff Sommers在她的Who Stole Feminism?（《谁抢走了女性主义？》）一书中公开控告那些自认为“受害者”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打着“女性主义”的招牌，大肆攻击男人，把广大女性引入了歧途，等于是对所有女人的背叛。此外，年轻女作家Rene Denfeld干脆把攻击男人的女性主义者讥讽为“新的维多利亚”女人(The New Victorians)，因为她们犹如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那些禁欲的女人，她们凡事自以为是，总以为自己的道德水准高过男人；她们把男人打击得体无完肤，简直是在对男人发动了一场“道德和信仰的十字军东征”(a moral and spiritual crusade)（注：罗娜·丹佛《新的胜利》(Rene Denfeld,The New Victorials:A Young Woman's Challenge to the Old Feminist Order,New York:Warner Books,1995,10.)）。因此，Rene Denfeld说，这就是为什么新女性大多不愿加入这种“女性主义”的阵营的原因。
到此，西方女性主义的“差异观”和“受害论”实已受到了彻底的解构。这样的结局不得不让人想起了美国汉学家们对传统中国的性别研究所作出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男女的关系不能用“差异观”和“受害论”来套用。有趣的是，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竟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新女性所探讨出来的结论甚有相同之处——虽然二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极其不同，其研究的对象和所面对的上下文更是大相径庭。然而，就因为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而个别的文化又都对性别研究产生了相似的结论，才更耐人寻味。其实这也就是比较文学的根本价值所在，就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学教授Earl Miner所说：“相对的相似处(relative likeness)并不等于完全相同(identity)……如果所有的文学传统都一样，那就没有什么可比较了。”（注：艾尔·米娜《比较政治学》(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As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1990,225.)）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寻求东西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以性别研究为例，虽然个别的文化所呈现的历史、身体和性别观有所不同，相互之间也自然感到陌生，但若能藉此机会好好地吸收前此陌生的知识，就自然能使人拓宽视野。尤其在这个重新界定性别意识的时代，许多有关男女的观念都需要先打乱之后才能进入另一个高层次的境界。在这种情况之下，东西方的交流自然就更加重要了。
我以为，我们不妨用传统中国的男女“阴阳互补观”来形容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唯其二者有差异，才能在其近似的功能上寻求更合适的研究角度，进而加深彼此的了解。
问题是，正确的交流都必须建立在“双向”的交流过程(two way process)上。但可惜的是，在性别研究的研究范畴里，至今仍只停留在“单方面”的中西交流上——因为，虽然美国的汉学家们总是不忘熟读西方的性别理论，但西方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们几乎从未使用过汉学研究的成果。比方说，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医文本的Charlotte Furth曾经在她的《蕃息的阴》一书中引用了Judith Butler的性别观，但Judith Butler却丝毫没参考过Charlotte Furth的学术著作，否则她一定可以从Charlotte Furth书中所分析的阴阳互补观中得到许多启发。同理，Dorothy Ko曾经借用Michel Foucault的理论来解说中国明清妇女的权力意识，但一般研究女性权力观的西方学者却没有能利用Dorothy Ko等人在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现象——尤其是，美国汉学研究几乎全由英文写成，且大多已在美国出版，其资料也都能在各大图书馆中找到，实在没有理由受到忽视。
然而，我们绝不能忽视中西文化交流之间这种“单方向”的问题。这问题的严重性，实已影响了目前中国人的文化倾向——因为，今日许多中国台湾和大陆的青年人宁愿接受西方的文化，却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知识愈来愈感到陌生，有时还远较西方人为甚。这确实令人感到困惑，也让我们不得不对全球化的意义重新进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