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诗学——南明士大夫绝命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士大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明季士人的殉国情况，一直是史家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城破时，就有不少士人殉国①。随着清军南下，南明弘光、隆武、永历诸朝的陆续覆灭，殉国士人的规模也在不断地增加。有感于他们的气节，当时的文人便为他们撰写各类纪念文字，更有不少有识之士将他们的殉国视为明清易代之际的重要现象而为他们系统地树碑立传，如查继佐《国寿录》②、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③、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④、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⑤、陆翼王《争光集》⑥等，到后来乾隆皇帝敕编《胜朝殉节诸臣录》，对这批殉国士人给予盖棺定论式的高度褒扬⑦。当代学者对明清之际大规模的殉国现象已有极精彩的研究⑧。但相关的讨论或以考证钩沉殉国士人的生平事迹、探究殉国的原因为主，或以辨析殉国行为背后的儒家义理、价值取向为主，其取径主要在历史和思想两端，在文献史料上则侧重运用正史、野史、笔记以及诗歌、各类文章中较易敲定具体史实和意义的部分。对于当时与殉国相关的大批诗歌，尚未充分注意及之。对于殉国士人如何在诗歌中铺展、呈现他们的痛苦与情感，怎样在一字一句、形式格律之间表露其思想、情感等层面，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至于大量诗歌中蕴藏着的整个明清易代之际的“情感结构”和道德振荡，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有鉴于此，本文以绝命诗为中心，对南明殉国士大夫的情感加以初步探讨。
在与死亡殉国相关的诸多诗歌中，绝命诗无疑是比较特殊的一部分。凡临终赋诗均可称为绝命诗(或绝笔诗)，但这里所谓的绝命诗是特指士人殉国前的临终赋诗，一般为主动求死或抱万死之心而战死、被执后求死等情况下所赋之诗，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临终述怀或感慨。当时亲历死事的人多已注意到殉国士人临死前是否有“求死”之志是衡量他是否真的殉国的标准。如黄宗羲认为，只有“志在于死”和有“欲死之心”的人，才可以说是死节之士⑨。钱澄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对当时将“烈烈而死”与“求生不得而死”两种不同的死亡混为一谈而一律称为“忠义”表示不满⑩。在他们看来，若无求死之心、必死之心，则所谓殉国只能称为遇难。本文着重分析的便是部分殉国士人在自杀或临刑前的绝命诗。
然而，殉国士人在自杀或临刑前刻意赋诗的行为究竟意义何在？有学者认为绝命诗是“明代士人好辩，热衷于立言”的一种表现(11)，勿庸讳言，相当多的绝命诗体现了这一旨趣。且诗中的自我往往伟岸崇高，承担着劝说自我的功能。另有学者认为“以一首慷慨的诗作为结束(对于殉义之人)是必要的”(12)。实际上，许多绝命诗的内涵比较复杂，无论以立言或以慷慨视之，均失之简单。此外，相对于明季大规模的殉国而言，士人在殉国前赋诗的只占有极少的比例，可见诗对于殉义之人来说绝非必要。但，诗在死亡的过程中，有时却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作者可以借助诗歌来完整展现他们死亡的过程，以及表述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焦虑和紧张，又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述围绕死亡的诸多情感、道德和欲望。在众多的死亡之中，弘光朝左都御史、大儒刘宗周，永历朝文渊阁大学士、吏、兵两部尚书瞿式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煌言等三位名臣之死尤广为人知，在当时即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而在他们死亡的过程中，诗分别扮演着不同的重要作用。
一 南明绝命诗概说
在进入具体的个案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当时众多的绝命诗做一个初步的综述。只有这样，才能在比较的视野中更加深刻地理解刘宗周、瞿式耜、张煌言等人的绝命诗。
弘光元年(1645)五月，南京城破，弘光朝覆灭。当时自杀、被杀的大臣甚多，临终赋诗者初步可考者有黄端伯、无名乞丐、凌駉、顾所、张锡眉、侯峒曾、徐守质、夏允彝、左懋第、陈用极、朱集璜、许琰、麻三衡等十三人。
黄端伯为当时礼部主事，以不朝新政府被杀。临终“北向叩头，口呼高皇帝、烈皇帝就死”，又口偈《绝命词》云：
对面绝商量，独露金刚王。割截无嗔恨，刀山是道场。(13)
又当时南京城破，殉节者较少。故流传某乞丐投百川桥下而死，题诗桥上云：
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14)
此诗如今看来，当系文人伪托暗讽之作。
当时在外抗清不屈而死赋诗者还有凌駉(1612-1645)，福王时授监察御史，巡抚河南，守归德，清兵渡黄河南下，城破自缢死。凌駉原名云翔，字龙翰，歙县(今属安徽)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有《绝命诗》(15)。
战火延至苏州。六月，徐汧(16)、文震亨、顾所受死。顾是长洲诸生，赋诗自缢学宫，遇救，乃赴水死。诗云：
身是明朝老布衣，眼前世界不胜悲。从容死向宫墙地，免使忠魂弃浊渠。(17)
嘉定一战，死者极多。张锡眉(？-1645)先世本是松江人，徙居嘉定。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十七日，清军兵围嘉定，张锡眉率众守南门，坚持十余日，徐守质战死。城破后解带自缢于南门城楼上，有绝命词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黄淳耀(18)、董用圆、马元调、夏云蛟、唐全昌、侯峒曾等人皆同死。侯峒曾临终赋诗(19)。徐守质有《绝笔》诗(20)，夏允彝有《绝命词》(21)。
闰六月二十日，左懋第在北京被杀(22)。左懋第是弘光朝出使清廷的大臣，不愿意被多尔衮招降而主动请死。史载左懋第“至宣武门外，神气自若，南向四拜，端坐受刑”(23)。在羁押期间，先后有《捧先帝御笔哭诗》、《哭海上山旧诗》、《赋感》及《绝命诗》诸诗(24)，一同遇难的陈用极有和诗(25)。左懋第之死及其《绝命诗》流传到南方，影响较大(26)。
七月六日，昆山陷。贡生朱集璜助知县王佐才守城，投河死，书《绝命词》于衣带(27)。长洲有诸生许琰绝食而死，似亦在此时。有《临终绝笔》，言辞激烈(28)。
七月，在稽亭山寨举兵的麻三衡被擒至南京而死，有《绝命诗》(29)。
弘光朝覆灭后，随即清兵南下至杭州，鲁监国仓皇流窜海上。其时自杀赋诗者有祁彪佳、刘宗周、王毓蓍、祝渊、周卜年、陆培、张国维、陈函辉、陈潜夫、何弘仁等十人。
祁彪佳乃当时名臣，严格来说，他在投水自尽前并未完整地赋诗，仅留两句云：“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但他的死亡影响极大，当时文人亦颇多和者(30)。
祁彪佳生前曾与刘宗周约定共同举兵抗清，后不果。祁彪佳死后，刘宗周绝食二十日而卒。刘宗周临终前有《示秦婿嗣瞻》、《示汋儿》、《绝命辞》等诗。其门人王毓蓍自沉前有《致命篇》(31)，祝渊自缢前有《口示诸弟》、《绝笔》(32)。
闰六月八日，布衣周卜年入海死，有《五歌》及绝句一首(33)。
陆培(1617-1645)在杭州失守后自经，有《绝命诗》(34)。清军继续南下，六月二十五日，义乌城破，二十六日，清兵至七里寺，大学士张国维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绝命诗》，分《自述》、《念母》、《训子》三章，从容赴园池死(35)。
其后越州城破，鲁监国吏部侍郎陈函辉死。有《绝命词》，又自作《祭文》一、《埋骨记》一，扃户自经死(36)。其后陈潜夫自尽，有《绝笔》诗(37)。御史何弘仁有殉难诗(38)。
南明隆武、永历两朝的节节败退，导致更多的名臣良相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世界。初步计有王士和、林化熙、彭期生、黄道周、杨廷枢、陈邦彦、夏完淳、黄毓祺、姜曰广、张肯堂、吴钟峦、瞿式耜、张同敞、沈士柱、张煌言等十五人。
隆武二年(1646)八月，仙霞关破。延平知府王士和奔汀洲，兵至自缢，有题壁临终诗(39)。国子监博士林化熙被擒，不降，戮于市。有口占诗(40)。十月初四，吉安破，彭期生自缢，有《绝命词》五纸(41)，似失传。
永历元年(1647)二月十二日，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押至南京被杀，有《致命词》四首(42)。又有《授命诗》、《自挽》诸诗。四月，杨廷枢在江南密谋反清被擒，赋《血衣诗》十二首(43)。九月二十八日，陈邦彦(1603-1647)被杀，“在狱五日，惟慷慨赋咏，或投以纸，辄随笔而满”(44)，赋《绝命歌》(45)。
夏完淳在金陵就戮，有绝笔诗(46)。
永历二年(1648)，黄毓祺(1579-1648)在浙江舟山起师抗清失败后逃亡至泰州一寺庙被捕入狱，死于南京狱中。赋《海陵狱中拈李卓老焚馀十则》、《绝命词》(47)。
其后便是姜曰广的自杀。永历三年(1649)正月十九日，南昌城溃，金声桓自杀，姜曰广乃作《绝命歌》，投池而死，一家从死者三十余人。《绝命歌》为古风六章，又有《绝句》两首(48)。
继姜曰广之后，张肯堂也是全家殉难。顺治八年(1651)，清兵攻舟山，城破，鲁王东阁大学士张肯堂(？-1651)阖门老小20余口自缢尽节。肯堂乃从容赋《绝命词》，有关张肯堂之死，当时浙东一带哀叹者极多，其孙张茂滋有《馀生录》一书记其事(49)。舟山破时，还有吴钟峦自焚而死，有绝命词(50)。
与张肯堂之死同时，广西巡抚瞿式耜在桂林城破被捕后求死。他于永历四年(1650)被捕，1651年被杀。赋《绝命诗》，又有《浩气吟》、《临难遗表》(51)。与瞿式耜一起求死的，还有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有《自诀诗》(52)。这在当时是一极重要的事件，很多人赋诗、写文(53)。
其后，永历政权进入西南，复明事业陷于低谷。顺治十四年(1657)，复社成员沈士柱(？-1659)因秘密从事反清活动而被捕，1659年清明在南京被杀，其一妻二妾同时在芜湖自殉。临终有《绝笔》三首(54)。
最后的绝命诗是由张煌言完成的。康熙二年(1663)，张煌言被捕，后被杀。整个过程张煌言都有诗记录。有《甲辰七月十七日被执进定海关》、《甲辰八月辞故里》、《答赵廷臣》、《甲辰九月狱中感怀》、《放歌》、《绝命诗》等(55)。当时悼念张煌言之诗极多(56)。
通过上面的历时性的描述，可以对南明诸朝的绝命诗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这批绝命诗散见在各种史籍之中，笔者另有辑录。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绝命诗均有较强烈的说理和议论的倾向，可以说是明代复古诗论家极力反对的说理诗(57)，也与陈献章、王阳明思想影响下的性灵诗的宗旨不符(58)。所以说，绝命诗的写作与诗歌风尚、流派、宗旨均无关涉，而是出自于作者最真切的生命的需求，他们需要大声的说理、激烈的议论以说服自己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诗中既有格言式的表态，也有情感的犹豫反复。这种在求生与欲死之间徘徊游移的状态、情感和理智的激烈冲突，在在反映了南明殉国士人走向死亡的复杂过程。
二 刘宗周的绝食
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军下南京，随即兵逼杭州，鲁王潜逃海上。身在绍兴的刘宗周绝食而亡。刘宗周是当时的大儒，负天下之声望。他的死，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而诗歌，恰好是他在死亡过程中的心声的展示。
有关刘宗周死亡的过程，他的学生黄宗羲在《子刘子行状》有所记载。弘光元年六月十五日，刘宗周在吃饭的时候听说鲁王政权崩溃的消息，“推案恸哭曰：‘此余正命之时也。’遂不食”(59)。至戊寅日，想到“始吾不食数日，渴甚，饮茶觉如甘露，因知茶亦能续命也。今后勺水不入口矣”(60)。至闰六月八日卒，前后绝食共二十日。然而据何冠彪教授考证，刘宗周在此期间曾两次喝粥，亦曾动摇过死亡的信念(61)。
六月二十二日，在绝食七天之后，有《示秦婿嗣瞻》诗：
信国不可为，偷生岂能久。止水与叠山，只争死先后。若云袁夏甫，时地皆非偶。得正而毙矣，庶几全所受。(时嗣瞻遗书以数子见商，故答诗云云)(62)
首联“不可为”言其不能效法文天祥(信国)挺身而出，也有不必效法的意思，但文天祥被俘后殉国，反衬自己今日之偷生是不能长久的。次联谈及两位先贤：宋末大学士江万里(止水)及著名的南宋遗民謝枋得(叠山)，德祐元年(1275)二月，饶州被元军攻破后，江万里投水而死(63)；谢枋得则因不肯出仕元朝而被杀(64)，此所谓“只争死先后”。刘宗周的意思是说，无论自己选择江万里亦或谢枋得的方式(殉国或遗民)，其实最终仍是一个死，其区别只在于有先有后而已。颔联又提及袁闳(夏甫)，袁闳可以躲避党祸，筑土室不见人。而其后黄巾军起，乡人多赖袁闳得以避难(65)。但如今时间、地点皆不对，故无法仿效。如何不对，并未细说。四位前贤均不可效法，只能死矣。尾联中，刘宗周强调他的死是得乎“正”的。
然而此诗的写作有其特定的背景。此前刘宗周曾与学生王毓蓍相约共死，而王毓蓍以自沉的激烈方式死在刘宗周之前，死前并留书促刘宗周死(66)。王自沉前，留下《致命篇》，其二云：
抉目东门看弄碆，报仇大事付清波。胡氛羞染山阴道，且涤耶溪当汨罗。(67)
此诗极为绝望，报仇已无望，只剩一死。刘宗周得知此消息恰好在六月二十二日，给予他很大的压力。“先生闻之曰：‘王生死，吾尚何濡滞哉！’”(68)秦祖轼以江万里等人事迹加以劝解，然后刘宗周有此诗之作。据此，《示秦婿嗣瞻》不是简单地要从古代先贤那里寻找为何要死的理由，而是现实(学生的自杀)逼迫他必须回答为什么选择死亡的理由，而他的理由又必须要解释他之前为何不死(他直接承认他“偷生”)，而现在又为何必须要死。
六月二十四日，刘宗周又有《示汋儿》：
子职未伸，君恩未报。当死而死，死有馀悼。(69)
这首诗在没有交代理由的前提下强调“我一定要死”。诗的前两句是对是否马上死的质疑：因为父亲和臣子的责任都还没有尽到，有什么理由死呢？然后“当死而死”四字极其决绝果断，不容他人怀疑和质问。考诸史实，可知六月二十四日当日，刘宗周接到清廷的任命书，形势已逼迫他必须马上做出抉择(70)。史家对于刘宗周迟至此日才决定自杀均表示不满，认为刘宗周在崇祯帝死时未死，弘光朝亡时未死，直到清廷逼上来才决定死。这与当时殉国的人物相比，实在逊色太多。刘宗周自己也对此十分惶恐，无法“心中泰然”，曾反复加以辩解(71)。不过，在《示汋儿》诗中却用“当死而死”四字表现出一种决然凛然的态度，作为誓言和宣言。
六月二十九日，有《绝命辞》：
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志。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72)
此诗是刘宗周的最后作品，颇耐琢磨。何冠彪教授云此诗“洋溢着‘个人主义’”，刘宗周“始终把‘匡济’大业卸给别人承担，他所专注的还是个人的忠节而已”(73)。此处所谓“个人主义”即狄百瑞所谓的“新儒家个人主义”，他们“只关注自己，不再以服务百姓或阐扬真道为职志”，“自我牺牲的殉难行为”，不过是“英雄事迹”，从而“自得其乐”(74)。此说自然有理。但细读刘宗周《绝命辞》，却不似展现其“自得其乐”，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之感。刘宗周明显知道，世事有“难”、“易”之分。死亡虽难，有时也是易事。
黄宗羲说：“先生口吟《绝命辞》曰……祖轼欲书之。先生曰：‘偶然尔。吾感熊雨殷而赋此。’初，先生招雨殷入越，雨殷上书陈方略，继而寂然故也。”(75)熊雨殷即熊汝霖，其生平事迹似已不能详细获知(76)。六月十六日刘宗周曾催促熊汝霖入城试图对清兵有所行动，而十九日守城官员“渡江输降”，熊汝霖亦躲入山中(77)。黄宗羲此处所说，应当指此事而言，则刘宗周《绝命辞》显然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语境(context)：是抵抗失败之后的感喟，又是生命终结时的解脱，整首诗充满了无力感，也有解脱的喜悦。
刘宗周门下主动求死者还有祝渊(字开美，1614-1645)。祝渊自缢在刘宗周卒前两日(78)，自缢前有两首诗，其一《口示诸弟》云：
死忠死孝寻常事，吃饭穿衣人共繇。莫向编年问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79)
另一首《绝笔》云：
夜既央兮灯火微，魂摇摇兮魄将离。去兄弟兮父母依，乐逍遥兮长不归。(80)
这两首诗强调的“心安理得”、“逍遥”等面对死亡的状态，非常符合狄百瑞所说的“新儒家个人主义”。
刘宗周为一代大儒，绝食而死又有二十天的过程，故在当时影响极大，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叶绍袁在当年(1645)九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他得知这些消息的反应：
客有谈王孝廉昭平(名道焜)、陆大行鲲庭(名培)，俱殉节死。陆郎北府之年，尤为难耳。山阴刘、祁二中丞，则先于七月间一谢孤竹之粟(刘公宗周念台)，一捐沅江之袂矣(祁公彪佳世培)。(81)
可见，在外界看来，刘宗周的绝食而死颇具垂范意义。不仅如此，祝开美的自缢也有激励作用。陆钰的自杀便是受到祝开美的刺激：
陆钰，字真如，海宁人。万历戊午举人，改名荩谊，字仲夫，晚号退庵。九上春官不第，键户著书，足不入城市。甲申遭变，隐居贡师泰之小桃源。曰：“吾乃不及祝开美乎？”未几，绝食十二日卒。(82)
因祝开美亦是举人身份，却毅然自缢，其行为对于同是举人身份的陆钰来说，便有榜样的作用。
刘宗周与学生王毓蓍相约而死，在当时的文人学士看来，是体现他们人格崇高的事情。钱澄之曾赋诗感叹：
天下刘夫子，节义岂所论。……王生本高足(王生毓耆，公门人，闻变，先公死，留书促公)，振袖赴清源。上书促夫子，先期于九原。三叹亦殒命，无愧知已言。王生义诚烈，夫子道益尊。(83)
钱澄之赞赏的是刘宗周师生的道和义。诚然，刘宗周师生之死的社会意义大约就在于此。然而通过对刘宗周这些诗歌的阅读，可以感受到一个与过去论述并不尽同的临终的形象：一个不断被外在环境逼迫而一步一步走上死亡最终获得解脱的刘宗周。这自然与他的理学背景有关。对理学群体而言，死亡既是一个外在的要求，更是一个内在的要求。他们认为，他们有义务、也有需要用死亡来证明自己的道德。刘宗周、王毓蓍、祝渊等莫不如此。
三 瞿式耜
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初四(公元11月26日)，清军在定南王孔有德(？-1652)的率领之下，攻占瞿式耜守卫的桂林；时在梧州的永历帝则弃城逃往南宁(84)。这次战役让已在粤桂统治四年的永历朝廷急遽溃败，封疆大臣瞿式耜与张同敞坐于空城之中等待被俘、被杀。瞿、张二人在狱中，留下诗歌共54篇(均收入《浩气吟》，瞿作39首，张同敞和诗及己作共15首)。瞿式耜的死是刘宗周绝食而死之后影响最大的事件。这不仅仅因为瞿式耜位高权重，他的死象征着桂林城的彻底沦陷，而永历朝也从此毫无恢复的希望；而且还因为瞿式耜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中在面对死亡时曾经有过大量的思考与情感，而这些思考和情感通过诗歌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细节足以令当时及后人动容。
有关瞿、张临终唱和诗的讨论已极多(85)，学者注意到的自然是其中的忠义气节，这当然是这批诗歌的核心主题。然而，倘若细心揣摩，当可发现瞿式耜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一波三折。试释如下。
狱中诗的发端，起于瞿式耜的《庚寅十一月初五日，闻警，诸将弃城而去。城亡与亡，余自誓一死。别山张司马自江东来城，与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赋数章，以明厥志。别山从而和之》八首，其后张同敞有和诗八首。这组唱和诗最为有名，流传之后，当时就有人次韵唱和(86)。今人称之为瞿式耜“明志”的代表作(87)。其一有云“九死如饴遑恤苦”、“残灯一室群魔绕，宁识孤臣梦坦然”。其二有云“已拼薄命付危疆，生死关头岂待商”、“剩取忠魂落异乡”。其三有云“莫笑老夫轻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其四有云“孤存留守自捐身”。其五有云“边臣死节亦寻常，恨死犹衔负国殇”、“魂兮早赴祖宗旁”。其六有云“拘幽土室岂偷生，求死无门虑转清”、“英魂到底护皇明”。其七有云“严疆数载尽臣心，坐看神州已陆沈”、“衰病馀生刀俎寄，还欣短鬓尚萧森”。均是不断地在表明心迹，同时以超然洒脱的态度面对他所期待的死亡(被清军砍头)。其八作为整组诗的结尾，更是总结性的陈述：
年逾六十复奚求，多难频经浑不愁。劫运千年弹指到，纲常万古一身留。欲坚道力凭魔力，何事俘囚学楚囚。了却人间生死业，黄冠莫拟故乡游。(88)
其时瞿式耜一方面抱必死之心入狱，亟须表明心迹；另一方面孔有德仍期盼说服他投降，故对他十分优待。所以，这组诗在大谈忠孝节义之馀，更显得从容不迫，气度非凡。相较之下，张同敞的和诗则显得十分慷慨激烈。若其一云：“蹈镬撩衣谈笑里，何须血泪更潸然。”其二云：“幽魂应变天边月，照见孤臣铁石肠。”其三云：“白刃临头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其四云：“伤心烈祖当年志，寸磔应存九死身。”其五云：“胡马夜嘶过百粤，老臣痛哭守残疆。千秋正气凭谁鉴，一死中原讵忍忘。”其六云：“亡家骨肉皆冤鬼，多难师生共哭声。”其七云：“日日刀锥攥我心，岂真天意有升沉？”其八云：“已拼魂作他乡鬼，博得人称亡国囚。”(89)则慷慨激昂，甚至于声嘶力竭了(90)。
瞿式耜的从容是有原因的。他对于南明诸朝的局势一直有非常冷静的判断，早在隆武二年(丙戌，1646)，他就在家信《丙戌九月二十日书寄》中说：
人生功名，自有定数，命不应饿死、劫死，少不得尚有一日风光。吾命交寅，尚有好处，若使天下果不得太平，朝廷果不得反正，何云命好、运好？以是愁闷之中转自宽也。(91)
其时唐王已死而瞿式耜等正在策划永明王十月登基事(92)。瞿式耜已清楚看到朝廷有“不得反正”之忧。
次年(永历元年，1647)正月，瞿式耜在《丁亥正月初十再书寄》的家信中谈到他为何坚持拥立桂王，而桂王次子永明王登基之后，反而陷入一种退无可退的尴尬局面：
永明既立，吾念已尽，吾身可隐，吾实不愿受职，无奈一时乏人，上意苦不肯放，只得又入缰锁之中；而时势适值其难，仅仅一隅，岌岌不保，若既立之为君，而遂弃之以图自全，岂不得罪天下万世？因是勉强支持者两月馀，而究不免于西迁，西迁以后局面未知何如，亦惟力是视，以尽吾拥立之初心耳。(93)
在《丁亥正月初十再书寄》中又说：
其实自崇祯而后，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统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过抵一庶僚，其部堂不过抵一杂职耳。所谓存礼之饩羊也，争得世界转，则此官虽小亦尊；争不转时，官越大罪越重，拼一死以酬国恩，以报祖宗在天之灵，馀何计焉！(94)
这是对时势的铭心刻骨的冷静认识，也是瞿式耜首次明确提到要以死报国。然而，瞿式耜的“拼一死以酬国恩”只是在家信中提到，在任何公开的唱和，瞿式耜从来不提及死亡。他一贯以从容的态度面对所有的困难。钱澄之回忆瞿式耜在桂林城破前一直觞咏不辍：
留守之在桂林，大敌在前，闭门火彻，终日召客，觞咏不辍，以是镇静人心，败将之气竭而再鼓，孤危之城破而复全。……公在军中，惟与客赋诗，不谈兵事，亦绝口不言死。(95)
除钱澄之的这段回忆之外，瞿式耜的这个层面很少有人提及。瞿式耜甚至连为何不自杀而要大庭广众地死于清兵刀下都有设想，他在给永历皇帝的《临难遗表》中说：
臣与同敞复语定南：“吾两人昨日已办一死，其不死于兵未至之前，正以死于一室，不若死于大庭耳。”(96)
大家都强调瞿式耜的忠烈，似乎遗忘了瞿式耜是如何通过从容来平静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的这八首诗之所以在当时广为人知并为人仰慕，除了他的英烈之外，还因为他拥有面对死亡时那种罕见的从容气概(97)。
然而，瞿式耜的这种从容是有限度的。他自十一月初五日被擒，至闰十一月十七日被害，共在狱中四十二日。在此期间，面对死亡的压力，他在诗歌中不断试图说服自己坦诚地面对。他在赋八首组诗之后，于初六日有诗《初六日纪事》二首、《初六日寄别山》二首。情绪已不如组诗中平静。如《初六日纪事》其二说：
料此刀头鬼，从何伎俩施。防闲嗤太密，了断恨偏迟。白日幽明路，俘臣涕泪时。眼前都死趣，加意又相持。(98)
涕泪交加，哪里有先前的从容？随后又有《自艾》诗批评自我：
书生原不任封疆，堪笑当年漫主张。共道北门留锁钥，宁知西土失金汤？一筹未展防边计，四载空贻丧国殃。七尺不随城共殉，羞颜何以见中湘？(99)
首句先是自我解嘲，犹见洒脱。中间两联便是埋怨、抱怨了。尾联则想到若不殉节，则无颜在地下见已在长沙殉难的何腾蛟(死后封中湘王)。瞿式耜先前展现出来的是对于死亡的内在的需求，即所谓“已拼薄命付危疆，生死关头岂待商”、“莫笑老夫轻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等，而绝非无颜见同僚于地下等庸俗的想法。
瞿式耜随后又有《自警》四首，依次讨论到了名、功、忠、节、朝闻道、成仁及悟、空、缘、梦等佛家观念。随后，他在诗中依次写到了父亲、君王、老师(钱谦益)、亡妻，对于忠孝节义也想的越来越多，如：
扶舆非大身非小，留得纲常宇宙宽。(100)
无逃大义昭千古，敢望文山节并垂。(101)
平生志节徵今日，顾盼衣冠恋本朝。(102)
啮雪自甘难号节，题裾何日早成仁。(103)
可见，瞿式耜在不断地用名节等来劝说自己完成殉节。在《和别山韵》(其一)中，瞿式耜较为完整地表达了这方面的焦虑：
志节无同异，形骸岂合离？馀生今已久，诀死亦何悲？正气遥相接，忠魂刻共随。诗篇留血泪，千载有人知。(104)
志节、正气、忠魂等都是他和张同敞完成殉节的信仰，他们在狱中反复唱和的诗篇，也会给他们留下身后之名。至此，瞿式耜完全想清楚了殉节的意义，一旦想清楚之后，当他正式面临死亡的时候，便又成为最初入狱时那般坦然了。
不过，瞿式耜并非束手等死之人。十一月十四日晚，瞿式耜与张同敞遣老兵一名通知部下焦琏“城中满兵无几，若劲旅直入，孔有德之头可立致也”。老兵去八十里后被擒。至十七日消息返回，瞿式耜、张同敞遂被杀(105)。临刑前，瞿式耜写了最后两首七绝，一首给自己，一首赠张同敞。写给自己的诗，即《十七日临难赋绝命辞》：
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106)
此诗以平淡从容的口气讨论死亡，将自己定位为“忠臣”，而不是如前面那样纠缠于节义纲常，纯用虚写，显得馀音袅袅，令人回味无穷。
通过对瞿式耜临难诸诗的分析，可以窥到他面对死亡的过程：从一开始的从容到随后的紧张焦虑再到最后的平静。瞿式耜用诗歌展现了他在长达42天的时间中如何纠结、思考死亡的价值和意义。死是不易之事，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时需要深入的思考。过去论述往往强调他们的大义凛然，而大义凛然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我们容易忽略的极为认真的思考什么是死的过程。瞿、张二人的临难诗，恰好提供了我们认识这一痛苦过程的可能。
四 死亡的公共性：张煌言的死
瞿式耜不愿在暗室中自杀而宁愿被捕后当众被杀，是因为瞿式耜希望把死亡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以激发更多的忠义。然而瞿式耜死于战火前线桂林，目睹他死亡的仅仅是一些军士，并未达到瞿式耜所期待的激励效果。几年后，张煌言被杀于杭州。张煌言从突然被捕到押解至杭州被杀，一路上广受关注。这是一个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公开的死亡过程。所有参与、围观张煌言之死的人，都无可逃避地触及到了死亡的意义。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赋予死亡更多的意义。
关于张煌言的被捕和被杀的过程，黄宗羲在《有明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中记载道：
明年，滇上蒙尘。延平师既不出，公复归浙海。甲辰，散兵居于悬嶴。悬嶴在海中，荒瘠无居人。……议者急公愈甚，系累其妻子族属以俟。公之小校降，欲生致公以为功。与其徒数十人，走补陀，伪为行脚僧。会公告籴之舟至，籴人谓其僧也，昵之。小校出刀以胁籴人，令言公处，击杀数人，而后肯言，曰：“虽然，公不可得也。公畜双猿，以候动静。船在十里之外，则猿鸣木杪，公得为备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缘藤踰岭而入，暗中执公，并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
十九日，公至宁波。方巾葛衣，轿而入。观者如堵墙，皆叹息以为昼锦。张帅举酒属公曰：“迟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馀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后数日，送公至省，供帐如上宾。公南面坐，故时部曲，皆来庭谒。司道郡县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于侧，皆视公为天神。省中人赂守者，得睹公面为幸。翰墨流传，视为至宝。每日求书者堆积几案，公亦称情落笔。
九月七日，幕府请公诣市。公赋绝命诗：“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遂遇害。(107)
黄宗羲此文记载张煌言的死亡过程极为清晰，文中所说“省中人赂守者，得睹公面为幸。翰墨流传，视为至宝。每日求书者堆积几案，公亦称情落笔”一段，专门记载当时张煌言临难赋诗的情状。关于张煌言在被捕后不断当众赋诗的行为，姜宸英有更为详细的述说：
既被羁会城，远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贩卖饼之儿，无不持纸素至羁所，争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钱，喜为求乞。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读之鲜不泣下者。独士大夫家，或颇畏藏其书，以为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于人心，而征于事业，发于文章，虽历变患，逾不可磨灭。(108)
可见，张煌言在当时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得到不少普通士人和民众的尊重。但张煌言亦来者不拒，“随手挥洒应之”不但是一份置生死于身外的洒脱态度，而且似乎有意通过为他人书写自己的诗篇，以达到教化人心的作用。
先是，张煌言被捕后，有《甲辰七月十七日被执进定海关》一诗：
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到来晚节同松柏，此去清风笑翠微。双髩难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州归。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109)
此诗为张煌言失败后的自陈。首联云自己已一无心志、二无力量可挽救时局。“息机”即息灭机心。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其五云：“侧身天地更怀古，回首风尘甘息机。”(110)“鲁戈”即“鲁阳戈”，谓力挽危局的手段或力量。《淮南子·览冥训》云：“鲁阳公与韩搆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之反三舍。”(111)颔联以坚贞的松柏自喻，清风、翠微，都是说自己洒脱。颈联说自己恢复中原之心事依然未泯。尾联以文天祥、谢枋得为榜样，说无论是文天祥的早死还是谢枋得的晚死，最终都是以身殉国。这与前文所讨论的刘宗周在《示秦婿嗣瞻》诗中所说的“止水与叠山，只争死先后”并无多大的差别，在刘宗周绝食的时候，他面对的舆论环境已经让他觉得自己死得太晚了，故以谢枋得之死自比。而张煌言此日被捕距离崇祯帝自缢已过去整整二十年，以谢枋得自比是为了更好地向大家表明如下的态度：自己多年来未曾偷生，而是从未放弃复明，如今被擒，当然也不惜一死。于此可见，张煌言在刚刚被捕时，便已怀有必死之心。
据记载，张煌言押回宁波后，浙江提督张杰百般劝降，张煌言回答说“张某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这一求死的姿态在《甲辰七月十七日被执进定海关》一诗中业已表露无疑。张杰奉浙江总督赵廷臣之命，将张煌言押送杭州。临行前，张煌言写下《甲辰八月辞故里》二诗：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桐江空系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渐将素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112)
这两首诗是张煌言的名篇，第一首写“义帜纵横二十年”后的何处何从，以“空”、“难”二字阻断严光与范蠡的退隐路径，掂量生死的轻重，标明自己的选择。第二首承接第一首，气势磅礴、壮志凌云，字字句句表露了他对于谦、岳飞两位民族英雄的敬慕，决心像他们那样为国捐躯，葬身于西子湖畔。
到杭州后，浙江总督赵廷臣奉朝廷之命，许以兵部尚书之职劝张煌言“归顺”。可煌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清廷的劝降，嗤之以鼻。便在狱壁上题下了本文开头那首浩气长存的《放歌》。
1664年9月7日早晨，杭州城秋风萧瑟，乌云密布。张煌言昂首稳步，神态自若。他遥望凤凰山叹息道：“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膻。”说罢，便命在旁官吏笔录，口述《绝命诗》一首：
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113)
与前面分析的刘宗周、瞿式耜等人不同，张煌言对于死亡没有丝毫的犹豫，刘宗周挣扎过、瞿式耜反抗过，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于时势并没有完全绝望，仍觉得有一线恢复的可能，那么，死亡就未必是忠臣的惟一出路。到张煌言这里，任何复明的希望均已幻灭，只有死亡才能证明自己的忠义。所以张煌言的死有着极为强大的信念，光风霁月，不见一丝犹豫。他可以从容地面对公众，在公众面前展现他对于忠贞的信念以及对于死亡的理解。
结语：绝命诗的价值和意义
绝命诗本来是极个人的写作，表露的是个人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的情感和思考。但明清易代之际的绝命诗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反映的不仅是一个个个体生命在死亡前的犹豫、恐惧和坚定，更是所有殉国士人在易代之际的集体价值和情感趋向。在忠君、不仕新朝、华夷之辨等价值观念之下，在抵抗无效、节节败退之下，士人最终走向了生命的终结。这些绝命诗没有复杂的诗艺和华丽的文辞，只有尽情的倾诉，但却是“诗言志”的最好见证。没有这些绝命诗，我们绝无可能如此深入地感受到殉国士人死亡之前的心灵挣扎与灵魂痛苦，更无法真正地体察到他们在最后死亡之际的解脱和快乐。
注释：
①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五有《北都殉难诸臣传》，列42人之多。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7—678页。
②《国寿录》有吴骞校本、陈乃乾题识本等，撰写时间约在顺治六年(1649)至顺治十四年(1657)之间，见《前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国寿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
③据全祖望言，高宇泰卒于戊午(康熙十七年，1678)，《雪交亭正气录》撰于高氏晚年。全祖望《高武部宇泰》，《续甬上耆旧诗》卷四十二，第256—261页。《雪交亭正气录》今有《四明丛书》本、《台湾文献丛刊》本等多种。
④《明末忠烈纪实》有嘉业堂钞本，此书始撰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三十三年(1694)杀青，参《前言》，徐秉义撰、张金庄校点《明末忠烈纪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⑤《皇明四朝成仁录》为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的殉国人物立传，长期以钞本方式流传，无序、无跋、无体例，故其具体撰写时间不详，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下附录所撰《初校皇明四朝成仁录补编序》及《跋》，大概认为屈大均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应在1687年前后。参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231页。
⑥此书似已佚，今存有钱澄之《争光集序》，《田间文集》卷十二，见《钱澄之全集》，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14—215页。
⑦舒赫德、于敏中等《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6册。
⑧如何冠彪有专著《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讨论士大夫殉国之心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也有《生死》一节专门讨论明清易代的死亡现象，并以陈确为例分析了士人如何看待节义的问题，《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7页。
⑨黄宗羲《赠刑部侍郎振华郑公神道碑》，《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⑩钱澄之《争光集序》，《田间文集》卷十二，第215页。
(11)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40页。
(12)司徒琳(Lynn A.Struve)《儒者的创伤》，《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9期(2008年6月)，第12页。
(13)据林时对《南都之难诸公·新城黄公端伯》记载，全祖望辑选《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四，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明季南略》卷之四《南京遇变诸臣》引后两句云“问我安身处，刀山是道场”。《南京遇变诸臣》，《明季南略》卷之四，第182条，第227—228页。(14)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六《忠节》，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7页；《南京遇变诸臣》，《明季南略》卷之四，第182条，第227—228页。谈迁据沈石城说，引作：“三百年来盛治朝，两班文武尽降逃。刚肠暂寄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谈迁著，罗仲辉、胡明校点校《枣林杂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4页。
(15)《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89页。凌駉传见《天启崇祯两朝遗诗》，第1961—1963页。
(16)徐氏传见《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所附“徐文靖公”，第1935—1936页。
(17)(22)《小腆纪年附考》卷十，第376页，第395—396页。
(18)黄淳耀传见《天启崇祯两朝遗诗》，第1959—1960页。
(19)《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六，第318页。
(20)《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九，第1358页。徐守质传见《天启崇祯两朝遗诗》，第2021页。
(21)《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八，第382页。
(23)《使臣左懋第》，见计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点校《明季南略》卷之四，第238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6—277页。
(24)《绝命诗》，见左懋第《左忠贞公剩稿》卷四，乾隆五十八年左彤九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6册，第719页。诸诗亦见《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七，第697—698页。
(25)《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七，第697—698页。
(26)如林时对有《北使之难·莱阳左公懋第》，全祖望辑选《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四，第85页。
(27)《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六，第320页。
(28)《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三，第240页。
(29)麻三衡事迹见《皇明四朝成仁录》，第759页。《小腆纪年附考》卷第十一，第413页。殷以巽有《哭麻孟璿》，《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九，第1331页。其《绝命诗》见《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九，第1294页。钱光绣《次韵答麻孟璿三衡》，《续甬上耆旧诗》中册，第556页。刘城有《哭麻孟璿用原韵》，《峄桐诗集》卷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1册，第613页。
(30)张岱有《和祁世培绝命词》，张岱《张岱诗文集》之《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林时对有《浙东之难诸公·山阴祁忠敏公彪佳》，全祖望辑选《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四，第91页。
(31)《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九，第1299页。周卜年有《挽义士王玄趾》五首，《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九，第1301页。
(32)(80)祝渊《月隐先生遗集》卷四，《适园丛书》本。
(33)(38)(46)谈迁著、罗仲辉、胡明校点校《枣林杂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9—150页、第151页、第145页。
(34)朱彝尊著、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3页。陆培事迹见《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七《弘光朝·杭州死节传》。
(35)张国维《张忠敏公遗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9册，第707页；《张国维赴园池》，《明季南略》卷之六，第264条，第293—294页。《玉光剑气集》卷六《忠节》，第303页。《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作《自诀》、《念母》、《戒子》，卷六，第560页。
(36)陈函辉《孤忠遗稿》(一名《小寒山自序年谱》)，收入《台州丛书后集》。其诗亦见《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七，第771—778页；《玉光剑气集》卷六，第303—304页；《陈函辉自缢》，《明季南略》卷之六，第266条，第296—297页。《明季南略》亦云其赴水死。陈函辉传，见《天启崇祯两朝遗诗》，第1951—1952页。
(37)《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九，第1213—1214页。陈潜夫事见《皇明四朝成仁录》“绍兴死事诸臣录”，第797页。《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四，第248—249页。
(39)(40)(41)《明末忠烈纪实》卷十三，第225页、第241页、第234页。
(42)《黄道周志传》附，《明季南略》卷之八，第291条，第321页。
(43)《杨廷枢血书并诗》，《明季南略》卷之四，第208条，第256—257页。杨廷枢事，见《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六，第355页。
(44)《明末忠烈纪实》卷十五，第276页。
(45)《陈岩野先生全集》卷四，嘉庆乙丑刻本。
(47)《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九，第1280页。
(48)《临难绝命辞》，《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五，第439页；《姜曰广临难赋诗》，《明季南略》卷之十二，第379条，第393—396页。
(49)张肯堂事迹见《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四，第261—262页。全祖望祖父全吾骐《步张太保绝命词韵》，全祖望辑选《续甬上耆旧诗》卷六十三，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906页。《馀生录》收入赵之谦《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第三集，民国18年绍兴墨润堂书苑据光绪间赵氏刻本影印。
(50)张煌言《张苍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
(51)《瞿式耜殉节》，《明季南略》卷之十三，第391条，第428页。
(52)《张同敞自诀诗》，《明季南略》卷之十三，第395条，第434页。
(53)钱澄之《书瞿张唱和诗后》，《田间文集》卷十五，第394页。钱谦益《哭稼轩留守一百十韵》，《牧斋有学集》卷四，第138—157页；又《浩气吟序》，《牧斋有学集》卷十六，第742—743页。
(54)《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十，第1652页。
(55)诸诗均收入《张苍水集》。张煌言《甲辰七月十七日被执进定海关》、《甲辰八月辞故里》其一、《答赵廷臣》其二、其一，被计六奇误认为乃张煌言罹难前所赋之组诗。计六奇云：“张煌言赋此殉难。……作绝命诗四章，众竞传之。”见《明季南略》卷之十六，第426条《张煌言临难赋诗》，《明季南略》，第504、505页。又，张煌言卒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年)，即这批诗的作年，非计六奇认为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误。
(56)如黄宗羲、徐凤垣、林时对、高斗权、高宇泰、全吾骐、傅攀龙等。
(57)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反宋诗的原因——“宋人主理不主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4页。
(58)参左东岭主编《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59)(60)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第247页。
(61)(71)(73)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第三章《明季士大夫殉国的原因》，第51—56页。
(62)“止水与叠山”，《明季南略》作“文山与叠山”。《刘宗周不食死》，《明季南略》卷之五，第245条，第282—283页。
(63)《宋史》卷418《江万里传》，第12525页。
(64)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109《文谢之死》，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89—1190页。
(65)《后汉书》卷45《袁张韩周列传》，第1526页。
(66)《皇明四朝成仁录》，第930页。《玉光剑气集》卷六《忠节》，第302页。
(67)《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九，第1299页。周卜年有《挽义士王玄趾》五首，《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卷九，第1301页。
(68)(70)(75)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46页、第247页、第247—248页。
(69)《文编十一》，《刘宗周全集》第4册，第590页。
(72)《文编十一》，《刘宗周全集》第4册，第590页。“留此旬日死”，《明季南略》作“留此旬日生”。
(74)狄百瑞著、李弘祺译《中国的自由传统》，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3页。
(76)屈大均在《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八《绍兴死事诸臣传》中有《熊汝霖传》，然仅两行而已，第800页。
(77)刘酌《刘宗周年谱》，《刘宗周全集》第6册。
(78)陈确《哭祝子开美》诗序云：“盖初六日之子刻也。越二日而山阴先生亦绝食死。”《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4页。
(79)祝渊《月隐先生遗集》卷四，《适园丛书》本。陈确《哭祝子开美》其一注引，《陈确集》，第745页。
(81)叶绍袁《甲行日注》卷二，乙酉(1645年)九月三十日，陈文新注释《日记四种》，崇文书局2004年版，第314—315页。
(82)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明季二陆词》，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15页。
(83)钱澄之《哀江南》其二，汤华泉校点、马君骅审订：《藏山阁集》之《藏山阁诗存》卷六，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64页。
(84)这段历史的详细描述，可参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658—659页。唯该书第658页将时间误为1649年。另可参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229页。
(85)最重要的探讨是黄海章《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中的附录二《瞿式耜》，对瞿式耜及张同敞的诗歌做了细致的阅读和分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234页。
(86)如归庄有《大学士临桂伯瞿公之殉难也，祚明既作长律三十韵吊之，已而得公与张别山司马临难唱和之作八首，复次韵如其章数，亦不尽同前诗之旨，或不嫌言之重辞之复也》，《归庄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149页。
(87)瞿果行《瞿式耜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70页。
(88)(89)(98)(99)(106)《瞿式耜集》，第234页、第235—236页、第237页、第238页、第245页。
(90)最早注意到瞿、张二人在面对死亡时态度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友人钱澄之，钱澄之认为瞿式耜从容而张同敞激烈，见钱澄之《书瞿张唱和诗后》，《田间文集》卷二十，第394—396页。但钱澄之这一观点似从未得到他人的注意。这里受到钱澄之的启发而将其观点进一步落实到瞿、张二人的诗篇之中。
(91)瞿式耜《丙戌九月二十日书寄》，《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4页。
(92)瞿果行《瞿式耜年谱》，第64—65页。
(93)(94)瞿式耜《丁亥正月初十再书寄》，《瞿式耜集》，第260页。
(95)钱澄之《书瞿张唱和诗后》，《田间文集》卷二十，第395页。
(96)瞿式耜《临难遗表》，《瞿式耜集》，第154页。
(97)如刘湘客《临桂伯瞿公传》云：“日赋诗……其忠厚和平，忠君爱国，绝无愤怨愁绝之色。公所谓‘看得分明，不生恐怖’，学问气识，究竟得力哉。”瞿果行《瞿式耜年谱》，第169—170页。
(100)《自叹示别山》，《瞿式耜集》，第241页。
(101)《闰十一月初一夜放言》其一，《瞿式耜集》，第241页。
(102)《闻同事诸公俱以招至感而有述》，《瞿式耜集》，第242页。
(103)《闰十一月初六》，《瞿式耜集》，第241页。
(104)《和别山韵》其一，《瞿式耜集》，第242页。
(105)钱澄之《所知录》、瞿共美《东明闻见录》、瞿玄锡《显考明柱国特进光禄大夫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临桂伯稼轩瞿府君暨显妣诰封一品夫人邵氏合葬行实》均持此说，后人对此没有怀疑，惟细节上如旧部是否为焦琏等问题有所出入。参《瞿式耜年谱》，第174—176页。
(107)《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93—294页。
(108)《姜序》，《张苍水集》，第331页。
(109)《张苍水集》，第175页。
(110)钱谦益《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50—451页。
(111)高诱《淮南子注》卷六，浙江古籍出版社《诸子集成》本，第1056页。
(112)《张苍水集》第三编，第176页。
(113)《张苍水集》，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