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蕴含TV”的功能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能论文,OV论文,TV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时间状语和宾语的位置相关性问题
1.1 问题的提出
语言类型学的跨语言视角能给汉语研究提供重要的启发。特别是汉语分析中一些两难的问题，跨语言的语料往往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额外的判断标准。
举个例子，汉语语法学界曾经讨论过“状动宾”的层次分析问题（吕叔湘1979；吴竞存、侯学超 1982等）。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状语（这里只限于方式状语）和宾语都后置于动词的语言，会发现几乎都使用“动宾状”这样的排列，如英语。这就可以初步排除把“状动”看作一块的分析，即［［状动］［宾］］这样的切分。但是进一步的调查会发现，如果状语和宾语都前置于动词，则“状宾动”和“宾状动”都很普遍（“把书认真地看完了”和“认真地把书看完了”）。这样分析下去，就可以推测有两个基本因素决定这三个成分的排列。“动”、“宾”倾向于组成一个直接成分，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语义靠近原理”），还有另一个因素是宾语前置于方式状语的倾向（根据“可别度领前原理”，方式状语的意义通常比宾语抽象，应该后置于宾语）。这两个动因互动（注：关于“动因竞争”(competing motivations)，参看Croft(2003:59-69)。）的结果，排除了“动状宾”这样的序列（陆丙甫2004）。
不过，如果穷尽这三个成分的六种排列，那应该还有“状动宾”和“宾动状”要考虑。有关这个现象，直接涉及到Greenberg(1966)提出的共性七：
(1)Greenberg共性七：
在以SOV为优势语序的语言中，如果没有或仅有OSV为其替换性语序，那么动词所带的一切状语都处于动词之前。（这就是Ⅲ型的“严格”次类）
这条共性实际上也就是说，一种语言如果宾语只能前置于动词，那么所有状语也前置于动词。据此可以进一步推出：作为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宾动状”不可能存在，而“状动宾”可能存在 （如汉语）。
不过，Greenberg对这条共性几乎没有讨论。后来的研究对这条共性也讨论极少，我们目前接触的资料中，只有Sanders(1972)对此做了一些讨论，但只是对共性七在字面上作了些解释，把Greenberg的表达改为：
(2)Sanders共性12：
如果一种语言是S(O)V语序而没有SVO语序，那么它必有S(O)Adv V语序而没有S(O)V Adv语序。
另外，Sanders还提供了两条日语中宾语和状语都不能后置于动词的例子。日语是所谓“严格的Ⅲ型语言”，即动词只能置于句末的语言。显然，仅仅根据日语的语料，也能得出状语前置蕴含着宾语前置的结论。
余东涛(2006)通过对55种语言的考察后发现，就时间状语来说，至少“宾语—动词—时间状语”的顺序是不存在的。具体地说，余东涛提出宾语、时间状语的分布有着如下相关性：
(3)
(i)OV,TV*(ii)OV,VT
(iii)VO,TV
(iv)VO,VT
上表的四种语序分布中，(i)、(iii)、(iv)是可能的语序，(ii)是不存在的。余东涛根据这个四分表，得出下面这条蕴含共性：
(4)如果一种语言的宾语前置于动词，则时间状语也前置于动词。
从结论的广泛性来看，比起Greenberg共性七，(4)的概括范围小得多，可以说只是共性七的一个特例。但是另一方面，余文统计的语料则比前两者丰富得多，并且大多数都是Greenberg和Sanders语料中没有提及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因此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
可以说，余文使Greenberg共性七的研究在具体化方面大大跨进了一步。并且，也是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跟国际语言类型学接轨的一个成功例子。
美中不足的是，余文也没有对其结论进行任何解释。本文尝试对这个共性进行初步的解释。
1.2 解决的思路
陆丙甫(2005)也对语序优势现象进行了初步的功能解释：不太容易前置的成分的前置蕴含着更容易前置的成分的前置；而成分的是否容易前置，主要是由“可别度”(identifiability)决定的，可别度越高的成分越容易前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名词宾语前置蕴含着代词宾语也前置”，这是因为代词的可别度比名词大：比起名词，代词通常代表更熟悉的、旧的信息，因此其所指更容易确定、识别。
按照这样的思路，解释余东涛提出的这条蕴含共性的最简单途径，就是证明时间状语比宾语具有更大的可别度。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很困难，原因是时间状语和宾语性质和内容差别较大，相互间的可比性比较小。双方除了都是主要动词的附加成分之外，其他方面的性质差别很大。
一般的蕴含共性中，牵涉到的相关成分范畴基本上都非常相近，通常属于“其他条件都相同”(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的“最小对比”(minimal pair)的性质。如“第一、二人称具有反身形式蕴含着第三人称也有反身形式”中，相关成分都是人称代词的反身形式，区别仅在于人称不同。又如“名词宾语前置蕴含着代词宾语也前置”和“名词领属语前置蕴含着代词领属语也前置”中，相关成分都是宾语或领属语，区别仅在名词和代词之分。而宾语前置蕴含着时间状语也前置这一共性中，牵涉到的两个相关成分是状语和宾语，范畴相差大。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条共性的解释非常有价值。
此路不通，那么我们就换一个思路。
按照Greenberg对体现蕴含关系的“四缺一”表格的诠释：“优势的语序总可以出现，而其相反的处于劣势的语序则只有在其和谐结构也出现时才会出现。”这一诠释的实际意义是：劣势语序的存在蕴含着相对应的优势语序的存在。这样，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条蕴含共性中，VO和TV是优势语序，而OV和VT是劣势语序。因此，要解释这条共性，也可以从解释TV优于VT，以及VO优于OV的原因入手。本文下面分别讨论这两点，即时间状语容易前置于动词的跨语言总倾向，以及宾语后置于动词的跨语言总倾向。
二 时间状语的前置倾向
2.1 各类状语的前置倾向比较
根据笔者以往的一项调查，时间状语似乎在各种语言中都普遍地可以前移（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还没有发现过一种不容许时间状语前移的语言。不仅如此，时间状语实际上还是各种状语中最容易前移的。大部分SVO语言采取状语后置的顺序，这跟VO属于核心前置这一点是和谐的。但是某些SVO语言在其他状语后置的情况下，时间状语却以前置为常规。各种语言句子中的下列成分，都符合一个由跟动词核心语义紧密度决定的共同的轨层结构（陆丙甫1987）：
(5)时位(T)、时量(D)、处所(L)、工具(1)、方式(M)状语的顺序（注：根据笔者近来的调查，俄语究竟以TV还是VT为基本语序，并不明确。不同的俄语母语者对此有不同的回答。有被调查者说，VT只用于回答“什么时候”的情况下，即T是焦点的语境中。最近的调查也得知拉脱维亚语更有可能是图(5)中的5型语言（Linda Apse个人交流）。另外，也有人认为越南语的时位状语究竟是前置还是后置也不明朗。越南语是典型的核心前置语言，状语以后置为常，但是时间状语前置也很普遍。
图(5)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似乎是时量(duration)前置于动词蕴含着时位(T)也前置于动词。这个可能的共性，并不难解释。时位跟时量之间有“整体—部分”的关系，因此时量前置于动词就和表部分的时位状语前置于动词而表整体的时位状语反而后置于动词一样，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因为时量是无定的，而时位是有定的，这种顺序也违背了“定指—不定指”的普遍顺序。）：
其中时位状语（即一般所说的时间状语）前置的倾向很明显。这些语料明显地反映了时位状语是最容易前置的状语。另一方面，即使英语这样的6型语言，时位状语前移到句首的句式变体都使用很频繁。
而且，这些语言中，日语、朝鲜语、巴斯克语属于OV语言，其他的都属于VO语言。的确没有一种语言是有“OV-VT”组合的。
2.2 时间状语的有定性、背景性和话题性
2.2.1 有定性
让我们先来比较一下作时间状语的时间名词和宾语名词。首先，二者都是名词，前者不表现事物、比较抽象，而后者通常表示事物、比较具体。从这点看，似乎是宾语名词具有更大可别度和前置倾向。不过，时间状语总是定指的（表达“时位”，时位总是定指的；而“时量”(duration/frequency)则总是不定指的），而宾语往往是不定指的。从这个角度看，时间状语比宾语可别度更大而容易前置。这两个矛盾的理由似乎互相抵消，我们不妨说，孤立地比较时间状语和宾语，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前后置倾向区别。但是如果分别考察两者跟动词的关系，我们会找到许多时间状语比（受事）宾语容易前置的功能理由。
2.2.2 背景性
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看，时间词具有明显的背景(background)、框架(frame)特征，具有较高可别度而倾向前置。
一般地，背景（框架）在人类认知视野中是先出现的。这个倾向具有功能的基础，因为人类总是在既定的、熟悉的、已知的背景下认识到新事物；在我们的认识视野，新事物总是出现在一定的背景、框架之中。如果没有背景、框架，就无所谓有新的事物出现。
举例来说，当人在感知两个事物的空间关系时，总是把其中一个当作注意对象，另一个当作参照物。对象的变化范围是由参照物来定义的，比如，我们在注意舞台上的人物时，先决条件是有一个舞台背景的存在（沈家煊1996;1999:56,228-9）。
时间词一般提供了句子所陈述内容的背景信息，说明所表达的句子信息发生的时间。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固定的、较大的、整体的成分为“背景”（框架），不固定的、较小的、部分的成分为“图像”(figure)（Langacker1987/1991;Talmy1983；刘宁生1995；引自沈家煊1996）。这跟可别度等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固定的、较大的、整体的成分相对于不固定的、较小的、部分的成分，其定指程度较高，可识别程度相对也较高。因此，背景／框架前置于前景(foreground)／图像就是自然的信息流向，是无标记的语序。这也同样得出时间词的背景（框架）特征决定了它的可别度较高，倾向于前置，因此TV语序相对于VT语序是优势语序。
总之，时间词的背景性大大降低了OVT的可能性。
2.3.3 话题性
从时间状语的极强背景性可以推导出它的话题性。话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相关性”(aboutness)的，即陈述的对象；另一种就是背景框架性质的。
时间词的有定性、背景性特征决定了它与旧信息紧密相关。从句子信息的自然流向来说，旧信息居前是无标记的语序(Haiman 1985; Lambrecht 1994)。话题一焦点和旧信息—新信息的信息流向是无标记的自然关联(Croft 1991; Lu & Wu 2006)。而且我们总是对一个已知话题作出自己的评论。所以，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如“How clever he is！”这样的感叹句等），话题总是前置于焦点。因此，可以说有下面一个“无标记组配”（Croft 2003:165；沈家煊1999）：
前置 后置
旧信息新信息
话题 评论／焦点
这也可以归结于可别度领前原理在起作用。话题一般是已知旧信息，已知相对于未知（新信息、评论／焦点）来说，其可别度当然要高得多，倾向于前置。
三 宾语的后置倾向
3.1 认知证据
沈家煊(1999:200-8)论证了汉语里VO相对于OV是优势语序。根据他的研究，可以有下面两个单向蕴含式子：
(7)OV
O有定
O无定VO
根据(7)，“0如为有定，不一定取OV语序；但如取OV语序，则O为有定。相反，O如为无定，则取 VO语序；但如取VO语序，则O不一定为无定”。而且，英语中宾语提前也必须是有定的（沈家煊1999:206-7）。
VO优势可以从认知心理上获得解释。对一个典型的事件或活动而言，总是由一个动作发出者通过动作作用于某个对象（或通过动作产生某种结果）。“施事＋动作＋受事／结果”是人认识事件或活动的理想化模型（Croft 1991:168；引自沈家煊1999:202）。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动作、行为的开始阶段，对象可能是不具体的，而动作的结果也很可能是不能马上感知到的。宾语对动词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不少宾语会受到行为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位置移动等等），有些宾语甚至根本就是行为完成后的结果（结果宾语），是行为之后才能存在的物体。因此，从时间顺序临摹性（Tai 1989，见下文4.2节）来看，宾语也容易具有后置于动词的倾向，这也是语言信息的自然流向。
不过，陆丙甫(2005)认为SOV比SVO更符合“跨词类可别度等级”，因为动词比名词抽象。这跟上述VO倾向不一致。这里就发生了“时间顺序原理”和“可别度领先原理”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可能取决于其他因素。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大概是宾语的长短。
在人类早期语言中，由于内容简单，宾语也通常很简单，不会有复杂的修饰语。随着思想的发展，宾语带有复杂的修饰语的情况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采用SOV语序就增加了主语跟动词之间的距离，因此也增加了对主语和动词之间关系的干扰。特别是带有小句修饰语的情况下，主句动词还没有出现，宾语中关系小句的动词就先出现了，许多有关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证明，处理这种“内嵌”的句子形式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许多语言中发生的从SOV向SVO发展，很可能跟避免主语和动词间的距离和干扰的增加有关。
3.2历时证据
VO优势还可以从语言历时演变的角度获得部分解释。一个观察到的现象是，许多SOV语序语言已经完成向SVO语序的转变（如古拉丁语的SOV演变为当代法语的SVO），或正在向SVO演变；相反，极少有语言是从SVO向SOV转变的。在从SOV语序向SVO语序发展的过程中，很多语言的格形态大大减少。比如古英语SOV演变为现代英语的SVO，格形态已经销蚀殆尽(Blake 2001:175-9)。由此产生的疑问是：这种演变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Vennemann(1974)指出，在诸印欧语言的历史上，一般地说也许在语言总体的历史上，由于语音演变等原因，一直存在形态区分销蚀的倾向。比如，英语、法语、威尔士语发展到了近代阶段以后，大多数名词短语已经没有主—宾格的区别；即使在像德语那种在某些名词类别里保留这种区别的语言中，在其他类别里的区别也已经消失（德语只有阳性单数名词短语保留这种区别）。对动词居末的语言而言，伴随格形态的减少，主、宾语之间的形式区分就越来越模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把动词前移至主语和宾语中间，从而导致了许多甚至是严格的SOV语言（如土耳其语）的动词后边偶尔允许有名词短语（参看Comrie 1989:214）。其实，以往的统计也显示：严格的 SOV语言实际上很少（注： Hawkins(1983)语言附录中，严格的SOV语言只有9种：日语、琉球语、朝鲜语、Burushaski、Fore、Hindi、Kannada、Kabar dian、Osmanli，约占所有SOV语言的5%。）。对辨别施受关系的需求是SOV语言大多具有格标记的主要原因(Comrie 1989:127)；相反，SVO语序本来就是辨别施事和受事的自然语序流向(Blake2001:178)，就没有再向 SOV演变的必要；若演变成SOV，则还要加上格标记，徒增麻烦，不符合经济的原则。（关于VO优势，进一步参看Croft 2003:79）
四 时间状语、宾语、动词位置关系：进一步的证据
4.1 语义关系的疏密等级
陈平(1994)提出下面这样跟动词的语义关系的疏密等级：
(8)系事＞地点＞工具＞对象＞感事＞受事＞施事
陈平认为其中越是左边的角色跟动词关系越是疏松，越容易成为双项名词句
中的前一项名词。
陈平(1994)是根据分布的限制得出这个相关性的，并没有从原理上论证其中的相关性。我们认为这个结论有一定的理据性。一个成分跟动词关系疏松，说明独立性强，对动词的依赖性小，因此也越容易远离动词。当然，远离的结果有两种情况：一是前置而成为句首或靠近句首的成分，成为双项名词句中的前一项名词（注：这里面有一些细节还值得探讨。陈平这个结论主要是建立在对两项名词前置于动词的句子格局（所谓“主题句”）而言的。但是，如果就两项名词分别居于动词前后的“名词＋动词＋名词”格局来说，恰恰是施事最容易成为话题，如果承认典型主语有话题性的话。另外，陈平(2004)又认为两项名词前置于动词的“主题句”中，施事性越弱的语义角色越容易前置而成为话题。看来，关于主题句中哪个名词容易前置的判断标准，陈平在两篇文章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当两者不一致时，结果会如何？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根据(8)，受事是不容易前移的成分；但根据陈平(2004)，则是很容易前移的成分。）；二是后置而成为句末或靠近句末的成分。其中前置位置更能体现出独立性：不需要等待动词出现就能自行先出现。
时间状语如果也在这个序列上，它跟动词语义关系应该是最疏松的，即应该出现在这个系列的最左边。从这个角度看，也应该是最容易出现在话题位置的语义角色。
关于跟动词关系紧密度跟分布位置的关系，从下一节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4.2 时间顺序原则和“状动宾”顺序的优势
大致、粗略地从认知角度考虑，状语主要表示动作的伴随条件和特征，而宾语是动词的最终影响对象。这在宾语为结果宾语时尤其明显。根据“事件顺序原则”(Tai 1989)，至少在状语为方式而宾语为结果时，“状动宾”语序是比较理想的。
也有状语表示结果而且前置的情况，例如汉语中所谓“定据状位句”(9b)：
(9)a，他 泡了 一杯热热的茶。
b.他 热热地 泡了 一杯茶。
语法学界一般认为“定据状位句”的表义特点是其中的方式状语是动作之前就有的目的，因此(9a)只是表明泡的结果得到了一杯热热的茶，而(9b)暗示泡出热热的茶是行动之前就有的目的。(9b)这样的格式在汉语中是很特殊而罕见的，使用上受到极大限制，在其他语言中似乎也极少见。但即使这种特殊句式，也照样能用“时间顺序原则”解释：因为目的先于动作。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状语没有目的性的情况下，“状动宾”相对于“宾动状”是优势语序。
但是，(9)似乎跟Greenberg(1966)的共性十五有矛盾：
(10)Greenberg共性十五：
除了名词性宾语总是居于动词之前的那些语言之外，表达意愿和目的的从属动词形式总是置于主要动词之后。
看来，表示目的的成分在时间顺序上有双重性。从客观世界来看，“目的”状态的出现总是后于主要动词表达的动作行为。但从主观想象世界来看，“目的”状态的存在先于主要动词表达的动作行为。由于这种双重性，目的表达的位置倾向不是很强烈，因此共性十五需要“动词必须后置”这一额外条件的限制。而这条限制的本质是“和谐”，体现了向“其他条件都相同”的靠近。
共性十五只牵涉到“表达意愿和目的的从属动词形式”，而(9)中表达目的的是形容词，因此两者并不直接矛盾。
五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文主要从语序优势的角度解释了余东涛(2006)提出的语序共性。我们的解释没有停留于从四分表上的分布来判断某语序是“优势”（或“和谐”），我们尝试发掘原因背后的原因。我们看到，该语序共性的背后有许多认知、语用上的证据，有着功能的基础。
当代语序类型学中，广泛、深入讨论的都是同类句法成分的相互关系，例如同样作为论元的主语和宾语之间的顺序、各种定语或者状语之间的顺序等等。本文讨论的语序蕴含共性涉及到作为论元的宾语和作为附加语的状语之间的顺序关系，属于更复杂的情况。比起范畴相近的成分间的比较来，范畴相远的成分间的比较情况更为复杂，因为牵涉到更多的不同因素。
陆丙甫(2004)在考察动词、宾语和状语语序关系时，认为“动状宾”作为基本语序的不存在，动因之一是状语比宾语抽象，或者说可别度低；因此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状语应该后置于宾语。这似乎跟本文的分析有明显的矛盾。不过，实际上，陆文所讨论的是由形容词语素为主构成的方式状语，这跟时间状语很不相同。因此，这个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另外，陆文把考察对象局限在两者都在动词一侧的情况。而本文所考察的主要是状语和宾语分置动词两旁时的情况。
本文的论据主要是TV相对于VT的优势和VO相对于OV的优势。由于时间状语和宾语的性质差别很大，两个优势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密切；因此，两个劣势顺序所结合的OVT，也只能得出实际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已，并不一定导致不合格。应该看到，本文的分析远不是充分的。跟OVT作为基本语序的不存在，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需要今后继续探索。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相关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仔细审视反映余东涛提出的蕴涵共性的四分表 （重复如下）：
(i)OV,TV
*(ii)OV,VT
(iii)VO,TV (iv)VO,VT
如果将每对两项式的组合合并成三项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格局：
(11)
这里穷尽了这三个成分的所有排列。其中有OVT、VTO两个顺序作为基本语序不存在，OTV的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调查。这跟下面反映动词、宾语和方式状语（用M表示）组成的六个排列情况稍有不同。
(12)
(i)OMV,MOV
(ii)*OVM
(iii)MVO (iv)VOM,*VMO
OMV相当普遍。跨语序这一情况，部分地反映于汉语“把这本书认真地看完了”和“认真地把这本书看完了”两者在语感自然程度上不相上下。根据本文的分析，时间状语比一般状语具有更大前置倾向。如果如此，那么至少OTV应该比OMV更具劣势，受到更多的限制。
但根据本文的分析，至少可以推断出，有关成分在符合语义靠近原理的四个顺序中，只有一个不存在。这符合“四缺一”格局（底线表示语义靠近而首先结合的两个成分）：
(13)
这又一次证明了“四缺一”格局作为一种重要描写手段的价值（陆丙甫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