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生产力与唯物史观——从“经典表述”的“逻辑缺环”谈起
王峰明 项荣建
[摘 要] “发展命题”在唯物史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如何解释生产力的发展却始终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难点。实践辩证法企图用人与自然的实践互动来说明劳动工具的发展，进而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机制，这无疑为破解发展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思路。然而，对作为系统或结构的“生产力一般”而言，解释了作为其要素之一的劳动工具的发展显然并不等于解释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若脱离政治经济学等具体科学层面的实证研究的支撑，所提供的就不过是一种哲学思辨和对问题的形式化、表面化的解答；尤其是，实践辩证法及其所开启的“泛生产力论”路向在实质上已经消解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对实践辩证法的这种反思本身已经指明了解答“发展命题”的可能的路径与方向。
[关键词 ] 发展命题 生产力 实践 唯物史观
一、“经典表述”的所谓“逻辑缺环”
近年来，安启念教授在多篇文章（以下简称“安文”）中表达了一个核心观点，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存在着“逻辑缺环”，即“这一表述把全部社会生活的变化归结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没有回答生产力又是怎样发展的，其动力从何而来”。a安启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由此造成的理论隐患是，“经典表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很可能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唯物”的。这是因为：其一，“我们熟知的唯物史观……并没有揭示生产力的发展机制，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释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历史。严格地说，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理论——它唯物主义地说明了社会生活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说明社会生活是如何‘动起来’的，不能称为历史理论。”a安启念：《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及其史学价值》，《理论探索》2016年第1期。这就是说，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着力于对社会生活进行横向的、静态结构的分析，却疏于对社会生活进行纵向的、动态演化和发展的分析；前者固然是一种客体维度上的社会分析，但后者才是立足于主体实践维度的历史分析。b参见安启念：《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两个维度——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谈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其二，“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由人创造的。这样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认识和思维创造，甚至取决于个别天才人物的‘思想火花’。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更容易把生产力的进步从而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于思想认识的创造。”c安启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唯物史观与实践辩证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以此来看，“经典表述”的唯物史观即使对生产力的发展机制做出了解释，也不一定就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可能是强调人的思想、意志等主观因素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对生产力发展机制的唯物主义解释的缺失，意味着“经典表述”的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并不完善和彻底。鉴于此，“安文”将实践唯物主义召唤出场，主张在哲学上确立劳动实践的本体地位，以基于实践辩证法的“大唯物史观”来代替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史观。这样，“大唯物史观用劳动实践活动合理地、唯物主义地说明了人制造工具能力的发展”，由此不仅解答了生产力发展机制这一“哲学问题”，传统唯物史观饱受诟病的主体缺失、“人学的空场”也得到了填补。不惟如此，“大唯物史观”的劳动实践还将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有机联系在一起，唯物主义地解释了整个的历史。d安启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唯物史观与实践辩证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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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则认为，其一，“安文”的观点虽然在某一层面和某种程度上回答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但是其在论证上却存在诸多缺陷。从立论取向上看，其以实践对于生产力发展机制的说明为基点，试图用实践唯物主义（“大唯物史观”）覆盖或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唯物史观）的做法并无必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理论倒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如何发展，即具体机制问题，是处于不同层面、性质不同的问题。前者处于本质抽象层面，是马克思对生产力的总的趋势和整体特征所作的哲学的综合；后者则处于现象具体层面，需要像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做的那样借助于工艺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门具体科学进行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其三，作为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概念，实践和生产力既具有不同的理论功用，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实践是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和总的原则，生产力则是唯物史观基于实践活动对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具体阐释和把握。离开了表征人与自然的现实联系的物质生产力，实践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和理论，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活动。这种实践概念和理论是披着唯物主义外衣的上帝和绝对精神，由此出发对生产力发展机制的解释往往会流于消解了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立场的“泛生产力”理论。
二、“发展命题”的实践论阐释及其缺陷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工具虽不可或缺，但相较于其他因素和条件，其重要性的程度是有起伏变化的。“在历史上，地理环境、人口、土地和科学技术都先后对生产力的发展起过主导作用，从而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决定作用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f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6页。以地理环境和人口为例，越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自然因素和地理环境对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就越大。在原始社会，“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g《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07页。换言之，“在共同体早期，可以利用的生产力多半依赖于自然环境。”h [美]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38页。奴隶社会以降，奴隶人口作为参与劳动过程的劳动力要素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数量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本身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那些国家来说，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是完全闻所未闻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保持少量的人口。否则，它们就难免体力劳动之苦，把自由民变为奴隶。”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1页。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最重要的首先是作为劳动力的奴隶而不是劳动工具，因为劳动工具的发展是近乎停滞的。个中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奴隶为了证明自己是人而不是（不会发声的与会发声的）物，总是蓄意破坏劳动工具和牲畜。因而，“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j《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9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显然，唯物史观不是“实践哲学”，更不是“思辨哲学”，而是为整理和研究历史资料提供方法论指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更容易理解列宁的下列说法：“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b《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如果把视阈局限在哲学之内，唯物史观就只能是一种“假设”、一种抽象论断，或者“一种在河岸上传授的游泳方法”。忽视乃至拒斥“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具体研究和经验分析，并不是对待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态度，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能正确认识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机制。
与科恩诉诸人的内在倾向即“人性”的解释不同，“安文”从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实践”概念出发，认为：“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产生关于自然界的新认识，并努力运用这些认识制造新工具，更新自己的实践活动；只有对客观世界作正确的反映，才可能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实践中成功，从而使认识转化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力。”b安启念：《关于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两个问题》，《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这可谓是“实践改造自然界”。同时，“被改造了的自然界反过来又作用于人，改变人的感觉能力、审美能力、实践能力，其中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的发展”。这可谓是实践对人自身的改造。此外，“变化了的自然界（按马克思的理解也包括劳动产品）激发人们产生‘新的需要’，从而使制造工具的新能力变为现实生活中的新工具”。在“安文”看来，以上论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深层机制”。c安启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唯物史观与实践辩证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显然，“安文”对“发展命题”的解答是沿着“人与自然互动→认识的提高→劳动工具进步→生产力发展”的解释路径展开的。“安文”认为，这一路径承袭于普列汉诺夫，因为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归结为“行动的哲学”，将唯物史观形成的关键归结为“马克思用人的劳动科学地解释了人的天性从而解释了人的制造工具能力的发展”。d安启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而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在对生产力发展机制的解释上受限于发生学思维方式，e参见王峰明：《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思与新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0期。在“第一推动力”的“推动”下走向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生产力发展本身是为环绕着人的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f《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765页。
阿司匹林为代表的抗血小板药物，通过抑制血小板环氧化酶产生，从而阻断花生四烯酸氧化合成血栓烷A2(TXA2)，从而对TXA2的合成产生抑制作用，进而对血小板聚集产生抑制作用，最终起到抑制血栓形成作用[1]。目前阿司匹林作为用于ACS的一线抗血小板的药物被广泛应用，其有效性被大量证据所证实，但仍有部分患者使用阿司匹林后出现血栓事件，其中部分患者已证实存在“阿司匹林抵抗”。阿司匹林抵抗机制尚未被完整清晰阐述，但目前可通过血栓弹力图及基因诊断等检查发现其存在，并通过更换药物和调整剂量，增加抗血小板聚集作用。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何以成立？科恩认为，这可以从“人性的两个永久性的事实”以及“一个有关人类在历史中面临的境况的事实”中得到解释。这就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是人类不断遭受的严酷境遇，他们必须耗费精力从事由自然必然性决定的劳动，而“人倾向于反省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和辨别做事情的更好的方法……当知识提供扩大生产能力的机会时，他们将倾向抓住它”。a [英]G. 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181-183页。在此，科恩在比较朴素、通俗的意义上解释了生产力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当然，无论是G. A.科恩还是“安文”都只是在一般和抽象的意义上对生产力的发展作了解释。相较于科恩，“安文”的解答更像是一种“元”解答，因为它确立了实践的本体论阐释地位，把人性理解为基于实践活动的历史性生成，从而破除了“人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纠缠。同时，“实践”弥合了主客体二分造成的鸿沟，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互构中呈现出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的动态图式。然而，“安文”在论证的逻辑链条上却无法回避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在实践与生产力的连接项上，能否把劳动工具与生产力等量齐观？二是解释了劳动工具的发展是否就解释了生产力的发展？
不可否认，劳动工具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将劳动工具看做是生产力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马克思还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这里的手推磨和蒸汽磨，均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象征的意义上使用的。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生产方式的变革恰恰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同时，面对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以及各个资本家之间激烈的外部竞争，“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生产工具的重要性，生产工具对于社会变革的动力作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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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正是从作为具体科学的工艺学那里，马克思找到了解释生产力发展问题的经验材料和实证基础。他说：“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f《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59-560页。工艺学所研究的是“实际的劳动过程”，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页。它关涉的正是生产力如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还说：“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29页。为了对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以及大工业的生产力发展问题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了解，马克思做了大量关于“工艺学及其历史”的笔记，这些笔记被称作《工艺史摘录笔记》并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得到反复利用。b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9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80页。没有工艺学提供的实证支撑，马克思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内在机制有深刻全面的认识。c参见宫敬才：《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误解应予以纠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
生产力发展问题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国内学界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已有之，经80年代重新掀起波澜，至于今日仍未平息。在国外，早在第二国际时期，普列汉诺夫就曾尝试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G. A.科恩则将这一问题明晰化为“发展命题”，并确立为“首要性命题”之前提性支撑，随后便在学术界引发广泛、激烈的理论交锋。e参见鲁克俭：《重新审视“发展命题”》，《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
以上例证并非要说明某一因素对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或者某一因素比生产力更为根本，而是为了强调绝不能把“生产力一般”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总和”与“生产力具体”混淆起来，更不能以后者替代甚至排斥前者。因为，如果说生产力一般是各种具体形式的生产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生产力具体就是生产力一般的各种不同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k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第3页。从生产力一般或生产力的总和来看，劳动工具不过是其具体的、特殊的组成部分或表现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3页。因此，要解释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并对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以及呈现于外的不同特点给予充分关注，而不能将问题简单化、片面化，单纯地用对某种具体要素（例如生产工具）的分析来取代对生产力一般的整体分析。
特别是，以“实践”作为本体论支撑决定了这一解释路径的可扩展性，即从“实践→工具→生产力”的特殊形式转换到“实践→n→生产力”的总和形式。这里的“n”可以是劳动工具，也可以是劳动力本身和劳动对象，还可以是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等等。总之，一切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东西都可以纳入实践解释框架。其结果必然是，实践固然可以在最终或一般的意义上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一切可能的连接项经由实践的“册封”也统统可以成为一种生产力，从而纳入生产力概念的外延中来。比如：学界经常提到的制度生产力、文化生产力、道德生产力、金融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等等。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边界就被取消了，生产力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本质规定就被淡化甚至抹杀了。“生产力论”于是畸变为毫无意义的“泛生产力论”。b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第56-60页。仅就这一点而言，注重在内部构成要素层面阐解生产力的威廉姆·肖倒是显得很有理论见地，他认为：“‘生产力’不是恰好被规定为那些为生产所必需的东西（因为许多东西，像法律或士兵，也可以成为保证生产顺利持续进行的必需因素），而是被规定为那些成为实际劳动过程基本要素的东西，那些在这种过程中被使用的因素。”c [美]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20页。
三、破解“发展命题”的另一个向度
在“安文”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唯物史观不是科学（社会学）而是哲学。这一立场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动力或机制问题应该被当做一个哲学问题来看待，因为，“一旦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机制问题，我们便无法在经验事实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必须借助思辨的力量寻找唯物主义的解答并对各种唯心史观展开批判，从而步入哲学的领域。”d安启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然而，当唯物史观与各种具体问题相遇时，马克思似乎从未讲过要借助“思辨的力量”，因为，所谓的思辨不过是脱离现实基础的理论臆想，唯物史观反对的恰恰是这种无根基的抽象和思辨。退一步说，如果这里的“思辨”指的是“叙述方法”意义上的概念演绎或者是区别于化学试剂、显微镜的所谓“抽象力”，那么，要“寻找唯物主义的解答”，首先要做的恰恰是面向经验现实、分析经验现实，如此势必会突破哲学的边界而迈入各门具体科学的领域。
那么，如何在具体科学或经验实证的层面回答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呢？这绝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作为从具体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甚至在布伦纳、里格比等诸多西方学者看来，发展命题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科学的命题，它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然而，立足于经验和常识以及马克思本质抽象的方法，发展命题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合理性。毕竟，从“广泛的概括”来看，人类历史上很少出现先进的生产力被落后的生产力取代的情况，即使有也不过是一种反常或偶然，而“历史理论必须满足于抓住正常的情况”。d [英]G. 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184页。可以说，“发展命题是从历史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的，是关于历史发展轨迹的理论。它关涉的是对历史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以及对以往历史的反思。如果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并把历史当作一个总体来看的话，确实存在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趋势。”e [加]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1-402页。简言之，发展命题不过是对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反思、领会与把握，是一种“综合”。而众所周知，综合是以分析为前提的。要阐明“发展命题”，首先应该将之“解压缩”或者具体化，否则对这一问题的任何科学研究都难以实现聚焦。因此，对生产力发展问题的把握不可能离开对于不同时期历史材料的研究与分析，不可能离开各门具体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的实证支撑。
马克思在阐述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不同时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e《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22页。作为思维抽象的直接结果，以哲学样式呈现的“先验的结构”绝不是凭空构造出来的，试图跳过科学分析而在哲学层面澄清历史发展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脱离经验事实分析的抽象与演绎，更像是在自我封闭的圈子内玩概念游戏，虽然在模糊之中可以以颠倒的方式投射现实，却由于缺乏科学分析的精准性而难以真正深入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并把握社会历史规律。这正是马克思逐渐远离思辨哲学，耗费40余年心血钻研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因。
在科恩看来，“发展命题”指的是“生产力趋向发展贯穿整个历史”，“首要性命题”指的则是“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解释的”。f [英]G. 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石和必要补充，否定了“发展命题”也就否定了“首要性命题”。因为，如果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得不到说明，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要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也就无法在理论上得到解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发展命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命题，在马克思那里似乎并未得到明确的阐释以及严格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仅是被当做不证自明的前提。换言之，马克思主要是在宏观层次、在经验直观的意义上描述了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整体趋势，而没有在具体科学意义上清晰揭示其内在机制。也正因为如此，“发展命题”构成了科恩与“安文”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域。只不过，科恩是要为传统的唯物史观进行辩护，而“安文”则是以此为突破口，彰显“实践”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
伏立康唑片在肾脏科不合理使用的问题突出，包括超说明书用药、用量不适宜以及联合用药调整剂量不当。建议在患者有确切感染指征或有微生物学检测证据时使用，勿作常规预防用药；首次给药时应首日给予负荷剂量、后以常规推荐剂量维持；与具有相互作用的药物合用时，宜调整合用药物剂量，以防止耐药和增加经济负担，同时密切监测肝肾功能，预防和减少不良反应，严控用药风险。
尽管如此，从劳动过程或生产力的内在构成来看，劳动工具作为劳动资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还包括劳动力与劳动对象。对此，普列汉诺夫指出：“人对自然的生产作用的过程不仅需要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只是为生产所必需的手段之一。因此更正确些，不说劳动工具的发展，而是一般地说生产手段、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完全无疑的，在这个发展中最重要的作用正是属于或者至少至今曾是属于劳动工具的。”d《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77页。威廉姆·肖也认为：“在使用简单工具低技术水平下，劳动关系主要视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熟练程度而定。即使在生产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只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也是不够的。”e [美]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8页。可见，劳动工具的发展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只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却不是唯一标志。
上述分析并非要具体阐明生产力如何发展，而是要说明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仅仅限定在哲学视阈是非常狭隘和片面的，对于该问题的阐释离不开实证科学的维度，而且这一维度比哲学更为基础和重要。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存在于本质抽象层面的一种总的趋势和整体特征，而生产力如何发展则是漂浮于现象具体层面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和把握，需要的不是哲学的思辨，而是各门具体科学的实证研究。这是处于不同层面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唯物史观的实践解释范式纵然可以将人与自然互动的实践辩证法指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或基础，纵然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终究不过是对生产力发展问题作了形式化、表面化、一般化的解答。正如传统教科书所讲的“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一样，实践辩证法的逻辑推导虽然不错，却终究不是对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状况的把握，其实际意义也大打折扣。
四、唯物史观：从“实践”到“生产力”
“安文”从“经典表述”的“逻辑缺环”出发，提出确立实践的本体论地位，以实践辩证法来解释生产力进而解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乃至整个历史，这就使得传统唯物史观所主张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在无形中被实践决定论取代，唯物史观最终被转换为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这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初衷，抹杀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特质。因为，无论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做何种理解，可以肯定的是，唯物史观只能是生产力决定论而不能是实践决定论，尽管说实践是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和总的原则。d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第54-56页。
首先，从文献学来看，尽管学术界将“实践”看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核心的概念，但检索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可以发现，“实践”并不是一个高频词汇，其在本体论意义上的集中使用主要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从没有使用过“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就此，段忠桥教授曾指出：“仅仅依据他（指马克思——引者注）1845年以前的论著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其结果就只能是用他的早期思想取代成熟时期的思想。此外，这种作法还必然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并将恩格斯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e段忠桥：《实践唯物主义取向使当前马哲研究陷入困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5日B04版。将“实践”概念过度拔高，并把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剪裁收编进实践唯物主义的框架中，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并不利于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理解和把握。
其次，表面上看，“实践”概念富含现实性并充满解释张力，实际上却比我们想象的要空疏抽象。真正具体而丰满的是现实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活动的极端重要性营造出“实践”的理论应当垄断历史解释权的错觉，“实践”幻化成能够解释一切的“万应良药”。实践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通常的解释是：反映主客体关系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实践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一般回答是：实践创造历史，实践是人的本质，实践形成正确的认识……然而，这些都不过是理论形式上正确的大而无当的空话。因为，不伏下身去具体而深入地分析社会结构与历史经验的实践理论必然是神秘而空洞的，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过是复活了的披着唯物主义外衣的哲学形而上学。缺乏具体科学中介的实践理论恰恰是以实践之名排斥和消解现实的实践活动之实，而具有当代性的实践理论所面对的任务，早已不是在思辨和抽象层面上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学术清理与超越，而是如何具体化、微观化以回应现实实践活动和人的现实需要的呼唤。正如刘福森教授所指出的：“在现实上，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但在理论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却是解释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我们不应当用实践原则把社会历史抽象化，而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把实践具体化”，一当面对现实，我们就要“从实践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a刘福森：《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一当分析具体现实，我们就要拥抱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具体科学。可以说，这是推进生产力理论研究、推进唯物史观研究乃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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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贷款担保难。目前，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还没有建立，加之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小、资产少，大多不愿为其担保。
最后，前文已经指出，“实践决定论”在为生产力发展问题奠立唯物主义解释基础的同时，无形中又把“生产力论”变性为“泛生产力论”。而这一转变对于唯物史观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它使得本质抽象层面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淹没在现象具体层面实践的多重向度的互相作用之中，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不同解释范式获得了与“生产力—生产关系”解释范式并列平行的地位，唯物史观“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0页。这一最基本的理论洞察和方法论立场被消融掉了。从不同的向度和层面来理解历史与社会当然没有错，它们或许可以和唯物史观互补，但却不是唯物史观也不具有解释上的优先性。马克思在回应他人指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只注重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宗教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作用时强调：“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0页。显而易见，唯物史观的真精神就是坚持物质生产力的决定性和首要性，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去理解和解释人们的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社会活动，而哲学的实践决定论很难将这一真精神凸显出来。
总之，把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决定论滑动到实践决定论，张扬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辩证法，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倒退。“实践”概念的空勺子不足以喂饱理解历史与社会的实际需要。浸淫于哲学“实践”话语之中的“大唯物史观”，由于脱离了政治经济学等具体科学的支撑，所以依旧是一种抽象和思辨，无助于我们在更为微观和实证的层面上理解市民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利益难题”。这在一定意义上道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解释范式在学术推进中逐渐式微的深层原因。同时，“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取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把视野局限于哲学抽象和思辨的领域，局限于对马克思早期的文本的咀嚼，局限于宏大叙事式的阐解。而真正要紧的，不是固步自封于马克思通过“实践”所实现的哲学变革，而是继续前进，在各门具体科学奠立的地基上切实理解社会结构，把握历史规律，并对与此紧密相连的种种现实的社会新问题和新运动予以重视。在这方面，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双向建构、宏观综合与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对于推进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不仅具有方法论指引的意义，而且具有典范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持续聚焦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了。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8）03-0020-08
作者简介 王峰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项荣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100084）。
责任编辑：罗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