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报刊新闻标题的发生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报刊论文,新闻标题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中国报刊的产生，可追溯到本世纪初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一份唐代后期手抄邸报，它发行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距今一千一百多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报纸，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报纸。所谓“邸报”，就是在封建统治机构内部，由邸吏负责传发的官报。“邸吏”，是指唐代各地的节度使派驻于京都长安负责呈进奏章和通报消息的官员。自唐以后，尽管历代对邸报的名称叫法不一，它都作为官方报纸，限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行。另外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曾有虽遭统治者禁止仍不时出现的非官方报纸，如宋代的“小报”等。从中国古代出现的报纸来看，不论是“邸报”，还是“小报”，其新闻都没有标题。直到中国近代，在外国人到中国来办的报刊中，新闻才开始明显出现标题。因此，研究中国的报刊新闻标题，只能从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报刊开始。由此至今，可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一、1815年至鸦片战争，可视为中国报刊新闻标题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启蒙阶段。
尽管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中国还有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报纸，但我们却要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印刷报纸是由外国人创办的，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自从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5年8月5日在南洋的马六甲问世以后，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陆续出版的主要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这些报刊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宗教，其间穿插一些新闻，这些新闻最初往往和宗教教义、史地知识等材料混合在一起。由于新闻处于次要地位，新闻标题也就得不到办报人的重视，同时，办报人为了适应中国读者，常采用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邸报”和“小报”的形式。所以，在刚刚创办时期的中文印刷报刊中，有些新闻无标题，所谓“系目条陈，不立首末”；有些新闻仅有类似标题的区别符号，在符号标题下发新闻。
随后不久，为了很好地适应人们的阅读需要，传教士们办的中文报刊新闻开始出现了类似中国当时记叙文学的文章标题。这不仅是因为新闻内容和文学性叙事内容相混合，而且是因为传教士们考虑到，办中文报刊是给中国人看的，为了使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不能漠视中国人的文化环境和阅读习惯。因此，他们在边学中文边办报的情况下，有意模仿当时中国的记叙文学，按其特点来写新闻，按其标题特点来制作新闻标题。于是，这段时期出现的新闻标题一般只用几个字表明具体新闻的地点范围。例如在1835年7月号《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上的一篇新闻：
广东省城医院
宽仁孚众，是耶苏门生本所当为。今有此数之门徒，普济施恩，开医院广行阴骘尽情，真可谓怀周急之仁。每日接杂病人及各项症效，且赖耶苏之颂佑，医痛效验焉。有盲者来，多人复见。连染痼疾，得医矣。四方之人常院内挤拥，好不热闹。医生温和慈心，不忍坐视颠危，而不持不扶也。贵贱男女老幼，绪品会聚得痊。
这是对传教士所开设的广东省城医院的报道宣传。在此报道中，新闻、说教、叙事三者混为一体。“广东省城医院”只点明了新闻发生的地点范围，从中看不出新闻的主旨，类似一般记叙文章的标题。
当然，此间新闻报道的标题和详细内容，在报道关于自然科学的新闻方面，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登在《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第一卷第二期（1815年9月出版）上的一则新闻：
月食
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初刻之间。若是此晚天色晴明，呷地请人俱可见之。
这条消息预告了约两个月后将发生的一次月偏食，言简意赅，全文连标题仅54个字，并从标题可以看出新闻的主旨。这篇关于自然现象的新闻报道，还是近代中文报刊上的第一条消息。但是，象这样具有标题和具体报道的新闻，在此阶段初期的中文报刊上出现是罕见的。
二、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可视为中国报刊新闻标题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初步独立阶段。
由于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深刻而急剧的变化，刺激了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中文报刊大量涌现，多数报刊的内容由过去宣传宗教为主转为刊登新闻为主。在当代世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基本上是由外商办的商业性报纸逐渐成为报界主体。为使报纸适合中国人的胃口，也为了用人的经济实惠，外商办报一般都聘用中国文人当编辑、访员（记者）。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受到了外文报刊新闻报道的影响，中文报刊上采用的新闻事实得到了重视，逐步摆脱了用“大杂烩”文章加以反映的形式，得到了突出进而独立的报道。以此为基础，新闻标题的制作形成了内涵纷呈而表达一般为四个字即“四字标题”的特点。这也是当时外商让中国文人主持报纸编辑工作的一种特色。中国的成语一般都用四个字，读来简洁顺当，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于是，套用中国成语的四字形式，就形成了此阶段制作新闻标题的风气和特点。四字标题虽然形式固定，内涵却是丰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新闻发生的地点加“×闻”（可为“要闻”、“见闻”、“述闻”等）。例如，1885年5月1日《申报》上的一条消息，其标题是《淞口述闻》，“淞口”是地名，“述闻”内容为：“前日福安轮船由金陵回淞，载有各防营军火等件，为数甚多”；1885年6月19日《字林沪报》上的一条消息，其标题是《松郡胜闻》，“松郡”是地名，“胜闻”是指松郡育婴堂董某，因“堂中亏空竟有三千金之多”，“大形惶急”进而“逝世”。此外，还有《××见闻》、《××要闻》等。以新闻发生的地点加上“述闻”、“胜闻”等作为新闻专一标题，具有强调新闻发生地和新闻特性的作用。但仅标题本身仍然看不出具体新闻。此类标题，以后大多发展为新闻专栏标题以及叙事通讯的标题。
2.以典型形象标明新闻发生的地点范围。例如，此类标题中的“上林春色”和“禁苑秋色”代表北京，“西湖擢歌”代表杭州，“鹤楼笛声”代表武汉，“羊城夕照”代表广州，“铁瓮涛声”代表镇江。这显然是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它和第一阶段的直接表明新闻的地点范围的标题相比，显得形象生动，具有文学色彩，但从标题仍看不出具体新闻的主要内容或主旨，而且对新闻发生地的表示也显得隐蔽含蓄了。从新闻专一标题的发展方向来说，这实际上是倒退，是用文学性冲淡新闻性。此类新闻标题后来只宜用来作为一种新闻专栏标题，或者作为通讯、报告文学的标题。
3.概括了具体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的概括还显得笼统，比如“津沽备运”的标题概括了“津沽两地等待漕米北运”的主要内容，但标题并没有点明“备运”的是“漕米”；“英人据地”的标题概括的是“高丽口外哈密墩地方已为英人登岸据守”的内容，但“据地”的含义仍觉空泛。有的已比较确切，例如，“枷犯逃逸”的标题较确切地概括了“一个在押犯逃跑”的具体新闻内容；1885年3月《字林沪报》上中法战争的消息标题“法败电音”（3月17日）、“法弃谅山”（3月24日）等都较为确切。又如，《申报》在1895年3月3日刊登的一条消息：
宁波火患
本月十四日下午六点钟时，西门外未牌蔡新成纸店厨下失火，烟火漫天。幸丽安水龙近在咫尺，取水极便，得即扑灭。仅烧去店里楼房两间，小屋一间。
此消息不仅具体部分简明地交待了新闻要素，而且标题恰到好处地概括了具体新闻。“火患”二字很好地概括了新闻主要内容，“宁波”二字则从大处说明了“火患”的地点，既使标题令人一目了然，又使具体内容更精炼。应该说，此报道已合乎现代新闻写作的规范，其标题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专一实题，它适应了人们对新闻标题的需求，代表了新闻标题发展的基本方向。
4.标题显示了具体新闻的主旨。这类标题以后发展为我们所说的新闻专一虚题，它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显示，例如，“地狱变相”的标题，直接显示了华工在国外受虐待的主题思想；“好勇斗狠”的标题，直接显示了某一打群架现象的主题思想。有些直接显示了具体新闻主题思想的标题，则是通过改动成语制定的，比如“力挽颓气”、“恨海难填”，就是改动成语“力挽狂澜”、“欲壑难填”而形成的具体新闻标题。另一种是间接显示，这主要是指直接套用成语来间接显示（或者说暗示）具体新闻主旨的标题，例如“顺手牵羊”、“依样画葫”等。成语是有出处和特定含义的，将其套用为思想意义相用或相似的具体新闻标题，具有形象简炼，启发联想，富于表现力的特点。这类新闻标题的特殊作用，是便于传达出作者关于具体新闻的思想情感，便于渲染气氛，便于向读者进行具有导向性的新闻宣传。
5.集中归纳同类新闻。这种新闻标题就是把几个同类新闻归纳报道的只区分新闻类别的大标题。例如，“债案类志”就是集中报道债务方面新闻的大标题。这类新闻标题将众多繁杂的新闻分门别类地报道，便于编辑新闻和阅读新闻。这类标题的字数，在此阶段除了四个字的以外，也有五个字或六个字的，如“法公堂解案”、“英界捕房记事”等都属此类标题。此类标题在众多新闻报道中具有加强条理、集中明了、突出重点的作用。其发展结果，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新闻集纳标题。
三、从20世纪初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可视为中国报刊新闻标题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独立阶段。
在此阶段，中国人自办的大量政党报刊取代了外国人办的商业性报刊的主流地位。新闻来源的大量增加、人们视野的日益开阔，使得旧的新闻样式无法适应，新的新闻样式应运而生。在此阶段，新闻报道已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中独立出来，新闻标题的创新就水到渠成了。
1.四字格式的突破。在第二阶段已存在新闻标题突破四字的情况下，此阶段突破四字格式的新闻标题已成为普遍现象。较早普遍突破新闻标题四字格式的是《中国日报》。《中国日报》1900年由兴中会创刊于香港，1905年成为同盟会的报纸。该报从适应大变动时代的需要出发，为突出新闻性，增强吸引力，力求使新闻标题具体醒目，因而普遍地突破了四字标题的格式。例如该报1904年4月5日的几则新闻标题：《两江官吏被参》、《日舰第六次攻击旅顺》、《仁川海战之俄兵死亡数》。
2.大号字体的采用。在此阶段的初期，新闻标题普遍开始采用大号字。对此，我们可以从中国早期几张汉文报纸号外的标题比较中看出。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国汉文报纸发行的第一张号外是上海申报馆于1884年8月6日发出的，内容是关于中法战争的情况。同年8月22日，申报馆就中法谈判破裂一事告民众，发出了第二张号外。中国军队大破法军，收复失地。申报馆为此于1885年3月30日印发了第三张号外。同年10月20日，申报馆印发了标题为“乙酉科顺天乡试题名录”的第四张号外。以上几张号外，版面小于《申报》正张，标题字体与内容字体大小相同。到了日俄战争时期，《申报》号外的版面和新闻标题都有新突破。1904年2月12日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严守中立。2月14日、15日，申报馆分别为此印发第五张、第六张号外，其版面已与《申报》正张大小相同，新闻标题已采用了大号字。
3.二层标题的兴起。在突破四字格式的新闻标题成为普遍现象后，有些报纸出于宣传上的需要，又力求在一行标题上，既概括新闻内容又表达自己观点。例如1905年8月6日，在广州《有所谓报》上的一则新闻标题是“愤愤竟有图私利忘公益之奸商”。本来“奸商”二字，就已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情感，但作者还嫌不够，又加上“愤愤竟有”来强调愤慨之情。又如，1907年1月9日，《时报》上的一则标题是“异哉近又有所谓股东公立会”。“所谓”二字已传达出作者的看法，但作者仍嫌不够，又加上了“异哉”来表示惊诧质疑之情。
不言而喻，要想在一行新闻标题上很好地表达出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势必影响到标题对新闻内容的概括，由此而造成的字数较多的长标题，无法使标题简洁醒目。看来，在一行标题中，既要概括新闻内容，又要表现作者的爱憎，往往好比“鱼”和“熊掌”，难于兼得。鉴于这种情况，两层标题就应运而生，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形成此阶段报刊新闻标题的主流，特别是在政党办的报刊中利用得最为普遍。此阶段的两层标题，绝大多数是正题加副题或者是总括标题加小标题，少数是引题加正题。正题、总括标题的字体用大号字；副题、小标题、引题的字体与详细报道的字相相同，或者小于正题和总括标题但又大于详细报道的字体。从正题加副题的二层标题来看，一般是一层虚题一层实题相结合（虚题可以是正题或副题，实题也可以是正题或副题）。从总括标题加小标题的二层标题来看小标题可以集中列出，以便提示各具体新闻内容，例如《民立报》在1911年1月5日的一则二层新闻标题：
无限悲观之北京政局 （总括题）
△四不象之国会△议员掮客（小标题）
△百万元争一议长 △甘心亡国之报纸
△大借款早已定计 △段祺瑞只知道有老头
△小孩子遭殃 △袁世凯挨刀之歌谣
△丧尽天良之报纸 △议员发财讨姨太太
小标题也可以列在各自具体新闻内容的前面，例如《民立报》在1912年11月1日的一则两层新闻题，其总括标题是“革命声中之天津”，下面是10条各有小标题的新闻：“报馆”、“造币”、“学生”、“辫子”、“鸦片”、“侦探抢人”、“何尝有病”、“取缔报馆”、“王克敏碰钉”、“袁项城招鬼”。
4.专栏标题的涌现。由于新闻来源的扩大、新闻数量的增加，报上消息各自为题并且混杂报道的情况，已不能适应新闻编辑和新闻阅读的需要。于是，在上阶段末和本阶段初的交接期，出现了集纳新闻的专栏，作为其标志的新闻专栏标题也随之出现。例如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后在横滨先后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两报都设有新闻专栏，其标题均为“中国近事”，专门汇编一旬来的重要新闻。设立新闻专栏，把众多的新闻分门别类，集中报道，不仅井井有条，还往往有了较为稳定的报道位置，有利于新闻编辑和新闻阅读，有利于充分发挥新闻专栏标题的作用。因此，在此阶段的近二十年中，报纸通行分栏编辑。按新闻来源分栏的专栏标题有“本报专电”、“西报译电”等，按新闻发生地分栏的专栏标题有“本市新闻”、“外埠新闻”等，按新闻类别分栏的专栏标题有“商业新闻”、“教育新闻”、“政界新闻”等。
同时，随着新闻报道的发展而蕴育起来的对新闻评论的需求，促使着新闻小评论的兴起并形成了专栏，新闻小评论的专栏标题也就应运而生了。最早设立的新闻小评论专栏，大概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辟的标题为“国闻短评”的专栏。接着，又有《中国日报》开辟的标题为“时评”的专栏。稍后的《时报》所开辟的新闻小评论的标题也称为“时评”。由于新闻小评论适应了新闻发展的需求，“各报竞起模仿，风靡一时。”甚至可以说，当时无论大报小报都设有新闻小评论专栏，都有“时评”一类的新闻小评论专栏标题。
四、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可看作中国报刊新闻标题发展的第四阶段即基本成熟阶段。
“五四”运动的巨大变革的潮流，促使报刊工作用新的手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全面、更深刻、更简明、更迅速地反映现实。这必然推动着报刊新闻标题的改革、发展，使之进入基本成熟的阶段。
“五四”运动后，国内对新闻学的研究，对报刊新闻改革的探索开始活跃起来，不但报刊上有大量文章，还出现了一些专著。新闻学研究的兴起，对改革报刊新闻标题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此阶段，中国报刊新闻标题的改革、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综合性总括标题的运用。此阶段前十年的总括标题一般仍是概括罗列性的（即在一个总括标题下罗列若干条具体报道）。而从30年代起，报刊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运用新闻总括标题的另一种情况，即变概括罗列性的总括标题为综合性的总括标题。或者只围绕一个主要消息来有机综合相关的其他消息，或者把具有同一主旨的众多具体消息综合起来报道，综合性表明同一主旨的不同方面。前者例如《人民日报》1948年11月9日的一篇新闻报道，标题《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实际上是综合性总括新闻标题。其标题只表明“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主要消息，但详细报道却是围绕着表明主要消息，也有机综合地表明了相关的其他消息。后者例如《解放日报》1943年6月4日的一篇新闻报道，标题是《我地雷战与破击战配合神妙》，在标题所总括的主旨下，把许多有关事实综合起来分三个方面加以报道，很有说服力地表明了“配合神妙”的新闻主旨。综合性总括标题以揭示主旨为主，彻底突破了一事一报的窠臼，具有特定的实用价值。
2.三层标题的兴起。从新闻标题的形式来看，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人主持报刊编辑工作阶段，报刊新闻标题以四字形式为主要特征；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报刊新闻标题以二层形式为主要特征；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报刊新闻标题以三层形式为主要特征。
当然，从三层新闻标题来说，其在“五四”运动以前已偶有出现，到了20年代以后才较为普遍。这是适应报刊新闻报道实际需要的结果。为了在新闻标题中尽可能地概括新闻内容，强调要点，交待新闻背景，透露新闻报道者自己的思想情感，使新闻报道产生迅速的宣传效果和令人注目的吸引力，仅用二层标题已难以得心应手，三层标题的发展就势在必行了。
进入30年代以后，各报刊的重要新闻几乎都用三层标题。三层标题的中间一层为正题（主题），大多表现为一行题，有时也可表现为两行题；上面一层为引题（眉题），一般表现为一行题；下面一层为副题（辅题），有时表现为一行题，普遍表现为二行题、三行题，甚至更多行题。运用三层标题，新闻报道者就能很好地把新闻的主要事实、主旨概括出来，甚至可以把五个W新闻要素在标题中表示出来，使读者通过标题就可以知道新闻的大概。正题标明新闻主要事实或主旨；引题通过揭示新闻发生的原因或地点或报道者倾向等，交待背景，渲染气氛；副题提示新闻要点。下面是《时事新报》1935年9月24日的一则三层新闻标题：
吉林通化间 （引题）
火车出轨倾覆（正题）
铁甲车救护车亦遇险死伤颇多 （副题）
因铁轨事前被匪拆断至肇巨祸
应该指出，三层新闻标题的兴起并不排斥一层新闻标题和两层新闻标题的运用。三种新闻标题同时运用，不仅使报刊的版面更加变化多彩，而且有利于编辑人员根据新闻内容采用适当的标题形式。一般来说，重大新闻可采用三层标题，重要新闻可采用二层标题，一般短闻可采用一层标题。根据新闻内容的轻重主次来制作不同的标题，可以体现新闻报道的意图。
3.电讯一律加标题。在上一阶段，由于按新闻来源、新闻发生地、新闻范围类别来报道新闻，各报纸都设“本报专电”一栏来专发电讯稿，各条电讯都不加标题，仅加一个“○”或者其他类似符号来区分。到了上一阶段后期，有部分报纸的“本报专电”的具体电讯稿开始加上标题，并且一般为四字标题，例如《民国新闻》1913年5月24日的一则“专电”：
京热交通 京热铁路由交通部派工程师李吉士并技正二员往勘路线，此系政府经热河都统熊希令之请云。
在本阶段，由于报纸编辑方法改为采用根据新闻内容的综合编排，不采用原来的按新闻来源的集中编排，具体“专电”分开报道，于是所有电讯都加标题，即使电讯只有一句话也如此，例如《商报》1923年10月10日的一则电讯：
周自济病危
本社北京九日电 周自济病危
4.本阶段的报刊新闻标题还出现了两种变化。一种是连续性报道的新闻标题的变化。过去的连续性新闻报道，第一天用概括内容的标题，以后各天就分别在第一天的简化标题上加上“再志”、“三志”……来表示，不另作标题。1922年底，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栋被刺，第一天，上海各报都用二层题，正题皆为“徐国栋昨晚遇刺”。以后几天，《申报》、《新闻报》、《时报》、《民国日报》皆用“徐国栋遇刺再志”、“徐国栋遇刺三志”，而《时事新报》一反常情，标新立异，第二天用“徐国栋突然遇刺之各方面”为题，第三天用三层题：
徐国栋之最后 （引题）
昨晨五时三刻殁于医院 （正题）
今晨大殓 （副题）
陆荣竿署理厅长
这种连续性标题，具体标明了主要新闻发生后的连带新闻，在当时新闻界受到普遍称赞，逐渐被广泛运用，取代了旧的标题形式。到20年代后期，“再志”、“三志”之类的连续性标题已基本消失。另一种变化是出现了文中加线小标题，但后来被淘汰。所谓“文中加线小标题”，就是编辑在详细新闻报道中，每隔一段文字，就挑选出一个关键词或词组，加大字号，字下加上线条，作为小标题。这种情况出现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较为盛行。例如《立报》1936年4月3日的一篇新闻：
德国拒绝四国协议草案
今后各国与德国应依下列两条路线进行协商。……美罗斯福所提和平大纲十四条中，……现在署于各国政治家面前的工作，德国政府可以分作三个时期，即……。
这种文中加线的小标题，既是详细新闻报道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又突出要点，活跃了版面。但这种小标题往往显得琐碎，有较大局限，有时候读起来反而觉得弄巧成拙，所以缺乏推广的价值。到30年代后期，这种小标题日渐消失。
五、从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可看作中国报刊新闻标题发展的第五阶段即进一步成熟阶段。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的新闻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种大环境下，报刊新闻标题的制作，尽管在本阶段中期（1957—1961年）基本成为宣传左倾路线的工具，但从本阶段的总体来看，还是伴随着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而进一步发展成熟起来了。从标题内容来说，本阶段既在整体上坚持了说实话讲真理，又在一定时期（主要指大跃进时期）出现宣扬“假、大、空”的严重错误，这是当时的人们所有目共睹的。从标题的文字排列形式来说，本阶段进行了两次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与整个文字书写形式的变革相一致。
第一次重大变革，是把从右到左的横式标题变为从左到右。我们知道，中国汉字的书写形式在有史以来的漫长的时期内，基本上都采用从右到左的竖行书写形式。由于有时受到书写版面（横匾、横联）的限制，以及对于形式美的多样化追求，促使人们对汉字进行了横行书写的尝试，一般用于横幅题字和文章标题。这种时有出现的横行书写，又由于受到竖行书写从右到左的习惯的影响，也一直相应地采用了从右到左的书写形式。中国报纸出现后，不论是早期的手抄报纸还是后来出现的印刷报纸，都和传统的汉字书写形式保持着一致性，长期采用竖行书写或排版的形式。后来，由于报纸版面的限制和不满足于单一的竖写形式，办报者才主要在标题和广告的制作中不时地采用了从右到左的横写形式。横写形式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但这种从右到左的横行书写形式是缺乏科学性的。首先，汉字的横写笔画是从左到右的，人们阅读横行文字的习惯也应该从左到右，而从右到左的横行书写形式恰好与之相抵牾而不是相顺应。其次，从左到右的书写顺序是适合用右手书写的。因为右手便于向右舒展，并且不会遮住已写好的文字。但是，当右手反过来从右往左横写时，不仅难于操作，而且右手恰好会遮住已写好的文字，这就使书写者不容易把握住文字间的配合协调。如果把汉字横行书写或排版的形式由从右到左改为从左到右，就能避免从右到左带来的弊病。因此，尽管汉字从右到左的横写形式沿用了很长时间，它终究要被从左到右的横写形式所代替。实际上，在上一阶段的报刊新闻标题中，从左到右的横行书写形式就偶有出现，甚至出现了不但标题从左到右横写，详细内容的报道文字也采用从左到右的横写，例如《大众日报》（中共山东省委1939年创刊的机关报）上就不止一次地出现了这种编排形式。从1949年的《人民日报》来看，尽管报上的横排新闻标题仍是从右到左的文字排版，但报纸名称及其版头上的文字则采用了从左到右的横排形式。1951年12月29日开始，《光明日报》凡用横行都变为从左到右；1952年5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凡用横行都变为从左到右：1952年6月10日开始，《大公报》（上海出版）凡用横行都变为从左到右。不久以后，就只有台湾、香港和少数国外的中文报刊一直在坚持采用从右到左的横排形式，但它们最终还是要变为从左到右的，因为科学的先进形式最终要取代不科学的落后形式，这是少数人的主观意志不可能永远抗拒的。
第二次重大变革，是在报刊上用横排标题取代竖排标题的垄断地位，这是与国家提倡、推广横排形式的要求相一致的。在1955年之前，报刊上的新闻报道（包括标题和详细内容）往往都是竖行排印的，即使偶尔出现横行排列，也往往只用于标题，而详细内容的报道仍是从右到左的竖行排列。用科学的眼光看，与竖行形式相比较，横行形式更便于书写或排版，更便于编辑，更便于阅读。有人作过实验，看横行字的速度比看竖行字的速度要快，而看竖行字比看横行字更容易产生视疲劳。并且，竖行书写或排版的汉字，一般都是从右到左的排列，这是不够科学的。从世界范围看，国外各国使用的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一般都要从左到右地横排。用从左到右的横排汉字取代竖排汉字的垄断地位，有利于中国的书面语言适应世界，走向世界。因此，从1955年开始，我国报刊的标题和详细内容的文字排版形式产生了第二次重大变革，即横排形式取代了竖排形式的垄断地位。使用竖排标题时，详细内容也大多是横排的。例如，《光明日报》从1955年1月1日开始，不论标题还是详细内容，基本上用横行排版取代了竖行排版；《中国青年报》从1955年2月1日开始，用横行排版取代了竖行排版的垄断地位；《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南京出版）、《工人日报》、《大公报》（天津出版）等都从1956年1月1日开始，普遍采用了横行排版形式。这一重大改革，不仅是遵重科学的举措，具有长远的意义，而且与世界各国文字都是横行书写或排版的主流相适应。
六、“文化大革命”时期，可看作中国报刊新闻标题发展过程中的受挫阶段。
如果说，新闻标题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晴雨表，那么，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倾路线产物的新闻标题，就在十年内乱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它不仅从反面告诉了我们新闻标题的重要性，而且如实地为我们表明了中国报刊新闻标题在发展过程中曾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对这一历史，我们从背景特征、内容特征、形式特征三个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1.在“文革”时期，报刊新闻标题的背景特征，是在“左”倾方针下的“文化专制”破坏了新闻事业。首先是新闻媒介的锐减。从报纸来看，十年动乱把曾经较为兴盛的中国报业搞得七零八落。1968年，全国性报纸只剩下4种，全国各种报纸算到一起只留下42家。留下来的报纸必须遵循“左”倾路线进行大一统的新闻宣传。在这种环境中，新闻标题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其次是“突出政治”的宣传缩小了新闻报道的领域。我们以当时的《人民日报》为例来说明。十年动乱期间，《人民日报》的头版常常用来登载毛泽东的巨幅相片。具有规律性的情况是，在每年1月、5月、7月、8月、10月的第一天（除了林彪出逃摔死后十多天的1971年10月1日以外），毛泽东的相片都要出现在头版，大都占用三分之二甚至整个版面。《人民日报》的其他版面，也动不动就被多种形式的政治宣传大量占用。至于报眼、版头上的毛泽东语录，以及通版形式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鼓吹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版头标题，更是屡见不鲜。由于新闻报道的领域被“左”倾宣传大量挤占，新闻标题就失去了充分运用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2.在“文革”时期，报刊新闻标题的主要内容特征，是对“左”倾错误的宣传和鼓动。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得力于新闻报道的宣传和鼓动。由于新闻标题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形式，它对“左”倾错误的宣传和鼓动作用特别突出。例如，在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每次接见都得到了全国各新闻报刊的最突出最充分的图文并茂的报道。在报纸上对此报道的新闻标题，基本上都采用了大规模的通版三层标题形式，字体多为红色，颇有新闻宣传的强大气势。这就为全国性动乱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在宣扬造反派夺权、宣扬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者的“罪行”等方面，都有“左”倾方针操纵下制作的新闻标题在发挥巨大作用。
3.在“文革”时期，报刊新闻标题的主要形式特征，是既单调又繁琐。所谓单调，主要是说当时的新闻标题好比“众口一腔，千人一面”，地方报纸都要仿效当时的《人民日报》。当时《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信息量小，制作新闻标题惯于根据政治需要而小题大作，所谓重要一点的新闻，标题往往采用通版形式，各地报纸也得仿效。为了避免被“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对于全国性重要新闻，地方报纸往往照搬《人民日报》的新闻标题形式。所谓繁琐，主要是说当时的重要新闻标题，往往制作得重复冗长，例如，毛泽东每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新闻标题，都是类似的通版大规模三层标题形式，单从文字表达形式来说，显得重复冗长，特别是副题，字体较小，但都要多到通版的三行甚至四行。报道国际新闻的标题也是这样，例如，1967年10月6日，占了《人民日报》整个头版的消息报道的通版正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越南同志》，下面的通版副题，则在采用大号字体报道详细新闻内容的情况下，还用了整整五行，这是大可不必的。总而言之，单调和繁琐都是为了适应“突出政治”的需要，“突出政治”的作用超过了传播新闻的作用。
七、“文化大革命”之后至今，可视为中国报刊新闻标题的充分发展阶段。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国开始步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由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中国的新闻事业迅速地兴旺发达起来。可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新闻，与广播新闻和迅速崛起的电视新闻一道，较好地发挥着传播信息、宏扬文明、舆论监督等巨大作用。在这种大环境中，中国报刊新闻标题适应着时代发展的需求，进入充分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国报刊新闻标题一方面全面继承和发展了自身的优秀遗产，一方面借鉴了发达国家在制作新闻标题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呈现出百花争妍、推陈出新的可喜局面。这里，我们就不具体论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