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女性写作的两种范本——试论方方、池莉小说创作艺术个性的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两种论文,范本论文,试论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女性写作是90年代小说创作一个响亮的名词，那么，人们同时就忽略了另一种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写作——非女性化写作，也就是完全放弃女性作家特有的叙事角度、叙事姿态，甚至对题材特殊的偏爱，女性化的小说语言、价值立场等等，而采取男性的角度或是中性客观立场的小说创作。正如著名评论家王绯所言：“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女小说家书写的性别姿态可以分为两种：女性姿态书写；中性姿态书写。前一种，是作为女人，带着纯然的女性性意进行写作；后一种，是作为普泛意义上的人，摒弃性别意识的写作。”（注：王绯《方方：超越与品味》：（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5期第64页。 ）武汉作家方方、池莉的小说正是90年代文坛非女性化写作的两种范本。
方方、池莉几乎是这些年武汉文坛的标志性人物，谈到武汉文坛没有不谈方方、池莉的。外地人对武汉的了解，对武汉民风民俗、武汉人个性、生存方式的了解，也大都得力于两位女作家作品的渲染。可以这么说，两位女作家在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在极力描摹着武汉这个市民味极其浓郁的大城市。就像池莉在从德国讲学回来后所说的，她这些年的创作可以得宣传武汉奖。
对于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来说，提到近些年最响亮的新写实也必定得提方方、池莉，而且，两人的名字总是紧紧连在一起，共同诠释着新写实的创作原则，共同体现武汉近些年小说创作的成就，几乎就没有人将她们俩分开来，好好地琢磨琢磨，她们是否就真的那样相似？
事实上，熟悉方方、池莉的作品，又了解方方、池莉个性和创作主张的人，一般都会感觉得出，方方、池莉两人无论在创作个性上还是在生活中都有很大不同，具有着她们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可以这么说，从将她们两人划为新写实代表作家的那天起，人们就开始模糊她们之间艺术个性的差异性，而过分强调她们之间的共同点。
本文希望凭着务实求真的精神，客观公正地通过本人对方方、池莉的作品及其体现出来的创作原则、创作主张、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分析论述，来展现非女性化写作的状貌，同时探讨两人在创作艺术个性上的差别和分野。文中必然要涉及对两位女作家创作个性乃至生活中性格的评价或分析，值得申明的是，这里丝毫没有将两位作家一比高低的意图，更没有扬此抑彼之想法。笔者仅想通过一己之见，分明一些天长日久后会被混淆或是杂糅的作家彼此不同的艺术个性。
窃以为，对于优秀的作家来说，最大的褒奖就是与众不同，更何况两位本来就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就更是希望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鲜明地体现自己的本色。所以，我想这样做也是符合两位女作家意愿的。
二
方方和池莉的确是有太多的东西让人们把她们两人联在一起并互为代表。比如，从人生经历来说，方方、池莉两人都阅历丰富。方方高中毕业在家待过业，当过码头工人，接触和亲身经历过底层劳动者生活，而后考上武汉大学并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当过电视台记者，广泛接触过社会，而后到省文联做专业作家；池莉则下过乡当过知青，后来上了医专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而后又在一个大型炼钢厂当医生，直接服务和接触了一线工人，了解他们艰难的生存现状，之后，池莉插班到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做文学编辑，而后走上专业创作之路。她们两人都痴迷于文学，用心于创作。都属于事业型，而且都因为事业而结婚较晚，最为巧合的是，两人不约而同在同一年发表了成名作，同时成为蜚声文坛的女作家。而且，差不多在一年里先后生了女儿，做了母亲。两人都是生活中的强者，靠着自己的一支笔，在纯文学走向边缘化的世纪末，在拥挤的文坛上闯出了一个自己的地盘。
从创作道路上来看，她们起步都较早，1978年就开始创作，但是，直到1987年方方以《风景》，池莉以《烦恼人生》才在全国范围内赢得认同和名声，从而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两篇小说不但在同年发表而且都取自武汉平民和产业工人的生存状况，都是两人生活经历中亲历的或日积月累感触最深的积淀，都以武汉这个纷繁复杂、码头味十足的都市做背景。最容易让人们将她们两人联在一起的是，她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写实的手法，与当时文坛盛行的魔幻现实主义和神秘的先锋派截然相反，真实地毫无掩饰地面对现实生活本身。在这一点上，两人完全不同于现代或同时代的大多数的女作家，在其他女作家那里，登上文坛几乎都是凭着表现爱情或是个人情感生活的作品，或是因其纯真真挚的爱情故事（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或是因其大胆叛逆的思想内心（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陈染《与往事干杯》）。在女作家们笔下不是如诗如画描写渲染爱情，就是如梦如幻地向往着爱情，或是大胆披露女性深层的内心心理。女作家的作品大都成为女性爱欲和梦幻的窗口。而方方和池莉特别实在，不似惯常的爱做梦的女人，似乎也没有文学女性的梦幻时期。她们一登上文坛就以凝重写实的风格，表现了艰难的生活现状里爱情的湮没，表现了活着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她们都只谈活着而不谈爱情，她们都淡化诗意而强调真实，她们都回避极其个人化的内心情感的流露（与90年代的女性文学形成鲜明对比）而注重关注社会化的人生际遇。这一极力淡化性别的写作姿态（中性写作姿态）极其显著地区别于大多数女作家，成为一种独特的范例。
而且，两位女作家都不是文坛一闪而过的流星，成名后以其踏实丰厚的创作奠定了自己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
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些表面的东西。
如果更深入地考察两位女作家，就会发现她们远不像一般人们认为的那样相像。最清楚自己的莫过于作家本人，我曾问起过方方，池莉和她们同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家，而且总是被研究者们联系在一起共同诠释新写实的写作原则，这是否表明她们的创作有着许多的共同点。方方马上说：我的创作和池莉的创作根本不同，首先，在价值立场上就不相同，池莉代表的是市民的价值立场，她与王朔他们的写作从根本上来说是比较接近的，我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写作的。另外，在小说的语言和风格上，池莉和我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相同点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小说都选择了武汉这个城市作为大背景。
同样，池莉也并不认为自己与方方有什么完全相像的创作方法。在90年代初，两位女作家在全国文坛上声名鹊起之时，评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池莉的小说离生活太近，写作的也多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相比较起来，方方的小说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一位全国知名的评论家，曾在武汉召开的关于两位女作家的全国性的创作研讨会上重申了这个观点。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这对于执著于自己创作信念的池莉的伤害。她对此耿耿于怀，在之后写的自传性的献给女儿的长篇散文《怎么爱你都不够》和1994年发表在权威刊物《文学评论》上的创作谈《写作的意义》里，池莉都十分负气地写道：“评论家们大谈小说的‘形而上’、‘形而下’，而我却只知道一点：我的小说还远远不够形而下，远不够贴进生活本身。我要首先去生活。”（注：池莉《怎么爱你也不够》，珠海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167页。）
在我看来，在创作路子上，池莉是极有个性的，她在之后好几年的创作都在表明：她的创作绝不因为外在的声音而改变，她写了完全是表现生活琐事、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的《太阳出世》，贫乏无聊的市民生活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光是从题目上就表现出她对活着本身的看重，她执著于自己的创作信念，表现自己眼里的生活，不在乎是否哲理性和形而上。当然，后来池莉创作勤奋，成果众多，影响日渐扩大，而且，在得到民众认可的同时，也得到了圈内的肯定，获得了几乎小说界的所有奖项，赢得了“获奖专业户”的称誉。池莉有今天的成绩，能在盛名之下保持着每年创作两到三篇小说而且总能引起关注和反响，我觉得这多少有在逆反心理下产生的抗衡心理有关。
另外我很久以来收集到的信息和得到的反馈表明，不同的群体对两位代表着同一流派创作的女作家的评价也截然不同。
池莉在民众中拥有极为广泛的影响，至少在武汉，提起当代作家，一般的市民就会脱口而出：“池莉！”而且，池莉几乎每年都有一篇或是一部反映武汉市民生活的小说或影视作品出现，使她在武汉乃至全国的民众中拥有极大的知名度。她的小说对市井故事的偏爱，对社会转型时期大众心理的细微精确的把握，写作时采取的平民视角都使她对大众产生了极强的亲和力，赢得了大众的青睐，从而，成为纯文学圈子里，绝无仅有的被大众广泛接受认可的作家。相反，方方在大众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就无法与池莉相比，在武汉大街小巷的书店，都可以看到池莉的小说集或文集出售，而且，摊主都会主动推介池莉的书，说销得很好，而问起方方，大多都不知道是谁。外地人犹为如此，谈起武汉，就说武汉有作家池莉，好像武汉就有一位作家。有一次，我对方方谈起，方方颇为悲凉，的确，以她实有的成绩和水平，与她在读者中的影响似乎不成正比。
但是，在圈子内，特别是在从事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教学的专家那里，对方方的评价明显和普遍高于对池莉的评价，尤其在武汉当代文学评论界如此，在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新编订、增补的高校中文系教科书《中国当代文学》（注：见《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9年9月第一版，第300页。）里，在谈到新写实及其代表作家时， 著者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对方方的褒扬和对池莉创作某些倾向性的批评，如书中这样评价方方：“方方的创作路数是宽广的……她有几幅笔墨、有多方面的才华。善于处理各种题材，善于开掘不同人生状态中的丰富意蕴。”（注：《中国当代文学》下册，第296页。）而在评论池莉时， 对其近几年以《来来往往》为代表的小说创作，著者持明显的批评态度：“90年代中期池莉则又一次把自己的创作视点下移，作品与现实的距离拉得更近，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由认同到赞美……为读者提供的是更加有趣而多样，也更加贴近当代生活的世俗风情画卷，因而拥有了大量的读者，但大量丰富的生活原材料却淹没了作者并不深入的思考，往往使人物的内心贫乏，作品的意义显得平淡单薄。”（注：《中国当代文学》下册，第300页。）
无独有偶，最新的由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注：《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里， 谈到新写实小说，也是以方方和她的《风景》作为代表作家作品专节加以分析，同时还配有方方的大幅近照，论者认为“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和池莉的《烦恼人生》都问世于1987年，是新写实小说的两部开山之作，但相比之下，《风景》在对生存状态的还原上更有着一种令人震撼的探索精神。”（注：《中国当代文学》下册，第310页。 ）此书只在概述中提及池莉及其作品，并没有专门的章节论述。
这都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学院派对于两位女作家惊人一致的看法。
应该说这个看法在批评界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在武汉评论家私下的交谈里也大都表现了同一立场。
是什么形成了民众和评论界专家对两位女作家如此迥异的看法呢？这使得我对认真比较两位女作家越发产生了兴趣。
三
我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来自民间的和来自权威的评论界评价的巨大的反差，是因为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价值立场，也就是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市民的价值立场。
方方是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来看待一切，评价一切，取舍一切。她沿用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这就是方方的作品比较起池莉的作品来更受知识分子喜欢的原因。
池莉是站在市民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评价一切，取舍一切的。注重于活着本身忽略精神，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现实主义，甚至是接近自然主义的眼光，作家完全融入人物的立场。与生活本身和老百姓的生活观人生观比较贴近，这是池莉在广大的读者群里拥有较方方多的读者的原因。
方方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可以说也是传统知识分子所采取的一贯立场，这一立场使得方方即使是在关注表现贫民生活时，也不会因题材而改变。在她的《风景》、《黑洞》、《落日》等以武汉贫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方方一直是用知识分子的忧患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生活和人生世事的。比如，《风景》中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值得赞颂和张扬的一种精神，而是在贫穷和愚昧里孕育出来的粗俗和残忍，在这个有父亲母亲和众多儿女的家庭里，没有一丝人类家庭的温馨，父母之爱沦为一种老畜生对小畜生的低级情感。父亲愚昧而专制，喝酒后暴打母亲，高兴时让自己的儿女们围坐在身边听他讲自己战史，有一次，二哥想去温习功课，不料刚走到门口，就被愤怒的父亲扔来的盘子击中，鲜血直流，当七哥做了官，他得意地跟别人炫耀，这不就是我用脚踢出来的吗？母亲到处卖弄风骚，渴望着父亲的毒打以便领受父亲之后的驯服；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长大的七哥，有的也是一个被扭曲的变形的灵魂，他出卖自己的爱情、人格，为的只是永远不再过父母那样的生活。躺在地下的小八子目睹着活着的亲人们“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我对他们那个世界由衷地感到不寒而栗。”方方用极其精练的笔墨，通过河南棚子里一家人的生存，强烈地批判了贫穷和愚昧孕育的痞性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下产生的畸形人性。方方在这里所持的是一种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态度，应该说这与“五四”以来的作家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相反，在池莉表现的作品中，作家采用了全新的认同的立场，一反作家由上而下的目光，直接将自己置身于市民的立场上。表现凡俗人生，描摹活着，讴歌活着。池莉的小说竭力宣扬的是一种存在哲学，只要有能力，有勇气在这个艰难的世界存在下去，就是强者。理想的生活、美好的情感、高雅的情趣，一切都以存在作为基础。五四以来作为民族精神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向来崇尚精神，而批评苟活的。但在生存的能力和耐心上，知识分子表现出的不是批评而是逃避，这一点上他们远远逊色于不谈精神和理想的市民阶层，与知识分子的高雅单调的书斋生活相比较，市民的生活更充满人间烟火味。而且，市民是一个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在文学中一直被漠视或批评的阶层，而这个阶层从人数上来说非常庞大，远远超过了掌握着发言权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长期以来他们的声音却消失了。80年代中期，王朔和池莉的小说终于代表这个备受压抑和歧视的阶层说话了。池莉引起的争议不如王朔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持同一价值道德观。他们的作品是反叛、消解五四以来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和知识分子的价值道德观的。光是看着池莉小说的题目就一目了然；五四以来一直提倡青年追求美好的爱情，反抗旨在维护家庭的无爱的婚姻（好多女作家一生的创作都在写心目中美好纯真的爱情）。而池莉却说《不谈爱情》，生活中只要有个不吵不散的婚姻就够好了，新文学张扬理想，追求美好的健康的精神生活，池莉却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将生活的理想降低到最低层次，仅仅活着就是成功；五四以来提倡青年人追求自我个性最大的发展，抵御和反抗社会的陈规陋习，但是，池莉却嘲讽着《你以为你是谁》，写出了社会的强大和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最后，总是环境改变了人而不是人改变了环境。池莉也意识到自己的叛逆：“我初出茅庐就感觉到了沉重的对峙。我和我自己对峙，我和某种惯性对峙。”（注：见池莉《写作的意义》《文学评论》1994年5期第21页。）
池莉宣称自己也是一个小市民，是站在小市民立场上表现小市民的生存。池莉的小说就是要讴歌活着的勇气，决心“写当代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活”。活的能力成为池莉衡量其笔下人物价值的标准，《烦恼人生》中的为房子、儿子、票子而窘困的小工人印加厚；《不谈爱情》中花楼街贫民家庭出身想靠恋爱大捞一把的女孩吉玲；《你是一条河》中想尽了方法养活自己和儿女的母亲辣辣。对于他们，池莉都充满着赞赏，她在小说中选取大众熟悉的日常生活、事件，采取老百姓评价看待事物的角度、立场，用大众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写出生活的原生态。吉玲为了摆脱自己低微的出身把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庄建非作为猎物，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辣辣在饥荒的年代里用自己的身体换回了活下去的粮食，辣辣也满口粗话，讽刺那个喜爱读书的女儿……，这些在池莉的笔下都成为一种极强的生命力和生存力量的表现。如果把《你是一条河》与方方的《风景》作一个对比，效果是十分鲜明的。都是表现底层平民艰难生存，都选取了一个儿女众多的大家庭，作为家庭重要支撑的人物具有着粗疏放任的生活方式。但是，方方的小说表现出来的一种人性之恶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池莉笔下却流露着一种浓郁的世俗温情。
四
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池莉和方方在作品的选材上也有较大的区别。除了表现贫民生活的作品外，方方有至少一半的作品表现的是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如剖析当代商品经济大潮下知识分子尴尬心态和边缘位置的小说《行云流水》、《定数》，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表现两代知识分子性格命运的《祖父在父亲心中》。在这些小说里，方方以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遒劲的笔力和理想主义激情描绘出知识分子的灵魂和精神。由于其写得深刻到位，传达出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和情感，因而赢得知识分子的共鸣和欣赏。
而池莉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取材于平民或是市民生活，她几乎没有一部从正面意义上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小说中偶尔出现的知识分子身份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带着漫画的色彩。池莉的多篇小说中，知识分子都是作为市井俗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而且池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市井人物的偏爱和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和揶揄。吉玲、陆武桥、辣辣他们都有一种不屈不挠活下去的精神，而且，或是顽强坚韧或是工于心计，充满生存智慧，具有实实在在的生活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池莉衡量人物生存价值的标准。而池莉写到的知识分子由于缺乏生活能力，因而，一个个便非常迂腐可笑。庄建非嫌妻子吉玲粗俗，可离开妻子，自己连饭都吃不上口，因此，他的高雅不得不让位于填饱肚子的需求，对吉玲屈服；《你是一条河》中的小叔子王贤良由于读了书，使他一事无成，甚至因为文质彬彬而为自己所爱的女人看不起；而在《你以为你是谁》中的湖北大学中文系教师简直就成了一个可笑的小丑，装得很高雅，可一肚子低级趣味，同时，又愚不可及，陆武桥骂人一句“卵子”，李老师赶紧记下来并写上解释，以便以后写作论文时用。对知识分子如此嘲讽也表明，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已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受到了日益增长的市民文化的冲击和抵御。从某种角度来说池莉的小说代表着商品经济下市民阶层对于生活的内涵、生存的意义以及人生价值的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观点的重新界定。与80年代末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作家对精英文化的挑战有密切的联系。
可以肯定，池莉不喜欢知识分子。她的小说里几乎没有提供一个可敬的或是可爱的文化人形象，他们大多都是迂腐刻板冷漠脆弱自以为是的个人形象。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池莉成长的过程里没有较多地接触知识分子，更没有受到他们的熏陶和培养有关，而池莉务实平实的个性以及当知青、进医专、在基层作一个医务工作者的经历都使她更了解和亲近平民，特别是她刚走上文坛时，由于其作品与知识分子惯常喜欢的风格迥异，受到代表着知识分子立场的批评界的批评时，更增加了她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在90年代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她那样激愤地反驳和抵触来自于批评界的声音，她在很多创作谈里，只要提到这一类被称为批评家的“特殊读者”就充满火气，大发议论：“这样的读者对写作者误入歧途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因敏锐和圆熟地发现一部所谓的名著而获得名利。他们不是真正地体味小说这种艺术所表达的心得对于今天的生活品质和神迹的闪现，而是热衷于用经验和理论来解析文本。这种守旧的传统的阅读是非常误人子弟的。被吹捧被重视会引诱任何一个意志薄弱的文人和一大批尚未开窍的准文人。他们会有意无意地去迎合拥有权威的读者。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媚俗。”池莉认为：“媚俗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迎合和讨好最广大的读者。”（注：见池莉《虚幻的台阶和穿越的失落》，收于《跨度——作家的处女作和代表作》，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第275页。）
这里也可以看出池莉倔强好胜的鲜明个性。
池莉毕竟是成功了，她的成功正在于她坚持了自己，她并没有因为评论界的声音而改变自己，或是为了某种创作定势而扭曲自己的个性，这也是她的可贵之处，因为，毕竟，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自身的优势和长处，而作家本人应该最了解自己。
五
而采取不同的价值立场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方方、池莉不同的艺术个性、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和成长中所接受的不同的影响造成的。方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正统的知识分子的教育，古典诗词培养了她敏感的审美感觉，父辈和家庭的影响使她接受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观，这在她的一些写家事的小说如《祖父在父亲心中》都有比较真切的描写，青少年时代，方方大量阅读的都是当时流行的苏联小说和19世纪像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或是表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作品。这些作品是方方日后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它们滋养了方方最早的艺术感受力，赋予了方方小说深刻透视人生、无情剖析批判现实的深度，同时也使她带上了一个心怀理想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无法摆脱的痛苦。这种痛苦在作品中表现为一种宿命的悲哀，就是这一点也与当代知识分子那种与现实格格不入怀旧的无奈的心情相暗合。因为滋养了方方创作思想的作品也同时是当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食粮。他们在这样一些作品下培养和滋生了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批判现实的眼光，方方所具有的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知识背景是方方小说赢得知识分子共鸣的一个重要原因。方方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接受了名牌高校的系统文学教育，使她由一个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文学青年，成为了一个具有了真正知识分子资历的知识分子作家。方方前期的小说大多反映青年人的生活和心灵世界，带着青春创作的特点，敏锐、热情，朝气蓬勃，但是，由于涉世不深和艺术功力不足而显得浅露，这一阶段的创作带有练笔的性质。《风景》标志着方方风格的成熟，之后，她的小说愈来愈变得沉潜、冷峻和深邃了。
可以说方方具有着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羡慕不已的正宗科班出身和成为一个大作家先天和后天的必备条件。在考大学之前方方也曾有过当码头搬运工的经历，但那只是一个文人值得炫耀的曾经沧海的经历而已，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方方都没有将自己等同于那些码头工人，但是，他们与她心目中理想人生迥异的生存方式深深撼动了她的心灵，并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这就成为她十年后的成名作《风景》的底片。我个人非常喜欢《风景》，认为其是一部典型的从知识分子视角审视和批判当代贫民生存和生活的成功之作。《风景》“曾被有的评论家誉为可以‘传世之作’，口气固然大了些，但倘说它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优秀中篇小说，却当之无愧。”（注：周珂《在凡俗人生的背后》（方方小说集《行云流水》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第 328页。）我个人认为，它与池莉的成名作《烦恼人生》不在一个层面上。后者描述的内容几乎与现实生活同步，达到了一种描写近距离生活难得的真实，但是，在艺术魅力上和叙事上完全没法和《风景》相媲美。
与方方的知识分子的家庭和阅历、学识相比较，池莉显得底气不足，她出生在没有多少文化气息的湖北一个小县城的干部家庭，从小“在公家分配的毫无家庭气息的床和办公桌之间长大，我没有祖荫，没有根基，跟随父母调到这里工作那里工作。”（注：池莉《写作的意义》载《文学评论》1994年5期第17页。）在池莉自传性的文章里， 很难看到她阅读的书籍，也就极难断定她文学启蒙的背景和渊源，这一点区别于很多因为文学名著的诱导而走入创作的知识分子作家，最开始，池莉是想表达她眼里看到的生活和因为无法与别人交流的内心而写作的，这是许多人都曾有过的无目的出自于表达本性的写作。她一直坚持写作，写作是她表达自己的重要方式，在下乡当知青时她写作，考入医专后她依然写作，医专二年级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池莉的作品得到发表，从此她就认定，写作是她人生最挚爱的，同时通过写作可以改变她的人生，这时的写作就转变成为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写作。当自己最着迷的写作与改变现实人生的努力同构在一起时，池莉的写作就产生了极大的动力。与方方不同的是，池莉此期写作除了自己喜爱的因素外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改变生存的需要，她更多地承受着来自生活、工作的压力，池莉谈到她的创作动机时曾坦率地说过一段话：“我以前的创作一直处于匆忙状态，面临着工作问题，个人问题等，没有时间坐下来很仔细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通常是手头没有钱就坐下来写，这是很不严肃不认真的。……在艺术上有许多缺陷，连自己都可以看得出来。”（注：《中国作家梦》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池莉马原对话第722页。 ）而方方在中文系就读时就与当时写《女大学生宿舍》而蜚声全国的俞杉一起成为引人注目的女大学生作家，写作对于她就像是果园的员工面对着成熟的苹果一样，她只需稍加努力，成功的果实伸手可摘。对于方方来说，写作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人生理想，成就一番事业。她有理由自信和骄傲。从这个角度来说，池莉比方方更深更切实地体会到知识分子外一个文学青年的奋斗的艰辛。不管你是否喜欢池莉的小说，都不可否认池莉是一个具有作家潜质的人，她几乎没有太多地受到外界的引导，也没有从中外名著那里寻找一个支撑点，在《写作的意义》里她甚至认为文学名著约束了作家感受真实生活的能力，把别人的生活当成了自己的生活。她仅仅是靠着那种天生的极其细腻的感觉和对生活的感悟，开始了写作。对于当时还只是一个大企业的小护士来说，池莉向职业化写作迈出的一步显得格外勇敢。当然，当时的她还无法预料到十多年后她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功。以当时池莉的处境来说，她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离她显然还太遥远的形而上的问题，堵塞在她脑海里的都是现实中种种灰色的人生。池莉不是凭激情也不是凭思想或是智慧写小说的那一类作家，池莉是凭着天生细腻敏锐的感觉写小说的那一类作家，她适合面对生活，面对平凡的民众，讲述一段市井琐事，所以，以她自身的特点选择市民的立场来表述是最为贴切的。
从前，大多数小说中的生活都被作家有意或是无意地诗化了，以至于人们认为真正的文学就应该是那样的，文学与真实的生活有距离，保持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池莉的《烦恼人生》是池莉努力用自己的新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用她的话说也是“对自我的撕裂”。可以说《烦恼人生》没有技巧，没有诗意，甚至没有惯常认为是文学的语言，它只是一堆毛茸茸的充满质感的真实生活片段的累积，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它没有什么美感和魅力，但是，在80年代末，在许多读者被当时作品中盛行的魔幻先锋弄得云山雾罩时，池莉在一群玩着技巧、说着疯话的作家群里说出了正常人听得懂，能理解的语言，马上引起了对创作不满的广大读者极大的共鸣。88年在我的老家，云南一个比较闭塞的地区，听一个教育学院的中文教师谈起了《烦恼人生》，他很钦佩池莉，认为她非常朴实地写出了一个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烦恼人生》的出现在此时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早些时候不行，晚些时候也无人喝彩，恰恰在中国小说转型的时候，逆着当时大批的先锋魔幻而真实地描摹了生活的本真状态。成功坚定了池莉的信心，她觉得她必须坚持在这个新的立场上来写小说。不是用那种知识分子的腔调和从上至下的审视的目光。而是用一种被著名评论家王绯命名为“存在仿真”的手法，从题材选择、人物处理到表现形式都紧紧贴近市民的喜好。这就后来被指认为是市民的写作立场。我个人认为，池莉选择并一直坚持这一写作立场是她日后成功的关键。因为，池莉不是一个有着比较厚实的文学修养或是比较深刻思想的人，但是，她拥有的是对当代百姓生活非常感性的感觉，而且，有足够的耐心和独特的写作方式将其表达出来，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当代许多作家欠缺的或是不屑于去体验的。接下来，池莉就趁热打铁投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写出了一系列表现当代人从结婚到生儿育女的细致琐屑人生的《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小说。这些作品是池莉为巩固自己在文坛初步成功而付出的努力，也是她想通过小说描绘一部当代普通市民人生画卷的尝试，尽管在一些评论家或是品位较高的专业读者那里觉得池莉的这几部小说琐屑拖沓得让人无法卒读，但是，池莉赢得了普通读者，他们在作品里看到了自己非常熟悉的生活。这几部小说奠定了池莉最初在文坛上的地位。可以说，池莉是当代极少的十几年来反复不断地、由浅入深地执著地表达着描摹着当代最感性的“活着”状态的作家。这与她自己的创作见解和追求有很大关系，池莉认为：“一个写作者的小说应该是不变的。它们有好坏之分，没有本质的变化。”（注：池莉创作谈《虚幻的台阶和穿越的失落》收录于《跨度——作家的处女作和代表作》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4月，第230页。），这在90年代求新求变的文坛上无疑是非常独到的， “我一直注意和喜欢的是不断重复、由浅入深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因为我有理由期待一部好小说在不断的重复中脱颖而出。所谓水滴石穿，执著地在某一点上倾注全部的兴趣和精力，一般说来，最后总有奇迹出现。”（注：见《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300页。）应该说，池莉就是一直在创作中实践和坚持这一创作主张，并且走向了成功“出现了奇迹”的作家。客观地说，90年代小说创作众多的女作家，池莉并不是最有创作才华和天赋的，但是，就目前来说，她应该是中国目前最有影响的女作家，她得过几乎小说界全部的奖项，在文学创作走向边缘化，小说家小说作品被冷落的今天，有很多老百姓关注她谈论她，买她的小说作品。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多少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也许可以提示我们，在知识分子眼光之外，小说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存在，它并不是像琼瑶那样煽情编造，它一样有着纯文学的纯粹，但是，它以极其平民化的姿态，从小说的语言、表述到结构样式都是纯粹民间的，它赢得了大多数的普通读者。
我认为，池莉所选择的写作姿态本身超过了她作品本身的价值，使她成为一位不是靠小说艺术技巧或是小说内涵而是靠一种叛逆的写作姿态赢得名声的作家。她的这一写作姿态，包涵着更多的时代变迁的信息，因而关于池莉及其作品是目前评论界比较热衷于谈论的，它有许多的新的不同于以往小说创作的东西。
六
由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艺术个性，方方、池莉在具体作品中风格也迥然相异。虽然在选材和关注的生活层面上，她们的作品比较接近，但是，从具体的描写手法上却很不一样。方方的小说更多地从精神上或是典型细节上刻画人，注重于表现某种人生；池莉的小说则侧重于描写生活的原生态，注重再现某种生活流程。因而，从文本的经典而言，方方的小说明显比池莉的小说更具有魅力和价值。
譬如，同是描写爱情的小说，方方的《桃花灿烂》着重从男女主人公粞和星子的性格和人性的弱点，来剖析这对涉世不深的男女青年由于对自我的无法把握所造成的人生和情感悲剧。在这篇小说里，处处是日常生活中男女交往的小细节，心理活动，但是，却蕴涵着让人一下子无法说清楚的人生的某种哲理和对于改变了人一生的某种偶然性事件的慨叹。池莉的《不谈爱情》同样讲的也是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结婚和摩擦。但是，作者着重写的是外在的人物成长的环境对于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为人处世态度的影响，以及这种不同的熏陶，使得庄建非和吉玲这两个来自不同阶层的夫妻发生的碰撞和分歧。在方方那里，细节的描写和人物复杂细腻内心的勾勒，主要在于表达作者或是主人公对于这个世界和男女之间情感的迷惑和遗憾；而在池莉那里，行而上的意味全部被消解，作家只是将真实的生活本身的状态描绘给我们看，一切判断留给了读者。
从小说表现的技巧和语言上，方方和池莉更是相差甚远，与大多数评论文章里称她们共同采用了新写实的表现手法并不相符。
方方关注贫民生活，擅长表现底层艰难的生存，这只是在选材上，其实，在文体和语言上，方方倒是与热衷于文体实验和语言标新立异的先锋派很有共同之处。也就是说，方方的小说是以极其新颖奇特的文体和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底层贫民的故事。风格独特，语言诙谐戏谑，从而使人难以将它认作是本色的平民小说。
最为典型的当然是《风景》。这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十分独特。题记引用的波特莱尔的一段话：“……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的世界……”然后，就是用一个死去的埋在门槛下的孩子的口吻，来逐个讲述这个奇特家庭的每个成员的故事。小说用的是倒叙手法，采取的切入角度是超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选择的叙事人是一个死灵魂，小说很少描写，大多是十分精练又传神的叙述语言：“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他和母亲在这里用十七年时间，生下他们的九个儿女。第八个儿子生下来半个月就死掉了。”现代叙述语言的简洁和概括力在这里显示出优于传统表述的魅力。接下来，作者对小八子的叙述似乎超越了作为现实主义文本的表达范围：“父亲做了一口小小的棺材把小婴儿埋在了窗下。那就是我。我极其感谢父亲给我的这块血肉并让我永远和家人呆在一起。我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这已经是带着魔幻荒诞的色彩了，可又分明是讲着人世间极其真实的故事。这种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使得我们有了一种可贵的距离，艺术的欣赏的距离，极富表现力，在这些语言下你可以感受到作者那被凝练了的冷峻的激情，感受到一种黑色的诗意，犹如波特莱尔那些表现丑恶和黑夜的“恶之花”一样；在《风景》中很少有连贯性的情节描写，大多数是极富于典型特征的打乱之后重新组合的细节，它们由作者操纵着的死去的小八子的思绪连接起来，在家庭每一个成员的生命历史中穿梭，自由自在地拣拾着那些强烈地表现出人物的生存现状和心灵特征的细节来。同时这也使得在阅读这个惊心动魄的生存图景外读者还得到了一种阅读的快感，一种来自于作者写作技巧和写作智慧的文本的愉悦。值得提醒的是，这一点对于并不是完全进入小说场景，往往还看重形式结构语言等等形式因素的评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一种超出文本内容而且是由形式来表现的意味，才会使一篇小说更耐咀嚼，更值得回味。从方方的小说在专业评论家那里得到高于池莉的小说的评价就是证明。同时，这些表现技巧也对一般的民众阅读这些小说造成了障碍。这牵涉到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从阅读心理学来考察的不同的读者层次存在着的审美的差异性问题。
与方方喜欢用比较独特的叙述手法和个性化的语言相反，池莉小说严格遵循一种民间的叙述手法，完全不用或是避免使用那些会使小说看起来比较吃力或是比较陌生化的手法，比如说倒叙或是插叙，或是根据作者的思绪来结构或是打乱一个故事，也许，池莉认为那是一种匠气，因为认为“只有生活是冷面无情的”“我像一只猎犬那样警惕地注视着生活。我反反复复做着一种事情：用汉字在稿纸上重建仿真的想像空间。”（注：池莉《写作的意义》载《文学评论》1994年5期第21页。 ）池莉的小说努力依照时间的流程叙事，尽力将故事处理成粗砺鲜活的生活流，最初，大多数为她的小说打动的读者都是因为小说中那种几乎与真实生活完全一致的细节、人物行为、生存环境甚至那种喧嚣涌动的生活流。但是，有的作家或评论家认为，池莉的写作会使作家的想像力萎缩，因为它太局限于向真实靠拢、接近或酷似生活，而且，从文本阅读的角度来说很难产生一种张力，毕竟，对于挑剔的口味较高的评论家来说，阅读一篇小说绝不仅仅是为了读到或了解到某一种生活。但是，这种说法或多或少是对池莉创作原则的一种曲解，其实池莉并不缺乏想像力，她之所以选择了这种贫民化仿真空间的艺术处理方法，是经过几年的读书思考后做出的明智的抉择，这当然比那种盲动地随潮流不断改变自己创作手法的作家聪明得多。池莉所采取的姿态和选择的写作题材内容表达方式都在于她希望自己的小说对于民众有一种亲和力。
池莉的这种仿真并不是照相那样复制，而同样是一种艺术创造行为，因为所谓平民化艺术处理，“就是使芸芸众生的现存实象被再次创造，其效果的逼真是在现实秩序被打碎后又按照艺术特定的规律重新组合出来的。池莉是在有目的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大众型的作家。这样让一般的群众读起来毫无障碍。与此相配套的是，池莉采用了民间语体来表述她的仿真世界，随便在她的小说里挑一段：
儿子挥动小手，老婆也扬起了手。印家厚头也不回大步流星汇入了滚滚人流之中，他背后不长眼睛，但却知道，那排破旧老朽的平房窗户前，有个烫了鸡窝般发型的女人，她披了一件衣服，没穿袜子，趿着鞋，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
“儿子”、“老婆”、“鸡窝般发型”、“灰暗”等等都是民间日常用语。一个生活中被日常生活磨去了诗意的亮色的女人跃然纸上。
但是，在池莉大多数小说里，由于对平实的过分追求和对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写，使得语言拖沓琐碎，极大地影响了阅读快感和文章应该具有的节制和张合之美。比如，《太阳出世》光是写主人公怎样学会洗尿布屎布就用了几千字的篇幅。对于读者的耐心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挑战。而且，池莉的小说由于忽略了小说结构语言等因素，因而，要引起读者再次阅读的愿望就很难。这大大削弱了其作品的经典性。
我个人认为池莉为了达到在小说中建立一个与现实接近的仿真空间的目的，牺牲了小说作为一门艺术必备的要素。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明晰的看到，作为新写实代表作家的两位武汉女作家，在非女性化写作，关注底层平民生存和写实等方面有着共同点，但是，作为两位极有自己创作追求的作家，她们在创作立场、价值观念、作品风格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本文希望通过自己长期以来研究观察思考的结果，来分别一些长久之后将会被杂糅的作家个性，也提出一些有关审美的差异性和阅读心理学的问题求教于同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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