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享思想的制度意蕴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享思想的制度意蕴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享思想以制度为根基与核心,不仅表征了制度之于人类社会历史跃迁的重要作用,更明示了真正的共享制度应当是奠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分层次、分阶段、分梯度的制度集合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享思想制度意蕴的开掘,不仅对我们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产生重要影响,更对我们积极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形成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享思想;制度内涵

共享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规定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文明进步跃迁的深刻思考。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及“共享发展”一词,但通过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依然不难发现,“私有财产的扬弃”“共同体建设”“走向共产主义”等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享发展思想深蕴的鲜明彰显。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正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共享发展,努力打造一个在消灭了剥削与异化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享社会”。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剖析与深刻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现并阐释了制度在实现共享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1]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本性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正是努力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2]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奠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上,以人人参与、共建共享为思想精髓,直接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新理念的理论渊源。以制度为着力点,深入研究并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享思想的制度意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现共享发展的阶段性、层次性、梯度性的制度路径剖析,对我们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及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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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基确立: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享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实现共享社会的前提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矛盾运动,而制度(尤其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社会制度)作为规约人们行为活动的规范准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建立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受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乃至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根据唯物史观可知,人类社会的共享发展程度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也同样对共享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体系中,经典作家虽然否定并反对“制度决定论”,但是他们并不否定社会制度对生产力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助推作用。他们认为,社会制度由一定的阶级提出并制定,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必然会对人们的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影响人们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入手,突出强调了社会制度对实现共享的核心作用,即资本主义制度会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不平等、不自由与不正义,社会主义制度则能够为共享发展的真正实现提供可能性和现实性。由此,本文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作用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的制度意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由资产阶级建立,旨在维护少数资本家利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截然分离。而这种分离必然导致人与物、人与人,甚至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对立与异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洞察了“滴着肮脏的血”的资本正将其不可遏制的逐利性推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心,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疯狂攫取高额剩余价值的欲望,从而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就是以单向度服务为标的、以牺牲无产者利益来攫取特权阶层高额甚至超额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社会制度“牢笼”。毋庸置疑,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不平等、不正义、不自由的社会,是一种与共享发展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的社会制度。正是这种深深植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了谋求生活在“金字塔”顶尖上少数阶层利益而牺牲大多数无产阶级利益的制度,导致了无产阶级共享发展权利被冷酷无情的剥夺。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戕害无产阶级的行径进行了深入挞伐:“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受劳动的折磨。”[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畸形社会关系的分析,撕裂了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深刻批揭了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剥削压榨的本质,揭露了异化劳动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对立阻碍共享发展的现实。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他封建的、奴隶的社会制度一样,都具有剥削性和腐朽性。其将少数人的利益感、获取感和满足感建立在多数人权利的被剥夺之上,正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逻辑的贪婪“本性”所决定的。对此,列宁也曾深刻反思并明确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对立。他认为,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劳动以及各个方面竭尽可能的榨取使得“资产阶级愈来愈富有”,而“无产阶级及大量正在破产的小业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愈来愈贫困”。[4]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不公平本性,“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而人民群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5]所以说,资本家的字典里是从来就不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共享”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6]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致力于维护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实现人们的共享发展。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就必须消灭异化、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私有制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根源。”[7]在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体系中,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实现共享的真正制度基础,为共享发展提供现实性与可能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8]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根本不同,它既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也不是部分人独享社会发展成果,而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需求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阐述的那样,“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9]可以看出,由无产阶级倡导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劳动中创造的社会,是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发展与根本利益为旨向的福祉社会,是包括所有成员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社会。它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对立、异化走向统一、和谐,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由割裂走向结合,更使所有人共享他人创造的社会福利、条件与机会,真正为实现共享发展奠定坚实前提,确立制度基础。由此可以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资本主义制的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压迫就不能彻底消除,共享发展的愿景也就不能实现。正如列宁在《论社会主义》的专题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共同劳动的成果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10]“无产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全面的发展”。[11]所以无产阶级的专政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砸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消灭资产阶级的根本手段,是无产者的个人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项权利的公平获得与共同发展的制度保障。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体系中,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有在对制度——由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重视与仔细研究中,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共享思想的意蕴内涵与价值意义。

二、内涵耕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享思想的制度意蕴

透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制度在共享思想体系中地位作用的勘察,可以发现,制度是实现共享的核心,没有制度这一坚实基础,共享发展只能是脱离实际的“乌托邦”与“空中楼阁”,无法走进尘世生活,发挥现实力量,释放积极效用。从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的制度核心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12]

从性质和内容两个维度入手,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的制度意蕴形成恰当理解、把握。就性质而言:共享制度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上,集中呈现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考量,全面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自由个性”(自由人联合体)——的依次更替演进,揭露了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落后性与腐朽性,进一步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特有的制度内涵。经典作家认为,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为了生存只能结群而居,形成最基础、最原始意义上的“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关系状态下,生产资料虽然归原始公社所有,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只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衍生出的一种原始的、低级的“共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指出:“在生活资料由社员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里,产品或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质这里正是在于其共同的性质。”[13]而这种在生产与分配中表现出的“共同性质”的“共有制”,并不是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同享”,是“人的依赖关系”的被动性选择与直接呈现。与此同时,“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4]这一时期不仅较低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生产资料的有限性也要求人们在相互联合中进行生产,因而不存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压榨,只有共同生产与共同分配才能使他们得以持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原始社会“共有制”的消亡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人类历史的动态演进便由“人的依赖关系”进入到“物的依赖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共有制就必定是原始的。后来的全部发展就是这种原始共有制的逐渐消亡的过程”。[15]与原始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人类历史上迈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梯,但它使人与人之间传统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破裂,以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和剥削压迫、囚困奴役的关系取而代之。资本主义以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填满资本家欲望的沟壑;以积迭如山的商品堆砌成一座座欲望的围城,使无产阶级在“商品拜物教”中迷惑、堕落、沦为囚徒;以斑斓驳杂的“物化”使无产阶级囚禁于资产阶级的“神话牢笼”,以福利社会幻像与商品吞噬意识的结合掩饰阶级矛盾,促使无产阶级失掉阶级意识,抛弃阶级立场,放弃争取平等、实现共享的权益。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批判道,“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16]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及其剥削压迫、“商品拜物教”给人紧紧扣上的精神枷锁,以及人与“物”的不断异化就会持续存在。经典作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切中了人与人、人与物异化现状的根源,澄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共享发展的虚伪性与不可能性,即“完全的平等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是不曾有过的”。[17]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并非是共享制度,而只是一种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理念指导下建立的、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分享”制度,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保护私有财产与阶级统治相互嵌入的集中体现。与原始社会的“同享”、“共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享”制度根本不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淋漓尽致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更直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的社会本质与制度根基。经典作家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8]社会主义生产最终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是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美好生活需求作为首要考量与根本追求,是真正意义上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进行的生产。并且只有在社会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们才既能够摆脱对“人”的依赖关系,也能够从对“物”的捆缚、“异化”中解放出来、超拔出来,真正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实现共建共享。因此,社会主义制度是真正照顾到每一个人需求与发展的制度,是在共同建设中实现“共享发展”,打造“共同福祉”的真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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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出共享思想的制度蕴涵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产生重要影响。共享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的有机一环,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密切勾连使得对共享发展的社会制度考量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与开放发展同样产生着积极效应。由是,如何使处在国家发展战略核心位置的创新发展理念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深入人心,以社会主义制度引领高品质生产、生活,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造福人民,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共享经济,普惠民生,激活人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如何使关系民生的协调发展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新型化城镇质量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充分发挥各地优势与潜能,使人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中跟好队、不掉队;如何使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乎子孙后代永续发展的绿色发展理念镌刻进人民心中,指引人们行为,在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蓝天白云中接力打造美丽中国;如何在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在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27]中使开放发展制度更加完善,都将与共享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意涵理解、机制建设,形成新的互进互动。

三、理论延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享思想的当代价值

其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耕犁出共享思想的制度意蕴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形成重要价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26]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出发思考如何将共享发展的制度效应积极释放于社会各个层面,是以共享制度的构筑、实施与完善助推全面深化改革,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蓬勃生命力与脉动之发展。由此,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阶段划分的论断中确认共享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共享发展保驾护航;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引领下建立协调有序的共同劳动、共同建设机制,打造和谐生产劳动关系,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中促进生产力发展;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交往思想中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商机制,使不同阶层劳动者平等商谈,共同商议,为全面深化改革建言献策,形成一套兼顾各方利益、有效可行的共商机制;如何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指导下捋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层关系,使改革成果与释放红利以共享机制普惠全体人民,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如何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石,指导我们建立人与自然共享发展的长效机制,以此实现绿色发展、打造美丽中国、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家园,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享思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深蕴是对当前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所形成的理论启示与实践指导。

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凸显了制度在共享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合理的制度设计在实现共享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不仅为我国共享制度设计提供了思路性的指导,更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了现实指导意义。

从内容上来看,共享制度不是某种单一的独立制度,而是分层次、分阶段、分梯度的多种制度与社会关系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19]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共享发展水平始终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我们应当坚持一切从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实际水平出发对共享制度予以科学定位。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做了阶段划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并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称为社会主义阶段)中,私有制已经被消灭,但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等各方面需求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彻底满足,仍然要借助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社会整体利益的合理分配,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20]但与此同时,也要把“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21]——自由贸易买卖、商品货币流通——“纳入合作制的轨道”,[22]“从而有可能通过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23]由此可以看出,共享制度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最为关键的是有效利用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合理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力求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得到满足。除此之外,恩格斯也明确谈道:“在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社会里,情况还不知要好多少倍呵!”[24]由此看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共享制度应当是由国家主导的、合理利用市场机制的、以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的非营利性社会制度,即包含社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公共制度。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达到能够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水平,人类社会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自由人联合体阶段。“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25]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人们的物质需要已经得到充分满足,劳动已经不再是生存的第一需要,而是使人们在共同建设中彰显自身之于社会之价值的重要路径,是使人们在共同享有社会发展成果中获取幸福生活的最佳途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的共享制度将完美地呈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种和谐关系中真正实现人之为人,乃至于向着整个世界的本质复归。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共享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和谐自由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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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离析出共享思想的制度深蕴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2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共享发展进行制度化建设,“共享发展必须坚持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也是历史发展成果的受益者这一核心思想,持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29]此外,“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成立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等制度性建设,同样是贯彻落实共享发展新理念的鲜明表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和谐共生的理念向世界贡献出“共享发展”的中国智慧,这种“共享发展”不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保障,更有“一带一路”共享机制的接续推进;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更以制度化的方式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享发展”推向世界舞台,为人类社会的共享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跃迁奉献中国方案,彰显中国价值。可以说,当今世界越来越朝着国与国紧密依存、人与人互相需要、整个星球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共享发展正是对这一“历史正义与世界潮流”[30]的最佳诠释与淋漓彰显。所以对共享发展的制度深蕴做出认真考察,将共享发展的制度建设不断外显,不仅有利于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与新发展理念,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助于将中国智慧彰显于世界,普惠世界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共享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更以其深厚的制度意蕴为我们接续推进共享发展提供了重要引领。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崭新姿态对共享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意蕴展开更具穿透性、更具自我立场与更具话语权的研究,[31]是必要而可行的。

疏勒河昌马灌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部疏勒河流域中游地区,远离海洋,深居内陆,是流域内重要的农业开发区。本区在气候上属于暖温带干旱区,气候的基本特点为:降水少,蒸发大,干燥度高;冬季寒冷,夏季炎热;昼夜温差大,光热资源丰富;多大风和沙尘暴。根据玉门镇气象站多年气象资料统计分析,多年平均气温6.9℃,降水量为63.4 mm/a,蒸发量为2 897.7 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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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5938/j.cnki.iper.2019.04.010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4-0053-06

收稿日期:2018-03-14

作者简介:王临霞(1991—),男,山东聊城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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