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研究·
百年变局视角下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2009—2019)
门洪华1，肖 晞2
(1.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92；2.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长春 130012)
摘 要：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前期，国际体系变革接近临界点。对中国而言，百年变局带来的挑战前所未有，同时也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中国外交因此变得分外重要。中国积极应对百年变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着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应对百年变局的中国外交思想理论创新，体现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聚焦自身发展的战略基础、夯实地区重心的战略支撑、密切关注全球的战略广度、推进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战略深度等方面。中国外交实践创新，则体现在走开放发展之路，夯实通过全面开放实现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双提升；推动形成动态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推动周边关系的稳定和深化发展，筑牢中国全面崛起的地区支撑；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化合作，推动新合作机制的形成；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实现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合作的统筹。
关键词： 百年变局；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实践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走上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其间，中国—世界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外交发挥着保驾护航、全球开拓的关键性作用，服务于中国巩固独立、融入国际社会到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转变，为民族复兴、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农民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基础性因素是农民与其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联结紧密程度。本文按照农民与土地联结紧密程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的情况，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70年来，中国外交筚路蓝缕，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视野之中，捍卫和拓展国家利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共享繁荣，塑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崛起保驾护航，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辉煌之路。70年的中国外交着眼于思想理论和实践创新，实现了从专注国家利益维护到推动国家利益全球拓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创新，实现了从游离于经济全球化之外到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进而发挥引领性作用的身份转变，实现了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到全球合作的引领者、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的角色转变，推动中国机遇、中国贡献、中国时代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外交为举世所瞩目[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致力于为世界提供促进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和文化，为世界发展提供新动能，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为和平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构建平等、包容与合作的国际新关系和新秩序[2]，中国成为牵动世界变革的核心力量之一，并位移到世界变革的中心。70年沧海桑田，70年锐意开拓，中国外交迎来全球拓展的新时代。
冷战结束是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兆，世界迎来大发展与大动荡并存的时代。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重要标志就是2008年欧美债务危机引致的全球震荡，以及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治理的主要平台，中国致力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着发展中世界与发达国家之间桥梁与纽带的新角色。2009年，国际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3]。以全球金融危机应对为开端，世界酝酿着疾风暴雨，大国关系波折丛生，中国周边亦进入多事之秋，促使中国进入战略调整新阶段，中国外交迎来开拓创新的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大力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引领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并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球开拓、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指明了方向，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全面创新时代。
本文旨在剖析中国外交理论与创新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尤其是百年变局与外交创新的关系，探究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丰富发展、中国外交实践的不断创新，并对2009—2019年中国外交经验和成就进行深入的总结。
“鼻涕虫”是张绍凡小时候的外号，她幼年时鼻孔下常挂着两条长鼻涕，那时，街上的小伙伴都叫她“鼻涕虫”。如今已经读小学的她，突然被我当众叫“鼻涕虫”，形象全毁了，脸涨红的瞪着我恶狠狠地说：“小太子，你给我记住，我不会原谅你的。”
一、百年变局与中国外交创新
据张蕴岭考证，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问题[4]。变局是世界之常态，而习近平总书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则具有特定含义。冷战结束以来，我们长期秉持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判断，强调世界发生深刻变化、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密切关注全球变革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调整外交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论述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演进的高度，深刻把握时代风云，做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5]。他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当前我国处在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6]。他在2018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强调：“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7]在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8]。
百年变局的到来，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与大国兴衰、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密切相关，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催生的西方蜕变密切相关，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密切相关。有的专家认为，百年变局的短期动因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特立独行和美国国内政治驱使，中期动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十年后的盘点清算，长期动因是冷战结束30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演进变化，根本动因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等时代潮流的涤荡[9]。现在的变局是从西方中心到非西方中心、或者是西方中心和非西方并列的大变局，目前正处于全球化发展调整期、世界权力结构转移期和科学革命发展孕育期叠加出现的阶段，这个变局刚刚开始，还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10]。
①见“UN should play a more effective role”.Beijing Review,1 November 1982:11-1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12]。面对百年变局，中国秉持战略定力，拓展战略远见，深化战略运筹，实现战略创新，积极把握和创造战略机遇期，构建以融入—变革—塑造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框架，致力于丰富和平发展、规划崛起之后，推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等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新理念和新思想，并积极运筹战略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在世界经济治理、国际金融秩序、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东亚全面合作等领域积极作为。中国外交思想理论和实践创新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普适性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外交行动指南，对人类和平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70年中国外交辉煌，以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为底色的思想理论创新扮演着路线图的关键性作用。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成为举世瞩目崛起大国的中国面临着全新的战略机遇与纷繁复杂的挑战，在继承以往的基础上实现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势在必然。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谐世界的积极倡导、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定位等中国外交思想创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局面的开篇奠定了基础[13]。自身实力变化和国际形势转型堪称关键性推动因素，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引致的世界变局为中国外交思想理论创新提供了外在压力和动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理论开始酝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积极推进外交思想理论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其核心内容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14]。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
2.中国外交实践创新体现在，推动形成动态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②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生产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支撑．
确保中印关系稳定发展，把握合作推动发展中印大国多边合作的大局。2009年以来，中印国力并行崛起，对双边关系和全球格局带来重大冲击。两国都努力避免“龙象之争”的陷阱，通过领导人经常互访稳定面向发展的伙伴关系大方向，深化妥善处理分歧、谋求共同发展的友好相处之道。鉴于上述大国关系互动密切，中国致力于逐步构建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现实和战略对抗风险为核心的大国平衡格局，以维系全球战略格局的动态稳定。
大力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工作。一是投入110万元，采购森林防火智能预警卡口100个，安装在重点林区关键地段，及时监测进入林区的人员和车辆；二是制作安装大型森林防火警示牌140个，提醒进山人员注意森林防火；三是编制印刷《森林防火宣传手册》、《防火通告》、《倡议书》等宣传材料11万份，发放到全市各林区，努力营造良好的森林防火氛围。
5.应对百年变局的中国外交思想理论创新，体现在推进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战略深度上
进入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开始由主要为自己的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与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和平发展道路宣示了中国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路径与模式选择。2009年以来，面对世界变局，中国领导人立足国情、世情，预防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和“修昔底德陷阱”风险而进行战略判断和积极筹划。尽管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其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功，但中国深刻认识到大而不强的底色仍在，强调客观冷静地评估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认识到经济强国并不等同于世界大国，惟有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聚焦自身发展，以和平方式投射其影响力，积极承担国际责任。面对百年变局，中国强调首先做好自己，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领战略布局创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8]，进一步夯实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内基础，形成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和平发展道路为主线的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3.应对百年变局的中国外交思想理论创新，体现在夯实地区重心的战略支撑上
2017年以来，西安市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相继出台《关于补短板加快西安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西安市文化产业倍增计划》、《西安市书香之城建设实施方案(2017—2021)》等政策。但是，专门针对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政策还很少。公共图书馆是市民享受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窗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影响着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市民的文化素养。因此，西安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应给予图书馆事业更多的关注，着力解决公共图书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使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有质的提升，为打造文化西安、品质西安做出贡献。
地区合作与竞争是中国外交密切关注的战略重心。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传统而言，大国地区战略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获取地区主导地位为目标，而在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趋势之下，大国地区战略路径转而追求地区共同利益，将开放地区主义作为战略工具，将地区制度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主脉络，将地区秩序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愿景[19]。中国深刻认识到东亚是中国政治、安全、经济利益集中的地区，深刻认识到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20]。亲、诚、惠、容堪称重塑中国周边关系的“四字箴言”，表明中国致力于编织周边伙伴关系网络，发展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周边关系。以此为思想指引，中国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建设“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大力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
4.应对百年变局的中国外交思想理论创新，体现在密切关注全球的战略广度上
习近平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等外交思想理念，展现出复兴的世界理想和宽广的全球视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中央在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趋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大潮流的前瞻性思考[21]，是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国际层面的延伸，与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一脉相承、互为补充，体现了统筹两个大局的哲学思考和战略高度。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论述，既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进取路径和发展愿景，又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哲学层面的思想深度和未来志向。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回答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22]；新型国际关系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道路、积累条件；而正确义利观突出强调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是实现新型国际关系的道义保障，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前提。
（4）合理选用淬火设备结合管板尺寸和各种内芯、垫铁，我们对可用淬火内芯和垫铁先在计算机上1∶1模拟装配组合，较为直观选取淬火效果最好的内芯和垫铁组合，最终我们选用4#内芯和1#+6#垫铁（见图5）组合，4#内芯上部有一圈喷嘴，更有利于管板下部的冷却和气体排出，克服了浸水淬火时的缺陷；同时淬火时将管板放置在四组垫铁上可进一步提高冷却能力，减少热处理变形，降低安全风险。
2.应对百年变局的中国外交思想理论创新，体现在聚焦自身发展的战略基础上
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系于国际合作一途。融通世界机遇与中国机遇，走互利共赢之路，是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所秉持的基本理念[23]，也是中国推动国际合作深化的重要出发点。共建“一带一路”，深刻体现了中国国际合作理论的新发展，尤其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战略选择。习近平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倡导和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呼吁由各方平等协商、责任共担、共同受益，欢迎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的“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16]501-502。概括而言，合作主义是中国既定的战略路径。中国国际合作理论的主线是，以变革自身为基础，以融入国际社会为路径，以渐进为核心方式，以内外兼修推动国际合作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向、以共同利益为前提、以共赢为目标、以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为重要条件。中国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全球震动，申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意愿，提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倡议，推动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合作者的地位平等，并致力于分享发展红利，适当让渡非战略性利益，积极承担大国责任[24]。
三、中国外交实践创新的体现
面对百年变局，中国外交大胆探索，加强能动性和主动性，推动向奋发有为战略的转型[25]。正如王毅指出的：“这几年中国外交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主动进取，积极作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发挥中国作用。”[26]在实践上，中国外交加强谋篇布局，突出工作重点，既多点开花又精准发力，发挥综合积极效应[6]，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大学生是网络传播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网络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对象。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新媒体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问题，找出症结所在，以便及时应对，进一步夯实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基础。
1.中国外交实践创新体现在，走开放发展之路，夯实通过全面开放实现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双提升
开放是国家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2009年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推进放宽市场准入等重大举措，发展开放型经济。习近平提出要“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2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实施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格局、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优势。“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具体的工作部署，即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健全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五个重点领域。中国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动担负起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大国历史重任。中国大力完善投资布局，积极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28]。中国加大国内开放力度，实施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与此同时，中国以深化区域协调发展为抓手，促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新时代中国的区域开放布局以“一带一路”为统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对接，积极促进区域平衡发展，逐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29]。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建立和发展自由贸易实验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探索发展创新的经验，提供汇聚各方利益共同点的试验场所[30]。
1.应对百年变局的中国外交思想理论创新，体现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上
2009年至今，大国关系纵横捭阖，从同舟共济到同舟共“挤”，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中国大幅度调整大国关系提供了深刻背景。
保持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是中国应对大国关系变革的重要条件。面对美国“变脸”、英国脱欧、叙利亚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诸多变局，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始终保持高水平运作，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两国关系向更深层次推进，合作范围逐步扩大，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实效。2019年6月，中俄宣布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推动两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发展利益深度融合、民心民意亲密交融。
中日关系进入历史上首度出现“强强相遇”时期[32]，中国稳健应对来自日本的战略挑战，推动筑牢两国关系的底线，促使中日关系止跌企稳，逐渐回归理性务实发展轨道，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新时代，为应对美国全面战略竞争而筹谋。
我的根部开始窒息，我的叫喊没有人能听见。要知道，我最怕的就是水渍，我的树叶可以吸收充足的水分而不至于在短时间内枯萎，但是根系会在一月后全部腐烂。那时候，谁也挽救不了我的性命。
中国在对欧关系上积极推进“无敌国外交”，推动与欧洲诸大国关系的均衡发展。2008年以来的中欧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实力对比变化加速、政策取向变化增大以及国际环境影响加剧，极大地影响了双方的政策目标和实践，对中欧关系的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塑造作用[31]。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对华合作需求上升。中国积极推动中欧关系的总体发展，致力于构建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推动中欧关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交流合作的良好格局。与此同时，中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实现了新发展。中国与英国共同努力渡过达赖窜访导致的困境，确定了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推动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英国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大国，第一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成立中国在亚洲地区以外的首个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发达国家。中德关系在2010年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合作成为中欧关系的领跑者。2019年，意大利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西方大国，产生了积极的欧洲乃至全球效应。
中国稳健应对中美分歧，防止中美竞争与冲突引致全球震荡。中美关系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边缘徘徊，鉴于两国战略竞争态势已然形成，如何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危机管控、防止某一方面的风险蔓延至整体关系就变得格外关键。2009年至今，中美外交几经折冲，就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不断探索，虽有新型大国关系的探求和“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定位，但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无法掩盖。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于加强战略管理意识，在宏观层面的高层往来、中观层面的功能领域合作和微观层面的危机管控上善加统筹；同时要加强对重大分歧的管控，防止冲突调门升级导致安全困境式的情势。
第二，学习释比的人越来越少。释比学习的周期一般比较长(十年以上)，需要学习背诵大量的经文史诗，而其中大部分都还保留着古羌语的特征，意思难懂念起来绕口，要花费大量的精力。除了学习演唱经文，还要学习一些和经文配套的舞姿，而且即使学成后也没有过多的经济回报，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出去打工赚钱也不愿意学习释比。由此可见，羌文化传承面临着断代的危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统筹两个大局，渐进而坚定地融入国际社会，济40余年改革开放之功，积极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促成两个大局相互借助、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形态，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成功开辟了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新道路[15]。2009年以来，中国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世界大多数国家期待从中国发展中受益，与中国共享发展与繁荣。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难得机遇，为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等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中国迎来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新契机。习近平指出，“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16]442-443。他强调，“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17]。统筹两个大局、积极塑造战略机遇，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战略基准。对全球变局与中国和平发展关系的辩证认识，深化了中国统筹两个大局的思想，进而推动中国确立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合作思想。
3.中国外交实践创新体现在，推动周边关系的稳定和深化发展，筑牢中国全面发展的地区支撑
我们尚处于百年变局前期，国际体系变革接近临界点，世界经济前行站在十字路口，各国出现诸多分歧、迷茫和忧虑。中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乱象中的中流砥柱[11]。尽管挑战亦前所未有，但百年变局确实为中国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机遇，而中国外交从未变得如此重要。
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历来是周边区域合作的引领者，地区和平发展的守望者”[33]。2009年，“中国威胁论”在周边沉渣泛起，出现了中国奉行“咄咄逼人外交政策”(assertive policy)的噪音，美国宣布加入TPP谈判并实施战略东移，推动了东亚局势的复杂化。与此同时，日本加速右转，中日地区竞争趋于激烈，东南亚及其他中国周边地区变局丛生，东亚领土领海纠纷加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承受了多年来罕见的复杂、严峻挑战的冲击。中国深刻认识到，惟有稳定东南亚和周边，中国才能夯实全面发展的地区支撑。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亲诚惠容”四字箴言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周边战略的新调整，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中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此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地区合作的重要抓手。中国重视东南亚的价值和中国—东盟合作的示范效应。习近平、李克强多次访问东盟国家，通过首脑外交、峰会外交等多种外交形式推进中国—东盟的稳定发展，推动双方形成稳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34]。中国—东盟关系的成功推进对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中国提出与东盟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确定“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愿景”，并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通过引导地区安排的方向、促进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适应，缓解东盟疑虑，凝聚共同利益，把中国—东盟关系打造成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压舱石[35]。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应对南海问题和朝核问题上这两个东亚“火药桶”。中国推动“南海仲裁案”之后中菲关系迅速回暖，积极深化与越南党际交流和战略协调，初步稳定了南海局势。中朝关系强势回暖，两国领导人密切互访，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建设性作用受到各方高度重视。上述进展表明，在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展开之际，中国以开放包容为原则、以合作发展为导向的周边战略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4.中国外交实践创新体现在，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化合作，积极推动新合作机制形成
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战略布局中占据基础性地位，中国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中世界与发达国家之间桥梁的新定位无疑是中国外交实践创新的突出表现，而制度化合作成为中国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方向。肇始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2004年的中阿合作论坛、2012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2014年的中拉论坛等均为“一对多”的新型合作机制，与中国—欧盟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一起构成了覆盖世界主要地区的中国对外合作框架体系；而金砖国家机制则是发展中大国制度化合作的新平台，体现了跨洲际的崭新特征。可以说，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金砖合作机制是南南制度化合作的突出案例。
2000年，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倡议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成为双方开展集体对话和进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论坛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突出高效务实特点，每届论坛提出的举措均体现出急非洲之所急的作用[36]。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成为推动中非密切合作的重要外部推动力，自此双方合作每年都上新台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13年初，习近平执政以来第一次出访就选择非洲，在访非期间提出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并提出发展中非关系的“真实亲诚”四字箴言。2014年1月，王毅外长访问非洲，提出“正确义利观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决定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出中非共同实施“十大合作计划”。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领导人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商合作、共话未来，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成为推动新时代中非合作的盛典。
创立于2012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以国家领导人正式会晤为标志)是一种新型的机制，不仅是中国与次地区合作的成功实践，也是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的积极尝试。颇为值得关注的是，目前17个中东欧国家(2019年4月第八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峰会宣布“欢迎希腊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有12个欧盟成员国，其余国家也把加入欧盟作为本国重要国策和未来发展方向，因此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进行合作必须慎重考虑与欧盟的关系，慎防“分裂欧洲”的杂音。习近平2015年就指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完全可以为构建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做出贡献。目前，中东欧17个合作国家全部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凸显中东欧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积极姿态。当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体现出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的良性互动，内容丰富，多元沟通，成效显著。
2001年，“金砖国家”(BRICS)的概念横空出世；2006年，金砖国家举行首次外长会晤；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举行首次正式会晤，金砖国家机制全面启动；2010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五国合作机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金砖国家机制是一个全新的以发展中大国为核心的合作机制。成立1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性跨越，形成了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部长会议为支撑的多层次架构。金砖国家机制正经历从侧重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向政治经济治理并重、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全方位协调机制转型，2017年中国主持的厦门峰会发挥了继往开来的战略功能。厦门峰会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合作治理观，提出将“第二个金色十年”作为合作目标，率先倡议并落实“金砖+”的概念，强调打造经贸财金、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升级版。厦门峰会首次举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从全球范围邀请埃及等5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出席，聚焦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化与非洲、拉美、中东、欧亚国家的务实合作，构建了具有全球影响的南南合作新平台[33]。
5.中国外交实践创新体现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4）提高球化能力 将球化温度控制在1450℃左右，球化剂上覆盖0.2%硅钡孕育剂，球化能力刚好合适，既不会太强也不会太弱。球化完毕后铁液中的渣易于浮出，便于除渣，可保证铁液纯净。
蚜虫用40%乐果1000倍液，或50%抗蚜威2000～3000倍液喷雾；潜叶蝇用50%辛硫磷乳油1000倍液，或80%敌百虫粉剂1000倍液喷雾；霜霉病用58%雷多米尔500倍液，或75%百菌清600倍液喷雾；炭疽病用50%甲基托布津500倍液，或50%多菌灵700倍液喷雾防治。
2008年爆发于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欧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具全面性的全球治理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昔日居于全球霸主地位的美国正逐渐失去绝对优势地位，各大国全球治理理念和方略上的竞争异常激烈。既有发达国家深刻认识到共克时艰的必要，力图通过满足新兴大国在关键性全球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诉求来维持自身地位的合法性。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主要国家展开一系列政策协调与合作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2009年开启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而新兴大国在议程设置方面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是G20治理取得的关键性成就[37]。2008年以来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战略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被视为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中国抓住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契机，大力推进国家战略体系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经济治理层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发动机作用，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而中国2016年主办的G20杭州峰会发挥了标杆性作用[38]。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仅着眼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将中国发展放到全球视野中，就世界和平发展的诸多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方案”[39]，“中国方案”以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核心目标，以伙伴关系网络为全球视野，以东亚和中国周边为地区重点，并聚焦中国熟悉、有优势的经济和金融领域推动全球治理深化。为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与发展，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具有思想指导意义；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则发挥着关键性的基础作用。1993年以来，中国持续推进伙伴关系战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战略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为战略方向，以政治互信、经济互依、文化交融、社会互动和安全支撑作为战略手段，通过双边关系改善带动全球战略的拓展[40]。2009年以来，中国致力于编织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持续拓展朋友圈，提供更丰富的双边对话合作框架，寻求政治互信、经济互依、文化交融、社会互动的积极成效。习近平认为，国与国之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希望各方着眼时代发展潮流，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41]。以此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导向的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逐步建成。
6.中国外交实践创新体现在，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实现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合作的统筹。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国内外情势变化密切相关，是走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中国国家理想与世界理想相辅相成的表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进入新阶段。在世界进入深入转型之际，中国嵌入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史无前例，其引领作用更显突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国成为世界稳定之锚，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推进者和战略引领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的相继提出，就是中国面向未来的理想表达，“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结合上述理想的现实表达[42]。“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弘扬古丝绸之路互学互鉴、和睦共处的精神，拓展中国与欧亚大陆方向国家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是新时代中国推进对外合作的核心构想，为世界各国创造机遇和成果，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43]。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区域和国际发展议程有效对接、协同增效，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鼓励更多国家和企业深入参与，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44]。通过2017年第一届和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建“一带一路”从气势磅礴的“大写意”走向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开启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征程, “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33]。
综上所述，2009年迄今，在百年变局的战略视野之下，中国外交致力于思想理论和实践创新，在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奋力开拓，创造了时代的辉煌，其成功经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习近平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外工作管根本的一条，对外工作既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服务，也要为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服务[45]。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是在外交中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好工作并不断取得新成就的根本保证。
第二，以恪守和平发展为基础，牢牢把握中国发展大局和工作全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中国要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17]。
第三，强调宏大的理想支撑和现实的路径选择相结合。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世界理想，体现了将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共建“一带一路”则是实现上述世界理想的现实选择和重要战略抓手。上述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展现了中国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代表了中国以互利共赢为导向、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努力做出世界贡献的战略承诺。
参考文献：
[1] 章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冷战国际史研究辑刊》2017年冬季卷(第24期)。
[2] 张蕴岭：《中国对外关系40年：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
[3] 杨洁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2009年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求是》2010年第1期。
[4] 张蕴岭：《百年大变局：变什么(上)》，《世界知识》2019年第12期。
[5] 王毅：《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9年第1期。
[6] 习近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7] 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8日，第2版。
[8]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2日，第1版。
[9] 裘援平：《世界大变局中的突出矛盾》，《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2期。
[10] 黄仁伟：《如何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载《东亚评论》2019年第1辑。
[11] 王毅：《2018中国外交：乘风破浪砥砺前行》，《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1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4日，第1版。
[13] 杨洁篪：《伟大的创新丰硕的成果——十年来我国外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载《求是》2012年第20期。
[14]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15] 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1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17]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第1版。
[18]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19] 门洪华：《中国国家战略体系的建构》，《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
[2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7页。
[21] 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国际问题研究》2016第1期。
[22] 郑泽光：《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
[23] 陈少铭：《新时代的新外交》，《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7期。
[24] 门洪华：《“一带一路”与中国—世界互动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
[25] 朱锋、武海宝：《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战略的两大转型及其内在逻辑》，《理论与评论》2013年第6期。
[26] 王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成就新经验》，《党建研究》2017年第6期。
[27] 习近平：《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将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人民日报》2013年4月9日，第1版。
[28]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3版。
[29] 门洪华：《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总结与前瞻》，《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30] 裴长洪、刘洪愧：《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31] 崔洪建：《中国—欧盟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32] 包霞琴、黄贝：《日本南海政策中的“对冲战略”及其评估——以安倍内阁的对话政策为视角》，《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
[33] 王毅：《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开启新航程展现新气象》，《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34] 《李克强出席第二十一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第3版。
[35] 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
[36] 贺文萍：《中非命运共同体：历史基础、现实条件和发展方向》，《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5期。
[37] 约翰·J.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84页。
[38] 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39] 周文、包炜杰：《中国方案：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当代回应》，《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3期。
[40]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
[41]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42] 门洪华：《关于“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
[43] 杨洁篪：《倡导国际合作，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
[44] 习近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人民日报》2019年4月28日，第2版。
[45] 杨洁篪：《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7年1月14日，第7版。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10-0044-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8JZD058)；中宣部2017年度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世界主要大国海外利益拓展之路”
作者简介： 门洪华，1969年生，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肖晞，1976年生，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巩村磊]
标签：百年变局论文; 中国外交论文; 理论研究论文; 实践分析论文;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