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再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在最近数年中，科学史在中国的整体发展格局正发生着某种重要的变化。1997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中，科学史被提升为一级学科。今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筹建了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对科学史研究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不但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建制内继续保留所一级的科学史研究机构，而且在其总体发展规划中，将“科学史与国家科技宏观发展战略研究基地”列为其知识创新工程二期计划拟建的研究基地之一。此外，一些著名高等学府也加强了科学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开始在原有基础上着手扩建将科学史列为重要研究板块的研究与教学实体。关于科学史的学科建设问题，现已成为国内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中国的科学史事业从整体上讲正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我们以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指称这一阶段。
本文将分析学科建制化模式、分析科学史在中国实现再建制化的学术背景（国际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走向以及科学史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并就科学史学科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探讨，以就教于国内关注科学史研究的学术同仁。
1 学科建制化的含义与模式
在对种种有组织的社会系统的形成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时，人们经常使用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一译“制度化”）这一概念。尽管在此一概念理解和使用上存在着种种细微差别，但一般说来，学者大都同意，一种人类活动的建制化过程是指由参与此类活动的人们形成某种有秩序的社会系统的过程；从观念层而来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组适当的价值、信念、规范在人们思想中获得内在化（认同或默认、接纳）的过程〔1〕。
关于学术活动的建制化，学者们曾作过专门的分析。按照希尔斯（E.Shils）的观点，学术活动的建制化， 意味着从事此项学术活动的人们之间存在着相对密集的互动（tense interaction）； 而这种互动是有结构的，互动愈是密集，互动结构中的权威机构在处理种种学术事务（包括学术评价、认同、晋升、分配—奖励等）时就愈有发言权。要使学术活动实现高度建制化，则需要建立相应的教育与管理组织；同时，还需要得到外部支持，需要使该领域内的成果为外部所接纳或运用。当然，学术活动也可以在较低层次上实现不充分的建制化〔2〕。
学科建制化问题，是科学史家与科学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一大课题。在早期的科学通史著作（如丹皮尔（W.C.Dampier）等人的著作中， 科学组织（如法兰西皇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的形成过程就得到了专门的论述。60年代末以来，学者们除对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学科发生建制化的过程与机制进行了研究外〔3〕〔4〕，还对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建制化历程进行了专门研究〔2〕〔5〕〔6〕。
关于学科实施建制化的步骤，萨克雷（A.Thackray）与默顿（R.K.Merton）曾作过以下概括。 学科的建制化指处于零散状态且缺乏独立性的一个研究领域转变为一门独立的、组织化了的学科的过程。一般说来，在一门准学科发生建制化的过程中，其研究者需为之提供辩护以促成认知认同（cognitiveidentity）与职业认同（professionalidentity）。认知认同，指学术界对这种研究之正当性的承认；职业认同，指学术界及社会认同该学科作为一项一体化了的、独立的职业而存在的权利。认识认同过程在时间上先于职业认同过程，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际。认知认同的实现，以学术界承认该类研究具有其独立的认知价值并给予一定的支持为起码条件，此时，这类研究开始形成专业性的研究领域；而职业认同的实现，以吸引大批新人进入该领域为起码条件〔5〕。研究学科建制化过程， 不能简单地将认知认同过程理解为其基本问题域的确定，本征性的研究方法或程式的构建，学术规范的确立以及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等过程，同时将职业认同过程理解为该学科专业刊物的创建，学术队伍的组织化与后备人才培养的机制化等过程。事实上，在学科建制化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其倡导者都同时致力于这两方面的建设。
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是否充分，须同时参照内在标志与外在标志来进行判断。就外在标志而言，应综合考虑建制化得以实施的规模与程度。西方学者较为强调教育系统与管理系统方面的指标（如博士培养计划的设立，学术权威机构的效力等）。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应考虑学术的社会效应（远程的和短程的），考虑学术是否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是否为社会所认同并赢得较为充分的社会支持（如新学人的进入、研究资金的投入）等问题。就内在标志而言，则应着重考虑学术研究传统或范式的自主性、创造性及解决问题能力。
西方学者在研究学科建制化问题时，大多对学科内部某些价值概念或学术信念的内在化过程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而不单只是考虑建制化过程的种种外在表现（如建立学会、出版刊物、学术交流制度与规范、后备人才培养制度等）。在此，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许多学术领域，我们大都能发现多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或学术信念系统，它们同时存在着，或相互竞争，或相互依存，或既相互竞争亦相互依存。这种现象，与科学哲学家们（如库恩、拉卡托斯）所描述的不同范式之间或不同科学研究纲领之间的相互竞争或转换现象颇为类似。科学史家霍尔顿在对科学信念进行基旨分析时，也曾指出科学基旨系统往往有着二元体、三元体或多元体的复杂结构〔7〕。
由于学术领域内时常出现多种复杂的价值—信念系统共同起作用的情形，且由于这些价值—信念系统规定了学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与形式，因而学科发展时常呈现出两种或多种范式共存且相互竞争的格局。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多个范式或前范式的价值—信念系统的并存，必然会使学术活动的建制化或再建制化历程变得异常复杂，但这也正是一个学科具有活力或创造力的根源，由此才会有批判、竞争，才会有学术上的飞跃或质的突破。
那么，对学术发展及学科建制化起着重要作用的那些价值—信念系统，又有着怎样的一些来源或性质？正如社会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学术领域里的价值—信念系统，存在着自主与它主之别；学术也存在着自辖与它辖之别。事实上，新学科在生长初期往往是寄生性的，其价值—信念系统往往取之于其它学术领域，并始终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所谓学术自主性与独立性始终是相对的，尽管如此，追求学术自治、自主是学者的天职。
在历史领域，优秀的历史家一直传承着这样一种值得珍视的理想，即历史自律的理想：历史的问题在历史的框架内解决。类似的理想也同样见诸于其它任何学术领域。那么，学术的自主与独立究竟意味着什么？就科学史而言，毫无疑问，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福曼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史家仅仅在职业上获得独立并非真正的学术独立，只有当他批判地形成其独立的价值判断（道德价值判断、方法论价值判断等）时，他才有可能赢得真正的学术独立和自由。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当科学史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实现职业化时，科学史家只是获得了职业上的独立，但远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独立，因为科学史家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摆脱科学家所特有的道德立场（他以“超越”一词作概括）完成他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8〕。
在对学科建制化的含义作了上述分析之后，我们在此进一步探讨学科建制化的驱动模式。在此，我们将直接诉诸于一般社会学分析。
一个社会系统的运行与发展，首先取决于该社会系统内部的管理——控制系统与集体行为之间的互动作用。集体行为是指该社会系统成员对现行制度、对管理—控制系统所发出的行为而作出的回应行为（如，满意、默认、服从、或拒绝服从）；而对于管理—控制系统，则可以进一步区分出权力系统与权威系统。权力系统与权威系统，如同整个社会系统一样，均有其自身结构且共同构成了一个对整个社会系统起管理—控制作用的张力结构系统。按照巴克雷（W.Buckley）的见解， 权力系统与权威系统的制度化方式或者说形成方式是不同的。权力系统与权威系统之别就在于，制度化了的权力是法定性的（legalized）、 强制性的，而制度化了的权威则单单是理定的（legitimized）、 非强制性的。权力机构是由社会权力部门指定的，而权威机构则是由社会系统内部成员推举并认同的。权力机构与权威机构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但权力不能通过制度化而成为代表社会系统成员共同意愿的、理定的权威。（转述自〔1〕,p.557）
社会系统的制度化过程与以后的制度变革（或者说再制度化）过程，可以理解为该社会系统内不同价值—信念系统之间相互竞争并得以实现充分的内在化的过程。权力系统与权威系统往往代表着不同的价值—信念系统，而且在这两者之间时常存在着一定的夹角或裂缝，同时也存在着合作。权力系统往往代表着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价值—信念系统，而权威系统则应当体现社会系统成员之共意（consensus ）——在时间因子的作用下，共意发生变化较频繁；而官方意识形态只有在整体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时才发生变化。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就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的动力机制区分出以下两类理想驱动模式，即权威系统驱动模式与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在前一模式下，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发端于学术权威结构，以非强制的方式（注重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建立学术范式、互动制度及相应的教育制度，通过展现学术魅力与社会功能吸引新学人进入该学术领域。在后一模式下，学科建制化或再建制化发端于学术权力结构乃至于社会权力结构，以强制方式（按照法定意识形态）规定学术范式、互动制度及相应的教育制度。前一模式建制化过程历时较长，往往带有自主性与自辖性；而后一模式建制化过程历时较短，但往往呈现出它主性与它辖性。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区分只是理想区分，旨在把握学科建制化的基本动力特征，而实际的学科建制化过程往往既需要有权威系统的行动，也需要有权力部门的介入。而且，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学科的建制化历程发端于权力系统。
2 科学史学科建制化的案例分析
在此部分，我们将分别探讨科学史在西方以及中国最初实现建制化的主要过程，了解科学史的现代学术格局；继之，将对这两种不同进程作出比较和反思，以回答这样一组问题：为什么要启动科学史在我国的再建制化进程？这种再建制化应该有着怎样的目标或期望值？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或期望值？
（1）关于科学史在西方的建制化历程以及后来的学术格局
科学史，作为相对独立的、组织化了的学科，崛起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STS研究（科学、 技术与社会研究）这些以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相邻学术领域在本世纪相继发生建制化（或者说发生学科化与职业化），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①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发生，极大地刺激了科学的发展，使之呈现出大科学的发展形态；同时，破坏了以往西方社会人们对于科学的传统信念——科学进步观。这种信念是说，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进步的，而且这种进步必然导致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信念发端并生长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历程之中，至19世纪达到顶峰。二战以后，研究者们深感有必要对科学的社会根源、科学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作出深刻的反思，以顺应时代要求。
②在这些学科的前建制化时期，这些学术研究已取得较为充分的或一定的学术积淀。
就科学史而言，自19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史研究已在欧洲大陆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出于推进自然科学建制化的需要，科学家们常常通过撰写科学史的办法为科学事业进行辩护。如曾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惠威尔（W.Whewell）， 就曾依照科学进步观写成了其著名的《归纳科学史》，并于1837年出版。《归纳科学史》已远远越出了此前由科学家撰写的大多数科学史论述的写作方式，它不再只是关于某一学科或某一研究领域之历史沿革的单纯描述（这类描述通常作为科学著作的前言或绪论出现），而是关于整个科学发展史的一种宏观论述。
继惠威尔之后，欧洲大陆又出现了诸如坦纳里（P.Tannery ）这样的科学史家，他要求发展综合科学史，并要求将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事业来加以建设。而萨顿（G.Sarton）则从青年时代起就将实现坦纳里式的理想引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
就科学史在西方的建制化历程而言，如果以1913年萨顿创办Isis，呼吁发展综合科学史作为其启动标志，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科学史博士生培养计划，创办科学史系，作为其完成标志，那么前后历时近半个世纪。
1914年，萨顿这样写道：“基本的目的是要将科学史建成一门独立的有组织的学科。但令人感到棘手的是，这些研究太缺乏组织性。以此为职业的人数寥寥无几，扳起指头就可以数清，而且其中大多数都只把注意力放在一门特殊的学科或学科群上。水平稍高一点的教科书根本没有，智力工具也十分缺乏，没有这些东西，研究必然进展缓慢。绝大多数科学家和学者还不曾了解这些研究的可能性——其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还不曾认同其存在的权利。甚至，在少数大学或学院组织开设一些科学史教程时，其组织方式就表明问题的实质完全被误解了。”〔9〕
萨顿以下述方式论述科学史的重要性和价值：“科学史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是关于人类最高等级的活动中的一种活动的历史，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还在于它是科学哲学当然也是任何实证哲学的基础。我们要掌握最高等级的知识，就必须知道它的进化过程，就必须能够将之置于其适当的历史背景以及其适当的科学背景之中。以这种观点来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史甚至比早已作为独立的学术分支获得认同并已达到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史或艺术史更有意义。我们如不将历史信息和科学信息结合起来，我们关于自然和人的知识就不可能臻于完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科学史就变成了整个知识建筑上的拱顶石。”〔9〕
进一步，萨顿这样标定科学史的主题与主要研究领域：“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作为背景而存在。”〔10〕萨顿指出，科学史家应对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保持关注：①通史或文明史；②技术史；③宗教史；④美术史和工艺史；以全面探讨科学与文明、技术、宗教、艺术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从以下四种角度理解科学史研究的性质与意义：①科学史是对科学的历史批判，可使科学更精确、有秩序、清晰、简化；②以科学史促进教育的改革；③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史，解释它何以进步或退步，认识人类智力进步的普遍规律；④从新人文主义角度综合地理解科学的历史，强调科学之作为一项国际事业的意义，促使科学人文化，以使之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以消除地方或民族的偏见、消除时代偏见〔10〕。
萨顿的新人文主义的要旨就在于促使科学人文化；在他个人而言，就是要通过科学史研究这种途径来发现并揭示科学之真、善、美，追求这三者的统一，在他看来，这种统一就表现在科学进步与人类文明之进步的一致性与相关性中〔11〕。由此，他引出了其著名的定义、定理和推论：“定义：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认为是这样的东西。定理：这些实证知识的获得和系统化，是人类唯一真正具有积累性和进步性的活动。推论：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事实上，这种进步在其它任何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12〕。”
在上述背景下，萨顿构想了这样一种总体研究规划：以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来从总体上勾勒科学（即实证知识）之进步，并配之以综合目录学〔13〕、人物传记研究以及其它类型（如运用计量方法）的科学史研究。将之付诸于自己的史学实践，他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梦想：将古往今来科学之进步历程汇聚于同一部巨著之中。为之，他撰写其《科学史导论》〔14〕。
但是，萨顿的《科学史导论》注定是一个难以为继的写作工作。当他进入中世纪科学史的研究，他便发现有关科学的文献按几何级数的形式多了起来，并意识到：依据这些文献对科学进行历史批判——准确地说，是历史评价，是用一把理性之筛筛掉其中的糟粕，选出精华，再将它们写进其著作中去——是一件如此浩大繁复的工程，绝非凭一己之力所能完成。
萨顿的不懈的努力和他英雄般的气质，感染了与他同辈的一些科学史家，并促使综合科学史成为当时科学史领域的主导研究形态。正是在萨顿式的综合理念的感召下，科学史家于30—60年AI写作出了一系列至今仍尚未找到替代著作的综合科学史著作或通史著作：如，沃尔夫（A.Wolf）《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丹皮尔《科学史》，以及帕廷顿（J.R.Partington）《化学史》等。
而今我们重审萨顿的整体编史思想和史学研究工作，需要看到的是：萨顿的综合，是要建构并发展综合科学史的基本纲领，以此促使科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撰写《科学史导论》，是想以科学知识史线索为主线来挂接其它类型的科学史研究，使之从整体上成为一种真正的文明史研究，实现人类知识的大综合，并以此表达一个人文主义者对真、善、美的统一理解。而且，这样一条在今人看来不那么合适的主线，在萨顿而言，不但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是可行的选择。这样一种选择，正暗含着他那一代人对于科学及其历史的基本看法或信念，暗含着当时的社会共意（科学进步观）。正因为此，科学史才得以在当时美国社会中获得其生长所必须的社会—文化空间，才开始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萨克雷、默顿在评价萨顿并探讨科学史在美国的建制化过程时认为：萨顿创建了Isis，重视批判目录学，强调综合史，但是，由于他未能为科学史确定明确的问题域和研究取向，其《科学史导论》也未能起到方法论上的示范作用，其人文主义理想与其实际工作相脱节，所以，萨顿为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许多基础性的东西，却未能为科学史的职业化成功地提供职业认同上的辩护。因此，科学史，是从替代萨顿纲领而起的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纲领中获得了它赢得职业认同、实现职业化所必须的辩护，从而吸引了一代年轻的学者，亦即通常所说的第一代名符其实的职业科学史家，进入这一领域。这正是“萨顿的悖论”〔5〕。
然而，当柯瓦雷成为普林斯顿客座研究员时，美国科学史正开始发生职业化。象萨顿一样，柯瓦雷认为科学史要以揭示科学进步为主题，也以他自己的方式认同了科学进步观——科学在进步而且这一进步将促进人类的进步；而且，他同样怀有综合的理念。但是，区别于萨顿，柯瓦雷厌恶一切形式的实证论，他所传承的是观念论的科学史研究传统。他相信：人类思想，尤其是最高级形式人类思想是统一的，而科学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世界观对近代以降的人类思想历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柯瓦雷以科学思想为科学史研究之本体，强调科学思想史的价值并将哲学史中概念分析的方法引入科学史研究，构建了其极富于魅力的科学思想史编史纲领：“科学思想史，就我的理解以及我据此努力实践的而言，旨要把握科学思想在其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本身中的历程。为此，关键是要把所研究的著作置于其思想和精神氛围之中，并依据其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好恶偏向去解释它们。必须抵御这种诱惑——已经有太多的科学史家陷于这种诱惑之中——即为了使古人经常晦涩、笨拙甚至混乱的思想更理解而将其译成现代语言，尽管澄清了它却也同时歪曲了它。”〔15〕
柯瓦雷还就科学思想史研究之问题域开列了一份清单，他将牛顿体系及其哲学引伸和解释、麦克斯韦综合的场论的历史、概率演算的历史和哲学基础、无穷概念和数学基础问题、近代科学的哲学根源之五大主题列于其上。在实践中，他将其主要精力集中在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物理学革命上，撰写了《伽利略研究》（1939）、《从封闭的世界到无限的宇宙》〔16〕、《牛顿研究》〔17〕等著作，从而沿着清晰的线索将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展现为科学思想的辉煌进步。
柯瓦雷纲领也是一种带有综合性的研究纲领，只是它将这种综合约束在狭义科学思想史的范围之内。较之于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思想史，柯瓦雷式科学思想史显得更为狭窄。它将所要探讨的思想过于狭窄地理解为科学思想以及对科学思想的进步起到促进作用的其它人类思想，至于其它因素，则一概不予考虑。因此，一旦它作为科学史研究主传统被确立下来，它就必须会否定或排斥其它一切不能纳入其中的科学史研究。事实上，在60—80年代，在正统科学思想史家与其它类型的科学史家之间，在默顿论题、科学革命、牛顿炼金术的性质、辉格史、科学史教学等问题上，曾爆发过一系列激烈的争论。简言之，随着柯瓦雷式科学思想史的崛起，萨顿的综合发生解体，科学史研究也由此步入一个在研究形态上急剧分化、以碎片史研究为主的发展时期。
就在职业化时期，在激烈的批评声中，科学社会史研究以及其它类型的非内史研究开始全面崛起。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西方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基础及后果表现出高度关注，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社会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也开始变得明朗、突出。默顿《17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在此时得到广泛的解读。默顿并没有像萨顿、柯瓦雷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科学史元问题研究，没有为科学社会史研究提供一份明确的、理论化了的纲领，但他的著作却为其后继者展示了导向和示范作用，为科学社会史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最起码的认知模板。
自60年代以来，科学史领域一直处于少数民族分化的局面之中：内在论与外在论之间的基本对峙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深深地渗透于科学史的各个不同的子研究领域中。作为对这种趋势的逆动，库恩（T.S.Kuhn）等人曾有意识地进行科学史元研究，并构建出多种科学发展模式，以统一地理解科学的历史。他们的工作虽然引起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一场联姻并导致科学史—科学哲学个案研究的发展，但科学史家终而因其有着明显的反历史倾向而对之加以拒斥。此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将外在论的观念推进到相对主义的极端，构建出科学社会史强纲领，试图通过彻底破坏关于科学知识的自主性概念，以求实现对科学知识的本性的统一理解。对此，大多数科学史家同样难以接纳。
80年代末以来，科学史家又一次将视线投向了萨顿、柯瓦雷等人曾认真审视过的那些科学史元问题，围绕科学史编史方法〔18〕〔19〕、科学史的价值〔20〕〔21〕、科学史家在理智上的独立性〔8〕、 新型综合科学史著作之编纂〔22〕、科学史的未来〔23〕、科学史之新的综合〔24〕等主题，许多不同国家的科学史学者进行着深刻的反思。
（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1999-11-01
标签：科学论文; 科学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历史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