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与我论文,道义论文,我们共同论文,七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婴先生以古稀之年出了一本自传体的回忆录，因为他是鲁迅先生的儿子，故将其书 名定为《鲁迅与我七十年》。
早在此书还在出版社运作之中，媒体已经为此着着实实地渲染了一番。因而可以这么 说，在这本书尚未面世之前，无论是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及相关研究的学者，还是成千上 万热爱鲁迅的读者，无不翘首以待——因其十分醒目的书名，足以使人们藉此承继一些 迄今为止尚未知晓的鲁迅遗产。
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海婴先生在此书中告诉了我们一些困惑和费解的内容，我觉得很 有必要对这些内容作进一步的探究和澄清。
关于鲁迅的死因
鲁迅因肺结核晚期又不同意外出休养疗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
应当说，有关鲁迅的死因是十分明了的，也是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
现在，距鲁迅逝世65年之后，海婴先生用众多“疑点”，向世人包括仍活于世的巴金 、黄源、梅志等前辈见证人，惊爆了一个“秘闻”：鲁迅极有可能是被他的家庭医生须 藤拖延治疗谋害的。不仅如此，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还涉及到了时任中共中央特派员 、党中央与鲁迅先生之间的惟一联系人冯雪峰的头上。
海婴在该书58-64页中以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为题，向我们“披露”了鲁迅的死因 。其依据有二，一个是鲁迅之弟周建人1949年7月14日致许广平信，信中言：“鲁迅死 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另一个是海婴再度依据“建人叔叔 ”向我们提供：“商务印书馆有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 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 个医生不大靠得住。”
有关须藤医生系日本“乌龙会副会长”一说，迄今无有第二人涉及。而70年前那个名 叫赵平声的人其可信程度，依据又有几何?从1932年“一·二八”前到鲁迅逝世，须藤 医生竟然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性谋害计划?鲁迅早年习医，难道他对同行欲 谋害于他长达5年之久的拖延战术竟然无从察觉?
实际上，同海婴的说法完全相反，鲁迅对须藤医生是尊重和信赖有加的。鲁迅不仅认 定须藤从来没有向他隐瞒病情，而且早在史沫特莱、冯雪峰、茅盾(兼翻译)和许广平先 生一起协商邀请美国医生邓恩给他作彻底诊断之前，就向他发出了病情恶化的警告。这 可以从他所写的类似遗嘱的《死》一文中找到答案(该文写于1936年9月4日，发表于同 月20日出版的《中流》1卷2期。此时距他逝世还有一个月。此文后被收入1981年版《鲁 迅全集》第6卷第611页)
鲁迅这样写道：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 任着S医生(即须藤先生——笔者注)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 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 样熟识，说话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 ，也没有转告别人。
请读者们注意了，鲁迅所云“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的话，是在史沫特莱邀 请美国医生邓恩为其全面诊察之前。因此，不存在海婴所述须藤医生“隐瞒病情”的说 法。在《死》一文中，紧接着“也没有转告别人”之后鲁迅写道：“大约实在是日子太 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生(即邓恩——笔者注 )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惟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 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 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 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生的诊断却实 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 同。”
纵观鲁迅亲述，一是替无辜的须藤先生摘除了在他死后65年由海婴先生冠以“谋害” 或“延误”的冤狱；二是经当时最具权威的肺病专家邓恩诊断，鲁迅不仅病危，而且“ 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掉”，其后的X光片证实了邓恩医生所言鲁迅病情的危重。萧红后 来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这样追述着：“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 看了，右肺的上尖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 边边黑了一大圈。”
海婴先生在其书61页写道：鲁迅逝世“距他(指邓恩——笔者注)的会诊，恰好半年。 ”
经查，史沫特莱引邓恩医生到鲁迅寓中为之全面诊察，系1936年5月31日，鲁迅在这一 日日记中有“下午史君引邓医生来诊，言甚危”的字样。这一日距鲁迅逝世的10月19日 ，仅4个月零19天，又何来海婴先生的“恰好半年”之说。海婴先生在成书之时，难道 连翻一下父亲书信日记的工夫也没有?而且就在邓医生诊察的当日下午，须藤医生也及 时赶来给予了诊治，可见也没有海婴所说“拖延”一说了。因为这一日日记中鲁迅还有 “须藤医生来诊”的字样。
作为妻子的许广平在其《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一文中(刊19 37年10月上海《宇宙风》)，也实事求是地写道：
……大家互商之后(指与冯雪峰、茅盾——笔者注)，由史沫特莱女士请了一位医生来 ，医生诊断说已经无可设法，后来经史女士再三恳商，才说最好赶紧入医院，医三个星 期，然后离开上海养病一年，什么也不做。当时史女士请先生决断一下，但是他说：“ 现在已好些了。”终于不相信自己的病状危急……
鲁迅病危的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其中尤以五天后宋庆龄先生的敦促 信为甚。刚刚割治盲肠还不能行走的宋庆龄急切地写道：“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 息，十分耽心你的病状!我恨不得立刻来看看你……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 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 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 你，革命需要你!”宋庆龄最后写道：“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恳求!”
面对宋庆龄和众多友好的恳切要求，鲁迅又是怎样想的呢?
还是许广平在同一篇文章中作出了诠释，她写道：“宋先生那么恳切的一封信，同样 不能变动他的心，他觉得若果‘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应该自己轻易舍去 。另外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他向来不晓得休息和娱乐，一提起医院的静静躺倒，不言不 动，不看书，不思想，不写作，凡这些，他都是不愿意的。这样坚强的意志的人，肺病 实在不适宜于他。此外较小的原因，自然也在打算养病费的巨大而迟疑，虽然我再三解 说了，有生命才能发展生活，然而他的意思也是那么坚定，许多朋友都觉得想尽方法， 终于没奈何，仍由他在寓所养病。”
许广平先生的这个亲笔诠释，从根本上否定了海婴先生在该书中一再指责“须藤似乎 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不将鲁迅“送入医院治疗”，“而只让父亲挨在 家里消极等死”的说法。
海婴先生还在书中写道：“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 到鲁迅断然拒绝……”
以须藤区区一退休医生而言，他能代表“日本方面”向鲁迅发出去日本治疗的邀请?其 次，翻遍鲁迅所有书信日记、许广平先生及其他亲近者的追忆、回忆，我们都找不到这 一说法的依据和由来。但鲁迅不止一次同冯雪峰、茅盾、姚克、萧军、胡风、黄源等人 谈及去日本疗病的可能。到了后来，如同年初放弃接受我党和苏联政府安排去苏联疗病 一样，他也放弃了去日本疗病的安排。在鲁迅逝世前数日，著名翻译家、斯诺好友姚克 先生带着刚出版的译著去见鲁迅。在这篇名叫《最初和最后的一面》的悼文(刊1936年1
1月5日《中流》1卷5期)中，姚克先生记录了有关这次会面的谈话内容。
鲁迅：这肺病是已经有二十来年了……反正医生已经检查过我的肺，据说我这样的肺 病在五年之前就早该死的。可是我至今还没有死，已经是赚到了“外快”了，所以我并 不怎样放在心上。
姚克：可是，总以静养为上，不宜劳神。
鲁迅：只要坐得起来，我还要看书写文章的。叫我躺着不动，那就等于死掉。那么我 还不如看看书写写文章，倒未必一定怎样。
姚克：我想最好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养病。不是听说你要到日本去治疗吗?
鲁迅：原有到日本去疗养的计划，但一则我至今每天还要发热，恐怕经不起舟车的劳 顿，二则一到日本就免不了有许多新闻记者要来访问；不见他们呢，他们不免要不开心 ，若见他们呢，实在没有那许多精神来对付。所以现在要决计想不去了。
海婴先生还在书中指责须藤没有给鲁迅先生注射“空气针”，因而“促进了疾病的发 展蔓延”。
事实上，正是鲁迅先生拒绝了邓恩先生关于静养一年及注射“空气针”的诊疗方案。
萧军在《病中的礼物》一文(刊1936年8月15日《作家》杂志，鲁迅生前看过这篇文章)
中写道，鲁迅对他说：“只要好一点，就想要做事情……这是没有法子——他们说要我 打空气针，说打一年空气针就可以好了，再就是为……可惜这两样我全做不到……我的 老子没给我留下钱……”
综上所说，鲁迅的死因并非像海婴所说的是一个“公案”(见该书59页)，倒是海婴先 生所言种种，同鲁迅当年的书信日记及同他人的谈话，同许广平、冯雪峰、茅盾、胡风 等一些亲近者及当事人的当时记述，有着如此之大、之多的差异。
在该书60-61页，海婴先生再次借用“建人叔叔”的话，在指责冯雪峰仍“赞成老医生 (即须藤——笔者注)继续看下去”，搁置“邓医生的建议”，导致鲁迅不出半年即告“ 去世”的同时，亲笔作了一个颇能引发读者愤懑的“附注”。现全文转录如下：
中日关系紧张时，要想和冯雪峰、周扬商量一件事。他们都不露面，甚至传递点消息 都不易。叔叔找冯雪峰的妻子递话，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叔叔还讲到过，在十九路军 抗日时期，冯雪峰住虹口离鲁迅的家不远，北四川路邮局旁的永安里，形势刚刚开始有 点紧张，他就不见踪影。为此，鲁迅很不满，说连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几天以后，由内 山先生代雇了一辆汽车，我们全家才被送到四马路的内山书店二楼避了四十天——海婴 附。
在这里，首先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的说法，是鲁迅本人 的主张，不是冯雪峰的意见，海婴先生自己在该书63页开首也证实了这一点。况且，在 1936年，冯雪峰是代表党中央同鲁迅先生发生关系的，在鲁迅先生治病的这个问题上， 冯雪峰是十分谨慎的。对此，许广平在自己的回忆中也多次提及到。
谈及“一·二八”时冯雪峰的行踪，海婴先生不查证当时实际就发出这个指责，是极 不负责任的，也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
事实上，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冯雪峰按照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一直活跃在 抗日前线和救亡运动中。而且，此期间，冯雪峰也一直与鲁迅保持着联系。
经查证历史资料：
1932年1月17日，事变发生前11天，面对日寇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冯雪峰在上海南市 公共体育场召开的上海各界人民抗日大会上作了发言，之后，他即深入各行各业鼓动民 众抗日和慰问前线十九路军。
“一·二八”事变一发生，我十九路军迅起全国反抗，此时，冯雪峰一直活跃在抗日 前沿阵地，或鼓励士气，或带领各界民众慰问抗日将士。有关此期间冯雪峰的行踪，有 著名女作家丁玲的话为证。丁玲在其所撰《“一·二八”期间我在上海参加的几次抗日 救亡活动》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到过前线一次，冯雪峰去过几次慰劳。”
2月3日，也就是“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六天，冯雪峰与鲁迅、茅盾、叶圣陶、 郁达夫、丁玲、陈望道、胡愈之、胡秋原等43位文化名人联名发表了控诉日本发动侵略 战争罪行的《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由此可见，自“一·二八”事变次日起，冯雪 峰一面带领各界群众慰问十九路军将士，一面积极奔走，与各位文化名人协商起草《上 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这其中就有鲁迅先生。海婴先生又怎么能够毫无根据地说“形 势刚刚开始有点紧张，他就不见踪影”及“鲁迅很不满”呢?
在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的第四天，也就是2月7日，冯雪峰与鲁迅、茅盾、 胡愈之、叶圣陶等129位作家联名发表“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相隔仅一天，2月8日，冯雪峰再度与鲁迅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界抗日协会， 并当选为执委会执行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委员。
也就在2月，为加强对国统区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领导，党中央任命冯雪峰为中共中央 宣传部文委书记。毫无疑问，他跟鲁迅的联系更为密切了。
这是历史，而历史的真实是谁也不能捏造或篡改的。
在这里，我只是希望，希望海婴先生将来再度著书立说，特别是在涉及一些重大历史 事件、重要人物时，稍稍花点工夫查阅一下历史资料以及父亲的书信日记，这样，失误 和偏差就会大大减少，莫须有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关于“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
海婴在该书370-371页以“再说几句”为题，继鲁迅死因之后又向我们惊爆了一则“秘 闻”。
海婴写道：
1957年，毛主席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 南先生也是湖南老乡，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 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 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 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 做事。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
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 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对于罗稷南先生的这一“孤证”，海婴先生的第一个依据“是在1996年应邀参加巴入 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 专家”。
海婴先生的另一个依据是王元化先生“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海婴先生找“听说过”的王元化先生作证，这样做，是否过于轻率了一点，因为王元 化先生既不是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在场者，也非亲聆过罗老先生临危托话的人 。“听说”过类似意思的人，在中国何止王元化先生一个，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比如笔 者，早在“文革”中就“听说”了。
前不久，一位名叫谢泳的山西学者，在经过深入细致的考辨后，于2002年第6期《文史 精华》上撰文，援引了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中的一段 话(《毛泽东文集》7卷263页)。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是：“……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 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 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 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 攻，但鲁迅还是写。”
两天后，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假使 鲁迅还在”会怎样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鲁迅对付敌人的锋 芒可不可以用来对付我们自己内部呢?据我看也可以，假使鲁迅还在，他就要转过来对 付我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很好地解答了“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的敏感问题。 历史地、全面地看，自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 发表《论鲁迅》的讲话，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毛泽东一直是备加敬崇鲁迅的。这可 以从他逝世前一二年仍在阅读《鲁迅全集》和向身边工作人员推介鲁迅杂文中得出结论 。
谢泳先生的考辨如此，而专门从事毛泽东文化思想和当代史研究的陈晋先生的考辨， 则更为深入细致一些。近日，他在第9期《百年潮》杂志上撰文指出，第一，罗稷南并 非毛泽东“老乡”而系云南人；第二，罗稷南逝世于1971年，而非海婴书中所云“七十 年代”；第三，迄今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周谷城先生在1957年见过毛泽东；第四，罗稷 南与毛泽东会面的确切时间为1957年7月7日，从两天后《文汇报》公布的全部名单看， 除罗外，还有陈铭珊、漆琪生、谈家桢、赵丹等35位科技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但独独 没有周谷城。而且，这次人数众多的座谈会还有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柯庆施、陈丕 显、曹荻秋等陪同在场。既然不是“老乡聊聊”，自然也不存在假设的“老乡”罗稷南 向毛泽东提出这个“具有潜在的威胁性”话题的可能了。
对于历史上特别是与鲁迅生前相关联的人和事，海婴先生又是怎样描写的呢?在该书30 0页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1933-1934年某日，陈赓同志由冯雪峰陪同，详谈长征的反围剿斗争和事迹，直谈到晚 间……谈到延安种种故事，鲁迅深为感动，他认为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史无前例的 英雄伟业，远远超过《铁流》……
在2001年成书时，海婴将他们母子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6年5月27日受江青密命而写 的这份材料原封不动地收录了进去，但在收录时仍不作任何考证。
有关此事，冯雪峰、楼适夷两位当事人都著文说明过(见《冯雪峰忆鲁迅》，写于1950 年，原刊于当年《新观察》；楼适夷《鲁迅二次见陈赓》，载《鲁迅回忆录》第2集)， 确切时间是“1932年的夏秋之间”，而非“1933-1934年某日”。具体内容是“陈赓同 志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来到上海，谈到红军在反对国民党围剿中的战斗的剧烈、艰苦和 英勇的情形。”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冯、楼二人确证的“1932年的夏秋之间”， 还是许广平、海婴母子所述的“1933-1934年某日”，红军都还没有开始长征。其二， 书中所云“延安种种故事”更是子虚乌有的事，就连1934年10月率领红军长征的张闻天 、博古、周恩来以及长征途中确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事先也无法预测三年后将在延安安 营扎寨。而且这些历史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只要上过中学的人们都能说个一清二楚。
不仅如此，一些与海婴先生家庭无关的重大问题，海婴先生也轻率地发表独家看法。 海婴先生在该书241页上“披露了”冯玉祥将军遇难一案，而且仅凭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头子沈醉一句“蒋介石……的手没有那么长”，就武断地下了替国民党脱却干系的结论 ，并以权威的口吻说道：“我想，这也可算作是解密的一部分吧。”
前不久，78岁的冯理达将军就同一问题发表了看法(刊8月27日《北京青年报》)。同海 婴的“说法”有两大不同，海婴凭“听说”将遇难日期定在1948年8月22日，而冯理达 的确切指认是9月1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冯理达将军谈到，他们一家“7月31日秘密 离开纽约，在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时，我们发现这里停泊着一艘国民党的 军舰，引起父亲警惕。父亲就不再外出，叫我母亲和我偷偷地下船，把他写给李济深将 军的信和一首叫《小燕》的诗寄出去。谁也没想到这信竟是父亲的绝笔。9月1日，轮船 在黑海上航行时，突然起火，待弟弟洪达和我爱人罗元铮将父母救了出来时父亲已经昏 迷不醒了，父亲活活地在烟火中窒息死亡。我的妹妹晓达也不幸遇难。”
冯理达还谈到：记得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美国官员对我父亲说：“给你六个月 时间，请你考虑考虑，只要你不要共产党，我们就不要蒋介石，愿意帮助你。”我父亲 回答说，“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不像美国，只是短短的一百年。我们哲学是： 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是说，全国的人民，工农大众，喜欢什么，我们说什 么；喜欢什么，我们做什么。可是没有听说过，天视自美国人视，天听自美国人听。真 那样做，不单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是中国的卖国贼，你看我冯玉祥是做这些事的人 吗?”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冯理达的这个“发现”十分重要。试想，在1948年的8月，蒋介石正 热衷于同共产党打内战，且节节败退。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派出一艘军舰远赴数千里 外的埃及，而且恰好停泊在冯玉祥将军乘坐的轮船途径之地。海婴先生援引沈醉的话， 其可信程度又有几何?何况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又非沈醉一家，还有中统，极机密任务更 有他的总统侍卫室。尽管在这件事上，蒋介石和美国的嫌疑最大，但在事情过去整整54 年之后，冯理达将军也没有轻易下这个结论，只是理性地告诉后人：“但真正的凶手是 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相比之下，海婴应当从中学习些什么，注意些什么。
何止是一些重大事件，小至一些人名、地名、地域位置，不经细核从而导致不应有的 差错，在书中为数不少。如50年代闻名全国、家喻户晓的小丰满水电站，海婴先生将其 从吉林搬到了哈尔滨(240页)；如将全国知名人士周谷城先生的名字写成周谷成(370页) ；如将沈阳的名胜古迹北陵写成了北岭(231页)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
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鲁迅的后代，还是万千热爱鲁迅的读者，应当说，目标是一致 的。这也就是当读者掏钱买来这本近400页的“热门”书时的一种殷切企盼。
这本书，与其说是《鲁迅与我七十年》，倒莫不如取名为《我这七十年》更要贴近得 多。这是因为读者所要从中汲取的精神营养实在可怜得很。
我们无意去评价《长子周令飞的婚事》一节究竟跟鲁迅的遗产，或者鲁迅生前所要提 倡的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清楚，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16岁能特招当兵意味着什么 ?一般人能实现这个目标吗?我们也清楚，在80年代初，不是大学毕业生，不是有专门研 究课题的科技人员，有几个能“公派”出国留学的?那么，当你因了祖父鲁迅的光环实 现上述目标时，是否应当想一想：我为继承祖父的精神，为祖国、为民族做了些什么?
周令飞的婚事是周家的私事，由不着哪个外人来说三道四。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 周令飞擅自去台湾和屡屡发表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壮举”，又说明了什么?海婴先 生花费整整24页(仅次于《记忆中的父亲》一节)的文字篇幅，用“几乎轰动全球”(该 书346页)的惊人词汇向我们披露了一个又一个的“内幕新闻”。这其中，既有国内当局 欲将“叛徒”周令飞“不惜采取组织措施——强行押解回国”(该书332页)的“传闻”( 又是“传闻”!一个天方夜谭式的传闻!这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还没有“强行押解”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先例)，又有有关方面“注意”其儿媳张 纯华是“台湾方面训练有素的女特务”的“谣传”(该书346页)，还有国内高层对海婴 先生采取的所谓种种“高压”……
事实胜于雄辩，连海婴先生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周令飞偕妻女在两岸自由往来及经商 做事，海婴本人偕老伴飞赴台湾出席学术研讨会和探亲，其亲家公亲家母来大陆探视及 在京逗留，都没有遇到官方非官方任何人为设置的障碍，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那么 ，海婴先生在书中反反复复向我们诉说的一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笔者不是共产党员，对于书中提到的周令飞擅自在东京和台湾两地机场发表退出中国 共产党的声明这一举措，却有着与海婴先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周令飞是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之时，周令飞庄严地举起右手作了宣誓，自然也十分明确表示要严 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那么，若要退党，又须履行什么样的手续呢?因为直到20年 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听说，包括无从见到海婴这本书中有什么披露；当初，有人向 周令飞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或曰政治迫害。这，完完全全是他个人要和台湾女子结婚 ，从而“我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而宣布退党，既不是向国内所在党组织提出申请， 也不是向我驻日使馆有关方面作口头申明，却采取了在东京机场和台湾机场向媒体宣布 的极端做法。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
海婴先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不仅记起了幼小时的种种趣闻，还在书中专门向我们 展示了其母亲和萧红共同服用治疗痛经的白凤丸的外包装照片(该书20页)，但是为什么 不向我们谈谈萧红萧军这一对抗日热血夫妻冒着生命危险携带世界上最早两部反法西斯 小说原稿来到鲁迅身边的故事；谈谈博大仁爱的鲁迅先生呕心沥血扶持两位东北青年登 上左翼文坛一举成名的故事；谈谈你当着二萧面在饭桌上喊“冯先生”以及冯雪峰述说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可歌可泣的众多细节；谈谈在鲁迅逝世前数日你当着萧军、黄源 和父亲的面认出手中的木雕像是“高尔基”的可爱镜头；谈谈你父亲鲁迅为祖国为民族 壮壮烈烈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动人情节……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们耳闻不断的是海婴先生关于父亲的版税官司，为此海婴先 生在该书中专设《父亲的遗产》一节向世人诉说。对于精神的遗产，海婴先生在书中涉 及极少，但对鲁迅“遗作的权益”，海婴先生则反复论之。就同周令飞退出中国共产党 一样，鲁迅版税的继承也得有个程序问题。因为早在1949年建国前夕，许广平先生偕子 海婴已书面向国家作了捐赠的要求。那么，在许广平先生逝世后，海婴先生欲讨回鲁迅 遗作版税，是否应当再写一个书面报告，宣布收回以前的书面捐赠报告，这是一个起码 的常识。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叶到21世纪的今天，境内外地区和国家，主要是台湾、日本、 香港和大陆，不断有人标新立异，著文立说，说鲁迅与日本特务机关、国民党政府暗中 勾结的有之，宣扬“鲁迅精神过时了”的有之，诬蔑乃至全盘否定鲁迅的人更是有之， 但独独不见海婴先生站出来，给予义正词严的驳斥。记得1994年1月，台湾国民党喉舌 《中央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以极其低级庸俗的话语，刊发攻击鲁迅及萧红萧军等大 陆非党左翼作家的长篇文章，那时，我多么的希望海婴先生能够站出来与之论理啊!可 是，海婴先生又一次保持了沉默。后来，在众多前辈作家的支持下，《文艺报》以大篇 幅刊发了我与之对阵的长篇文章，面对南北众多报刊对拙文的转载、推介、评论，海婴 先生依旧是一言不发。
在新世纪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
这是笔者在第11遍读完《鲁迅与我七十年》后掩卷深思的一个问题。著名学者杨宪益 先生的夫人，有“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白求恩”之誉的英籍戴乃迭女士，于临终前说了如 下一段话：
“现在有人叫我写一本书，写我的儿子，写我在牢狱里的经历，说这种书一定会畅销 ，可以拿一笔钱。我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一个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的外国人，“文革”中又备 受误解和折磨，尚且如此，那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又该如何呢?鲁迅后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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