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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0年代末，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瓦解，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运动随之处于低潮。许多人认定，社会主义从此终结了，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研究已经成为历史，民主的资本主制度，即自由的民主和市场制度的结合，标志着人类社会达到了巅峰。美国著名的经济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在影响广泛的《纽约客》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注：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资本主义的凯旋》，载《纽约客》，1989 年1月。 ）兰德公司的主要成员福山更是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完结。在他的那本风靡西方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福山断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现在留待人类思考的基本问题不是别的，而是作为“历史终极状态”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制度能否产生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稳定社会，或者这“最后的人”的精神面貌是否会使人类回到腥风血雨的混乱状态。（注：参见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到文化精神面貌，危机无处不在。资本主义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失败，是人们继续思考和探索更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现实基础。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西摩尔·李普塞特所说：“资本主义并没有允诺人类实现深刻的精神需求，或者消除不平等、贫困、种族歧视、环境污染和战争。”（注：马丁·李普塞特（Martin Lipset）：《全面反思》，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1100页。）
自从柏林墙倒塌以来，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严肃而系统的挑战虽然甚为罕见，但论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死亡的著述却不少。这些著述的一个中心命题就是自由主义衰竭了，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主义的霸权时代也宣告结束。当今之世，无论观点的或左或右，似乎没有什么人对冷战后的世界现状感到满意，许多人甚至认为世界有可能变得比1989年以前还糟，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虽然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系统挑战或者说替代方案还没有出现，但是对这种制度的非替代性批判却并不鲜见。批判现实与提出一种方案来取代现有的制度当然有所不同，但人们对现实的普遍不满至少说明，历史还没有终结，人类对更好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探求也没有完结，这从客观上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和思考提供了思想和现实的基础。
对许多正视现实的西方学者来说，左和右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前者要求更多的平等，更多地关注人类共同体，后者则要求更大的自由，更多地关注个人的价值。强调平等和共同体与强调自由和个人这两种取向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以展现政治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也远没有结束。在对人类生存观状的深刻忧虑中，一批富有理想、关心社会进步的西方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的反思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这种思考既涉及理论，也涉及现实。从理论上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寻找社会主义思想中不因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核心内涵；从现实上，重新考察和反思了现实社会主义并试图以理论和历史为依托，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提出新的制度设计。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关注和探索社会主义的学者首先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一经产生便衍生出许多流派，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影响的流派就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先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流派日益增多。目前世界上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就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多元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等等。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表明了社会主义概念的多义性。正如美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家迈克·哈林顿所说：“人们说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我们说社会主义有许多种。”（注：迈克·哈林顿（Michacl Harrington）：《社会主义的过去与未来》，企鹅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亚当·沙夫更明确地断定，“‘社会主义’一词是多义的，其内涵缺乏明晰性。”（注：丑当·沙夫：《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曾任波兰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勒茨克·巴塞罗维茨认为，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至少可以作出四种不同的界定，它的分别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社会主义和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注：勒茨克·巴塞罗维茨（Leszek Balcerowicz）：《今日的社会主义》，麦克米兰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各国学者在社会主义概念上的分歧性，以及他们对这一概念所作出的界定的多义性是一目了然的，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社会主义定义。但是，我们认为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者在反思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正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达成了某种共识，这种共同的价值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曾经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制度，对推动社会的进步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作为一种社会体制，资本主义有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弊端。他们认为，其最大的弊端，一是它的不平等，它造成财富的两极分化，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种经济的不平等进而又导致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普遍不平等。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率，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追求平等和效率一直是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两大基本价值。
在90年代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看来，平等和效率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价值，但是，鉴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重效率甚于平等的现实体制，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平等，而不是效率上。对这些强调平等的学者来说，效率固然是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平等似乎是社会主义核心的和最主要的价值，“社会主义植根于平等主义”，（注：约翰·罗默：《市场社会主义：现行的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第90页。）社会主义始终与平等相联系。
这些更加看重平等的西方学者们从三方面来论证平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首先，平等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政治权利，是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经济的不平等表征着剥削，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意味着压迫。社会主义之所以要消灭剥削和压迫，归根结蒂是为了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使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从而使人的个性得以充分的发展。其次，社会的平等是每个人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只有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他才能真正自由，从而，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抑制人性，本质上说就是因为它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再次，效率与平等并不矛盾，追求效率未必要牺牲平等，两者并非处于非此即彼的状态。西方右翼的主流学者一直坚持认为，过分强调平等势必挫伤人的生产积极性，损害社会有效的生产激励机制。因此，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平等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种必要代价，与这种不平等状态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则是人类社会一种“必要的恶”。对此，西方社会主义学者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效率与平等从根本上说是不矛盾的，目前这种矛盾状态是由资本主义的制度造成的，只要改变这种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效率与平等之间就会出现协调的而不是矛盾的关系。
在强调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这些90年代的西方社会主义者们也不忽视其他的基本价值，例如效率、自由、民主、自治、人权、博爱、福利、公平、正义等等，他们把所有这些基本价值都看作是社会主义所要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一旦所有上述目标全部实现，那么人类就达到了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在那里，人的个性充分发展，人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价值得以全面的实现。
三
“现实社会主义”是90年代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们在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时频繁出现的一个专门术语，它有特殊的含义，主要指的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西方学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思现实社会主义：（1）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和优缺点；（2）现实社会主义的性质；（3）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
关于第一点，极大多数西方社会主义学者都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高度集权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产品的分配。这种经济体制的实际结果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变成了简单的国家所有制，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官僚所有制；计划经济变成了高度僵化的中央指令性经济。，具体地说，这种经济体制导致：生产效率比自由市场更低，即同样的生产过程需要更多的劳力、原料、能源和投资；生产呈粗放型增长；生产不能满足需求；所提供的高质量的先进的消费品很少，资本的技术标准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生产不是为了创新，生产的新产品少；生产中消费品的比例远低于自由市场经济。所有这些都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使得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从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没有享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物质生活水准。
在西方社会主义学者看来，现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根本特征是，共产党和国家合而为一，党垄断了所有政治权力；全社会高度政治化，经济、文化、思想甚至科学技术和学术也纳入政治管理的范围；推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务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意识形态高度统一，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存在。这种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政治体制产生了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各级党政主要官员的个人专制和家长主义；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人治重于法治；党政干部成为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产生新的政治不平等；官僚主义盛行；官员的严重特权和腐败；总之，这种政治体制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剥夺了公民的民主权利，极大地抑制了人们的个性发展。
尽管这些学者对现实社会主义提出了种种严厉的批评，并且基本上予以否定，但是，对它在人类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还是给以某种程度的肯定。“对历史上已知的社会主义，无论就它的理论的发展方面，还是就它的实际的实现方面，都必须把它理解和评价为民主的深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积极阶段。”（注：霍赛·费利克斯·特扎诺什：《未来社会主义》，第141～142页。）因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面貌，明显地改善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步。
在考察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特征和利弊得失后，90年代的社会主义学者接下去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现实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现实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什么？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初，当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权出现严重危机并最终垮台时，不少人拒绝承认它们是社会主义政权。他们的思维逻辑是，一旦承认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那就是不啻承认社会主义的失败。但不久后，随着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改变这种观点，转而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从性质上说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这是一种不完全的、变形的和失败的社会主义。
这些学者之所以把现实社会主义定性为社会主义，主要出于两点考虑。首先，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主义导源于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主义所普遍推行的诸如取消市场经济，确立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消灭私有制，确立单一的公有制；取消商品生产，实行统制经济，等等，归根到底都来源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至少可以说，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一种实践。其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如何失败，在政治上多么不民主，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即所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虽然实际上大都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出现。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
对于绝大多数西方社会主义学者来说，无论是概括现实社会主义的特征，还是分析其性质和利弊，都是为了总结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在90年代初，现实社会主义刚刚失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总结上述经验教训最具有直接意义的莫过于分析其失败的原因。他们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政治、内因与外因等多种角度对此作出了分析。
从理论上看，教条主义应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危机负主要责任。一些西方社会主义学者认为，现实社会主义虽导源于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但现实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及其理论家们在许多地方歪曲了马克思理论的本来意义，然后用这种歪曲的理论来指导现实，造成灾难。例如，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曲解为简单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
从实践上看，一些西方社会主义学者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许多重大制度和政策完全地或部分地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变成了简单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进一步蜕变为官僚所有制，工人、农民从生产的主人翁变为消极的雇工；计划经济变成了命令经济。在政治方面，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常常转变为个人集权；共产党的执政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被绝对化为党与国家、党与政府的合而为一；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量地表现为对持不同意见者、甚至无辜公民的粗暴镇压，共产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变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肃清异己的政治批判。
上述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原因基本上属于内因。有些学者还分析了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指国际帝国主义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围攻、压迫、分化和瓦解。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政权一经出现，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便想方设法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进行干涉、封锁、孤立和隔离。它阻止了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技术交流和对外贸易，迫使它们发展军事工业，增加国防开支，从而严重妨碍了经济建设；紧张的国际局势客观上还为党的领袖强化政治权力和政治斗争制造假口。哈里·塔克就极其强调上述外部因素的重要性，他指出：决不能离开帝国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来理解现实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必须考虑帝国主义的因素，这对于建立一种分析社会主义失败的概念框架是至关重要的。（注：参见哈里·塔克（Harry R·Targ）：《社会主义：危机与复新》，纽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0页。）
四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90年代的西方社会主义观与以往的社会主义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历史上，社会主义者常常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无效和罪恶上，现在他们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思考社会主义的危机和前途上；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学者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体制自身的问题，而当代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在关注社会体制的同时，也日益关注社会体制之外的生态环境问题，以致出现了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者往往同时强调平等和效率的价值，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主义者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平等对于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
九十年代的西方社会主义不仅与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而且也与当今的资本主义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对于西方社会主义学者来说，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诸如贫富分化、剥削、压迫、政治、经济、社会与性别的不平等、人性的抑郁和异化、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社会弊端，生产资料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应当对这些社会消极现象负主要责任。建立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消除上述丑恶现象的根本途径。因此，西方社会主义学者明确地把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者和反叛者。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不仅没有彻底推翻现存资本主义政权的决心，而且还主张学习和保存资本主义的一些实质性要素，如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多党政治、代议民主等等。这实质上就是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互兼容的，资本主义可以而且正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界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毫无疑问，这种社会主义观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在不少方面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多数西方社会主义学者则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最终消灭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西方社会主义学者实际上不同程度地维护私有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与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而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的一种逻辑发展和内在超越。最重要的区别是，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打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西方社会主义则不主张推翻现存的国家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倡导政治多元主义。
9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系统反思，其直接原因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和挫折，促使严肃的学者把思考的重点从揭露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端，转向分析社会主义不成功的原因。正如克罗尼斯·波利克罗纽所指出的那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分析世界范围内现实社会主义政权崩溃的原因，将成为社会主义学者和活动家的头等大事。”（注：克罗尼斯·波利克罗纽：《社会主义：危机与复新》一书《前言》第3页。 ）对于任何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心的学者来说，他们必须迫切地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现实社会主义在性质上是不是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点和不足何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利弊得失何在？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的出路何在？所有这些问题无一不涉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定义、价值等基本问题。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性思考，必然会产生一些新观点。对这些西方社会主义的新观点的了解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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