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关系与文言文教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绍愚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文论文,北京论文,大学中文系论文,教授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促使我拜访蒋绍愚先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他是古汉语研究专家；二、他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教育家蒋伯潜先生之孙。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与中小学生读经热有关。在“国学热”和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多背诵古代经典有百利而无一害，多学文言文对提高语文能力的好处不言而喻，语文教材全选文言文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等等。然而，蒋先生在谈话中并没有追捧国学热，他强调要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语文教育自身的任务。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再来探讨文言文学多少、怎么学的问题。这一见解，让我想起了蒋伯潜先生在《中学国文教学法·自序》中表达的观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不在于班级制取代了私塾，不在于语体文取代了熟读整部古书，也不在于学校教育科目繁多挤占了国文学习的时间，而在于国文教学的自身——教学目的、教师素养、课内讲读、教材和教法、习作指导和批改等等。其实，批评语文教学效率较低、学生语文素养不高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向古人学习，继承优秀的教育传统，本就是语文课程建设的议题，在反思传统文化经典的教育价值时，必然要明确语文课程自身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蒋绍愚先生的理性态度、他在阐述文白关系基础上提出的文言文教学目的和方法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李节（以下简称“李”）：古汉语就是文言，现代汉语就是白话，可以这么理解吗？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什么关系？ 蒋绍愚（以下简称“蒋”）：不能简单地说古汉语就是文言，现代汉语就是白话。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从人们口头使用语言的角度来说的。汉民族从殷商时代发展到现在，人们的口头交际语言有相当大的不同。过去人怎么说话，因为没有录音，就记不下来了，只能根据文献。从文献反映的情况来看，古代的口语和现代的口语确实有相当大的差别。从语言本身来讲，汉语史研究一般将汉语的发展划分为几个大的阶段：一是上古汉语，从最早的语言到西汉；二是中古汉语，从东汉到唐代早期；三是近代汉语，从晚唐五代到清代初期；四是现代汉语，从清代初期到现在为止的语言都算是现代汉语。王力先生写过一部《中国现代语法》，谈的是现代汉语语法，书中用的材料都是《红楼梦》里面的。《红楼梦》虽然是古典文学，但从语言上讲，跟现代汉语已经非常接近了。 文言文与白话文，指的是文体，是书面语。书面语有比较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论语》《左传》《史记》是文言文；唐代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清代方苞、姚鼐的文章，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等同样是文言文；民国章太炎写的论文也是文言文。因此，文言文不完全是以时代来划分的，而是一种文体。蒲松龄和《红楼梦》的作者所处的时代不远，但《聊斋志异》属于文言文，《红楼梦》则属于白话文。文言文是“之乎者也”，白话文是“的么了呢”。作为文体来说，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比较明显。文体和语言本身的历史发展不能画等号。 书面语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口语为基础的。文言文基本上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后来成为固定的格式。《论语》和《左传》的时代，文与言基本是一致的。虽然孔子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但基本上只是修饰加工的问题，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不是很大。而到了韩愈、柳宗元就不一样了，他们口里讲的跟写的文章有很大差别，因为他们完全是模仿《左传》《史记》的文体。到了蒲松龄更是如此。从研究语言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聊斋志异》和《左传》的语言比较一下，虽然后代文言文不可能完全不受口语的影响，但不会有质的改变。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白话文成了普遍使用的文体。但白话文并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不是一朝一夕、翻天覆地变化出来的。我们有古白话的说法。从文体上来讲，《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的语言跟现在比较接近，跟《左传》相差比较远。白话文大概是在宋元以来的口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五四以前不占优势，只是个别作家笔下运用。到了五四时期，由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提倡，就变得相当普遍了。 李：怎么区别比较浅近的和比较古奥的文言文，有什么判断标准吗？ 蒋：浅近和古奥不是以时代来分的，而是个人的风格。由于时间造成的难懂，主要就是《尚书》，佶屈聱牙，没有注解根本看不懂，说明当时的口语跟后来的情况差得比较远。现在有专家认为，商代和周代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而像《史记》中的《荆轲刺秦王》，稍微有点文言文基础就能够读懂。《周易》虽然也比较早，但不在于语言的艰深，而在于内容难懂，因为主要是卦辞、爻辞不好懂。自从春秋战国以后，从《论语》《左传》往后，文章的难懂基本上不是由于时代原因而是由于作家风格造成的。比如韩愈的文章，《原道》比较好懂，但有些文章也很难，那是他故意写得很艰深。再比如读章太炎的某些文章，我觉得比看《左传》难多了。 李：有人认为，我们现在越来越不会说汉语了，今人说话、写文章远不如古人含蓄典雅。现代人用好现代汉语是不是得多向古人学习？ 蒋：一种文体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左传》和《史记》被认为是文言文的典范。《左传》作于公元前三四百年，《史记》作于公元前一百多年，但如果从《尚书》发展下来算起，也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而白话文，如果从《水浒传》算起，它的发展时间与文言文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白话文作为大众使用的语言，从五四开始算起，它的历史就更短。一种书面语的发展，还往往跟几个杰出作家的作品和风格有很大关系，写得好就成为典范了。如果把《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西游记》等这些作品排除的话，从五四以来，好的作家为数不多。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没有问题，但从文体风格上来讲，他的语言还不是那么纯粹，跟典范的白话文还是有距离的。其他作家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像老舍这样的作家，基本上是按照口语来写；另一派像茅盾、曹禺、朱自清这样的，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们的白话文吸收了文言文中的优秀成分，但这样的作家为数不多。 李：作家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更有可能写出好的白话文作品，那么中学生多读文言文是不是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 蒋：能够成为白话文典范的作品，应该是吸收了比较多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在现代人口语的基础上把语言运用得很纯熟。至于好不好，有很多标准，比如文学的构思，等等。我不否认老舍的作品是好的，但是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完全用口语写作对于白话文这种文体的形成是不够的，那种锤炼的功夫也不够。大多数现代作家，由于时代的原因，没有很好地从古代文化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放在自己的语言里面。如果能够多一些茅盾、曹禺、朱自清这样的作家，把古代作品中优秀的东西融入自己的作品，让自己的语言更加隽永、丰厚，从而树立起白话文的典范，那时候，人们就不会说白话文比不上文言文了。 白话文作为一种文体，成熟的程度确实比不上文言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锤炼，但是这个工作不应由中学生来做。中学语文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汉语是母语，能够熟练地运用，能够听说读写，文章能够读懂，能够把自己的意思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就是中学语文教育的目标。如果要求中学生学了几篇古文以后，就能够运用到写作中去，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了。 李：您怎么看在语文教材中增加古诗文的内容？ 蒋：这个问题与整个中学语文教学的任务有关系。增加古诗文的内容我是赞成的，但是不能本末倒置。把学古文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本末倒置。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思想的工具。现代人思考问题是以现代的语言为基础的。对中学生来说，首要的还是要熟练地用好现代汉语，能够读写现代白话文，这是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用白话文写的文章，如果不吸收古代语言优秀的成分能不能算好？如果写得好，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一定要学好文言文才能学好白话文，强调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就过分了。 李：您小时候所受的国文教育是怎样的，您的祖父和父亲有没有要求您背诵古代经典？ 蒋：我的祖父、父亲从来没有让我写过文言文，也从来没有要求我把古代的词汇运用到写现代文中。我觉得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对的。我小时候背过诗，古文一篇也没让我背，《论语》是上大学后才念的。现在有些小孩背诵《论语》我不反对，但是如果把背诵《论语》作为学校教育的普遍要求，我认为并不合适，而且结果肯定是失败的。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背诵是有用处的，小孩记忆力强，背诵下来之后，可能终身不忘。但是，即便是把《论语》每一句话都背下来了，能够每一句话都懂吗？对《论语》的理解，学者都有分歧，小孩子更不可能正确理解，只不过是会背而已。 李：今人读经跟古人读经有什么不同？ 蒋：强调古代文化我赞成，强调重视国学我也赞成，但强调过头了我就不赞成了。把国学作为青少年学习的首要任务，我是反对的，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古人要进入仕途，必须要念经书，科举考试是以经书为依据的，要考查学子对经书的熟悉程度，所以古人把弄通经书作为学习的目标。其实不仅仅是学子的仕途，就是整个中国古代的学术，也基本上是“旧瓶装新酒”，都是在经学这个框子里加进自己的东西。宋代的朱熹理学，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到明代，王守仁也是所谓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拿六经作为基本的框架，用自己的思想解释六经，自己的思想也就出来了。清代也是如此，学者慢慢走到小学、朴学的道路上，一生的功夫都用在解释“经”上。中国的学术史，基本上都是在经的范围里发展的。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经的范围，这是现代与古代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学生，没有必要把经书作为自己学习的主要目标。古代经典里面有些有价值的道德伦理规范是值得学习的，但是也有糟粕。如果现代人完全按照古人的要求去做也是行不通的。比如，古人父母去世以后，儿女要辞职回家守丧三年，现代人能做到吗？ 李：中学阶段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是什么？ 蒋：从阅读层面上来说，首先，是能够阅读浅近文言文，初步了解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能够进入中国古代文化的殿堂。中国文化经典大部分都是用文言写成的，如果读不懂，就不能进入这个宝库。读古文在于素质的熏陶，而不在于写文章的时候能够把一些古代词语拿来。其次，语言是不能割断的。文言文的势力非常强大，因此有不少作家会把古代文言文的成分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吸收得好与不好，暂且不说。人们在读现代文的时候总会遇到文言的东西，如果对文言一无所知，就不可能了解，所以学习文言文有助于正确理解现代文。而从写作层面上来说，程度较高的学生如果能多读一些优秀的文言文作品，深入体会其意境和笔法，会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助于写作水平的提高，但这不宜作为中学语文教育普遍的要求和目标。要求学生能够把古代的词汇非常恰当地融入自己的文章中去，我觉得这个要求太高；如果有的学生写一些文白夹杂的文章，那是不值得提倡的。 李：古人相信“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现在有些教师在要求大量背诵古代经典的时候也信奉这个方法，可能不太注重讲解。前面您也说到，只会背不懂得意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那么，对中学生而言，学习文言文应该用什么方法比较科学？ 蒋：古代人学习的方法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果我们现在还是用古代的方法就是不科学的。王力先生之所以要编写古代汉语教材，就是说，除了这种自己领悟的方法以外，还可以有更科学、更便捷的办法。通过有注解的文选，通过掌握常用词，配以适当的古汉语常识，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学古文的效率一定更高。这在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绪论中说得很清楚。对中学生也是如此。通过阅读浅近典范的文言文，掌握一批常用的古汉语词汇、一些必要的语法知识，对中学生来说就可以了。当然，中学生读文言文还要理解其中的思想，要知道作家的身世和时代，这也是文言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李：看来词汇教学是重头，请您再详细谈谈方法。 蒋：如果从读懂文言文来说，首先是词汇的教学，词汇教学又重在常用词的教学。读文言文的时候，遇到不懂的词可以查工具书，但是不能遇到一个查一个，一些常用词是应该记住的。比如“弃甲曳兵而走”中的“走”字，很容易理解为“走路”的“走”，这样理解就错了。王力先生编了四大本《古代汉语》教材，在每个单元后面都专门附有常用词。后来我们还在“常用词”基础上编写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于阅读来说，常用字比生僻字更重要，因为这些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如果忽略了常用字古义和今义的区别，怎么可能读得懂古文？有人做过统计，《史记》用字共约5000个，但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1300个字覆盖了全书95%的内容。《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收录了6400个字，最常用的大概有2000个。 李：中学阶段该掌握哪些古汉语常用字，有没有统计？需要把2000多个古汉语常用字都掌握才能打好基础吗？ 蒋：汉字不是一字一义而是一字多义的。有些义项比较生僻。比如，“出”这个字，除了常见的意义外，还有一个意义，《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这个义项在古书中也会出现，比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蔡出也。”但这个义项并不常用，我统计过，《左传》的“出”有400多次，而这个义项只有7次。学生不知道这个意思，并不妨碍阅读一般的文言文。因此，把2000个字的所有义项都掌握，不仅中学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要说掌握，最多也就是常用词的常用义。如果把中学生应掌握的常用字的常用义整理出来，做出一个中学生常用古汉语字表，是要花功夫的。这个工作目前应该有人做。 李：语法知识讲多少，有什么原则可以把握吗？ 蒋：那些不妨碍阅读的语法，没有必要跟中学生讲；那些与阅读理解有关的、不讲就不能读懂意思的语法，应该讲。比如“不吾知也”，要讲“吾”是放在了动词“知”的前面，因为这类现象比较多，不了解就读不懂。除了这些会影响阅读的语法以外，那些需要进一步分析的语法现象在中学阶段可以不管。比如“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和“鹏之徙于南冥也”中的“之”，究竟起什么作用，博士生写论文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何必让中学生去钻牛角尖，让学语言的人去研究好了。中学生只要大致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就可以了。 李：您赞同读古文的白话翻译吗？ 蒋：白话翻译是一个拐棍，当对文章不太了解的时候，有白话翻译能够帮助顺利读下来。但是，学习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拐棍就要丢掉；否则总看别人的翻译，说明自己的文言文阅读能力还是不够。到了高中阶段，基本上应该丢掉这个拐棍，借助注释应该能够读懂。如果到了高中阶段，不看翻译，还是读不懂浅近的文言文，说明这个学生没有成长。 李：您这么忙还抽出时间接受我的访谈。谢谢！标签：现代汉语论文; 白话文论文; 文学论文; 红楼梦论文; 史记论文; 读书论文; 聊斋志异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中学生论文; 左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