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社会评价的代际性——基于长沙、杭州两地的调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沙论文,杭州论文,调查研究论文,两地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背景与问题
“80后”这个概念最早由少年作家恭小兵提出，是文坛对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写手的统称。随后“80后”的指称迅速流传并在网络中被高频率使用，后又被各个领域借用，现被用来泛指整个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黄洪基，2008：6）。
“80后”，是在改革开放中学步、在商品社会的浪潮中长大的一代，也是在社会转型中造型，自费上学、自主择业、自我设计、自我调整、自我发挥的一代。在前辈看来，他们是幸运和幸福的一代，自小就享受优越的物质条件，从小就有“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庇护；在自己看来，他们是不幸的“小白鼠”一代，自小背负诸多负担，始终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并且还是时代转型、教育体制变革的试验品。“80后”，正如武俊平先生所说的那样，“……作为这个时代的产物，既带着这个时代的新气息，又带着这个时代留给他们的困惑和污浊……中国未来的希望写在他们脸上，中国现在的困惑也同样写在他们的脸上。”
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代，在备受恩宠和关注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社会各界的褒贬不一的评价。无论是小时候的娇生惯养还是成年后的困惑迷茫，都成为人们批评和担心的理由。个别人的行为和选择更是被放大为群体的形象，导致了公众对其“标签化”的印象和评价，甚至被定位为“垮掉的一代”。“80后”在众人的关注评点中成人了，走到了历史的前台，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浪尖。2008年，国内外的系列大事使之成为了“80后”被重新认识和定位的元年。奥运火炬传递中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自豪感，抗震救灾中无所畏惧的坚韧和担当，北京奥运会上满怀热情的奉献和竞争意识，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鸟巢一代”正在崛起、“80后”堪当重任等呼声霎时此起彼伏。
然而，人们必须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此前的“80后”是否真是让人悲观的一代，是否他们真的仅因一次奥运圣火传递、一场抗震救灾、一届奥运会而突然优秀起来。这个简单而又深刻的质疑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80后”的社会评价有着怎么样的特点？“80后”的社会评价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应该怎样客观科学地评价一代人或者一群人？而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对“80后”的社会评价进行相关调查和梳理。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调查从代际视角出发来分析“80后”的社会评价。
二、“80后”社会评价研究述评
（一）“80后”社会评价的溯源和研究概述
对于“80后”的社会评价，最早可追述至人们对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关注和讨论。事隔十年，当年被称作“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长大成人，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再度激起层层波浪。对“80后”的社会评价是从无情的批判开始的。2003年4月25日，网友“菜园子张清”在一个论坛上发表了《为80年后出生的大学生感到羞耻》一文，“80后”被定位为“自私、没有责任感”的一代。随后是2004年2月2日，一位被称为“80后”代表的中国少女作家春树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周刊将其与韩寒、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并称为“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并将他们与美国上世纪60年代“跨掉的一代”相提并论。文章以“ling lei”（另类）来称呼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的激进分子。这一事件再度引发了社会对“80后”评判的高潮，各种针对“80后”的声音迭起，批评声占据主导地位，引发了社会各界对“80后”评价与“80后”自我评价的观点对峙。
纵观社会对“80后”评价的已有文献，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某类“80后”群体的剖析。比如：有人以“80后”大学生群体在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和睿智为切入点，肯定了“80后”的理性化和人本化特征（熊剑锋，2008）；有课题组分析了“80后”青年职工群体的思想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为解决其思想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设计研究院调研组，2008）；还有人解析了“80后”青年军人群体的特点及成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李媛，2008）；此外，还有分析“80后”返乡知识青年、“80后”农民工等“80后”其他群体的撰文。
对于“80后”某一方面的研究。比如：当代大学生“继承传统、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优良道德主流（王泽应、李培超，2007：12）；通过对“80后”文本的批判性解读来阐释多元语境下“80后”的写作背景、写作主题，不乏对“80后”思想与写作现状的批判和忧心（周宝娟、周明宝，2008：1－8）。
关于评价“80后”的不同观点以及正确评价的视角和方法。比如：有人分析了“80后”成长的时代背景，论述了看待和评价“80后”应有的态度（蒋艳，2007）；有人讨论了“80后”的代表人物、“80后”是否是跨掉的一代以及应该如何引导“80后”等问题（赵霞，2004）。
将“80后”的特性融入社会时代背景加以讨论，分析其时代特性以及与社会结构的嵌入性。较有代表性的是风笑天（2004）主编的《中国独生子女：从“小皇帝”到“新公民”》，分析了在改革开放和人口控制双重压力下诞生的中国独生子女一代（其主体是“80后”）在个性特征与差异、社会化发展、独生子女家庭等方面的特点，并剖析了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武俊平（1998）的《第五代人》对伴随改革开放历史巨变而成长的一代人展开研究，并以此为立足点，对中国现代化运动和中国未来命运进行了深层次思考和关注。
除以上国内相关著述外，国外也有类似研究，只是基于国情和时代的不同，国外研究的主体不是“80后”，而是其他类似群体。如日本对于“新人类”的研究（千石保，1989）。“新人类”的概念是日本人发明的，指在经济大国里诞生的“遗传因子发生了变化的年轻一代”（赵丰，2007）。“新人类”一词由此在日本的报刊、舆论界盛行，并为其他国家借用。美国将“新人类”从其出现时起划分为三个时代：出生于1963年至1973年间的被称为“X世代”；将1974年至1979年间出生的称为“Y世代”；而1990年后出生的则被称为“Z世代”。相应于这三个时代，美国还有“垮掉的一代”、“电视一代”等对青年的称谓和评价。可见对青年的类似研究，跨越国家和时代的转换，伴随从“代”到“后”的演进，其为社会关注的程度和力度从未减弱过。
（二）“80后”社会评价研究评析
对于“80后”的社会评价，从已有观点来看，主要形成了以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主要是负面的和批判性的，另一种则是肯定的和褒扬的。相当多对“80后”进行评价的文章，要么只针对某一类“80后”群体，要么只探讨“80后”的某一方面，况且有不少评价仅是作者针对某一事件而引发的个人体会，因其没有调查数据和相关理论的支撑而使得观点突显主观，缺乏普遍代表性。
从国外的类似研究来看，无论是美国“垮掉的一代”，还是法国“迷惘的一代”，都不曾真正迷惘和垮掉，他们年轻时的格格不入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群体为推动社会和时代进步所做出的贡献。由此给我们的警示是：对“80后”的评价不能以点盖面，更不能凭主观感受妄加论断。将“80后”融入时代背景加以分析与探讨是风笑天和武俊平的著作给我们提供的最为重要的视角，虽然前者探讨的主体是“独生子女”，与“80后”群体并不完全一致；后者则重理论研究而缺乏实证分析。为此，本文试从代际视角对“80后”的社会评价这一话题做出新的尝试和探索。
三、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操作化与研究假设
代际群体。本文所指的代际群体在调查过程中具体操作化为“80前”（出生于1980年以前的群体，在本研究中主要包含“50年代生人”、“60年代生人”和“70年代生人”）、“80后”（出生于1980至1989年间的群体）和“90后”（出生于1990至1999年间的群体）三个代际群体。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是考虑到“80后”特殊的成长环境对这一群体造成的诸多影响。“80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而生，相较于“80前”，他们是在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相较于“90后”，他们又是享受改革开放成果、体验教育体制改革、风行于网络世界的第一代。因此，本文所进行的代际群体划分对于具体调查研究的展开和对比研究的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评价。本文将社会评价具体化为他人评价和自我评价，他人评价是指“80前”和“90后”群体对“80后”群体的看法与态度，自我评价是指“80后”群体对自身的认识，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不同代际群体评价的对比研究。涉及的具体评价内容包括：“80后”的性格特征、“80后”的代表人物、“80后”的崇拜对象、“80后”的人生价值观、“80后”能否承担起国家的未来、面对负面评价“80后”应持有的态度以及负面评价“80后”的原因等。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条件，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80后”的社会评价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无论是对“80后”性格特征的认识、“80后”代表人物、崇拜对象的看法，还是对“80后”人生价值观、其能否承担起国家未来的判断，甚至于是对“80后”面对负面评价应持有的态度，以及存在负面评价原因的认识，“80后”自身的认识与“80前”和“90后”群体的看法都存在显著差异。
（二）研究方法
1.调查地选取
考虑到研究经费有限和资料收集的困难，本研究选取杭州市和长沙市的几个社区、学校为调查地点。杭州和长沙分别是浙江省和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信息中心，两个城市的发展成熟度分别在我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此次研究将这两个城市作为调查地点既考虑到可行性又具有代表性。
2.样本选取
在样本的选取过程中，本研究采取了判断抽样和定额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当研究的主要目标不是去推断总体状况，而主要是为了检验理论、解释关系或比较不同性质的群体时，通常不需要进行严格的随机抽样，不需要得到对总体有代表性、有概括性的样本。此时的抽样标准不是代表性，而是合适性，即抽样适合研究的目标，适合检验理论和假设的需要，适合比较的需要。因此，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将调查对象分为“80前”在职人员、“80后”的学生和在职人员、“90后”学生三个代际群体，根据调查对象的不同分别选择具体调查地点。
对于“80前”和“80后”在职人员的调查主要在大港桥社区（杭州市）和梅岭社区（长沙市）进行。这两个社区居民在居住形式和职业形式上都呈现出多样性，确保了本次调查的在职人员职业类型的多样。对于“80后”学生的调查，主要在浙江工商大学和中南大学进行。这两所高校都是综合性大学，学科分类齐全，本科不同类别、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的学生人数相当，有利于我们获得较为全面和较具代表性的样本。对于“90后”的调查主要在杭州市学军中学（及其附属的小学、初中部）和中南大学附属学校进行。这两所学校小学、初中、高中类别齐全，学生出生年月涵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各个年份，避免了只调查九十年代初期出生的“90后”这一问题。
（三）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自编问卷450份，回收427份，有效问卷为413份，回收率为94.9％，有效率达91.8％。其中各群体调查对象人数分别为：“80前”在职人员106人，“80后”学生114人，“80后”在职人员97人，“90后”学生96人。样本构成如表1所示。
四、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代际群体对“80后”性格特征的看法
关于“80后”的性格特征，我们设置了以下几组形容词加以描述：叛逆、前卫、自我、自由、自信、出色和其它。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表明，不论是哪个群体，对“80后”性格特征看法的总体趋势是：认为“80后”是“自由”和“自信”的受访人均超过
，有接近的受访人认为“80后”是“出色”的。但不同代际群体对“80后”性格特征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大多数“80前”受访人认为，“80后”的主要特征是“自我”和“自由”，分别占该群体的26.4％和21.7％；在“90后”看来，“80后”的主流性格特征是“自信”，占37.5％，持其他观点的受访人数量所占的比例都较小。
“80后”的自我评价则与前两类群体有所不同，有33.2％的“80后”受访人认为他们是“自由”的，这一观点占据最大的比例；其次认为“80后”是“出色”的，持这一观点的占据27.5％。
这一结果在验证了研究假设的同时，也与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搜狐新闻中心和新浪女性频道合作开展的网络民意调查显示的结果有相似之处。虽然该项调查与本次调查所选择的描述方式不同，但在所反映的内容上还是共通的，并且“80前”与“80后”观点的差异性也同样明显。
（二）不同代际群体对“80后”代表人物的看法
对于“谁可以作为‘80后’的代表人物”这个问题，调查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相符，不同代际群体的观点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但差异性更为明显。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不同代际群体观点的一致性体现在无论是“80前”、“90后”还是“80后”本身，占据最大比例的观点都是“谁也不能代表‘80后’”。差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个群体持“谁也不能代表‘80后’”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相差较大，“80前”有44.3％的受访人持这一观点，“90后”仅有35.4％的受访人这样认为，而“80后”自身则有55.5％的受访人赞同上述观点。二是除去“谁也不能代表‘80后’”这一观点外，三个群体所认为的最能够代表“80后”的人物不同。“80前”认为刘翔可以作为“80后”的代表人物；而在“80后”和“90后”调查对象中，持有韩寒可以作为“80后”代表人物这一观点的受访人比例明显高于持其他观点的人。
对于这一差异，笔者认为主要还是不同代际群体的评价标准不一样。在上代人眼中，可以作为代表的必须是被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可的，为国争光将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而在“80后”眼中，人生价值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体现，自我实现同样是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两代人标准的不同影响了对“80后”代表人物的看法和判断。
（三）不同代际群体对“80后”崇拜对象的看法
关于“80后”的崇拜对象，我们选取了黑格尔、霍金、泰戈尔、比尔·盖茨、奥巴马、雷锋、毛泽东、邓小平、周杰伦、茅侃侃、韩寒、自己、父亲或母亲这13个不同的形象代表作为候选人，受访人可以在其中进行多项选择。为了使统计分析更为科学，我们根据研究目的，参考原始数据初次统计分析的结果，将选项分成了六大类：国外杰出人物（黑格尔、霍金、泰戈尔、奥巴马），国内杰出人物（毛泽东、邓小平、雷锋），文学歌影新星（周杰伦、韩寒），国外经济精英（比尔·盖茨），自己或父母，其他。调查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表明，“80后”自身的看法与“90后”比较接近，与“80前”的观点是反差与共性共存，反差证明了研究假设，共性则是假设外的新发现。反差体现在，“80前”群体中认为“80后”最崇拜周杰伦、韩寒等文学歌影新星的比例最高，占36.2％，其次是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国外经济精英，占据23.3％；而“80后”群体认为他们最崇拜自己或父母，占据24.1％，其次是比尔·盖茨，占23.4％，认为崇拜周杰伦、韩寒等文学歌影新星的只占17.3％。共性是不管“80前”还是“80后”，都认为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国外经济精英是“80后”重要的崇拜对象之一，并且持有这一观点的人数占各自所在群体的比例也非常接近。
由此可见，“80后”对歌星影星的崇拜远低于“80前”认为的那样；相反，他们对国外政治精英、科学巨匠、思想家和自己或父母的崇拜之情都要远高于“80前”的判断。“80后”崇拜对象的多元性从中可见一斑。
（四）不同代际群体对“80后”人生价值观的看法
表5统计了不同代际群体对“80后”所持有的人生价值观的看法。结果显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活着”是各个群体公认的“80后”的主流人生价值观。差别体现在，在“80前”调查对象中，居其次的观点是“过一天是一天，管好自己的事就行”和“尽得富贵，享受繁华人生”，均占据该群体总人数的17.9％；在“90后”眼中，“过一天是一天，管好自己的事就行”占13.5％，没有“80前”中所占的比例高，但也居于第二；而在“80后”自身看来，“平平淡淡就是真”才是居于第二位的人生价值追求，占13.3％。
由此可见，“非80后”群体虽然肯定了“80后”的主流人生价值追求，但依然存在些许偏见，对于“80后”求真求实的一面认识不足，以至于将“80后”过于狭隘地定位在得过且过、独善其身，甚至于追名逐利的人生价值追求上。这一结果同样在证实了研究假设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代际群体的认识存在一定共性这一新发现。
（五）不同代际群体对“80后”能否承担起国家未来的看法
对于“‘80后’能否承担起国家未来”的看法，调查所得的结果完全证实了研究假设，即三个代际群体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差异，如表6所示。
结果显示，“80前”受访人普遍认为“现在还不好说”，持这一观点的占40.6％，其次是“应该可以承担”，占36.8％；“90后”调查对象普遍认为“应该可以承担”，占据该群体总人数的50.0％，其次认为“能承担起国家的未来”，占32.3％；而“80后”普遍认为自己“能够承担起国家的未来”，占55.0％，其次认为“应该可以承担”，占29.9％。
由此可见，“80前”普遍对“80后”能否承担起国家的未来持观望态度，认为他们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考验才可下结论，“90后”则普遍持犹疑的态度，只有“80后”自身对能够承担起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从中可见，“80前”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2008年前后主流媒体所反映的状况还是有差异的，他们既没有像2008年前媒体反映的那样对“80后”忧心忡忡，甚至于全盘否定，也没有像2008年后报道的那样对“80后”能够承担重任充满信心，而更多的则是处于一种折衷的观望状态。“80后”的态度则一向如此，无论长辈如何评价，都对自己满怀信心，并且随着在国内外大事中的精彩集体亮相相继登场，信心不断加强。
（六）面对负面评价，“80后”应持有的态度
我们进一步调查了“当公众对‘80后’持有负面评价时，‘80后’该如何面对”的问题，调查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同样证实了研究假设，虽然无论是“80前”、“90后”还是“80后”，持有“努力表现，树立‘80后’的形象”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都是最大的，但比较各群体内部的观点发现，“80前”持有前述观点的人数比持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这一观点的人数要多近三十个百分点；“90后”群体中认为“‘80后’应努力表现”的人数比例比认为“‘80后’应该走自己的路”的人数比例高了近十五个百分点；而在“80后”群体中，持两者观点的人数比例基本相当。
（七）负面评价“80后”的原因
表8结果显示，不同代际群体的受访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无论是“80后”还是“非80后”，持有“不同时代的人，评价标准不一样”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都是最高的，但“80后”群体中持有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比“80前”群体中持相同观点的人数比例少近十五个百分点，比“90后”群体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少近十个百分点。三个群体中居其次的观点均是“‘80后’确实有很多缺点值得批评”，各群体中持有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较为接近。“80后”群体与非“80后”群体观点的另一差异是其对“家长作风，以批评‘80后’来体现他们的权威”这一原因的看法，“80后”受访人中持有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是“80前”群体中的近三倍，是“90后”群体中的近两倍。
由此可见，结果既有证实假设的部分，也包含假设外的内容。在不同代际群体受访人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的前提下，他们之间又具有某些共识，这些认识上的共性是代际理解和沟通的成果，也终将成为推动代际和谐的桥梁。
五、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研究发现
通过此次调查和分析，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1.“80后”的社会评价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性
无论是对“80后”性格特征的认识还是对其代表人物、崇拜对象的理解，甚至是对“80后”能否承担起国家未来的看法，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的观点都存在明显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特征的人评价标准不一样，也在于“80后”本身就是性格交织着众多矛盾因素的一代。变化多元的社会在为“80后”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也让他们承受着前几代人未曾体验过的压力，在这样的夹缝中生存使得“80后”多元且矛盾。“80后”社会评价的代际差异不仅仅反映了“80后”与长辈间的价值观冲突，更体现了他们所生长的环境中有限的机会与他们过度的生活期望之间的差距，是抗拒为他人活着与背负过多期望之间的鸿沟。
2.“80后”与“非80后”的看法在存有差异性的同时也具有诸多共性，这些共性将有利于促进沟通理解，进而推动代际和谐
在承认“80后”社会评价存在代际差异的同时我们也发现，“80后”自身的看法与他人的看法间也存在共性，比如对“80后”主流价值观的认识、对“80后”面对负面评价时应该持有的态度等。笔者认为，这些共性源于“80后”在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让社会意识到此前对这一群体看法的狭隘性，从而让人们有信心和底气在大是大非面前放手一搏，让其做出自我判断和选择。而这些态度和看法上的共性既是主流社会对“80后”发展模式和教育模式反思的结果，也为“80后”赢得了自由自主发展的空间和更多展现自我的机会，这种代际理解有助于推动更深层次的代际沟通，进而推动代际和谐和全社会的和谐。
3.“80后”的社会评价反映的不仅仅是社会对“80后”的看法和态度，更重要的是评价背后所隐含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将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态度和评价是认识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认识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对“80后”的评价并不仅仅体现了人们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和态度，更反映了评价人对时代和社会因素的反思。没有一代人是可以脱离于时代和社会背景而成长的，“80后”成长所处的环境则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时期，这种转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制度层面，而正是这些转型导致了“80后”所处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一代人其本身的特殊性。“80后”特殊的角色地位导致了对其需要开展的教育形式是空前的，没有借鉴和经验的教育使得这代人承受了前人未曾有过的困惑和迷茫，也给作为教育施行者的家庭和社会带来了诸多困惑。“80后”特殊的成长环境和文化价值熏陶使其后物质主义取向明显，这种强调自我实现、生活质量和个人价值的观念被长辈误读为崇拜金钱、自私自利，而“80后”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这一代人并没有简单地把市场经济社会一般的价值目标的达成作为人生意义的全部，他们也许崇尚金钱，但并不崇拜金钱，他们“为理想而努力”，理想的生活、理想的未来、理想的存在都是他们的价值诉求，给这些与纯粹的物质享乐有明显差别的生命幸福感留下了重要的空间。正是对这些的理解和思考，笔者将在总结“80后”社会评价变迁和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评价“80后”应坚持的原则和方法。
（二）讨论
1.“80后”社会评价的特征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80后”的社会评价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是代际特征。从本次调查的统计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80后”的社会评价一直存在明显的代际特征，即不同时代的人对“80后”持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这种代际特征显然也是源于不同年代人成长环境的差异。石勇（2004）指出：“代际之间的区别便是成长的背景。如果说60年代人是理想主义的一代，70年代人是信仰破灭的一代，那么80年代人则是现实主义的一代。他们没有父辈人上山下乡的痛切感受，也没有信仰的幻灭所导致的精神苦闷和无所适从。一句话，他们的内心挣扎更多不是历史的折磨，而是现实的精神焦虑。”不同的生活际遇形成了每代人特殊的精神结构，以至于上一代人用那代人的眼光审视下一代人时，总觉得后者与他们所在的文化体系是那么格格不入。
其二是以偏概全的特征。前代人对“80后”的评价还出现了“打包”批判的现象。将个别人的选择放大为群体的行为，将部分人的越轨或偏差概括为这一代人的性格，“80后”也因此成为另类的“标签”，已不再是一个时代的概念，这也就是心理学中的“晕轮效应”，在这一效应的作用下，某些人的性格特征和行为特点被投射到了整代人的身上。笔者认为，文化传递模式的转变对于代际之间以偏概全的评价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曾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主要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80后”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社会文化的传递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由前喻文比和并喻文化转向后喻文化，也就是出现了“文化反哺”现象。这样的文化传递模式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代际之间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关系，这种“反向社会化”也必然引起“代际革命”，而首先表现出来的问题大概就是上代人对下代人的不解和困惑，以至于在评价上出现两代人的分化和差异，甚至于上代人对下代人的“打包”批判和审视。
2.评价“80后”应坚持的原则和方法
针对“80后”社会评价的现状和特征，笔者认为评价“80后”应坚持以下原则和方法：
首先，理性处理“代际差异”的原则。成人世界在看待“80后”的种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尊重“80后”的“存在境遇”，也就是客观看待特殊的时代背景在这代人身上留下的烙印，将“80后”的行为心理特征放在时代环境下加以审视和理解，在批评“80后”的同时更应该审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环境给予了他们什么。同时必须放弃“投影效应”，既不能总希望“80后”具有自己那样的心理特点、精神面貌和行为特征，更不能要求“80后”按成人社会的人生经验建构他们的人生。此外，前代人还需要放弃“思维定势”，放弃代际认知中常见的“上一代人在心理上不愿意过早认可下一代，不愿意过早被下一代顶替”的错误思维。只有用宽容和理解的眼光和标尺来衡量时，“代际差异”引发的冲突才可能转化为“代际互补”的优势，从而更好地推动代际和谐与社会和谐。
其次，坚持“整体性”原则。这是破除“晕轮效应”最好的方法。以个别代替整体本身就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80后”的主体是出色的，如果仅因为部分人的自我、自负而给“80后”贴上群体性的符号标签，这样的评价所显现的就不是“80后”的缺点，而是成人世界的荒谬了。正确认识因文化传递模式发生改变而引发的“文化反哺”现象，坚持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视角看待“80后”，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只有正确认识了这一现象，“80前”才能在“文化反哺”的今天认清自己的角色定位；也只有知晓了“后喻文化”是人类文化传递文明进步的象征，才能使前代人更好地接受和适应在文化传承链条重组过程中产生的失落和不知所措。坚持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将“80后”置于时代前进的坐标上加以审视和评判，我们就不难发现，“80后”这一群体是优秀和出色的，尽管他们与前代人存在诸多差异，尽管其中的个别人让人费解和伤神，但这都不会影响“80后”作为一个群体所展现出来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