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理论流派——程恩富主编《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市场经济论文,主导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选择和创造什么样的具体模式？这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对此，作为上海市社科“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程恩富教授主编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一书（上海远东出版社最近出版），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本长达37万余字的专著，从实践到理论，从历史到现状，从微观到宏观，对国家机制和市场机制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和有独创性的研究，提出可供选择的一个体制模式和理论模式——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细读全书（以下简称《主导》），感到有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注重发展马克思主义观点。
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观点和个别语句，而是注重从我国及世界各国的实践出发，丰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例如，书中对国家与市场、公有与私有、公平与效率三大世界性基本经济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初级社会主义经济“三主制度”的新公式。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主体型产权结构（制度）+劳动主体型分配结构（制度）+国家主导型市场结构（制度）。两个主体和一个主导的“三主制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解决公有与私有、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三大世界性基本经济矛盾的最佳模式，操作得法，可以优于西方经济及其制度。作为全书灵魂的“三主制度”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有三大基本特征：公有制、计划和按劳分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于光远教授曾主张（1988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关系）；近几年不少学者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甚至认为只有一个公有制，而且还是公私混合的。“三主制度”说具有国情和阶段的特点，显得比较严谨，使人们对基本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认识更加完整。此外，在提出经济形态四组合和调节机制六类型的新原理方面，也明显地体现出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观的特点。
二是注重扬弃西方经济理论。
该书与编译性地介绍西方经济学说不同，没有大量地引述其言论，但作者确实对每一个重要议题的阐述，都是在反复比较和科学地扬弃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曾指出过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与“失灵”现象，《主导》汲取国内外文献的研究精华，独特性地提出和论证了两种调节的“基础－主导”功能性结合模式。它首先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即着重发挥主要直接调节企业和个人的市场机制的五大基础性功能——微观经济均衡功能、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市场信号传递功能、科学技术创新功能和局部利益驱动功能。但由于市场调节又有容易偏离宏观经济目标、某些领域调节作用有限、协调产业结构速度缓慢、现实交易成本比较昂贵等四个功能性缺陷，因而必然导致国家调节的出现。其次是“以国家调节为主导”，就是指着重发挥主要调节宏观经济的国家机制的五大主导性功能——宏观经济制衡功能、经济结构协调功能、市场竞争保护功能、整体效益优化功能和公平分配维护功能。但因国家调节易患偏好主观、转换迟钝、政策内耗和动力匮乏等四个功能性痼疾，又决定了必然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作者确信，在微观运行、市场运行和宏观运行的各层次及全过程中，转型后社会主义国家重新设置的现代调节机器，将成为主导环节（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并发挥出强大的新功能。这种语言对称性的真实描述，显示出一种“经济学美”的思维风格。再以反通胀为例，作者在研究西方通胀理论的前提下指出：高位通胀促进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具备；通胀与增长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菲利浦斯曲线说明的问题也是极有限的；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摈弃“菲利浦斯教条”，着重从科学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开发、提高产业素质、扩大对外贸易和调整工作时间等途径，来分析防止经济衰退和高失业问题，而不是以高通胀为药方。
三是注重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
此书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与其正确运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与对策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密切关联。
比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国内外经济学的主要论题之一，且歧义甚多。《主导》从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角度，探析公平与效率的交促互补关系和效率四状态，认为公平与效率具有正相关联系，二者呈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的交促关系和互补关系。作者强调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是市场型按劳分配，高效率是无法完全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并从世界范围来观察，将所有制、体制、公平和效率这四个相关因素的结合链分归四类：公有制→体制科学→较公平→高效率（效率Ⅰ）；私有制→体制较科学→不公平→中效率（效率Ⅱ）；公有制→体制不科学→不公平→次中效率（效率Ⅲ）；私有制→体制不科学→不公平→低效率（效率Ⅳ）。改革前的中国和苏联属于“效率Ⅲ”，已超过属于“效率Ⅳ”的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但尚未超过属于“效率Ⅱ”的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进入“效率Ⅰ”的最佳状态。
又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近年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且众说纷纭。《主导》将对策分析与实证和规范分析相协调，依据国际和国内的经验教训及市场经济原则，提出重构国有资产三层分类管理机构和新四化管理概念。管理观念要变行政化为经济化，变多头化为系统化，变实物化为价值化，变单一化为复合化。再如，《主导》以系统的思维方法，对现代企业运行轨迹变换进行了六层面的实证和规范的描述：企业运行的一般轨迹是由市场导向的；其合理轨迹是由国家间接调控的；其轨迹变换的前提是拥有法人财产权；其轨迹变换的动力源是谋取经济利益；其轨迹变换的制动系统是硬化预算约束；其轨迹变换的重要图象是呈扩张态。作者由此得出结论，企业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只有将它与价格改革、政府改革、分配改革与保障改革综合起来，才能获取预期的整体效应。
客观地讲，该书的个别论点值得进一步探讨，甚至“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这一总的提法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学术界普遍把日本和韩国等称之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而本书作者认为这些国家在特定时期的调控做法还称不上严格意义的政府主导或国家主导）。不过，这部专著主体鲜明，结构合理，观点新颖，方法得体，贴近国情，显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理论流派，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