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伙伴特征、可置信承诺与战略联盟的稳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定性论文,战略联盟论文,特征论文,伙伴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战略联盟是一种不稳定的合作模式[1]，有一半以上战略联盟是失败的[2,3]。尽管如此，基于零和博弈的组织间竞争关系正逐步地被基于非零和博弈的组织间合作竞争所取代，战略联盟作为商业活动中一种重要的生产经营组织模式，在现在和将来都将得到快速的发展，因此，深入研究战略联盟的稳定性以推进其稳定发展极其重要。然而，截至目前以战略联盟稳定性为主题的研究还比较少，相关的研究主要围绕不稳定性调查揭示和原因分析展开。这些研究强调了稳定性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对稳定性或不稳定性缺乏统一的认知，使得调查数据难以得到可比较的甚至是异质的结果[4]，而对于战略联盟不稳定原因的分析也大多出于一般竞合关系中冲突分析的理论演绎，缺乏针对性的联盟系统管理所需要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5-6]，因此，战略联盟稳定性研究仍存在理论上的缺口[5]。
回顾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尽管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解析观点，但是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了合作伙伴特征对于联盟稳定性的重要性[7]。可以推断，联盟合作伙伴的识别和选择对于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是极其关键的[8]。问题是，联盟伙伴的识别与选择是根据可观测的特征对其事后可能的行为选择作出判断，然而，有利于规避事后道德风险问题的联盟合作伙伴的可观测外在特征是什么还需进一步归结和校验。同时，战略联盟稳定性是体现在联盟合作的动态过程中的潜变量，根据事前的可观测外在特征选择的联盟伙伴能否有效规避事后的合作关系风险，或者这些可观测变量对联盟稳定性潜变量的影响效应究竟有多大尚不十分明确[6]。基于此背景，本文试图从合作关系质量的视角来认知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并基于战略联盟的相关研究来探索和归结联盟合作伙伴特征、可置信承诺对于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效应。在本文的研究中，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被视为联盟伙伴之间激励相容的合作满意状态，因而可以划分为对合作目标实现和合作过程的满意度、合作中的额外收益、继续合作的愿望等维度，而联盟合作伙伴特征可以根据相关的理论研究归结为资产互补性、目标兼容性、经营能力匹配程度等维度。同时，本文将可置信承诺作为事前的合作伙伴选择和事后的合作关系质量的中介变量，并以专用性资产和专有性核心资源等关系性资产的投入作为其测量变量，因为只有在联盟成员投入了关系性资产，或者为关系性资产的投入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行为，战略联盟才具有稳定性的研究意义。
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1.1战略联盟的稳定性
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复杂因素作用下的联盟合作关系状态，这些影响因素可以被归结为同时存在的竞争和合作两种相对的张力[3]，其中的竞争是与联盟成员的个体利益、机会主义行为等相关的导致联盟不稳定的力量，而合作强调的是共同获利，并带来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因此，这两种力量的平衡是战略联盟是否稳定的关键[3]，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可以理解为合作力量与竞争力量平衡时的联盟运行状态。这种认识揭示出了战略联盟的状态稳定性特征及其动力学本质，表明了战略联盟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归结思路，也将战略联盟稳定性导向了合作关系质量的视角。
在合作关系质量的视角下，战略联盟稳定性是基于伙伴间有效合作基础上的联盟成功运营与发展[6]，是合作关系质量的外在表现，反映了联盟伙伴之间对于合作关系的满意程度[9]。这意味着，事前各成员企业对战略联盟的目标具有共同的认知和预期，从而具有参与联盟的激励并就联盟后的关系性资产投入、合作生产组织模式的选择和收益的分享比例等达成契约，且在事后的联盟运行中，各联盟成员之间始终能够维持激励相容的关系状态，即满意于联盟合作的感知过程与感知结果[10]。值得强调的是，战略联盟中的激励相容强调的不是联盟绩效水平和成员个体所能分享到的绝对数量[6]，而是能否对等地分享合作过程中的一切收益。这是因为，虽然联盟绩效与联盟合作关系质量和环境情景变量都相关，但是只要联盟成员能够就环境变迁对联盟产出产生的负面影响达成共识，或者对面向环境变迁的联盟系统结构适应性调整形成一致意见，战略联盟就是稳定的，只有那些为联盟一方或几方未曾深思熟虑或有计划的联盟关系终结或结构重组才可能导致联盟出现不稳定性[11]。对等地分享联盟的收益，要求在战略联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联盟成员之间始终能保持谈判能力对比状态的平衡，因为谈判能力平衡状态的改变，就意味着联盟合作中存在基于专用性资产套牢效应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基于专有性核心资源溢出效应的竞争性学习等非合作博弈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联盟控制权和决策权结构、联盟收益分享结构的非计划性变化，这些都会导致战略联盟不稳定[12]。
既然战略联盟的稳定性是没有任何一方愿意脱离其合作关系状态并使得该联盟系统的功能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合作关系质量特征，其稳定性可以从反映关系质量的维度进行测度，包括过程与结果这两个关系价值创造活动的竞争领域[10]，涉及对联盟结果和过程的满意度、合作中的额外收益、继续合作的愿望等方面，意味着，如果联盟伙伴对于战略联盟所实现的目标和为实现目标的合作过程满意、在合作过程中获得了学习效应(包括提高了管理的技能和水平、获得了技术知识和技术诀窍等)以及对未来继续进行合作充满信心和期待，则表明战略联盟是稳定的。
1.2联盟伙伴特征
选择适宜的联盟伙伴是战略联盟建设和发展的第一步[6]，而作为伙伴选择的标准，联盟伙伴的特征一般可归结为资产互补性、目标兼容性以及彼此的经营实力对比状况等方面[2]。
1.2.1资产互补性
战略联盟因其关系性资产的投入而区别于一般的合作关系。在资源基础论的战略联盟认知中，联盟伙伴投入联盟系统的均是具有互补性的关系性资产[13-14]，而不是同类资产的简单叠加，这些资产包括物质性资产或资源、技术或技术诀窍等知识资源、市场份额和分销渠道等市场资源。关系性资产决定了联盟成员之间的彼此依赖性，从而促进了联盟成员间的目标兼容和资产投入的动机，并有利于维持战略联盟合作关系的稳定，并且，按照Das和Teng(2000)的观点，越是稀缺的、不可复制和难以替代的资产，就越有可能涉足战略联盟，从而就越能够增加联盟伙伴之间的依赖性和维持联盟关系的稳定。同时，互补性的关系性资产投入决定了联盟成员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无论是供应链联盟还是竞争性战略联盟，其成员之间总是以各自的优势资源投入，并以分工协作为前提，即使是在投入相似资源的R&D和联合投资等战略联盟形式中，联盟成员之间也分工承担不同的职能，此时，资源的相似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补充。专业化分工协作结构是发挥系统功能的需要，因为战略联盟系统追求的不是规模经济，否则与松散的企业集团无异，在专业化下的分工协作中，即使没有规模经济，也会存在分工经济[15]，而且会带来内生比较优势和知识的增长。专业化分工还有助于增强联盟成员之间的依赖性，减少彼此的合作冲突和关系风险[16]，从而有利于战略联盟的稳定。
然而，正是资产的互补性才可能导致战略联盟的不稳定，因为战略联盟所涉及的关系性资产通常是Williamson(1985)所定义的专用性资产，或者是与Prahalad和Hamel(1990)所指的核心竞争力、Jensen和Meckling(1976)所指的专门知识，及Inkpen和Beamish(1997)所强调的本地知识等有关的专有性核心资源[11，17-19]，其投入联盟后的套牢效应和溢出效应可能改变联盟成员的谈判能力对比状态，并给投入方带来风险。于是，考虑到未来合作中的风险，联盟伙伴可能不会足额投入关系性资产，也可能不会以高品质的关系性资产投入，从而使得联盟资产缩水，或者技术水平不高，一个例子是广州标致汽车公司的失败。由此可见，资产互补性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稳定的联盟合作关系，其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效应可能并不十分明显，但是为验证其具体情况，本文仍旧假定其对联盟稳定性存在正向影响效应，提出如下假设：
H1a：资产互补性越强则联盟成员间的联盟合作目标就越兼容。
H1b：资产互补性越强则联盟成员越有激励采取可置信承诺行为。
假设H1c：资产互补性越强则战略联盟越加稳定。
1.2.2经营实力的匹配程度
经营实力的匹配程度主要是联盟成员之间经营实力的对比状况。对战略联盟伙伴选择决策的通常的认识是，与实力较强企业之间建立战略联盟合作关系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而实力较强的企业如果选择较小或较弱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则更有利于其有效控制战略联盟的运营。然而，这样的联盟伙伴经营实力匹配原则并不利于战略联盟的稳定发展。Bleeke和Ernst(1993)的调查显示，强势企业和弱势企业之间的联盟成功率仅为30%左右，远低于强势企业之间以及强势企业和实力稍弱的企业之间战略联盟的成功率。其原因在于，强势企业试图控制联盟运行进而在战略联盟中拥有主导决策权的战略联盟目标，会影响到联盟伙伴之间的激励相容原则，从而导致弱势一方合作伙伴的努力不足或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强势企业的主导地位也增强了弱势企业对其的依赖，使得弱势一方的谈判能力进一步降低，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逐渐减弱，并最终成为被并购的对象[2]。强弱势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按照Bleeke和Ernst(1993)的调查分析，为改进薄弱环节增加了战略联盟的运行成本，并可能成为联盟竞争力提升的障碍。另外，在强弱势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中，弱势企业能够投入联盟的资源数量和质量相比强势企业来讲也是有局限的，但是其借助联盟得以提升的竞争力、获得的绩效、规避的风险、学习到的技术等都大于强势企业的所得，因此，这样的联盟不利于实现彼此兼容的目标，强势企业的关系资产投入激励也是不足的。可见，有利于实现战略联盟稳定性发展的经营实力匹配原则是联盟成员之间彼此的经营实力差距不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2]：
H2a：联盟成员之间的经营实力差距越小则彼此间的合作目标越兼容。
H2b：联盟成员之间的经营实力差距越小则越有激励采取可置信承诺行为。
H2c：联盟伙伴之间的经营实力差距越小则战略联盟越加稳定。
1.2.3目标兼容性
目标兼容性强调的是联盟伙伴之间是否具有长久合作的意愿，并确保各自战略目标的共同实现，而不是战略目标的完全一致。企业参与和维持联盟关系的目标来自于对于通过联盟合作实现其成本节约、业绩增长、市场开拓、新技术获得、竞争力提升等财务或非财务目标的追求。由于各成员企业的联盟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实现其目标的难易程度和时间期限也不同，从而，战略联盟中存在着长期与短期合作导向的张力[3]，其结果往往是目标实现难度较大或实现时间较长的企业不愿或不足额投入关系性资产，或者由于联盟成员之间的竞争性学习以及较早实现联盟目标的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联盟合作冲突，最终影响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彼此兼容的长期性合作目标有助于协同成员企业对联盟合作生产和联盟发展共同愿景的理解，将其行为导向长期的战略合作，从而有利于巩固联盟成员的合作动机，促进其对关系性资产投入，推动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竞争[20]，并最终有助于维持联盟系统的稳定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合作目标越兼容则联盟伙伴越有激励采取可置信承诺行为。
H3b：联盟伙伴之间的合作目标越兼容则战略联盟越加稳定。
1.3可置信承诺
战略联盟是建立在资源共享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生产结构，事前的联盟伙伴选择只有在关系性资产投入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可置信承诺就是对联盟成员投入的关系性资产的数量和质量的量度，反映了联盟成员对于联盟合作的信心。在资源基础论的视角下，由于关系性资产的套牢或溢出效应会带来联盟成员之间谈判能力对比状态的改变，对于投入方来讲是一种风险，因此，关系性资产可被视作一种抵押品，即一旦联盟合作伙伴以专用性资产或专有性核心资源投入，就构成其参与联盟合作关系的可置信承诺。
可置信承诺行动的本质是一种信号揭示机制，它通过减少自己的行为选择机会或保证不选择某些行为来影响对方的行为选择，以便减少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解决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和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并推动合作的产生和维持。战略联盟合作关系中的可置信承诺是介于伙伴选择和联盟运营两阶段之间的联盟构建过程中的行为变量，构成了联盟合作伙伴特征和联盟稳定性两个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
关系性资产的投入数量和质量反映着联盟伙伴对合作关系的信心以及对合作对方的信赖程度，表明资产投入方已经形成了自我实施的单边协议，并具有维持联盟关系的自我约束激励。如果联盟各方的关系性资产投入水平都非常高，则可以理解为可置信承诺的交换，自我实施的双边协议得以确立，而且这种自我实施协议的效率和约束力可能高于正式合约，从而双方的合作关系得到维持和加强[21]。另一方面，关系性资产的投入数量和质量显示投入方愿意为联盟合作付出努力，并主动约束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和自我施加合作破裂的潜在成本的意愿[22]，从而有利于提高联盟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联盟成员的可置信承诺水平越高则战略联盟越加稳定。
1.4概念模型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本文提出联盟伙伴特征对于战略联盟稳定性影响效应分析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图1显示，战略联盟的稳定性由联盟合作关系满意度、联盟合作中的额外收益、继续合作的愿望三个维度来进行测量，而作为对战略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的联盟合作伙伴特征，主要从资产互补性、目标兼容性、经营实力的匹配程度和诚信水平四方面来反映，对应着联盟伙伴选择的可观测标准。联盟成员的可置信承诺揭示了其投入的关系性资产的数量和质量，是介于联盟伙伴特征和联盟稳定性之间中间变量，它将事前的联盟伙伴选择和事后的联盟合作关系连接起来，体现了关系性资产在联盟构建、发展和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2 研究设计及数据分析
2.1问卷设计
本文研究问卷是在总结相关理论研究，并在结合战略联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开放式问卷，就战略联盟稳定性状况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小规模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相关研究领域中的专家教授10名，以及重庆工商大学MBA总裁班学生8名，其中涉及汽车工业方面的专家和管理人员6名。然后，通过深度访谈中向被访人员提出相关开放性问题并分析其答案，开发出了调查问卷的初始量表，并针对重庆轿车工业战略联盟进行了小规模前测。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以及探索因子分析，修正问题项，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大样本调查并再次辅助信度和效度分析，可以确保问卷的内容有效性，并力求使问卷的问题及答案简明、中性且不会造成歧义。最终形成的问卷共涉及联盟伙伴特征和联盟稳定性2个层面的15项题项，其中的联盟伙伴特征作为选择标准来讲应该具有直接的可观测性才能指导联盟管理的实践，而战略联盟的稳定性是涉及诸多方面感知内容的潜在变量，需要通过因子分析进行归结。问卷中的题项均采用5点Likert量表形式，5分代表“非常同意”或“完全符合”，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或“完全不符合”。
2.2数据收集
本研究中的调查对象主要是我国轿车工业中的竞争性战略联盟企业，研究采用判断抽样方法，对近年来销量排名前10位的企业采用邮寄调查方法和滚雪球技术进行调查，受访对象由公司高层领导以及综合管理部、研发部门或技术部、制造工程部、采供部等职能部门的主管构成，他们主要处于战略联盟运营管理的执行层，对联盟关系的感知和体会深刻，并为战略联盟决策层提供决策信息，能够提供较高质量的调研数据。调查中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149份，回收率为43%。经过问卷整理，有27份问卷存在数据缺失、填写人员不符合要求等情况，最终确定的有效问卷为122份。
2.3信度和效度检验
问卷的信度运用Cronbach'sα系数来进行检验。通常情况下，任何测验或量表的信度系数在0.90以上，则表示测验或量表的信度甚佳，信度系数值在0.6以下时应该重新修订或编制量表，而Cronbach'sα大于0.65时一般可以接受。本文通过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的信度分析结果见表1，其中，各变量的Cronbach'sα的值都大于0.60,说明问卷内部信度较好。
问卷的效度检验方面，本文针对各变量做因子分析得到的分析结果见表2，一般来讲，当KMO值小于0.5时较不适宜作因子分析，表2显示，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5，并且相应的Bartlett球度检验相伴概率值P都小于0.001，小于显著水平0.05。尽管可置信承诺的KMO值较小，但是进一步的同质性检验表明，相关题项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400，题项删除后的α值均小于0.630，共同性均大于0.400，因素负荷量均大于0.45，说明各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对反映联盟伙伴特征的资产互补性、目标兼容性、经营实力匹配程度和诚信水平等因素构成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用以验核其构成联盟伙伴特征的程度，其结果表明(见表3)，联盟伙伴特征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有1个，其解释变异量为48.259%，解释度很好，并且各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相差不十分悬殊，说明相关方面的观测值能够较好地反映联盟伙伴特征这一变量，并可将其作为单独的观测变量进行相关的分析。
对可置信承诺层面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4)说明，该层面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2个，分别为投入联盟的关系性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其累计解释变异量为66.885%，解释度甚为理想。
对战略联盟稳定性层面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5)说明，该层面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3个，分别为联盟合作关系满意度、合作中的额外收益和继续合作的预期，其累计解释变异量为66.459%，解释度甚为理想。
3 模型分析
本文研究中的联盟伙伴特征包含了资产互补性、目标兼容性、经营实力匹配程度，考虑到实践中联盟伙伴选择的需要，这些方面必须是可以观测的，本文将对其与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关系进行验证。而可置信承诺和战略联盟的稳定性是两个潜变量，本文将对其通过因子分析进行维度探索。最后，对联盟伙伴特征、可置信承诺和联盟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3.1可置信承诺和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结构维度探索
本研究采用SPSS17.0作为分析工具，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极大似然正交旋转法分别对可置信承诺和战略联盟稳定性进行分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进行最大方差旋转，得到可置信承诺和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因素结构，如表6和表7所示。
表6表明，可置信承诺包括两个维度，其中第一个维度包含了q8、q9、q7 3个题项，涉及的是专用性资产的投入，是联盟成员在关系性资产投入数量方面的承诺行为。第二个维度包含q10、q11 2个题项，反映的是与技术水平相关的投入，是联盟成员在资产投入质量方面的承诺行为。
表7表明，战略联盟稳定性包括三个维度，其中第一个维度包含了q31、q30、q32、q28、q33、q29 6个题项，涉及的主要是合作目标和合作过程满意度方面的问题，将其概括为合作关系满意度；第二个维度包含q37、q36 2个题项，涉及的主要是合作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企业从联盟合作中的额外收益；第三个维度包含q35、q34 2个题项，主要反映的是联盟伙伴对于继续合作的希望，概括为继续合作的预期。
3.2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AMOS17.0来检验前述提出的研究模型。研究中首先通过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拟合优度检验的基础上判断相关因素之间影响效应及其显著性，然后根据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出联盟伙伴特征、可置信承诺与战略联盟稳定性之间的作用关系。
3.2.1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对理论假设所建立的初始模型进行检验，所得的初始模型拟合指数数值见表8所示，其中显示，相关的拟合指数对应的数值均符合评价标准，说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适配度佳。
对初始模型进行极大似然法估计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其中表明，反映联盟伙伴特征的三个维度资产互补性、目标兼容性和经营实力匹配度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直接影响效应均为负值，并且可置信承诺对于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直接效应为1.68，说明根据之前理论研究所得到的相关假设与本文实证研究的结论并不相符，进一步的校验结果可以考察显著性检验进行判断。
表9列出了初始模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其中显示资产互补性、经营实力匹配程度、目标兼容性和可置信承诺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均不显著，其对应的临界比值绝对值均小于1.96，显著性概率均大于0.05，说明联盟伙伴特征的诸维度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直接效应并不明显。
3.2.2修正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将初始模型中无效的路径删除，得到修正后的联盟伙伴特征、可置信承诺与战略联盟稳定性关系模型。对修正模型进行检验，得到的修正模型的拟合指标数值如表10所示，表明了修正后的模型仍与数据拟合较好。
修正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见图3及表11所示，其中显示，构成联盟伙伴特征的资产互补性、经营实力匹配程度和目标兼容性对可置信承诺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而战略联盟的稳定性由可置信承诺直接决定。
图2 初始模型路径标准化回归系数
图3 修正模型路径标准化回归系数
表11列出的是修正模型中相关变量间的关系显著性，其中资产互补性和经营实力匹配程度对目标兼容性和可置信承诺的影响效果均为显著，测量误差值均为正数且达到0.05的显著水平，目标兼容性对可置信承诺的影响效果以及可置信承诺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效果也均为显著。
现在，根据修正后模型的路径系数分析，可以得到变量间的影响效果，如表12所示。
4 结论与讨论
战略联盟的不稳定性伴随着联盟快速发展而逐渐被人们认识到，对于影响战略联盟稳定性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探索因而成为了相关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已有的研究从理论演绎出发表明了联盟伙伴因素对于战略联盟稳定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由此指出了联盟伙伴选择对于战略联盟稳定性的意义。本文结合战略联盟的相关研究，归纳和分析了联盟合作伙伴的特征及其构成要素，并通过实证研究来校验其对联盟稳定性的影响效应。同时，考虑到战略联盟的资源共享属性和关系性资产的投入是联盟合作关系的正式开端，本文将可置信承诺作为中介变量，并以关系性资产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其测量维度。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人们非常强调联盟伙伴特征对于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只是通过关系性资产的投入而产生的间接效应，即联盟伙伴之间的资产互补性、经营实力匹配程度和目标兼容性对于可置信承诺的影响显著，但对于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而用关系性资产投入数量和质量来测量的联盟成员可置信承诺对于战略联盟的稳定性产生显著的影响。
战略联盟以关系性资产的投入为基本特征，并由此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合作关系，然而，一旦联盟伙伴以其专用性资产或专有核心资源投入联盟，就内生了专用性资产被套牢或者核心资源被溢出从而降低其讨价还价能力的困境，它给联盟合作关系带来风险，并影响到战略联盟的稳定发展。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中关系性资产投入与战略联盟稳定性之间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效应，表明了战略联盟的稳定性是事后联盟成员之间博弈行为的均衡结果，预示着在合作过程中提高关系质量的重要性，并为联盟稳定性的资源基础论提供了佐证。而事前的联盟合作伙伴选择标准更多地显示出了战略联盟的动力机制，反映了联盟伙伴借助于战略联盟获取资源和提升竞争力的激励，从而有助于促进战略联盟的形成。但是借助于这些可观测信息试图解决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和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其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即战略联盟的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事后的联盟合作关系管理而非事前的联盟伙伴选择。
本文是基于我国轿车工业中战略联盟的实证研究，由于轿车工业的产业关联性和其中联盟合作的普遍性，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但是我国的轿车企业往往是以提高产销能力的规模扩张为主要目标的，对于能否获得持续的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并不十分重视，由此带来了对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反思，同时，截至目前，除了广州标致因为外资不愿意投入高质量的关系性资产而使得联盟失败外，其他联盟均非常稳定的在发展，这也是实证研究中联盟伙伴特征对于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的一个原因。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实证研究对象的范围，并对典型对象进行跟踪访问以获得纵贯数据，以便得到更具一般性的研究结论。相关研究的另一个方向是针对事后的联盟运营、联盟系统结构、联盟规制机制等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进行研究，以便深入揭示战略联盟的动态稳定性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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