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文论文,瓷器论文,明代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5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2)03-0107-10
瓷器系中国工艺美术的代表性品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在交通运输、信息传递都极为不便的我国古代社会，瓷器却持续不断地在汉藏两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交流中介作用。具体地说，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进一步印证：
1、以汉族为主体的古代内地人民很早就掌握了成熟的制瓷技术，创造了极为灿烂的古代陶瓷文明，同时瓷器也是千百年来深受藏族人民喜爱的内地工艺品，瓷器输入藏区，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对藏族艺术、生活习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为了满足输入藏区的需要，内地制瓷基地也生产出了迎合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和审美需求的品种；同时内地流行的瓷器也因受到元明清以来在内地流传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而在造型和装饰上打上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印迹，这对于研究汉藏文化艺术的相互流传、相互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3、瓷器易碎，在古代的运输条件下，从祖国内地传入高原雪域十分不易。与输入藏区的丝绸、金银器相比，内地瓷器在西藏的输入量大大受到制约，可以说是百不及一。（注：这是基于对古代汉藏文献的研究得出的判断，因瓷器未被元明清朝廷列入常规赏赐品之列，关于丝绸和金银器的记载比比皆是，而对于瓷器的记载只零星见于汉藏文史书，有关赏赐品的记载中多将其省略。）然而，瓷器自身也有耐酸碱、耐腐蚀、易清洁等特点，能够经得起时间的磨蚀而不改变面貌，恒久如新，所以西藏至今传世的内地各个时期的瓷器仍远较同时期的丝绸、金银器为多。此外，瓷器具有不可再生的特点，它不会如金属制品那样，因色泽、样式、装饰陈旧而被熔化重新加工，这也是导致各个时期的内地瓷器得以在西藏传世的原因之一。
4、输入藏区的瓷器多来自朝廷的赏赐，传世品以官窑制品居多。明清官窑瓷器绝大多数书有款识，
对于瓷器传入藏区的时代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其他朝代没有款识的瓷器及民窑瓷器，也有明确的时代特征以确认其大致的年代。这一点是丝绸和其他工艺品多不具备的，对于研究汉藏文化艺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本文拟通过明代这一历史时间之窗，从内地瓷器在祖国西藏的流传及其所起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内地瓷器受到的藏传佛教艺术影响这样两个方面，对瓷器在我国古代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作一探讨，以期引起诸位学长同仁更多重视从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的角度审视包括汉藏两个民族在内的56个兄弟民族在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统一体中的水乳交融、互依共存的关系。
一、明代瓷器在西藏的流传及其影响
明代瓷器输入藏区主要通过朝廷赏赐，由贡使和内廷赴藏使臣带往西藏和其他藏区。除了朝廷的赏赐之外，贡使还会用赏赐得来的金银、丝绸等在内地购买、交换包括茶叶、瓷器在内的各种物品（注：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63页。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页。）；汉藏交界地带的与茶马互市相伴随的商品贸易也使民窑瓷器源源不断地流入西藏和其他藏区。
从总体上看，明代内地瓷器传入西藏的品种、数量，均大大超过元代，不仅在西藏保存有为数不少的传世明代官窑、民窑制品，而且在汉、藏文献中也均有明确记载，二者可相互印证。
明代开国之初，明太祖即遣官入藏，持诏招抚藏区有影响力的政教上层人物。西藏僧俗头目也入内地朝贡，并获赏赐。虽然洪武时期瓷器作为赏赐物品传入西藏，目前尚未找到文献依据，但在西藏宝藏的明官窑瓷器中有洪武制品，甚至有内地稀见的釉里红缠枝牡丹纹连盖执壶，这有力地说明了早自明朝建国之初，中央王朝就将珍贵的瓷器作为礼品赏赐给了西藏上层人物。
明永乐时期，朝廷与西藏上层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治藏政策也在这一时期趋于完善。明代所封的西藏三大法王、五位教王及其他僧俗头目，多数始于永乐一朝。在永乐朝对西藏上层的大规模赏赐中，瓷器也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其在赏赐品中所占比重较小，在史书中多被省略不记。然而在西藏至今仍完好保存一批永乐官窑瓷器精品，2001年9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金色宝藏——西藏历史文物选萃展》，展出了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永乐白釉锥花僧帽壶、青花缠枝莲纹执壶、青釉高足碗、白釉印花双龙纹高足碗（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藏博物馆编：《金色宝藏——西藏历史文物选萃》[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242-245页。），均为永乐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上乘佳作，反映了永乐朝传入西藏的瓷器品种不一，器型有别，质量优于常品。这些官窑瓷器当是朝廷赏赐给西藏上层人物的。
在西藏传世的历史档案和藏文文献中，有幸留下朝廷与西藏上层人物往来的书信及礼单，其中有关于瓷器的珍贵记录。如永乐元年明成祖遣使奉书、币往西藏迎请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哈立麻，哈立麻于永乐四年来南京朝觐明成祖，被封为如来大宝法王，赏赐金银、锦缎及各种珍宝无数。永乐六年正旦，明成祖一次赏赐大宝法王香、币等物共十八项，其中包括：“白瓷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瓷茶钟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档案史料汇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册，第106页。）明成祖还遣使奉礼迎请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宗喀巴本人因年老等故未能赴朝，而派了弟子释迦也失来朝。宗喀巴在复明成祖书中，列出明成祖所赐的二十项礼物，有：“磁碗一对”（注：法王周加巷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1页。一译“磁杯一对”，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元代部分第114页。）。而据《至尊宗喀巴大师传》所录明成祖致宗喀巴的诏书，随诏赐给宗喀巴大师的瓷器计有：“无花纹白磁茶壶两把，白磁碗七个”（注：法王周加巷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分析《宗喀巴复明成祖书》并未记清所赐瓷器品种及数量的原因，或许该回信系由弟子代笔之故，也有可能是瓷器在赴藏途中有一部分破损造成的。这是明廷将瓷器赏赐给西藏佛教上层僧侣的确切记载。
明朝廷向西藏地方僧俗头面人物赐赠瓷器的史实，在藏文史料中也可得到印证。《汉藏史集》在“鉴别碗的好坏的知识”的最后部分提到“两只由朝廷颁赐的碗”，“由化身大明皇帝献给得银协巴和人生依怙大乘法王”（注：达苍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正文及注释。）。得银协巴即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大乘法王获赐的瓷碗很可能与永乐十一年入京朝觐有关，《萨迦世系史》在记其入觐获赐物品时提到的“茶器”，应当就是指瓷碗，因为《汉藏史集》明确指出元明上层人物饮茶用瓷碗。由此可知永乐朝赏赐西藏上层瓷器之一斑。
《汉藏史集》还记载，皇帝送给大乘法王的青花碗上书有“白昼吉祥（夜吉祥）”等文字，绘有六种图案和吉祥八宝。这类文字和八吉祥图案均是永乐朝为适应西藏僧俗需求而采用的瓷器装饰。其他纹饰如龙纹、缠枝西蕃莲、莲托八宝、梵文、藏文、卷草、莲瓣等受到藏族民众普遍喜爱的纹饰也十分常见。
图1
宣德时期汉藏两地的往来仍十分频繁，明宣宗奢侈好施，对朝贡藏僧“礼之甚厚”（注：吴钧：《从〈西番馆来文〉看明朝对藏区的管理》[A]，《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9页。），对西藏上层的赏赐规模较之明成祖毫不逊色，在瓷器上同样得到体现。宣德制瓷工艺成就卓著，创烧出新的品种，各种珍贵的官窑瓷器均被纳入赏赐品之列。
在西藏流传的宣德官窑瓷器除永乐时已有的白釉、青花等品种外，还有蓝釉盘（注：2000年9月见于西藏博物馆陈列。）这类高温颜色釉名品和新创烧的青花五彩瓷器。萨迦寺所藏的莲池鸳鸯纹龙纹碗（注：胡昭静：《萨迦寺藏明宣德御窑青花五彩碗》[J]，《文物》，1985年11期。）和莲池鸳鸯龙纹高足碗（注：克伦、泓冰：《徜徉雪域藏珍的艺术殿堂》[N]，《中国文物报》2001-08-08。）为传世宣德青花五彩瓷器中仅见的珍品。二器口沿内所饰的藏文吉祥经与前述《汉藏史集》所记的朝廷赐大乘法王青花碗文字内容一致，证实《汉藏史集》记载非虚。青花五彩这种彩瓷新品种，在景德镇窑一经问世，即被传入西藏，由此也可看出明代帝王藏僧之优崇、以及当时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之兴盛。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窑瓷器生产质量下降，品种、数量均不及永乐、宣德时期。这一方面因政局不稳，战乱、灾荒频发，景德镇瓷器生产相对衰落；另一方面也因朝廷不重视瓷器，正统初景德镇御器厂曾停烧，天顺元年又“委中官烧造”。这时期景德镇瓷器主要产自民窑，内地传世的正统、景泰、天顺官窑瓷甚少，相应的在西藏也鲜见这一时期的瓷器。
成化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得到较大发展，官窑大规模烧制瓷器，且工艺精良，可以达到与永乐、宣德瓷器相媲美的程度。成化帝追随永乐、宣德，一方面生产适应藏族审美需要的饰藏文、梵文、八吉祥等纹样的瓷器赏赐藏僧，另一方面，也将各类官窑瓷器精品赏赐西藏上层。这时期正值明代藏族朝贡最为频繁、人数众多的阶段，朝廷与西藏地方僧俗的联系也较为紧密，赏赐藏地的瓷器也自然随着赏赐品总量上升而增加。至今在西藏流传的成化瓷器为数不少，多为青花和斗彩瓷碗。
西藏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缠枝花卉纹碗（图1）、青花龙纹高足碗（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藏博物馆编：《金色宝藏——西藏历史文物选萃》[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247-249页。）均为成化官窑青花珍品，二器绘工精细，所饰花纹为成化官窑瓷典型的纹饰，高足碗的内底如意云环绕的团龙和外壁所绘二龙，均口衔瑞草，尾部如卷草纹，极富装饰韵味。
拉萨哲蚌寺收藏的成化斗彩莲托八宝纹杯（注：王望生：《拉萨哲蚌寺藏两件明清瓷器》[J]，《文物》，1985年第11期。），则将吉祥八宝两两组合，分为四组装饰。其中的莲花改绘为石榴。石榴寓意多子，是明清流行的吉祥图案，将它移植到八吉祥中，别具一格，也体现出汉藏文化的融合。石榴及由石榴、寿桃、佛手组成的三多纹常见于近代藏族民间装饰（注：阿旺格桑编著：《藏族装饰图案艺术》[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3、214页。），当是明清内地瓷器及其他工艺品装饰影响所致。
传入西藏的成化官窑瓷器，还有道教题材的暗八仙装饰，西藏康马县乃宁曲德寺收藏的红釉杯，外壁的四个圆形开光内分别绘八仙的两种用具（注：索朗旺堆主编：《亚东、康马、岗巴、定结县文物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5页。从书中所述纹饰看，此杯非单色釉瓷，但无法推测此器是运用何种彩绘工艺。此杯配有雕花银托座及盖，为专供达赖莅临曲德寺时用的茶具。）。自唐代道教文化即传入西藏，暗八仙、八卦装饰在明清西藏各类装饰中运用较为广泛，也与内地丝绸、瓷器等工艺品装饰的影响有关。
弘治时期瓷器基本保持成化作风，具有藏传佛教艺术特点的瓷器仍十分盛行，对西藏的赏赐也未曾中断，理应有官窑瓷器传入西藏，可能是未有作品传世，或是秘藏府库未发表公布的缘故，目前本人尚未获得这方面的信息。
正德时期瓷器从总体上看仍继承前朝作风，但藏传佛教文化色彩更为浓厚，明武宗对西藏上层僧人的赏赐十分慷慨，如：遣太监刘允赴藏迎请噶玛巴第八世活佛，所带的礼物数量惊人，几将内库黄金用尽。赏赐西藏的瓷器自然档次不低，西藏博物馆陈列的正德黄釉瓷碗，即是西藏传世正德官窑珍品。
嘉靖时朝帝王信道教，打击佛教，但朝廷的治藏政策并未改变，与西藏上层的往来仍十分频繁，藏族朝贡者数量庞大。因此，景德镇窑继续烧造赏赉瓷，供朝廷赏赐藏僧，并生产满足汉藏贸易需求的瓷器。嘉靖一朝四十五年，内地传入西藏的瓷器为数不少。传世作品有书“大明嘉靖年制”款的青花云龙纹执壶（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藏博物馆编：《金色宝藏——西藏历史文物选萃》[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壶腹部两面各饰一桃形云龙纹，壶颈、壶底及流下部辅以卷草、缠枝花、回纹等边饰，布局疏朗，与壶体造型结合，十分妥帖。西藏札囊县结鲁区委收藏的书“大明嘉靖年制”款的青花圆盒，盒身、盖顶及侧面均饰如意形锦地花卉纹，仿丝织纹样“锦上添花”（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札囊县文物志》[M]，内部资料，1986年，第227页。）。这些瓷器是传入西藏的有确切纪年的嘉靖官窑精品，当为赏赉瓷。造型装饰为地道的内地风格。
万历时内地传入西藏的瓷器，也有不少存世，有的还是内地罕见的名品，如西藏博物馆收藏的青花云龙纹罐，外壁满布纹饰，罐身绘双龙戏珠和壬字形云、近底衬海水江崖。画工细致，青花色泽明艳，底有“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楷书款。带有这种款识的瓷器目前仅知三件，二罐藏西藏，一罐藏贵州（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藏博物馆编：《金色宝藏——西藏历史文物选萃》[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这种为地方权贵订烧的瓷器传入西藏，表明明代内地地方势力与西藏上层之间有直接的往来，这件瓷器很可能是给西藏头目的赠礼。永乐初这类礼尚往来曾在晋王和噶玛巴喇嘛之间发生（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一册，第95页。），后被皇帝明确禁止。
万历之后，明朝国势衰颓，虽然直至崇祯初期，朝廷仍与西藏地方势力保持往来，但汉藏文化交流已无往日气象，瓷器生产也因时局的动荡而衰落，崇祯官窑停烧，瓷器向西藏输出势必受到影响。这也是目前尚且未在西藏发现万历之后三朝瓷器的原因。
以上所述西藏传世的明代瓷器主要是有明确纪年的官窑产品，是经赏赐、馈赠而传入西藏，而通过贸易传入西藏的民窑瓷器在明代亦不在少数，然而由于一般物品在民间的保存状况远非寺院、深宫可比，幸存至今的明代瓷器如凤毛麟角，目前已知西藏所藏的明代民窑瓷器有：西藏扎囊县扎期区公所收藏的一件白瓷印双龙纹盘。据称此盘圈足内有“大明年制”手写体款识，“年”字已模糊不清，正德时民窑瓷器有书“大明年造”款识的（注：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明代部分）[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4年，第162页。），此器产自何时，元法确定；西藏山南地区博物馆陈列一件雅砻沟出土的明代青花麒麟纹瓷盘（注：2000年9月与导师、同学一起赴西藏考察，亲见于山南地区博物馆展柜中。）；还有个别见于西藏地方文物志记载的具有明代民窑瓷器特点的制品（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札囊县文物志》[M]，内部资料，1986年，第228页。“对鱼白瓷碗”，对鱼是绘于圈足内的花样款，据书中描述推测，此器当是五彩或青花五彩，外壁的主题装饰为三狮子和三法轮相间，内口沿绘四宝摧，碗心绘火珠纹。）。明代民窑瓷器出现在雪域腹地，至少证明明代民窑瓷器曾在西藏得到流传。
明代瓷器传入西藏，无疑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成为藏族人民（主要是上层社会）饮茶的首选用器，并在上层社会中形成了品鉴瓷碗的风尚，从《汉藏史集》中专有一节论“鉴别碗的好坏的知识”，就可以得知明代瓷器在西藏的流行程度。
明代藏族人已普遍喜爱、珍视瓷器，瓷器被视为宝物。成书于17世纪初的《后藏志》记述乃宁寺的折大师的十三件圣物，其中之一就是“瓷碗月亮小井”，其他圣物是金佛像、白伞、法螺、华盖、铜钹、宝瓶等，这充分显示出瓷碗在明代藏族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西藏王记》中记十六世纪晚期的高僧绛巴达钦所在的达孜寺“发生火灾时，宗教衣物未遭焚毁，乃至茶具瓷碗亦丝毫无损。”这也反映了明代瓷器在西藏不同地区的流传，说明拥有瓷器者并不限于明封的诸法王、教王一类的高层显贵，也有地位并不显赫，至少无缘直接得到明朝赏赐瓷器的折大师、绛巴达钦一级的僧人。明代瓷器实际在西藏及其他藏区的流传范围、品种及使用情况等，当远不是藏文文献中的零星记载所能涵盖的。
二、藏传佛教艺术对明代瓷器的影响
在明代内地瓷器输入西藏，对丰富藏族人民，主要是上层人士的物质文化生活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瓷器也受到藏族文化艺术的浸染，较元代更多采用藏式器型和藏族纹饰，汉藏艺术的融合在明代瓷器上得到鲜明体现。
明代洪武时基景德镇的瓷器生产经过一个阶段的恢复和发展，至永乐时期制瓷工艺已在元代的基础上得到全面提高，并形成了自身的时代风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精湛的制瓷工艺，大量生产具有藏传佛教艺术特点的瓷器，既用于赏赐藏僧，也服务于宫廷。如：明御器厂窑址中出土有永乐白釉僧帽壶、无柄壶（藏草瓶），这类具有藏族器型特点的瓷器，在西藏寺院和北京故宫传世品中均有所见，体现了永乐朝汉藏文化艺术上的相互渗透。
永乐瓷器上流行梵文、藏文、西番莲、八吉祥纹等装饰，这类纹样在题材和表现形式上既有对元代瓷器的继承，也有创新。如梵文，在元代瓷器上多点缀于盘、碗类器皿的底心和内壁，作局部装饰，字数较少；而永乐瓷器除采用与元代相同的形制外，还出现了以多层梵文字满布器表的新颖装饰。在景德镇明御窑厂窑址中出土的永乐梵文大勺即采用这种装饰。这种梵文大勺并非日常用具，而是供赏赐藏僧，或供宫廷佛事之用。
图2
宣德瓷继承永乐朝的作风，继续生产具有藏传佛教特点的器物，满足藏僧和宫廷两方面的需求，如前述《汉藏史集》记瓷碗上饰有藏文吉祥经，同样的藏文，在台北故宫收藏的宣德青花龙纹僧帽壶、景德镇官窑窑址出土的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盘和青花龙纹僧帽壶（注：炎黄艺术馆编：《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图212、第119页。）、西藏文管会收藏的青花莲托八吉祥藏文高足碗（图2）（注：石柱、冷健：《介绍西藏文管会库藏的一件青花藏文高足碗》[J]，《文物》1981年11期。）、青花莲托八吉祥纹僧帽壶（注：克伦、泓冰：《徜徉雪域藏珍的艺术殿堂》[N]，《中国文物报》，2001-08-08。）等瓷器上均有所见。这些充分说明明代宣德景德镇御器厂生产具有藏传佛教艺术特点的瓷器量大质精，流传广泛。宣德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佛事用器和带有西藏文化特征的瓷器，如僧帽壶、藏草瓶和饰以八吉祥、杂宝、西番莲、梵文、藏文等藏族纹样的瓷器存世较多，既有西藏寺院收藏的，也有少量内地传世的，还有大量窑址出土的残器。如：僧帽壶，传世和窑址出土的数量多，且品种丰富，已知宣德制品就有；宝石蓝釉、青釉、红釉和青花。青花僧帽壶所饰主题纹样又有双龙、龙穿花、缠枝莲托八宝等不同花样。
宣德官窑瓷器书写藏文的除前面所述的碗、盘、僧帽壶、高足碗外，还见于宣德青花缠枝牡丹纹军持、青花龙穿花纹高足碗（注：炎黄艺术馆编：《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图130。）等器物上。饰有梵文的瓷器十分常见，多以少量梵字书于盘、碗底心或内壁，有的器物藏文与梵文并施，如青花龙穿花纹高足碗，内壁书藏文一周，底心双圈内饰一梵字。（注：炎黄艺术馆编：《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图130。）西藏文管会藏青花莲托八吉祥藏文高足碗也采用这种装饰形式。宣德瓷器也有器外壁书多层梵文的，北京故宫收藏的宣德青花出戟盖罐，罐身和盖面均书蓝查体梵文，罐肩部有凸起的八个方形扳手，象征法轮；罐身上层的八个梵文字间饰八吉祥；罐内底和盖内各书“大德吉祥场”五字。此器为宫廷佛事用器，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艺术特点。宣德宫廷佛教受藏传佛教影响，亦由此可见（注：耿宝昌：《宜德青花梵文出戟罐》[J]，《文物天地》，1991年1期。）。宣德瓷器上还出现藏人歌舞（注：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32页。），也体现了藏族文化对瓷器装饰的影响。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虽然一度停烧，瓷器生产不景气，未见这时的瓷器传入西藏。但内地民窑瓷器仍继承永乐、宣德时的作风，在装饰上仍具有藏传佛教艺术色彩。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上有不少装饰八吉祥、杂宝、梵文、十字杵等，显然是受永乐、宣德官窑的影响，也是对元以来这类瓷器纹样的继承。如正统青花瑞兽献宝图大罐（注：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77页。），在主纹四周空隙饰犀角、方胜、钱、火珠、元宝等，与宝定窖藏的元青花狮纹八棱玉壶春瓶的装饰形式相近。南京牛首山弘觉寺塔基下出土的四件青花瓜棱罐（注：蔡述传：《南京牛首山弘觉寺塔内发现文物》[J]，《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一件罐身饰缠枝莲纹，其余三件均为菱形开光杂宝图案。四罐置于一铜鎏金藏式覆钵塔周围，瓷器纹饰与所供佛塔形制，均显示出与藏传佛教的密切联系，反映了藏传佛教在明宫廷的传播及对宦官信仰的影响。河北安次正统三年何氏墓出土的红彩缠枝莲托八宝纹香炉，景德镇景泰四年严升墓出土的青花结带宝杵纹小碟、青花梵文净水碗，景泰七年袁龙贞墓出土的青花缠枝捧八宝纹碟（注：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77、78页。）、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景泰一天顺青花莲托梵文八宝纹碗（注：马希桂主编：《青花名瓷》[M]，台北：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3年，图33。）、南京博物院藏天顺青花八吉祥纹铃台（注：张浦生：《青花瓷器鉴定》[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图版三。）等，多为民间的佛教供器，其装饰反映了明前期民间对这类藏传佛教纹饰的广泛接受。
成化时期在官窑瓷器生产得到发展的前提下，景德镇官窑瓷器中佛事用器和具有藏族艺术特色的器物大幅度增加。
这时期不仅内地与西藏及其他藏区往来盛况空前，而且皇帝佞佛，对藏僧优崇备致，居京藏僧频受封赏，宫廷的藏传佛教活动显著增多，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也随之扩大，并在瓷器上留有下了明显的印迹。
成化官窑瓷器上屡见八吉祥、十字杵、藏文、梵文、五供养、优钵罗花、西番莲等装饰。如：斗彩莲托八宝纹碗、斗彩莲托梵文高足杯、斗彩五供养纹小盂、斗彩结带宝杵纹洗（注：炎黄艺术馆编：《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图327、332、343、347等；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105页。）、青花藏文卧足杯（注：赵宏：《故宫博物院藏藏象俗瓷器》[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1期。马希桂主编：《青花名瓷》，第55页，此杯为首都博物馆藏。）、青花折枝花海螺纹高足碗（注：马希桂主编：《青花名瓷》[M]，台北：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3年，图36。）等均体现出藏传佛教艺术对成化瓷器的显著影响。
成化官窑锐意求新，不仅仿烧永、宣时期的斗彩莲池鸳鸯纹盘（注：炎黄艺术馆编：《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图349。）、青花龙纹高足碗等赏赐西藏僧俗头目及居京藏僧，还盛烧内外壁满布多层梵文、藏文的杯、盘、碗类瓷器。梵文、藏文瓷器在官窑瓷器中所占的比重较永乐、宣德时显著增加；成化时有些器物在装饰题材上虽与永乐、宣德瓷器相同，但表现形式更富于变化。如八吉祥纹既有在永宣瓷器上常见的缠枝莲托宝，又有折枝莲托宝，如成化斗彩莲托八吉祥碗上所饰八吉祥，与习见的藏式莲托八宝相似（注：炎黄艺术馆编：《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图332。）。
当内地装饰艺术通过瓷器影响西藏的同时，藏传佛教艺术也影响到内地民间。如明中期景德镇民窑瓷器受成化官窑的影响，也在青花盘、碗上装饰多层梵文，如：吉林扶余出土了6件装饰梵文的瓷器，其中3件外壁书写多层梵文（注：张小兰：《吉林扶余岱吉屯出土“福”字款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六辑，第245页。）。民间瓷器上饰八吉祥、十字杵纹的更十分常见，如景德镇湖田窑址出土了民窑青花碗、盘，分别绘法轮、法螺、莲托八吉祥、结带十字杵纹等，碗、盘心书汉字福、寿或梵文（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湖田窑h区发掘简报》[J]，《考古》，2000年第12期。）。表明民间瓷器绘画这类纹饰意在吉祥，以祈福延寿。江西波阳成化三年墓出土的青花法轮纹盖罐（注：《中国陶瓷·景德镇民间青花瓷器》[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江西临川成化十六年墓出土的青花梵文三足炉、云南玉溪窑明青花结带十字杵纹碗（注：陈泰敏、王国辉：《云南玉溪新出土青花瓷器考述》[J]《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六辑，第264页。）等，都是藏传佛教艺术在内地民间影响之佐证。
弘治初期，明孝宗鉴于前朝因过于优崇藏僧而造成的弊端，一度将大部分居京藏僧降级、遣回本土，对藏僧活动加以抑制，但很快就步明宪宗的后尘，召回藏僧，并将其请入宫廷（注：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74页。）。藏传佛教影响宫廷工艺自不待言。弘治官窑瓷器与成化瓷器风格一脉相承，莲托八宝、梵文等藏传佛教装饰纹样也十分流行，内外壁满饰梵文的青花盘、器内底绘莲花捧海螺纹的青花高足碗（注：耿宝昌：《明靖瓷器鉴定》[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108页。）等，均是这一时期官窑瓷器中的常见作品。台北故宫收藏的弘治青花梵文盘（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六辑[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245页。），盘内外绘花卉，全为梵文字构成，轮状排列，独具匠心。
正德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尤其是宫廷内影响超过以往各朝，主要因明武宗对藏传佛教兴趣极大，他对藏僧的宠信，较此前明代诸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守成法，我行我素，陶醉于藏传佛教文化，学藏文，穿喇嘛茜红僧衣，与藏僧、宦官一同诵经，在皇城内建佛寺，请藏僧住持，且自命为“大庆法王西天党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注：参见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因此正德官窑瓷器不仅有前朝常见的藏传佛教装饰，而且用藏文、梵文和八思巴文书写年款（注：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第112、336页），独出心裁。这类特别的瓷器在传世和出土文物中均有发现，流传甚广（注：参见葛师利：《也谈八思巴文款青花瓷器的年代》[J]，《文物》，1997年第6期。）。
由于帝王尊崇道教，嘉靖瓷器造型与装饰上的道教色彩较浓厚，但依然有大量采用藏传佛教纹饰的瓷器问世。嘉靖《江西大志·陶书》在述及供御瓷器时，有多处提到不同形式的八吉祥装饰（注：参见熊寥主编：《中国陶瓷古籍集成》[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清朱琰的《陶说·说器下》论及明代中后期瓷器甚为详细。其中列出的嘉靖带有八吉祥、八宝、真言字装饰的瓷器颇多，装饰形式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陶书》和《陶说》二书中，除记载常见的转枝莲托八吉祥、八宝纹，灵芝捧八宝，转枝宝相花托八宝等纹样外，还有“转枝莲托百寿字”，这显然是由转枝莲托八宝、转枝莲托真言字这类纹饰演变而来的。《陶说》还提到隆庆时的“四季花捧乾坤清泰字”、万历时的“缠枝牡丹花托八宝”，首都博物馆还藏有万历青花缠枝莲托“万喜”字碗、万历青花缠枝花托“寿”字人物纹盘（注：马希桂主编：《青花名瓷》[M]，台北：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3年，图83、图88。）。这类纹饰反映明后期内地汉藏装饰艺术的融合与推陈出新。
隆庆一朝，仅有六年。景德镇瓷器因受政局不稳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生产规模急剧收缩，但五彩、青花制作颇精，装饰上亦不乏八吉祥、西番莲、灵芝托八宝一类藏族纹饰。1969年在四川成都隆庆太监墓出土一件青花扁执壶（注：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图706。），腹部两面正中桃形开光内绘云龙，周边绘火珠、象牙、犀角、菱形耳饰等杂宝，壶流绘作龙吐舌式，把呈卷尾拱背龙形。此壶的主体造型、装饰与西藏博物馆所藏的嘉靖青花云龙纹壶相近，而壶流和把，则具有藏式器物的形式特征，类似西藏制作的鎏金錾花龙柄银壶。很显然这件执壶受到藏式器物艺术的影响，有可能在嘉靖、隆庆时曾制作过这类汉藏艺术相结合的瓷执壶赏赐藏僧，同时这种执壶也在内地得到流传。
万历朝是晚明各朝中汉藏文化交流较为兴盛的阶段。藏文版《甘珠尔》大藏经首刻于永乐朝，而《丹珠尔》则由万历朝刻成，表明这时期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和藏文化建设还是相当重视的。藏传佛教对宫廷艺术的影响依然存在，在瓷器装饰上也得到反映。
万历朝统治时间长达48年，传世瓷器中有大量带有藏族装饰艺术特点的作品，在装饰上的变化也十分丰富。如；万历时出现了莲捧“波罗密多心经”这类特殊的装饰（注：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明代部分）》[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4年，第137页。）。梵文装饰的瓷器甚多，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数以千计的万历青花莲托梵文碗（注：叶佩兰：《漫谈明代青花瓷器的纹饰》[J]，《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六辑，第322页。）；仅《陶说》记载的万历青花真言字装饰就有：真言字、遍地真言字、宝相花捧真言字、江芩子花捧真言字、西番莲捧真言字等不同形式（注：熊寥主编：《中国陶瓷古籍集成》[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万历青花梵文蓬花形盘（图3）（注：《首都博物馆藏瓷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俯视如盛开的莲花，内心如意云环绕一梵文字，其外的两层莲瓣内各书一小梵文字，外壁上层的莲瓣内八个梵字和八朵折枝花相间，此盘为万历青花的代表作，并影响到清代瓷器，雍正时曾仿制这种样式的梵文瓷器。
图3
万历青花中还出现受藏俗影响的新颖纹饰，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青花扳沿洗，洗内底绘开光盆景。开光形为四瓣莲花式，这种形状的开光在西藏装饰中较常见，早在吐蕃分治时期西藏托林寺的佛座（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第二册，图151，托林寺红殿佛座第二层开光莲花纹浮雕。）上就饰有这种开光。开光内绘摩尼宝盆，上插珊瑚、麦穗等（注：马希桂主编：《青花名瓷》[M]，台北：台北艺术图书公司出版，图74。此器文字解说中未指出盆景纹与西藏文化之同的联系，很可能因不了解藏俗，而联想到“万年富贵有余之意”。），颇似西藏民间节日互祝吉祥时所捧的“切玛”（吉祥斗）。开光外绘四组折枝灵芝。洗内壁、外壁均饰折枝花，沿面绘锦地朵花纹。此洗主题装饰具有藏族文化特征，与内地传统纹样构成和谐的整体，是汉藏艺术融合的又一典型例证。
由梵文瓷器的流行和“切玛”式装饰施之于日用瓷器，不难想见万历时藏族文化对内地的影响程度加深，其范围，已不仅限于藏传佛教，还涉及到民俗。
明代中晚期民窑瓷器采用藏传佛教的八吉祥、十字杵、梵文装饰的依然十分常见，这类瓷器随着景德镇民窑瓷器的大规模外销，而传向海外。至今仍有作品传世，在新加坡收藏的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景德镇窑青花瓷中就有口沿内一周书梵文、外壁绘莲池纹的青花碗，内底心绘结带十字杵、外绕缠枝花纹青花盘（注：Jean Marrtin:Ayutthaya and the Trade in 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to Southeast Asia,Oriental Art,No.1(2000).）。民窑瓷器上的藏传佛教纹饰已与内地传统装饰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外销瓷装饰的组成部分。其流传海外，对传播藏传佛教装饰艺术也起到间接的作用。
结语
纵观明代瓷器的发展演变，其自始至终都与汉藏文化交流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永乐、宣德和成化、弘治、正德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达到高潮，瓷器的藏族文化色彩也十分浓厚。内地瓷器在西藏及其他藏区的流传，直接影响到了藏旗人民饮茶习俗，加深了藏族人民对内地文化艺术的了解，对汉藏文化交流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明代瓷器在吸收、融合藏族文化艺术方面承前启后，在装饰艺术形式上出现了新的创造，对后来的清代瓷器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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