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信任水平、组织结构与企业成长--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实证分析_组织结构设计论文

企业家信任水平、组织结构与企业成长--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实证分析_组织结构设计论文

企业家信任水平、组织结构与企业成长——中国中小高科技企业的一个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信论文,企业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组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新创立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中小企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来自于其不断的成长。Gibson和Cassar指出,任何要探讨有关中小企业经营业绩和成长的研究都必须包括两个主要影响因素:个人的个性影响与非个人的组织结构和环境的影响。[1]在高科技产业,已有研究发现信任是企业成功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2],作为企业家个性之一,信任还影响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同时,许多学者认为有机型的组织结构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3]

这些影响高科技中小企业成功因素的分析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即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信任和组织结构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管理和成长的。例如,有机的组织结构被认为是高科技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3],但这一要素是否在低技术或传统产业也同样重要?在企业构造有机组织结构过程中,它是否受到企业家信任水平等个人特性的影响?管理者的信任水平是否影响了企业的经营业绩?尽管人们对信任在高科技企业组织和管理中所扮演角色的兴趣愈来愈浓厚,但对信任在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影响方式和效果依然缺乏了解。

当前,关于信任在组织中作用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许多研究缺乏对信任的严格定义。信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Kramer认为存在6种信任,其中包括作为个人个性之一的先天性信任(注:与本文所讨论的一般信任概念十分相近,均指作为个人个性的特征之一,无特定人群指向。如果是信任是指向对某一已经熟悉的个体或群体,按照Kramer的分类,主要是历史性的信任。)(dispositional trust),基于交往经历的历史性信任(history-based trust),以第三方为中介而建立的信任(third parties as conduits of trust),基于相同范畴的信任(category-based trust),基于角色的信任(role-based trust),基于社会规则的信任(rule-based trust)。[4]尽管人们已经对信任本身及其对管理的影响做了大量的研究,但目前依然缺乏一致的且被普遍认同的定义,许多对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经常是以直觉的方式使用信任一词,信任成了最广泛被使用但又最缺乏定义的概念之一。[4]第二,未能在一个比较的框架内来研究高科技企业的管理问题。例如,信任常常被认为是高科技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但这一结论有可能在传统企业也是正确的,现有的研究很少在高科技和传统产业中进行比较。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现有关于信任对中小企业影响的研究绝大多数是规范性或描述性的,结果大多是缺乏实证支持的各种假设。不可否认,这种研究也是必要的,但相比之下,实证和比较研究明显缺乏。

本论文重点研究作为人的个性特性之一的一般信任,它定义为一个个体对人性仁爱(benevolence)的信心(belief),这种信心针对的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而不是某一特定的个体或群体。 [5]一般信任是个人层面上关于非相识个体交往的信仰、期望或感觉,和其他有关管理者个性的研究一样,在研究中它被认为是存在于组织中稳定的和独立的自变量。为了克服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设计了一个实证研究来考察和比较中小企业企业家的一般信任水平、组织结构和经营业绩的关系。研究将着重回答以下二个问题:第一,高技术和传统产业的中小制造型企业的组织结构是否存在差异?第二,企业家的一般信任水平是否在高科技企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文章将首先简要回顾有关高科技中小企业组织结构以及企业家信任水平对组织结构和经营业绩影响的相关文献,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讨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变量的选定。然后,比较分析中国高科技与传统中小企业企业家的信任水平与组织结构和经营业绩的关系。最后对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进行讨论。

二、研究的概念框架和假设

(一)组织结构与高科技中小企业

一个组织的特征通常是以组织结构来描述的。对中小企业的研究表明,组织结构是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关键要素之一。[6]这里,组织结构是指一个组织中对工作角色的正式安排和对包括跨组织活动在内的工作进行管理和整合的机制。描述组织结构通常应用的指标包括集中度和制度化等等。集中度是描述公司有关人事、采购、投资等决策的授权程度,对相同问题进行决策的管理层次越高,表明企业集中度越高。制度化是指在一个组织中工作程序、规则、操作说明、文件流程以及沟通等制度书面化的比例。

组织的权变理论认为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使组织的管理任务变得愈加复杂和非路径化,其结果是企业需要更灵活的结构、更多的非正式化管理,以及对管理决策权更多的下放。[7]Litvak指出,高科技产业和市场有三个典型特征:长时间的基础研究到工业化应用过程;短时间的商业化过程;因全球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竞争压力导致的极快的衰退过程。[8]通常,市场为一种创新提供的机会窗口很短暂,新的技术创新可以迅速取代原有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很明显,面临这样一个复杂和多变的市场,高科技企业的组织结构将明显不同于传统的企业。Ackroyd发现成功的小型信息技术企业的特点之一是他们多采取有机而不是机械式的组织结构。[9]Hage也认为由非正式的控制机制、适应性、灵活性以及畅通的沟通渠道所构成的有机组织结构,最适合那些处于技术不断更新和环境不断变化中的中小企业。[10]Covin等研究了高科技和传统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差异,发现高科技企业倾向于采用有机而非机械式的组织结构。[3]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四个假设:

假设H1: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集中度小于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

假设H2: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制度化程度小于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

假设H3:高科技中小企业集中度与企业的成长率负相关;

假设H4:高科技中小企业制度化与企业的成长率负相关。

(二)一般信任和组织结构

和其他的个人特性一样,信任也被认为是影响组织结构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家的一般信任水平影响组织结构中的集中度或分权程度。Bradach和Eccles指出,信任对管理控制系统有显著的影响,高信任水平的管理者更少采用监督和命令式管理。[11]Creed和Miles也指出,企业家的信任水平越低,他们越可能增加对雇员的直接控制,在管理上更少将管理决策权下放。[12]

企业家的一般信任水平同样影响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制度化程度。Lewin和Stephens认为高信任水平的管理者很少需要监督员工,并倾向在组织中采取相对较简单的结构。[13]Ketde Vries和 Miller指出,当管理者的个性中充满以不信任为中心的内心幻想时,整个组织就会充满防范的心态,这将导致企业应用大量的控制和情报系统。如果管理者对某个下属不再信任,他就会采用严格的过程控制,手段包括建立下属应该严格遵守的详细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监督控制机制。[14]

Hambrick和Abrahamson认为企业家个人对组织的影响在高科技产业要强于传统产业,这是因为企业家个性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受到产业的影响。[15]在传统技术企业,知识被视为稀缺资源,常常集中存放于特定的职能部门和较高的组织层次,因而组织的科层结构也比较复杂。组织研究发现,这种组织结构在运作程序化和任务容易分工的生产中具有较高的效率,原因之一是科层机构中管理层次对程序化的工作比较有效,它有利于明晰的知识和命令自上而下地进行沟通。相对于影响结构的其他因素如技术、环境等而言,传统创业中的管理者个人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较弱。但对高科技企业而言,因为其生产活动非路径化的特点,许多像开发新产品等的任务是无法事先设计规划周全,所需的创造性合作也不能通过简单的命令来获得,所以和传统企业相比,高技术企业倾向于采用更具创业精神的管理方式和更有机的组织结构。[3]因而,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5:企业家一般信任水平与集中度的关系在高科技企业强于传统企业;

假设H6:企业家一般信任水平与制度化的关系在高科技企业强于传统企业。

(三)一般信任与经营业绩

长期以来,信任就一直被认为是影响组织成功的重要因素。[16]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层管理人员的信任水平不仅影响了他自身的行为,而且影响了整个组织的信任水平(组织信任)、期望以及行为。[12][17]中小企业企业家的一般信任水平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在企业内部,研究发现信任对组织的生产率和利润率均有显著影响。[16]在企业之间,Sako(1998)指出组织间的信任和业绩之间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关系,信任是企业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从而改进经营业绩的重要要素。[18]

许多研究发现信任影响高科技企业管理和经营业绩。例如,Zucker等认为当知识资本的价值越高时,对信任以及创造信任的信息需求就越高。[19]Huemer等指出信任所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是解释组织的知识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能被创造。他们认为信任有助于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学习,信任也是在某些条件下进行知识交流的基础。[20]Bromiley和Cummings强调信任对组织适应性和创新能力的正面影响,他们指出,当组织中的团队间缺乏信任时,任何达成有关团队间合作的默契或活动的协助都很难形成,这将导致高成本的监督和控制。这是因为进行大规模的创新活动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确定性,如果参加创新的各个团队不能相信其他团队或个人不会侵占他们的利益,那么组织的任何变革和创新都将变得十分困难。[21]因而本文假设:

假设H7:企业家一般信任水平和业绩正相关;

假设H8:企业家一般信任水平和业绩的关系在高科技产业强于传统产业。

三、调查样本和问卷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收集

中小企业在本文是指企业员工人数在11至250人之间,由私人所有和经营的企业。与有些对中国中小企业的其他研究不同,本研究的对象仅包含私营的中小企业,而不包含集体和国有的中小企业。这是因为国际上比较普遍采用的中小企业定义都强调了企业私有并由所有者管理。企业家定义为在中小企业中做出所有重要管理决策并至少持有企业5%股权的管理者,他们是研究中有关企业和个人信息的提供者,这是因为许多研究表明他们是对企业经营环境、战略、组织结构和经营业绩有最丰富信息和知识的人。

考虑到在中国进行信函问卷调查回收率较低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采取了和传统方法不同的样本选取和问卷调查方式。2000年2月,141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高年级学生随机走访他们住家附近的中小企业。(注:由于大部分学生来自福建,因而最后的有效样本多来自福建省,但也有少量样本来自浙江、山东等省份。考虑到中国幅员广大,各地人文差异较大,同时信任与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因而来自一个地区的样本将能更好地控制其他环境变量。)采用这种数据收集方式有两个原因:一是通过学生可以比较准确接触到大量的私营中小企业企业家。由于学生走访的都是其认识的企业家,他们可以对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做出较好的判断。二是他们与企业家的关系不仅可以让被调查者更愿意回答问卷的问题,而且回答问题的质量也更高。Steward等认为,精心设计的这种调查方式在样本数量足够大时,可以与随机样本同等对待。[22]访谈大多在企业内进行,访谈的时间为25-40分钟,问卷由企业家们自行填写,需要时学生给予帮助,最终收到的问卷数是160份,只有不到5%的走访对象拒绝参加调查,最后的有效问卷为108份,其问题漏填率仅为3.46%,这说明这个研究具有令人满意的调查质量。

Philips的高技术产业分类方法用于本研究企业技术水平的划分。[22]该方法是根据主导产品的类型,应用两个指标来划分高技术和传统产业。第一个指标是产业的科技人员数量比例,该比例通常被认为是衡量研发费用的较好度量指标。第二个指标是单位货币销售收入中用于研发费用。根据这两个指标,Philips对产业进行了分类。高技术行业包括金属和制造、印刷、化学、电子和计算机,传统行业包括食品和饮料、非金属矿产品、纺织、木制品和家具、服装等。

(二)测量量表

Yamagishi和Yamagishi的8个问题的信任水平问卷用于测量企业家的一般信任水平。该问卷曾经用于测量美国、日本、中国的大学生和一般人群[24],8个问题的均值用于测量信任水平,其Cronbach α估计值为0.87。销售增长率和员工数量增长率这两个指标用来描述企业的经营业绩。一个多项选择问题用于测量企业的年平均销售增长率(注:年平均销售增长率从低于5%到高于100%,共分6级,分别是:小于5%、6%-10%、11%-20%、21%-30%、31%-50%、高于51%。),企业在过去三年平均年员工数量增长率用于测量员工数量增长率。如果企业成立时间少于三年,则以成立以来的年平均员工数量增长率来计算。组织结构变量——集中度和制度化的测量采用了Olson和Terpstra(1992)的6和3个Likert 5点尺度问题,均值越高,分别表示企业的集中度和制度化程度越高。[25]Cronbach α估计值分别是0.77和0.69。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SPSS10.0软件用于分析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方法包括Pearson相关分析和T-检验等。表1列出了主要的企业和企业家个性特征以及两个产业的比较。结果显示,调查企业的平均年龄为7.6年,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40岁,由于样本中的企业家大多数是企业的创业者(84.1%),我们可以计算出他们创业时的年龄平均在33岁左右。表1说明中小型高技术产业的企业家一般信任水平高于传统产业的,但并不十分显著(p<0.1)。进一步的Pearson相关分析没有发现一般信任水平和企业家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变量有关,这说明一般信任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个性之一。结果还显示,企业的增长率在两个产业并没有显著差别,这说明高技术企业并不比传统产业具有更高的成长率,而且,从中小企业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来说,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率(74.6%)高于高技术产业(34.46%)。

表1 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要特征及其比较

全部样本(N=108)

高技术

传统技术[a]

特征 均值 标准方差

(n=30) (n=48)

企业年龄 7.62 6.51

8.37 6.85

员工数

82.20 70.72 86.31 81.38

企业家年龄

40.72 7.43

40.80 39.98

一般信任水平 3.62 0.74

3.72 3.44*

平均年销售增长率[b] 2.83 1.25

3.12 2.81

平均员工增长率

50.51 152.90 34.46 74.60

集中度

3.69 0.80

3.49 3.78*

制度化

2.73 1.16

2.96 2.64

说明:*=p<0.10;双尾显著检验。a高技术和传统产业中小企业比较。b年均销售增长率从1(小于5%)到6(高于51%)。

表1显示高技术中小企业的集中度低于传统的中小企业,但并不十分显著(p<0.1),假设H1仅得到微弱支持。组织结构的制度化程度在两个不同的产业间没有显著差别,有趣的是,结果和假设相反,高技术中小企业的制度化程度高于传统行业,因而假设H2被拒绝。回归分析结果没有发现集中度和制度化与销售增长率之间的显著关系,假设H3和H4被拒绝。

表2显示企业家一般信任水平与集中度和制度化的相关性在两个产业没有显著差别,但它与制度化程度的关系在高技术中小企业的显著性高于在传统产业。因此,假设H5被拒绝,但假设H6得到支持。现有的研究一般认为,企业家信任水平与制度化负相关,但本研究的结果却相反,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表2表明在高技术中小制造生产企业,企业家的一般信任水平与销售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p<0.05)关系,这说明企业家的一般信任水平越高,企业的销售成长就越快。但这一关系在传统产业并没有发现。假设H7仅在高技术中小企业得到支持,但假设H8得到支持,即中小企业企业家一般信任水平和业绩的关系在高科技产业强于传统产业。

表2 一般信任水平与组织结构和经营业绩:Pearson相关分析[a]

高技术(n=34) 传统技术(n=48)差异

集中度 -0.06 0.10

-0.69

制度化 0.33**0.021.38

销售增长率 0.30**-0.08

1.67*

员工数增长率

0.10 -0.12

0.95

说明:*=p<0.10;**=p<0.05;单尾显著性检验.[a]考虑到有些问卷问题的漏填,每项指标的实际n值可能有差异。[b]两个子样本相关系数的差异度采用了Fisher的r-z双尾转换统计。

五、讨论和结论

首先,研究结果显示高技术中小企业的组织结构并不比传统中小企业更加有机和灵活,这个结果与Covin等的研究发现有所差异,他们认为前者具有更加有机的组织结构。[3]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组织结构更多受到企业规模、年龄、生产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产业的影响有限,因而中小规模企业的组织结构具有十分相近的特点。另一种解释是中国私营企业有限的管理水平掩盖了产业的差异。当然这些解释需要应用案例分析等其他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入分析。

第二,研究未发现组织结构对企业成长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有机的组织结构是高技术中小企业成功的影响因素之一[3],但这一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同,尽管相关关系不显著,但组织结构的制度化程度与企业成长的正相关,高技术企业的制度化程度也高于传统企业。可能的解释是对中小企业尤其高技术中小企业而言,尽管制度化在创新的初始阶段可能阻碍创新活动,但在创新的应用阶段却十分有效率,因为这时制度化不仅能帮助企业通过控制和协调其成员的活动,从而控制成本,获得利润,而且就创新本身而言,制度化可以让企业在不必实行集权管理的情况下,保持组织成员的创新能力,并让这些创新活动与公司的战略目标相一致,而不是以创新的名义追求与公司使命和发展方向不同的机会。

第三,研究发现在高技术中小企业内部,企业家一般信任水平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但这种影响未能在传统产业发现,这一结果支持了信任影响高技术企业经营业绩的观点。[2]一种解释是,对高科技企业而言,创新活动是企业成长的重要来源,但创新需要更高水平的组织信任,而它受到了企业家一般信任水平影响。但研究结果也显示,企业家一般信任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还可能通过其有意识的组织结构设计来实现,特别是企业制度化程度的设计。研究发现与研究假设恰恰相反,在高技术中小企业,企业家的一般信任水平与企业的制度化水平正相关,而且它们之间的相关程度强于传统产业。Carunan等(1998)认为制度化的作用是精确地保证企业在实现组织目标过程中,既能够保护每个成员的个人创造力,同时又不需要依赖损害创新、承担风险和主动性等组织文化的集权管理方式。[26]为了提高个人的创造力,高信任的企业家将下放更多的管理控制,同时,他也在企业中导入更多的工作程序和描述等管理制度。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证实了长期存在但未经实证证实的关于信任在高技术企业中作用的观点,并指出这一作用可以通过组织结构的设计来实现。研究同时强调了企业组织结构制度化对中小企业成长的重要影响。这些研究结果将进一步明确管理者个性对企业管理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帮助企业以及管理咨询机构等开发针对中小企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企业家一般信任水平和高技术中小企业成长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提高国家整体信任水平对发展高技术产业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仅仅关注企业家一般信任水平对中小企业管理的影响,实际上,企业家的信任水平同时可能通过组织信任来影响组织结构和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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