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党组织资源建设的主要举措与现实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党组织论文,举措论文,启示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3-0104-08
组织资源理论认为组织生存的关键是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政党也不例外。政党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组织类型之一，有着与其他一般组织的特征，从而决定政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环境的约束，需要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一个政党必须具备必需的资源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①对于执政党而言，政党潜在的和现实的执政资源的数量、质量、开发利用的方式、利用的程度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长期执政的前景。如果执政党缺乏这种能力，就可能面临丢失政权的危险。
作为客体，当政党组织能够“被利用”而产生价值关系进而为执政党提供支持的时候，它就自然成为了执政党的“资源”。组织资源是政党执政资源赖以存在的载体和依托，其要素包含党员队伍、组织机构和组织方式等。政党组织资源的丰厚程度，直接关系到其他执政资源的获得效果，因此政党组织资源建设的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政党执政地位的获取、巩固，关系到执政党合法性地位的维系。
在当代，社会党通常是对以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的泛称，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独立社会党、社会劳动人民党等。按照美国学者拉帕隆巴拉对政党的分类，欧洲社会党是适应性的政党(adaptation party)②，具有很强的内生性特点。欧洲社会党虽然以工人政党面目登上历史舞台，并和共产党一样反对资本主义，但不认同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做法，主张以非暴力的手段和投票的方式渐进地改良资本主义，从而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其政治主张是通过公民自觉、分散和有序的选举及议会活动等体制内形式来实现的。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党面临的环境和自身的条件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大背景下，欧洲社会党重视新技术革命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对政党组织资源的影响，并根据新的情况来探索组织资源建设的有效路径。尽管欧洲社会党和中国共产党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它们为适应时代变化，进行组织资源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对于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源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增加党员数量，提高党员质量
党员是党组织最基本的单位，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把它称之为“角色”。党员至少在五个关键领域对政党发挥重要作用。第一，他们是政党竞选机器极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他们为政党政策提供了测试、校验的空间；第三，他们推举党的领袖、选拔党的代表并协助其扩大政治影响；第四，他们帮助设立党的组织，并在财力等方面支撑其运作；第五，他们还是政党居住在社区中的“大使”。由此，政党发展党员队伍的能力如何关系到政党执政地位的获取和执政地位的维系。“一个政党应由众多的党员构成这种价值取向仍然主导着人们的思维，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多少党员的政党是一个强大的和能够有效执政的政党。此外，作为过去遗产的一部分，现在党员的数量对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及党的形象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③不存在类似于“皮包公司”或者“光杆司令”的政党可以在政坛大展鸿图的特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党的角色要素呈现出数量上衰减的趋势。“从70年代到90年代，西欧主要社会党党员人数流失严重。如德国社民党1976年鼎盛时期党员人数超过100万，1989年苏东剧变前尚有92万，1994年降至85万，其后几乎平均每月流失党员2000人，到1996年底已不足80万。法国社会党在70年代末有17万人，1985年高峰时曾达22万人，但苏东剧变后，党员人数减少到8万人。瑞典社会民主党70年代中期党员人数超过110万，1989年时仍有党员60万，而后党员人数降至26万。各国社会党不仅党员人数下降，而且党员成分老化问题十分严重。”④
这就要求政党创新吸收党员的方式，增加党组织的吸引力。以英国工党为例，为了吸收更多的党员入党，工党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改变过去着重吸收集体党员的作法，大力吸收个人党员；二是改变过去着重在工会中吸收党员的做法，广泛吸收各种阶层的人士入党。布莱尔执政甚至主张采取积极动员的招募模式，扩大党员队伍。在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之前，他就在自己的选区塞奇菲尔德(Sedgefield)率先推行壮大工党队伍的政策。1994年当选工党领袖后，他进一步提出要从社会各界大力招募新党员，号召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基层组织采用积极动员(Active/Mobilization)模式来招募党员。“这种新的招募模式成绩斐然。新模式采用不出三年，工党的个人党员已逾40万，党的社会基础也得到拓展。实施第一年，工党的个人党员就从1993年的26.6万人增加到了30.5万人。第二年即1995年10月工党召开年会前，布莱尔在他的议会下院办公室亲自为工党的第35万名党员发了党员卡。到1997年新工党上台执政的前夕，工党的个人党员已经突破40万人，成为当时欧洲发展最快的党。”⑤德国社民党为了吸收党员，积极探索“专题类基层党组织”以及“项目党员”等制度。一是允许党员根据不同的兴趣围绕某些焦点问题组织起来，开展相关活动，即所谓“专题类基层党组织”。同时还尝试建立“项目党籍”制，即允许那些对党的部分政策主张持赞成态度，但又不准备承担党员所有义务的人在一段时间里入党，项目完成后即不再是党员。近年来，德国社民党又提出了建立“网络党”的目标。1995年，该党率先在因特网上建立了网页，允许在网上登记入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澳大利亚工党以及荷兰工党等都将党员登记表张贴到网上，对党感兴趣的公民可随时在网上办理入党手续和交纳党费。通过网页办理入党手续，程序简单，因而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党的组织。
这里需要强调是，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党的组织是增加组织资源储量的前提。但政党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必然会带来政党组织的强大，也就是说“小党”未必是“弱党”、“大党”也未必是“强党”。美国经济学教授曼瑟尔·奥尔森在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就揭示了这一现象。他认为：在一个集团范围内，由于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每个成员普遍存在“搭便车”而坐享其成的行为倾向。集团越大，分享收益的人越多，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因而，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⑥因此，政党组织来说，政党组织成员的增加以及带来组织规模的扩充，也会给政党带来一定负面的效应。从资源学角度来看，组织资源储量的增加还存在着一个资源利用率和资源优化的问题。以英国工党为例，1979年工党拥有的集体党员达到历史最高峰，但工党的战斗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相反工党却在1979年失去执政地位，一直到1997年工党才重新获得执政地位，在野时间长达18年。为此，政党在增加党员数量的同时，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党员质量。
在西欧，“大部分政党都定期开展关于党的思想主张、当前内外政策等内容的培训课程，以便党员干部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国内外和党内外最新发展情况及党的应对策略，用以宣传动员民众。”⑦德国社会民主党强调年轻党员和党的基层领导人只有经过培训，有一定实践经验，才有获得提拔的机会。因此，它把培训的重点放在年轻党员和基层党的负责人身上，致力于提高党员的公务素质，培训内容除了党的纲领和一些基本理论外，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必须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知识、法律知识，甚至演讲艺术等，授课教师一般是由有关专家和一些有经验的理论工作者、政治人物担任。奥地利社民党为提高党员干部与媒介打交道的能力，专门设立培训机构对高中层干部进行培训。
二、构建政党组织网络体系，拓展组织资源
组织是政党一切活动的物质载体。现代政党不管其性质如何，都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设置。政党组织建立到何种层面，由哪些层级构成，各政党有所不同，但重视组织体系的网络化是相同的。
一般而言政党的组织层次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政党的中枢神经系统即中央组织，二是在各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三是为了沟通和协调中央组织和基层组织，又要建立中间组织，或叫做地方组织。政党的中央组织，是该政党的神经中枢，一般以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有制订、通过党章、党纲，决定政策路线，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任命各种重要工作人员的职权。党的基层组织是做党务工作训练党员、组织民众、社会调查、参与选举或其他党务斗争的实际行动的基本单位。不同性质的政党基层组织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社会党基层组织的主要功能是从事选举、服务社会、争取选票。党的基层组织，必须对当地居民尽义务，以拉拢选票。常有这样的情况，选区委员跑到选民家里问寒问暖，表示亲切，必要时给予周济，虽然目的是实用主义的，但也促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起到联系桥梁的作用。在基层组织之上的县、市、地区和省一级的党组织都是地方组织，即在政党组织结构中的中间组织。如法国社会党在地区一级建立联合会际委员会，联合会际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党关于地区问题的政策，同地区议会社会党团一起努力执行党的政策。意大利社会党在省一级建立总支部，以组织和领导一省内各支部的工作。
此外，为了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各国社会党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拓展党组织的资源。一是拓展党基层组织的覆盖范围。各国主要社会政党对基层组织的称谓不尽相同。英国工党的基层组织被称为“选区协会”，意大利和法国社会党的基层组织均称为“支部”，瑞典社会民主党则称为“协会”。政党基层组织范围的拓展不仅有利于扩大组织的影响力，而且也有利于拉近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因此，社会党很重视基层组织范围的拓展。英国工党在选区协会下面又设有党的支部，每个投票区设立一个支部。此外，选区协会下面还设有妇女支部、青年支部等，以便吸收男女青年参加。法国社会党也主张在一定的行政场所或地理位置相宜的地方，如在企业和大学里设立党的支部。意大利社会党设立了“社会党企业小组”，规定任何有5名党员以上的工作地点都要建立社会党企业小组，这些小组的任务是领导各工作地点党员的活动，在企业小组所在地工作的所有党员都要参加企业小组。⑧二是成立“虚拟组织”，拓展组织资源。社会党看到了互联网为政党政治发展提供的技术潜力，充分利用新兴的网络技术来武装党的组织。德国社民党决定将党的基层组织全部联网，从而出现了所谓的“虚拟基层组织”，即由一些相互不认识，但却以因特网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党员组织起来的支部。同时该党还针对具有不同兴趣爱好的非党人士的需要，在网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党外群众组织，如“青年网络管理之家”以及科技、文化等类型的兴趣小组，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法国社会党创建涵盖全国所有省委和支部的网络——“法国社会党网络”，以缩小党“中央”与各省委、总支之间的距离；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各级领导人同党员和党的支持者之间的网上见面会，让党的领导人直接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三是将一些外围组织聚合在党组织周围，以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例如：“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组织有着天然的联系。每个社会民主党后面都有一两个强大的工会组织做后盾：英国工党背后是英国职工代表大会；奥地利社会党背后是奥地利工会联合会；德国社会民主党背后是德国工人联合会等。类似这样站在社会党后面的工会还可以列出一大排：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挪威总工会，瑞典总工会，意大利总工会，丹麦总工会，比利时劳动总联合会等等。”⑨政党与它的外围组织之间的联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联系企业、工会、基金会等社会各界，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关心青年、支持青年的氛围。在德国东部仍然保持与草根组织的联系，像社会救助组织一样，关注群众的日常事务。它通过与前东德的一些群众组织如老年组织、妇女组织、青年组织的联系，在社区和工作场所日复一日地给予人民关怀。⑩法国社会党下属的群众组织有：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社会主义大学生运动。此外，该党下属还设有饶勒斯基金会、社会主义学术研究所。荷兰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了一些妇女组织、青年俱乐部和学习小组。这些组织虽然不是政党的正式组织，但是作为政党伸向社会的触角，在政党组织选举和宣传政策方面也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
三、增强党组织的包容性，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
欧洲社会党产生于19世纪，其最初奉行的宗旨都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当时法国的“社会党”是指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共和主义者，“民主党”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两者的联盟统称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在英国，工党是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会是工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总之，以工人政党面目登上历史舞台的欧洲社会党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依靠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特别是把产业工人和工会组织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从而得到迅速发展。
二战以后，社会的结构和政治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第一、第二产业不断萎缩，与新科技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突出特点就是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化。传统工人阶级和垄断资本家的数量不断减少，中间阶层如企业中级管理人员、金融职员、科技研究和开发人员、教育文化保险业和中介等行业的从业人员等人数急剧增加而壮大发展成为社会主体。新中产阶级的出现，打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主宰社会的格局。“新中间阶层在自立人口中的比重，英国1979年为12.8％，法国1977年为10.9％，德国1976年为9.0％。由传统中间阶层和新中间阶层构成的现代欧洲中间阶层在自立人口中的比重，英国1979年为19.0％，法国1977年为25.2％，德国1976年为21.0％。欧盟15国1990年为30.8％。”(11)同时，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不仅对政党的选民结构造成影响，它对党员队伍的影响远远超过对选民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民主党以及丹麦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在195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52％的党员是工人出身，23％是雇员和行政人员，但到了1966年，工人的比例下降到49％，1977年下降到37％，1991年和1996年分别下降到34％和35％；而白领阶层则从1952年的23％增加到1966年的42％，1977年的45％，1991年和1996年分别增加到49％和60％。”(12)奥地利的情况也相似，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奥地利民主党的主体是工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大量的中产阶级开始涌入党内，并逐步在党内占主导地位。“1955年、1970年、1978年以及1991年，它们分别为31％、38％、44％和54％。”(13)丹麦社会民主党内中产阶级的比例也从“1971年的22％上升到1990年的58％”(14)。瑞典社会民主党虽然党内仍有大量工人阶级，但其发展趋势也在逐步减少，“1980年为80％，1970年为79％，1985年为65％，1994年仅为49％，而工薪的中产阶级比例逐步上升，从1960年的15％至1970年的21％、1985年的30％以及1990年44％。”(15)
由此可见，中间阶级的发展壮大，不仅导致选民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导致政党党员队伍结构的变化。因此，社会党无论是从争取选票的角度考虑，还是自身党组织的发展角度考虑，都要求它们必须扩大自身组织的包容性。从而使其在保证不失去原有基本支持者的条件下，尽可能地顾及中间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正如美籍德裔学者奥托·基尔海默所认为，二战以后，战前那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代表俱乐部式的政党，以及那种宗派结构式的大众综合型政党不再能够决定政治体制的性质，它们都受到使自己转为一种全方位的“人民”党的压力。它要求传统的大众型政党放弃其思想和道德意义上的群众“骨干化”，转向更为完全的选举意义的全方位政党。对此，德国“社民党”在1959年召开的哥德斯堡特别党代表大会上，也宣布“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16)，向一切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开放，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到1971年，德国“社民党”的党章正式确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民主的人民党。它联合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倾向的人们，只要他们承认和平、自由、公正和团结，承认男女之间的社会平等和保护自然环境。英国工党也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党的高层人物提出，应改变工党“戴工人布帽”的形象，主张更多地关心逐步成为社会主体的“白领阶层”，以吸引更多的选民。法国社会党在1997年重新上台执政后，提出了“新阶级联盟”的战略，声称法国社会党是跨阶级的政党，应同时考虑三个阶层的愿望和要求，调和、兼顾他们的利益，建立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中坚，包括平民阶级(主要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中低收人领薪者)和“被社会排斥者”(指因失业、贫困等原因而被排除在正常的现代社会生活之外的人)在内的新阶级联盟，作为社会党的依靠力量。同时，瑞典社民党为了把原来主要代表社会中下层的政党转变为全体“人民的党”或“民族的党”，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人民之家”的政治理念。
四、实现“民主”和“秩序”的统一，增强组织的行动能力
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竞选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其内部运作机制的民主性。如果一个政党没有一定程度的党内民主，就不能有效地收集和整合民意，无法对社会和党内的利益诉求及时予以反馈，就不能集中本党的智慧，就不能保证在政治上提出符合广大选民意愿和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竞选纲领，也就不能吸引更多的选民；如果一个政党没有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党内民主，就不能保证把本党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成员推举出来；如果一个政党没有党内民主，就不能充分调动党内大多数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对于政党而言，其党内民主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组织资源建设的成效，欧洲社会党也概莫能外。为了激活党内资源，让党员来关注所属政党的发展，许多政党从改革党内事务的决策方式入手，进一步扩大了普通党员参与决策的范围，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以体现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英国工党为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在全国和地方各级建立了政策论坛，让广大党员充分参与党的政策制定过程。特别是布莱尔担任党的领袖后，为了提高全国政策论坛在党内的决策地位和作用，1997年工党代表大会通过《执政伙伴》(Partnership into Power)的文件，确定了全面改革的计划。改革的重点是把政策评议过程作为一个健全政党建设的中心环节，鼓励党与公众及自己的党员保持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广泛吸收党员参与，激发党员的积极性。德国社会民主党把推行党员公决制作为加强党内直接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19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党的章程作了补充，规定在具体问题上可以进行决策性的党员公决，进行公决的倡议，既可以来自上层领导，也可以来自基层群众。法国社会党的重大政治纲领文件，原都是由党代会通过，现在改由全体党员表决通过，不是代表党内主流立场的非主流派别提交的政治草案，也有权交付党员表决，大会最后通过的纲领草案尽可能吸纳党内不同群体提出的合理建议和主张。
在此基础上，社会党人还采取措施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利，健全党内选举制度等方式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在英国，1995年以前，工党的领袖由工党全体党员选举产生，方法是“集团选举”，工会、地方党组织和工党议会党团这三个集团控制着选举。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后，对领袖的选举方法和程序做了修改，改为“一人一票制”，这样一来，参与领袖选举的人由原来的几百数千个党员积极分子扩大到数百万普通党员。布莱尔就是第一位按照这个程序当选的工党领袖。法国社会党也在1997年规定，党的第一书记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改为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也都改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同时，近年来，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都由原来的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改为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产生，如原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的全国书记法西诺以及丹麦社民党现任主席都是由全体党员投票并必须获得半数以上支持而产生的。
总之，不断提升党内民主化水平对于欧洲社会党保持自身生机和活力、提高自身政治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社会党都非常重视党内民主建设。但是，党内民主只是增强组织力量的一个方面，“民主”的发展离不开“秩序”的保障，无党纪约束的民主可能导致党员和组织出现自由散漫，无党纪约束的民主可能导致“无”民主的结果。因此，政党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以维护党的纪律，从而保证组织的团结和组织力量的增强。
以英国工党为例，英国工党的议会党团都设有正式的维持本党纪律的官员：总督导员、副总督导员和一般督导员。督导员的职责是，协助党的领袖维护党的纪律，监督本党议员的活动，督促本党议员按本党的要求采取行动。每当议会讨论和投票表决重大问题时，党督们会对本党议员三令五申地说明党的领导的意见和决定。按照英国议会工作习惯，议员在出席议会会议时，都会拿到本党的一份政策倾向说明书，用划线的方法显示政党的要求。在标题下划一道线，表明这是个一般性议案，议员在发言和表决时要注意维护党的利益就可以了。在标题下划两道线，表明这是一个重要议案，议员在发言和表决时必须以党的利益为重，并且和党的决定保持一致。如果标题下划三道线，表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议员在发言表决时无论如何要服从党的意志，对不听从党的指令的议员将采取各种惩戒措施，直至将其开除出党。德国社民党提出“纪律是民主的美德”，强调为制定正确的政策而进行讨论甚至是争论是好事，但党内决策一旦形成，每个党员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将受到党纪处罚。法国社会党中央协调委员会及其各级党部中的协调委员会是该党内部的“司法机关”，它独立于党内其他权力机构，对纪律处分案件具有最终的裁定权。匈牙利社会党规定，每个党员以相同的方式实现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对党内任何成员、领导、组织和机构的活动进行评价，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参与对人事问题的决定，并对经他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实行政治监督。
五、几点启示
与欧洲社会党执政地位获得的逻辑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叛旧制度的、体制外的、边缘化的革命党成长壮大为造就新制度的、居领导核心地位的执政党，因此，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点决定组织资源的先天效能明显。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建立起来，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有着严格的纪律和强大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及其对社会的整合效应是欧洲社会党所无法比拟的。但这不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不需要进行组织资源建设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党的组织资源在新经济、新社会领域呈现出复杂化发展态势，遇到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组织资源建设的“应然”(目标状态)与“实然”(起始状态)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这就要求我们去研究别国政党组织资源建设的举措，并思考由此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第一，提升党组织成员的素质，强化组织资源安全观。中国共产党虽然有着七千八百多万党员，但中国共产党党员素质状况如何也直接关系到党组织资源的安全。从当前看，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总体上是好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从而对党组织资源安全构成隐患。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对党员的管理与监督，并积极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帮助广大党员树立正确的党员宗旨观念和提高广大党员的知识能力等素质。
第二，积极拓展党的组织网络，丰富组织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开了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全面的体制改革，其给组织资源开发带来最大的问题是党组织网络“结点”的松动和损坏。(17)在所有制方面，新产生的个体劳动者群体和私营企业主群体以及合资、外资经济呈现出快速扩张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大量的民间自发组织不断涌现，而这些组织当前或者还没有被纳入到党的组织体系中来。因此，如何处理党的基层组织与“两新组织”的关系，如何不断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已成为新时期党组织资源建设的重大课题。正如2000年5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所指出的：“抓紧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开展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我们党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党同在非公有制企业劳动的广大职工群众的联系，巩固党在新形势下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的需要。”(18)
第三，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社会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使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由改革开放前“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走向复杂化。为此，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19)“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20)以使党跳出传统的阶级阶层结构局限，有效延伸党的代表性，使党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社会各阶层和多数成员的利益。
第四，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党内监督。党内监督的生命力在于党内民主。只有建立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党内监督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党内监督对党内民主只能被动地受其制约，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提高党内生活质量，可以防止和消除党内任何不民主现象的发生。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内民主发展和党内监督建设的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效应，绝不局限于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自身，更关系到党组织资源建设的成效。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源的建设是在社会—政党—国家的体系中展开，在党、国家与社会的三者关系中，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决策的科学和政策的统一；党对社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而这两者都离不开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在其中的作用。首先，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党内监督有利于保障党决策的科学性。“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决策科学化的前提条件”，(21)如果没有了党内民主，党组织不听取党员的意见、上级不听取下级的意见、党委班子不听取每个成员的意见、党内决策机构不听取党外各个方面的意见，党的决策便很难做到科学性。同时加强党内监督不仅有利于增加党决策的透明度，有利于发挥党员主体作用，让党员广泛参与党内决策，而且有效的党内监督可以及时发现党决策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以保障党决策的科学性。其次，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党内监督有利于实现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一是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党内监督，有利于充分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珍惜来自各方的不同声音，才能把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通过党员权利的行使反映到党内来，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二是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党内监督，有利于增强各阶级阶层对党及其目标价值的认同度，也由此给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源的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周多刚：《论党的执政资源》，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拉帕隆巴拉将政党划分为适应性政党和动员性政党。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深受专制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或者以社会革命为要务的大规模、群众性的集团式政治参与(多数情况下体现为体制外、暴力和革命的形式)会导致动员性政党(mobilization party)的产生。例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又比如东南亚一些政党，包括马来西亚的巫统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等等，都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与之对应的是，在民主发育成熟的西方国家，不是政党造国家，而是政党始终要与国家的民主体制相一致，拉帕隆巴拉把这些政党称作适应性政党(adaptation party)，它与迪韦尔热所讲的内生型政党(interior party)基本一致。
③李路曲：《导致欧美政党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及相关争论》，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3期。
④史志钦：《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⑤李媛媛：《布莱尔时期英国工党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及启示》，载《理论月刊》，2009年第10期。
⑥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⑦赵刚印：《西欧主要政党干部的培养与选拔探析》，载《学术探索》，2009年第8期。
⑧万福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制度》(下)，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第26-27页。
⑨王长江：《政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
⑩周敬青：《中德政党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11)顾俊礼：《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2)(13)(14)(15)史志钦：《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8-239、239、239、239-240页。
(16)[德]苏珊·米勒：《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948-1983)》，刘敬钦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3年，第366页。
(17)蒯正明：《党、国家与社会格局演变60年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启示》，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8)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19)(20)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32页。
(21)张书林：《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生存机理》，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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