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娜资敌与松山战斗失利———则史料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松山论文,再认论文,史料论文,第五次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2)04-0057-06
1933年至1934年，国民党对中共中央苏区各主要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激战，红军主力遭受了一系列军事失利，不得不撤出苏区各主要根据地，开始长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主要应归咎于从1930年6月开始的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路线，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笔者新近在翻阅《“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一书时，发现一则鲜被提及的“左娜资敌”史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有关红十七师松山战斗失利的真相，也有助于加深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认识，以及对在中共党内持续数年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的反思。
一、国民党军队手中的“秘密武器”
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持续了近10个月，由萧克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奉令撤出湘赣苏区，准备向湖南中部突围。红六军团下辖红十七师、十八师，各有4000余人，萧克兼任红十七师师长①。红十七师是一支不畏强敌，善打硬仗的红军劲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这支队伍先是在北进破袭南浔铁路时创下了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硬是凭3个团的兵力与国民党军46个团周旋，最终获得击溃其中6个团和数十个地方保安团的骄人战绩。回师后，又同红十八师一起在沙市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三旅，活捉旅长侯鹏飞，受到中央军委的传令嘉奖，红十七师的战斗力可见一斑，就连国民党“官修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湘赣边的红军武装“以萧克所率第十七师最为强悍”②。此次执行向湖南中部突围，关乎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全局，萧克自是全力以赴。
此时，红六军团的对手、国民党军队何健所部，正处于首尾难相顾及的境地。其属下的第十六师彭位仁部被红军围困于永新，第二十三师李云杰部驻吉安，无暇西顾，第六十二师陶广部勉强维持安福一带，只有第五十三师李蕴珩(李抱冰)部能调遣以解永新之围。于是，蒋介石令第五十三师李蕴珩担任安福、永新之间的建碉任务，以图连成一片，收压缩苏区和消灭红六军团之功效。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战略意图，萧克及时捕捉战机，作出红六军团在永新安福一带阻击第五十三师李蕴珩的部署，设红十八师于金华山，红十七师于松山，一东一西，出其不意，予以重创。1934年7月1日至3日，红十七师与国民党第五十三师一五九旅在松山展开激战，是为松山之战。然而，一贯能征善战的红十七师，此次面对装备和战力相对有限的非嫡系第五十三师(六个团)，非但没能再创以弱对强，克敌制胜的纪录，前后只坚持了3天就归于失败。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央有关反“围剿”要实行“单纯防御”、“短促出击”的错误指令③；又有红十七师连续作战的疲劳、弹药给养不足致战斗力减弱；还有国民党军队稳扎稳打，步步紧逼，不轻易跃进的战术等等。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军队方面，握有一个掌握红六军团、红十七师相关重要情报的秘密武器。
据当时主攻松山的第五十三师第一五九旅旅长李清献回忆④，松山战斗前他就得到有关松山地情和红军兵力部署的重要情报：松山是安福、永新之间的一座小山，位于永新东北20公里处，东面是崇山峻岭，便于设伏，西面是平地，无险可守。红十七师由萧克亲自指挥，下辖两个团，其中第四十九团是军士队，素质高，第五十一团是桂系李明瑞旧部，装备较好，善于排兵布阵的萧克很有可能将此精锐设伏于松山阻击国民党军队。李清献因此在接近松山前，就下令所部提高警惕，加强戒备与防范。7月1日，李清献第一五九旅在靠近松山时果然发现了山上有红军的踪迹，率先向松山发起进攻。萧克的伏击计划因之落空⑤。是为其一。
李清献还得到关于红军战术的重要情报。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中共“左”倾军事路线奉行“御敌于国门之外”、“苏维埃土地一寸都不能丢”的战略战术，兵力装备又处明显劣势，国民党军队以步步为营缩小根据地的碉堡战术，展开围剿军事行动，屡屡奏效，以至于国民党军队决策者大多将碉堡战术视为打败红军的上策。松山战斗准备阶段，无论是执行蒋介石的指令，还是继续复制过往的作战经验，第五十三师都按部就班，继续实行碉堡战术，行军沿途按布局要求，在重要位置加紧修筑碉堡工事。而此时的李清献又接报：包括萧克在内的红军部分指战员对中央的“左”倾军事指导已有抵触情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红军将领有时仍然会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和打法，国军万不可迷信碉堡战术。这个情报当然引起了李清献的重视，他先发制人，采用包抄战术，以一部兵力经宁家、下边攻松山东麓，另以一部兵力经南田、上塘迂回松山西麓，使红四十九团陷入两面受敌之境。是为其二。
7月2日下午，红十七师在减员严重的情况下，为摆脱被动局面，决定调整部署：令红四十九团暂时撤出松山阵地，与在松山东面协同作战的红五十一团会合于香炉山。3日中午，李部一个团向香炉山发动攻击，无果而退。红军尾追退兵，趁势反击，反攻松山。志在必得的红军，顽强作战，绐敌第一五九旅造成严重伤亡，两个营长阵亡。激战至夜晚，红十七师在人员弹药消耗极大的情况下，不得不停止进攻，撤离松山。也许，红十七师会不解于此次国民党军队为何如此难缠，但在第一五九旅旅长李清献看来，这不过是如愿以偿。因为松山战斗爆发前，他得到了关于红军作战士气高昂，惟有提高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才能打败红军的建议，为此，李在战前出台大幅度提高官兵伤亡抚恤金标准，以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收提高士气之效。是为其三。
松山战斗经历给李清献留下的记忆是清晰的，特别是他清楚地记着，所有这些关乎战斗成败的重要情报和建议，都来自一个名叫左娜的中共叛徒。他甚至还记得，左娜初到第五十三师时，决策层对她所言的情报真实性一度心存疑虑，担心上当入了圈套。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事的进展，左娜情报的效用屡屡奏效，自然受到格外重视，李清献也不禁感叹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⑥。可见，此次松山战斗，左娜资敌成为第五十三师有效对付红十七师的“秘密武器”，就不足为怪了。
松山失守后，红十七师、红十八师相继退出湘赣苏区，向西突围，红六军团的第五次反“围剿”告一段落。松山战斗成为红六军团突围前的最后一仗。
那么，这个左娜究竟是什么人？她何以有这么大的能量？
二、左娜何许人？
左娜，曾经是赣西南根据地一位担任要职的女干部。
赣西南根据地地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地区，是湘赣苏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地区转移后，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分红军和各县赤卫队，在中共湘赣特别委员会领导下继续进行武装斗争。1930年3月至1931年7月，湘赣边(赣西南)党组织多次变动，左娜在先后成立的赣西南特委、江西省行委、赣西南特区委、湘赣临时省委等几个组织领导下都担任重要职务，如中共泰和县委书记、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副书记等。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各根据地纷纷展开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赣西南地区也不例外。1930年12月，时为西路分委主要负责人的左娜作了题为《反对立三路线与我们的工作》的报告，提出了冲破围剿、改造党组织、加紧对工人的团结和对国民党军队士兵的运动等六项措施⑦。这足以说明左娜当时在赣西南地方党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
1930年6月，赣西南特委发出了《重视交通工作，建立赤色邮局》的通告，要求“各级党部必须切实依照办理，并推动当地政权机关严格的建立这一工作”⑧。通告发出后，立即成立了中共第一个邮政管理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该局局址设在江富田犁头咀，隶属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交通运输部，其职能是统一领导赣西南地区的邮政工作，局内设秘书、邮务、通信、财务等科。该通告还强调，总局必须由“特别忠实可靠的同志负责”，而特委任命的首任局长正是左娜⑨，这说明其工作能力是值得信任的。也因为任职邮政总局首任局长，左娜对赣西南辖区的交通、通信，以及辖区山势地形等基本情况的把握更多了。
1931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到达湘赣后，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地方政权一起组成河西总前委和河西总指挥部。按照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红军建设原则，总前委负责统一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以及独立第一师等湘赣边红军各部，并领导该区域地方党的工作。河西总前委的书记为滕代远，委员有王震、李天柱、谭思聪、肖文久、曾炳春等人，左娜和朱昌偕作为地方党的负责人也当选为总前委委员⑩，参与前委对军队的管理和军事决策等工作。至此，左娜因工作需要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和掌握有关红军军事作战的一系列重要信息。
综上不难看出，左娜曾经在党内地位不凡，工作经历丰富，涉足领域广泛，她既抓党务又主持整个赣西南地区的邮政工作，还一度介入红军建设和作战指挥工作。因此，尽管左娜出逃事件与松山战斗之间，相去已有三年，但左娜凭借其对苏区工作以及红军的了解，其提供的信息依然具有致命性，成为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秘密武器。
令人疑惑的是，左娜在赣西南的工作表现是较为突出的，并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取得了相当成绩，这样一位可称出色的女干部，其人生轨迹何以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而成为国民党军队打败红军的秘密武器？
三、肃“AB团”与左娜等集体出逃
1931年5月，根据中央决定，撤销赣西南特区委，拟成立湘赣省委。正在整顿组织、调整机构期间，发生了原赣西南特区委西路分委三名重要干部集体出逃的严重事件，出逃者中一个是西路分委副书记左娜，一个是西路分委秘书长龙贻奎(也叫龙一奎)，还有一个是职务地位都在左娜之上的赣西南特区委常委朱昌偕(分管西路分委)。有权有位有为的朱昌偕、左娜等人何以要出逃？这事还要从赣西南肃“AB团”开始说起。
“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简写，也叫做“AB反赤团”。1927年1月，国民党右派在江西建立了该组织，用于反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的宗旨是反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它成立仅三个月，就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领导的“四·二”暴动中被摧垮，此后不复存在。
1930年5月，肃“AB团”运动在党内展开。6月25日，左娜所在的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11)。
1930年7、8月间，在“打倒机会主义领导”的口号下，肃“AB团”被迅速导向地方机关，曾经因土地政策产生党内分歧的赣西南机关，被列入非“来一番根本改造”(12)不可的对象。到了10月，按照“二七会议”提出的“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的要求，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13)，被消灭的“AB团”也有一千多，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被打成“AB团”的近四分之一，其中不少被杀。1930年11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也被怀疑为“AB团”分子并遭到逮捕。
肃“AB团”运动也波及红军中。12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富田抓捕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内的所谓“AB团”分子，结果引起红二十军刘敌等人的反抗，爆发了“富田事变”。随后江西省行委被撤销，成立赣西南特区委，左娜所在的赣西行委改组为西路分委。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14)，将有关人员处决，并使得肃“AB团”斗争进一步扩大。由于富田属于原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管辖的地区，因此，“富田事变”后，新成立的西路分委(管辖地大致相当于原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自然成为上级组织重点怀疑和排查对象。苏区中央局认定西路分委是被“AB团”把持的反动组织(15)，为了揪出所谓“AB团”分子，大搞逼、供、信、唯成分论，西路分委辖区内大量党员干部甚至普通民众被打成“AB团”分子遭到逮捕和处决，人人自危。这场肃反狂风暴雨的势头，让身居要职、有过在身的左娜越来越难以安身，自觉难以幸免。
据湘赣临时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有关人物的回忆：尽管西路分委书记是刘其凡，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分管西路分委的赣西南特委常委朱昌偕和西路分委副书记左娜的手中，一切事都经过左娜。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常常是“左娜、朱昌偕专政”，而没有经过集体的讨论(16)。也在这一时期，该区经济上、组织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财政比较混乱”，西路分委一些负责人“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同湘鄂赣比起来差得很远”(17)。
左娜、朱昌偕等人在工作方面的错误究竟有多严重，此前是否受到处分，尚待更多更详实的史料佐证，但面对肃“AB团”迅速升级的残酷现实，处在漩涡中的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正在卷入被批判清算的边缘，内心的极度纠结是可以想见的。与其说他们担心的是自己被免职处分无地自容，不如说他们是极度恐惧于哪一天会被当作“AB团”骨干，在已经形成的“党政军民各团体都可以捉都可以杀”(18)的局面中被捕丧命。
1931年8月，左娜出逃了。耐人寻味的是，三位西路分委的主要领导人竟然同时出逃，这是经过事先串联后的集体行动，还是不约而同的选择？笔者尚未查询到相关史料，不得而知。令人唏嘘的是，左娜等三人出逃之后，立即遭到受命于湘赣临时省委的保卫部门和苏区群众的全力搜捕，情急之下朱昌偕为藏身躲进永新县梅花山上的一个山洞，身陷重重包围，绝境中他既不愿死在曾经的同志手上，也不愿向曾经的敌人投降，饮弹自杀(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而左娜和龙贻奎两人则躲过追捕，逃向国民党控制区，之后龙贻奎再无消息。可以肯定，出逃时的左娜与朱昌偕有相似的政治经历和悲凉境遇，但出逃后的左娜与朱昌偕的选择却反差巨大，无论如何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左娜资敌求生，出卖的是难以计数的昔日战友的生命和苏区根据地的革命事业！
笔者无意为左娜等人集体出逃的行为寻找遁辞，但肃“AB团”和同一时期的肃“社会民主党”等肃反运动，都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肃“AB团”和“社会民主党”在赣西南地方机关和红军军队的升级和泛化，无疑是促使左娜等人冒死出逃的重要原因。
四、事实与有待于揭示的真相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从已经查阅到的史料上，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左娜资敌求生的行为，是导致了红十七师松山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固然，松山一役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只是一场局部战斗，但国民党军队通过左娜所提供的信息，对红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将有关红军战略战术、组织部署等重要情报用于“围剿”红军的军事决策，绝不仅仅限于松山战斗。在一定意义上，左娜资敌对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后失败的负面效应是难以估量的。
透过“左娜资敌”导致红十七军松山战斗失利这一事实可以窥见，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失败并不是单纯军事较量的结果，错误的政治路线才是更为致命的，“左”倾路线极大地从内部削弱了革命力量，这非常值得反思。左娜等人集体出逃事件只是当时“赤色恐怖”的一个缩影，一个波峰。事件后，党内斗争波及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显而易见，“左”倾错误路线一手造成的肃“AB团”运动，正是在“清理革命队伍”的名义下，导致党内同志的自相残杀。
历史需要沉淀，真相终究要大白于天下。当年在松山遭遇惨败的萧克等红六军团将士们，对隐身在敌营中的这名叛徒浑然不知。20多年后的1960年，王震将军在审查红六军团战史提纲时，因未接触左娜资敌的史料而推断：“那时左娜、朱昌偕跑掉了，以后他们也未做任何坏事。”(19)世事难料，1949年8月李清献在湖南宁远随程潜、陈明仁将军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并通电起义，建国后担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参与撰写政协文史资料，松山一役“左娜资敌”真相因此有了第一手的记载。真相大白于天下只是或迟或早的时间问题(20)。
①根据中革军委整编指示，红六军团还包括红十六师，因该师留在湘鄂赣，萧克实际指挥两个师。参见王健英《中国红军发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②王多年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第四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103页。
③萧克：《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王震：《突围前的湘赣苏区》、甘泗骐：《红六军团发展史》，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68页。
④李清献：《松山之战》，见《“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⑤周仁杰在《浴血松山》一文中提到，红十七师在松山设伏截击的计划早已被第五十三师获知，见《红六军团征战记》(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⑥李清献：《松山之战》，见《“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第34页。
⑦《反对立三路线与我们的工作》，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147页。
⑧《赣南特委通告(列字第十一号)》，见《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⑨《第一个赤色邮政总局成立》，北京邮政党建网，http://djw.bjpost.com.cn/news.asp?id=23326。
⑩《王震在审查红六军团战史提纲时的谈话记录》，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649页。
(11)《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4～635页。
(1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1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626、631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15)《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王首道的发言，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160、595页。
(16)1944年10月湘赣工作座谈会上张启龙、萧克的发言，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597、607页。
(17)《中共湘赣苏区省委综合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张启龙：《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见《湘赣革命根据地》，第107、863页。
(18)1944年10月湘赣工作座谈会上萧克的发言，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606页。
(19)《王震在审查红六军团战史提纲时的谈话记录》，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三)，第648页。
(20)李清献在《松山之战》一文中提到“至于叛徒左娜，另文说明，此不详叙”。遗憾的是，笔者查阅已出版的政协文史资料，李清献撰写的仅有两篇，另一篇为《湘军第五十三师追击中央红军的经过》，并未提及左娜。李之“另文”是否有他指？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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