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旨要及其辩证方法论
陶廷昌，王浩斌
（中南大学，长沙 410083）
摘 要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并创新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成为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指南。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场逻辑表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人民对国家安全新期待的实践需要以及世界发展新变化新趋势的实践需要；人民安全维度，政治安全维度，经济安全维度，军事、文化、社会安全维度，以及国际安全维度，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旨要；统筹外部与内部安全、国土与国民安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发展与安全问题以及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辩证方法论。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旨要；辩证方法论
习近平指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1]200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度延拓中，国家安全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核心领域。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其以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基本观点，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怎样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的一连串基本问题，表征着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进一步深化把握与认知。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性关键时期，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及其辩证方法论，对于有效化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安全隐患，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场逻辑
中国进入新时代，面临的安全与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各种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这些复杂多变的安全风险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人民的生存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形成巨大的威胁。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应运而生。
YANG Qian-qian, GUAN Rui, ZHANG Lan-ling, GU Hang, LIU Yu-huan
（一）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的出场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场是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展开的现实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十九大主题的核心内涵，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进行不懈奋斗的初心与使命。在党引领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需要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境与矛盾，需要对各种“阻挠”事物展开全面的斗争，以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下逐步实现，而国家总体安全观恰恰适应了“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要求”[2]253。现阶段，我国以空前而崭新的崛起态势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靠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无疑是大有作为机遇与光明前景的凸显，但“风险挑战也十分严峻”[2]253。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深度攻坚、社会加速转型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关键时期，众多矛盾和安全问题交织共生：其一，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阶层利益诱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某些群体性事件借助互联网延拓其负面影响，将问题扩大化、政治化，促使社会民怨激增，导致更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对新时代社会团结稳定造成了重度的破坏。其二，境内外的敌对势力趁机颠覆与渗透。这些势力利用西方思潮对我国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与形塑。如近年来兴起的历史虚无主义与颜色革命等西方思潮，其否定社会主义、损害党的形象、丑化革命英雄以及淡化甚至摧毁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锲入了消解的危机。其三，民族分裂势力的蔓延与扩张。民族分裂势力与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斑驳交杂，制造了一系列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暴恐事件，这些分裂祖国、侵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行径，给我国社会的安全运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黑缝往往因为牙面是有窝沟点隙的，窝沟点隙有时候特别特别细小，当我们吃的食物有一些色素，会沉着在窝沟点隙里，正常的刷牙，甚至超声洁牙都去除不干净。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牙的窝沟点隙里，会有一些黑印子。没关系，这个不影响牙齿的使用，也不影响牙齿的健康。原来，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黑缝都是由于色素沉积而导致的，它与因蛀牙而形成的黑缝区别是可以通过洗牙等方式清除掉。
（二）回应人民对国家安全新期待的出场逻辑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创造历史的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3]21，在治理国家、决策方略的过程中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3]21。这就深刻表明，始终将人民摆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是党一切工作开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因而其人民性在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表征就是坚持人民安全的本质性，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本质、灵魂和核心价值观是人民安全”[7]。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人民安全就是坚持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维护国家安全，即始终“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8]，在国家安全的形塑与维护的实践中，秉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安全理念，做到“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8]。但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的传统安全理念中，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并非一种对等的关系，而是强调国家安全的“顶层性”，即为了国家安全而忽视甚至危害人民安全。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定格人民安全为宗旨，在强调国家安全的同时实现了人民本位安全观的理念转向，即国家安全工作实践的出发点与根本目的就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民生存发展安全，同时促使认同与支持国家安全工作实践的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国家安全的维护，形塑全民参与的大安全格局，进而在人民安全的基础上实现最为有效和力量最大的国家安全。
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理论紧密联系、观点互相贯通的思想体系。其中所蕴含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以及国际安全，从五个维度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旨要。
由此可知，为了人民所期待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生存环境和物质食品安全，必须坚持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因为，国家安全工作的实践面向与精神旨归就是“保障人民利益，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2]253-254。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人民对国家安全新期待的现实诉求便成为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场逻辑。
（三）顺应世界发展新变化新趋势的出场逻辑
在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里，入住老年人不仅需要日常生活照顾、疾病诊治、身体康复训练，还需要健康咨询、心理安慰、营养指导、临终关怀等，因此需要有大量的专业人才来提供专业服务。但是目前广西此类人才相当缺乏，具有养老护理职业资格证书的服务人员更少。目前广西养老机构服务人员多数为40岁以上妇女，她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护理培训，提供的服务基本属于简单的日常照料和护理。
在经济领域，自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创伤，甚至呈现出经济停滞的现象。同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上是向上的，但也经历着严重的曲折发展。可以说，新时代经济安全具备世界性特质，其危机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应对；在政治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世界话语权的逐步提升，尤其是“中国的重要性、主动性和塑造能力都将稳步增强”[5]，这就内在地促使“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2]254。这样的演变结果就是，世界各国共同联结成一种“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6]541；在社会领域，全球化、信息化的横纵深度延伸，促使世界各国连成一片，形成世界性的“大社会”，在这个“大社会”里面，各国的安全紧密关联，一国的安全不能以别国的动荡为前提，因为“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6]542；在文化领域，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频繁交往，人们越来越认同以多样性为基本特征的人类文明，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秉持的“文化冲突论”“文化优劣论”等理念依旧时有呈现，给世界各国的文化安全契入了严峻的挑战；在生态治理方面，全球性的生态失衡以及污染问题的化解，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世界，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命运相连，为了防止生态危机的引发，世界各国必须携手推进、共同应对。
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场是顺应世界发展新变化新趋势的实践要求。当今世界，正处在希望与挑战并存的重大发展、深度变革、全面调整时期，时代主题依旧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成为趋势，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度延拓，这就使得世界各国“互相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2]254。但同时，经济增长乏力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地区冲突问题，以及包括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与气候变化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4]。
由此可见，面临这些世界性的安全危机，“没有哪个国家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2]254，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当今世界，只有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2]254，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各种安全问题与挑战，才能实现“共享正义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发展新变化新趋势的实践要求便成为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场逻辑。
二、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旨要
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重大发展机遇期的同时，也迎来了众多严峻的挑战：“台独”分裂活动时有抬头，其否认“九二共识”，蓄意煽动两岸敌意，降解两岸关系。“港独”分子也趁机蓄谋，制造危害国家、分裂国家的事件，如“占中事件”的爆发，其行为公然违反香港的法律规定，将少数人的政治诉求竖立于法律之上，冲击政府，阻塞交通，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了香港社会的安宁及繁荣。这严重阻碍了人民期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史进程。“暴恐袭击”事件时有发生，如2008 年由“藏独”分子制造的“3·14”拉萨暴力恐怖事件，2009 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引发的“打砸抢烧”的暴力犯罪事件，2014 年在昆明引发的“3·01”暴恐事件，这些暴恐事件震惊国内外，其令人发指的行径对国家安全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同时，随着工业化的演进，空气、土壤、水质污染面积逐步延展，自然生态退化失衡，农产品、食品药品安全等不断出现，这严重危及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存环境。
（一）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人民安全之维
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场是人民对国家安全新期待的现实诉求。进入新时代，人民的需要逐渐延伸与拓展，其希望国家更加强大以更有力量地“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2]253，期盼党和政府更加全面、有效地帮助人民“保护生命财产安全”[2]253，希望全面化解“空气、水、土壤污染以及农产品、食品药品安全等突出问题”[2]253。党的十九大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新论断，强调人民不仅更高地追求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在“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3]11。这就明确将“安全”锲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范畴，即是说，将“安全”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内容，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了安全感，获得感才有保障，幸福感才会持久”[2]253。这充分体现了党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深刻考量与洞察。
由此可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必须形塑和创设其演进的外部安全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时刻应对各种风险考验，将各种矛盾与潜在危机予以科学且有效的化解，以更好维护我国发展的历史机遇，“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或打断”。[2]25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顺势而成。
（二）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政治安全之维
习近平指出：“政治安全攸关党和国家安危，是国家安全的根本。”[2]257一旦失去政治安全这个根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发展就会丧失前进的方向，最终导致国家的整体性颠覆。政治安全涵盖着政权、主权、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安全，可以说，其涵盖领域之广泛，“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9]。这是因为，政治安全的威胁，直接指涉政党的削弱、国家的动摇、政府的推翻、民族的挑拨以及政权的摧毁等核心要素。因此，习近平强调，在政治安全维护层面，“意识形态领域是争夺‘制脑权’的没有硝烟的战场”[2]257。现阶段，我国进入新时代，面临的政治安危问题更趋复杂化、尖锐化：西方敌对势力以西化分化战略定位我国，精心策划进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解构与消融；党内存在的“四大危险”深度削弱了党的公信力、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形象，促使党群之间架构起一堵厚厚的墙，这无疑严重危及党的政治安全；“台独”“港独”“疆独”等势力借助外部力量的支持，制造暴恐事件，导致我国港澳台地区及边疆地带动荡起伏、社会失稳。这些关涉政治安全问题的蔓延与扩张，将会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全面动摇，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一旦丧失，中国的国体与政体将会彻底嬗变，重新陷入“近代史式”的分裂境地。故而，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政治安全的根本性定位，就内在地要求在维护政治安全时，必须“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2]258，将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坚决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258，否则，根本性的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10]。
（三）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经济安全之维
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保障涵盖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与社会安全。就军事安全而言，其处在总体国家安全的支柱位置，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整体利益提供安全保障，正如习近平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13]，没有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以及延伸我国海外利益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等提供强有力的战略助推。就文化安全而言，其指的是一个国家文化体系规避外来文化的威胁与消解的状态。文化安全对于国家的治理及其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正如习近平指出，深度展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14]，因为这紧密关涉“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14]，在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以及制度自信之外，我们“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14]。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与灵魂，我们若是抛弃或背叛了自己的历史文化，那么我们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5]。因此，必须增强文化自信，从根本上为国家安全奠定稳固的思想文化安全基石。就社会安全而言，其是表征国家安全的核心因素，直接关涉人民生活水平与国家安全稳定。社会是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共同载体，因而，社会安全从本质上看就“在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形成良性、有序的互动”[16]。由此可知，社会安全与生活在其中的全体成员密切关联，是老百姓最关注最担心的安全领域之一。对此，习近平强调，确保国家安全，必须坚持“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做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工作”[17]，在总体上对民生工作进行保障与完善，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17]。
经过半年多的运转，浮选车间运行状况稳定。浮选精煤灰分控制在8%以内，三班工作制，每班精煤压滤机可卸3～4个循环，按每个循环8 t计，则每天可生产浮选精煤80 t左右。每月可多洗精煤约2 500 t，按当时精煤价格1 300元/t测算，每月可增加效益近350万元。经测算，实际运行4个月后，已收回投资成本。
人脑中的突触比银河系中的恒星还要多。大脑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复杂的物体，在这个层面上理解它的联系是揭开其神秘面纱的重要一步。
（四）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之维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基础状况决定上层建筑走势、调整和变革的方向，而不允许上层建筑长期对于经济基础的滞后性与超前性。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规律入融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而实现的理论创新就是，“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2]258，从国家发展全局来看，“维护国家安全，根本上是为了发展经济”[2]258。这是因为，我国当前的政策、方针和战略等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旦经济领域存在危机，“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安全也就无从谈起”[2]258。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体系中，金融处在这一体系的核心地位，因而金融危机的引发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正如习近平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11]，其稳定运行“是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基础”[11]。自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经济以危机链的方式从乌克兰破产、希腊金融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等演变至全球经济的总体性低迷，加之“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12]，我国的金融发展面临着重大的安全困局。正是基于这样的安全考量，习近平强调，维护经济安全，“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2]258，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258，同时，需要“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为实体经济发展创设良好金融环境；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11]，以“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258。
（五）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际安全之维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国际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外部支撑，是一个国家得以安全稳定生存与发展的重大依托。当今世界，各国已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驱动下连成“共存互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而，整个安全体系应该是普遍的，即“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1]354，或者规划一些国家安全而另一些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其自身所谓绝对安全”[1]354。为此，中国将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和平发展道路”[2]260，在国际上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对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1]355，同时密切国际与地区的合作，提高打击力度，促使“本地区人民都能够在安宁祥和的土地上幸福生活”[1]355，并全力支持和入融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积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1]355，为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全球安全治理不断贡献中国力量与智慧。当前，非传统安全引发的世界性危机，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安全”[18]严重危害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就内在地要求“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260，因为全球性的安全问题本身就是和“全人类紧密联系的核心问题，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畴”[19]。也就是说，唯有将国际安全作为外部依托，才能全面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形成强有力的海外利益安全保障体系”[2]260。
三、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辩证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新时代中国安全实践进行有机融合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辩证方法论意义。总的来说，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辩证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层面：
（一）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辩证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是辩证统一的，既以内部安全延拓至外部安全，又通过外部安全确保内部安全。当今世界，在全球化、信息化与网络化三重交织的深度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步形塑为一个息息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里面，局部或者单方面的冲突与动荡都会导致其他部分的安全危机。例如金融危机、网络安全、生态危机等，其并没有确切的物理边界，而是通过无形的存在对全球进行扩张与蔓延，并与政治问题、主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交汇融通，引发连片国家的矛盾与战争，给各国人民都带来严重的生存困境。因此，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重视内部安全，即“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1]201，同时又要关注外部安全，即“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1]201。这就深刻表明，内部安全是重点与关键，外部安全是依托与凭借，即我们强调内部安全就是“建设平安中国”，而外部安全归根结底是内部安全的外延需要。由此可见，习近平将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统一起来，对新时代国家安全进行内外双重维度的考量，无疑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上“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方法论。
（二）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辩证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统一起来考量与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时代呈现。众所周知，国土与国民是构建一个国家的最为基本的要素，其内在的密切关联性体现为：作为“人化自然”的国土是国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与首要载体，国土的消失或沦陷，国民将无所依托；国民是改造客观自然使之成为“人化自然”的国土的实践主体，一旦没有国民的存在，国土便失去其自身的“属人”意义。国土与国民这种内在的固有关联性入融到安全领域，就会表现出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深度关联性。但长期以来的传统安全观，则往往由于过度关注国土安全而忽视国民安全，在历史上甚至出现牺牲国民安全去换取国土安全的现象。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整合起来、统筹考量，实现了对传统安全观的超越。习近平一方面强调“国土安全是立国之基”[2]258，指出，国土不受外来侵略与威胁，“国家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2]258；另一方面，习近平又指出要重视国民安全，因为国土安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8]。这些重要论述，实现了由“国的安全”向“人的安全”的安全观转渡，指涉出在“人的安全”基础上推进国土安全的维护。这无疑深刻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逻辑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方法论。
（三）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辩证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方面关注传统安全，一方面又关注非传统安全。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深度延拓，世界各国“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6]538，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已经超出一国或两国的场域，形成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安全危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并不存在严格的界线，而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联性。也就是说，以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为内核的传统安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向以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与生态安全为内核的非传统安全的转变，反之亦然。例如，由冷战思维与强权政治而引发的战争，将会导致社会混乱、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样，由于各国对资源能源的互相争夺，当矛盾激化至上限界阀时，各国就会采取经济制裁、政治施压与军事打击的方式进行解决而演变为传统安全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实现了超越，其形塑的是一种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与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6]201。这充分凸显了习近平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和非传统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的观察、思考和处理”[20]，表征着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辩证方法论。
第一，全面向污染宣战,成效显著。国务院先后发布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得到改善。《大气十条》顺利收官,全面完成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PM2.5平均浓度分别下降39.6%、34.3%、27.7%。其中,北京超额实现“京60”目标,珠三角区域PM2.5平均浓度连续三年达标。全国地表水优良(I-III类)水质断面比例增至67.9%,劣Ⅴ类降至8.3%。36个重点城市建成区的黑臭水体已基本消除。全面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完成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7.14%,农村生活垃圾得到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达74%。
（四）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的辩证方法论
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核心考量点，二者辩证统一，其内在的关系呈现为“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2]255。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始终一直关注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问题，从而规避了以舍弃国家安全谋求经济效益的非持续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更深层的创新性论证：一方面，习近平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2]255，不立足发展基础的安全是不可靠的、非持续的，因此，依据国情的考究，必须“坚持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2]255，安全问题只有运用发展的方式进行解决，就可以“从根源上预防和减少安全问题的产生”[2]255；另一方面，习近平指出，“安全是发展的保障”[2]255，安全战略的选择内在地决定了一个“国家生存、发展与兴盛之路”[2]255，因而既要“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2]255，同时又要充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2]255，在社会运演中“坚持发展不停步、维护安全不懈怠”[2]255。这些重要论述表明，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是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一对主要矛盾，而这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发展问题。因此，只有抓住发展问题并注重安全问题，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无疑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抓主流”和“抓关键”的辩证方法论。
（五）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辩证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之间的关系论证，阐明了本国安全与世界安全的内在深度关联性。当前，世界各国在全球化、信息化双重交织中的互相依存性空前加深，人们都“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2]286，因此，国家的安全已经逐步打上世界性的“烙印”，即体现出国家安全“链式感染”的传递性。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安全在全球化时代互相牵连、彼此影响，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6]523，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6]523。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将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统一起来进行辩证的考量与分析，强调在追求本国安全的同时，要关切他国安全，而不是定格本国安全为标准，把他国安全视为威胁本国安全的“绊脚石”。在自身安全追求中，习近平强调，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基本定位”[2]256，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因此，立足新时代安全，我们一方面要“解决好大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安全共性问题”[2]256，另一方面也要“处理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面临的特殊安全问题”[2]256。在共同安全追求中，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安全和本地区安全；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1]354-356。这深刻表明，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注重自身安全的特殊性，又关注共同安全的普遍性，即在自身安全中推进共同安全，又在共同安全中追寻自身安全。这无疑全面凸显出了习近平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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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58（2019）05-0001-07
DOI： 10.16478/j.cnki.jbjpc.20191008.001
收稿日期 ：2019-07-22
作者简介 ：陶廷昌（1986—），男，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浩斌(1976—)，男，法学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基金项目 ：中南大学研究生调查研究项目“高校学生文化自信状况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18dcyj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诠释学研究”（项目编号：2018zzts27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项目编号：17WTC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谢 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