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三个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贫富差距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贫富差距过分扩张并逼近社会警戒线
虽然学术界对我国贫富差距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有“乐观派”和“悲观派”之分，但是，无论是哪种观点，人们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较之改革开放之初，20多年来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按社会警戒线理论来说，我国的贫富差距的扩张对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有二种情况：
第一，基尼系数已经超出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尽管用基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并以此判定社会是否稳定，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判断，对基尼系数的运用实际上要复杂得多，但是，作为一种国际上通行的反映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还是有其可借鉴的地方。按照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超过0.4，就属于不平等的范围。目前一些部门机构和个人对我国基尼系数进行了测算，虽然由于资料选取或测算方法不同其结果有所差异，但大都认为超出正常合理值。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1978年全国平均的基尼系数为0.3，城镇为0.16，农村为0.31；而1995年全国平均的基尼系数为0.445，城镇为0.286，农村为0.429。 据李强、赵人伟等专家测算，我国城乡的基尼系数，1979年为0.31，1988年为0.392，1994年为0.434。另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调查表明，这种差距更是惊人：如果包括非法和非正常收入在内，1994年到1997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均超过0.5。
第二，贫富分化出现收入差距向财富占有差距转变的新特点。一般来说，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和财富占有差距两种。其中，收入差距是一种即时性差距，通常是对社会成员之间年收入的比较，而财富占有差距是一种积累性的差距，因为财富是家庭（居民）拥有的各类财产的总和，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家庭（居民）历年收入积累的结果。因此，财富占有差距比收入差距更能反映贫富分化，也是更严重的情形。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向财富占有差距转变，并进而影响和扩大收入差距。仅以财富中的金融为例，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在城市，截止1999年6月末， 拥有金融资产量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量的55.4％，户均拥有金融资产146615元，而最低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 ％， 户均为4298元，高低之比高达34∶1。另据《新华文摘》1998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对中美两国的财富占有所作的对比，其结论为：1994年中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27％，这一数字低于同期美国的4.4％； 而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 这一数字则高于同期美国的44.6％。1995年美国1％的富人拥有全美40％的财富， 而同期的中国，仅占全国千分之一人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的三分之一。这种财富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如何呢？按照社会警戒线理论，如果占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为占人口10％的低收入者收入的10倍，社会就进入了不稳定状态。
二、贫富差距呈现出“非稳定性”的结构
结构问题非常重要，一定条件下，结构对事物及性质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从现实来看，当下我国的贫富差距出现两种“非稳定性”结构形态。
1、形状结构的“过度性金字塔型”。
财富占有的不同，影响和决定社会的分层。任何社会分层体系都可能分成上、中、下三个层次。但是，不同社会等级体系的形状结构却是不同的，一般可以划分为“金字塔型”、“哑铃型”和“橄榄型”三种类型。“金字塔型”结构是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塔的底部，属于贫困阶层。“哑铃型”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在社会总人口中贫富者和富裕者占有多数，但中间阶层则比较弱小。“金字塔型”和“哑铃型”社会结构都呈现明显的阶级或阶层的对抗，因此，属于非稳定型的社会结构。所谓的“橄榄型”，就是两头大，中间小，即贫困者和极端富裕者只是占社会人口的少数，而绝大多数是处在中间的比较富裕者的阶层。社会结构分层理论认为，“橄榄型”属于稳定型的社会结构。因为中间阶层在技能、职能、收入和财富占有状况，社会地位或权力等方面都处于中间状态，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群，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对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起着缓解作用，从而奠定稳定社会结构的基础。据专家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占人口总数40％以上的中间阶层，而这一阶层的存在大大缓解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从而对社会政治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变化引发的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是“哑铃型”，而是正处于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过程中，可称之为“过渡性的金字塔型”的结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农业劳动者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而目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低、中等偏下、中、中等偏上和高收入人群所占的比重依次是31.79％、32.36％、19.67％、8.95％、7.23％，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仍然呈“金字塔型”（有学者作过测算，我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比较理想的分布格局是15％、25％、40％、12％、8％，这是一种橄榄型分布）。因此，就全国城乡总体而言，一部分人进入了高收入者的阶层，而约有62.4％的家庭收入居于下层和中层水平，中等收入层明显偏少。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也是不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必将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威胁。
2、形态结构的群体性
我国的贫富差距呈现出另一个“非稳定性”结构，就是居民间贫富差距呈集团性、群体性特征。这种集团性、群体性集中表现在：
地区差距及其矛盾。从全国的范围看，主要就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矛盾。1999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980年的1.06∶0.98∶1扩大为1.48∶1∶1.06。1978年到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系数（收入最高的5个地区的平均收入与最低的5个地区的平均收入比较）由1.6倍扩大为2倍多，由2.1倍扩大为2.6倍。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20世纪的90年代以后，又出现一个新的地区差距，就是南北之间的收入差距凸现出来。
城乡差距及其矛盾。城乡差距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使历史上就已存在的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到8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一差距又迅速拉大，甚至是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初。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7∶1，2000年为3∶1；而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37∶1，1984年曾经缩小到1.6∶1。近年来， 农村的增产不增收，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加剧了城乡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
行业差距及其矛盾。一些垄断性行业、新兴行业与夕阳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调查，1990年最高与最低行业人均收入比为1.29∶1，1995年为2.23∶1，到1999年则达到2.55∶1。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职工年均工资的绝对差距由1978 年的458 元扩大为1999 年的7214元，扩大了约15.8倍。
此外，近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类型的收入差距，如不同所有制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收入差距、行业和单位内部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职职工与离退休职工之间的差距，等等这些也带有群体性特征。
群体性贫富差距结构的出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第一，群体性贫富差距结构容易产生集团性矛盾，如城乡差距结构中农民群体与非农民之间的矛盾，地区差距中有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矛盾等等。第二，群体性贫富差距如地区差城乡差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往往与民族问题、边疆稳定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三、不合理和不合法的收入滋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心理
贫富差距的绝对值固然与社会稳定有直接的联系，但还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即贫富差距大，社会就一定不稳定。问题在于有一个社会大众对贫富差距的现实状况的接受和认可度。按照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即有一个社会平均综合满意度与社会贫富分化度的对应问题。举例来说，即使是社会贫富分化度（基尼系数）处于0.5， 但社会大众认可度或社会平均综合满意度高，社会可能是稳定的；反之，即使是基尼系数处于0.4，而社会平均满意度低，社会仍可能是不稳定的。
据调查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平均综合满意度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有所下降，老百姓对贫富差距的现实状态接受程度下降，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合理和不合法的收入的存在。这种变异的社会分配不公严重影响社会大众的社会心理，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按照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的分析，产生当前贫富分化主要是三种行为的结果：“市场化”、“非市场化”和“泛市场化”。从价值论来分析，“市场化”可能是合理合法的，而“非市场化”和“泛市场化”则是不合理及非法的。“让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实施，使一部分地区和个人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些情况是合理的，人们也是认可的。人们不能容忍的是“非市场化”和“泛市场化”的行为。“非市场化”包括诸如体制因素和政策因素等情形。体制因素，主要是少数带有垄断性的行业，依靠在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垄断地位和不平等竞争环境而获得高额垄断收入。政策因素，主要是一些企业与个人，利用政策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市场的不规范，流通秩序的混乱，钻了政策和体制的空子，有的甚至直接干违法的勾当，非法经营，从而发了横财。“泛市场化”主要就是腐败因素。少数党政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把市场经济的原则运用到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利用手中掌握的人、财、物大力以权谋私。他们同少数非法经营者相勾结，进行权钱交易，采取各种恶劣手段，谋取私利、贪污、受贿、走私、诈骗等等而成为爆发户。非法致富甚至是违法致富对造成贫富差距有多大作用呢？据南开大学一经济学者的测算，各种非法收入大约使全国范围内收入分配差别的基尼系数由0.2961上升到了0.3888，上升了31％；在农村由0.2829上升到了0.3727，上升了29％。
不合理和不合法收入虽然是局部现象，但它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不合理和不合法的收入的存在，加剧了大众社会心理的价值冲突，如出现的所谓“该富的没富，富了不该富的”的情绪；更严重的是，这种现实使人们心理上所感受到贫富差距将事实上的贫富差距又进一步放大。从而使一部分人甚至怀疑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怀疑“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总政策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从而会降低公众对党和政府的支持程度。
正确认识和处理贫富差距问题以确保社会稳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措施，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目前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对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整合，针对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人们不满的因素，集中解决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通过强化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等积极措施，全面解决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及混乱问题；二是通过对高收入进行调节，切实保护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强中央调控有效控制地区差距和缩小城乡差距等措施，防止收入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三是通过进一步推进和加快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确保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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