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巴金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巴金论文,近二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3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人对巴金及其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侧重对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巴金研究状况作一宏观的考察，以期能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提供些微有益的思路与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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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金及其创作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三四十年代的研究、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及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第一阶段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巴金及其创作的介绍、评价、研究文章共170余篇（注：此两项数字主要据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五辑《介绍、评论、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并参照唐金海、张晓云编《巴金年谱》（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李方平、蒋刚编《巴金研究年表》（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巴金文学研究所1992年印行）统计。），其中称得上研究论文的为数甚少，主要还是带有随感特点，类似于书评性质的文章居多。这个阶段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金创作在当时的社会影响。这一切为日后的巴金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历史参照。在第二阶段，书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巴金及其创作的讨论、批评、研究文章仅110篇左右（注：此两项数字主要据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五辑《介绍、评论、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并参照唐金海、张晓云编《巴金年谱》（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李方平、蒋刚编《巴金研究年表》（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巴金文学研究所1992年印行）统计。），其中称得上研究论文的也仅20余篇。这期间印行出版的有关巴金的专书4本，其中，两本是带有浓郁政治批判色彩的小册子，一本研究资料汇编，还有一本是法国学者的研究专著的中译本。由于历史的原因，五六十年代的巴金研究一开始即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带有非常明显的功利目的。如50年代后期的“巴金作品讨论”，实际上属当时“文艺思想领域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的一项内容（注：参见《巴金创作评论·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版。），名为讨论，实为政治批判，与学术上的研究相去甚远。就是一些较为客观的研究者，在当时也难以摆脱流行观念的束缚，研究视角和方法都较单一，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也未能充分地展开。
“文革”结束后，巴金研究逐步复苏，并迅速成为一个令人瞩目而又颇有建树的领域。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四次专题性的国际巴金学术研讨会，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有关巴金的研究论文、作品评论及传记资料1200余篇（注：此处及后面的各项数字，主要据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第五辑、陈思和著《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版）一书中《巴金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0～1997年度《复印报刊资料》统计。），正式出版巴金研究专著50余种，编辑印行《巴金研究》（总第15期之前称《巴金文学研究资料》）33期，并形成一个虽无统一组织但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这一切从总体上显示着巴金研究日渐展开的良好态势，并在下述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第一，资料的挖掘与整理。这方面最重要的收获包括巴金20年代初发表的诗文、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与欧美无政府主义人士的外文往来信件相继被李存光、惠文、陈思和及山口守等发现整理并公诸于学界；李存光编的三卷本《巴金研究资料》，张立慧、李今合编的《巴金研究在国外》，以及唐金海、张晓云主编的《巴金年谱》等重要学术参考书的出版。而1994年出齐的26卷本《巴金全集》及最近一次推出的10卷本《巴金译文全集》，更为研究者提供了系统而可靠的研究文本。第二，传记研究。从80年代初陈丹晨的《巴金评传》发展到1994年李存光的《巴金传》的出版，已经面世的巴金传记、评传著作已达5种，而像谭兴国的《巴金的生平和创作》以及其它人的一些著作，也都带有传记研究的性质。这些著作对巴金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人格精神的研究，都有各自的独到之处，它们为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巴金的为人为文提供了厚实的基础。第三，专题研究。这20年间，一大批有特色的学术专著相继出版，像李存光的《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汪应果的《巴金论》、陈思和与李辉的《巴金论稿》、花建与袁振声分别出版的同题专著《巴金小说艺术论》、艾晓明的《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以及张民权的《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等都堪称严谨之作；巴金早期思想、巴金的美学观，巴金小说的人物形象以及巴金与中外文化等专题，在这20年间都得到了较有成效的探究。
但是，在充分肯定近20年巴金研究实质性进展的同时还不能不看到，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的工作相对于前10年已明显沉寂，从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总篇数看，90年代不及80年代之一半；就研究著作而言，90年代虽偶有专著出版，但总体水平也未达到或超越前10年。在经历80年代的资料积累和学术拓荒之后，90年代的巴金研究完全有条件迎来一个全面丰收的季节，但它实际上却失去了当年突进的态势，而进入深入前的长时期徘徊。出现这种状况固然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有关，但也与近年来巴金研究领域自身存在的一些值得审视的现象不无关系。笔者认为，认真地关注和分析下述的这些现象，当是促使巴金研究走出低谷告别徘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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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可以见到不同学术观点的热烈讨论与交锋，而在巴金研究领域，这种学术上共同探讨的气氛似乎并未完全形成。50年代末的“巴金作品讨论”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但即使在那时，报刊上仍可见到不同见解的文字，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研究工作反而出现“冷静”的局面。虽然偶有不同观点见诸报刊，但最终未能形成充分深入讨论的学术气氛。最明显的莫如关于《随想录》的评价问题。先是香港大学中文系几位大学生从文学技巧的角度入手，对《随想录》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这种声音很快就消失在巴金本人及许多巴金作品爱好者的批评之中；后来又有张放《关于〈随想录〉评价的思考》一文对香港大学生抱同情态度，对《随想录》的艺术价值提出质疑，但立即又引发了陈丹晨、邵燕祥的反驳。和这些现象同存的，是五卷《随想录》出齐时文化界、学术界众口一声的肯定，“溢美之辞”（注：陈思和：《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第191页。）频频出现。
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如何评价《随想录》，而在于如何客观地评价一个作家及其创作。对巴金的评价，曾经有过把其“按之入地”的过去，但这并不意味如今的研究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要“举之上天”。科学的态度应是实事求是，“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注：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不错，在人格上巴金是高尚的，在创作上巴金是勤奋的、热情的、进步的，而且是卓有成就的，他无愧于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的称号。就个人感情而言，笔者对巴老也是极其敬重的，但就学术研究而言，笔者则觉得作家应是研究者平等的研究对象。研究者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一位文化巨人，而且是一位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有过痛苦与挫折，有着漫长生命历程的文学家。他的思想道路是曲折和复杂的，他的创作也有过个性的部分迷失，甚至就是早年的《激流三部曲》或晚年的《随想录》，也存在着观念与表现上的发展变化迹象。因此，对巴金及其创作进行具体、深入的探讨，比匆忙地作出一种笼统的价值评判，有着更为切实的意义。
正由于或急于对研究对象作出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评判，或迎合某种现实的需求而有意回避或强调某方面问题，一些本该同时也值得深入讨论的论题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探讨。如对巴金早期思想的研究，大多数人都注意其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但与此相关的爱国主义问题、世界观转变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讨论。巴金本人曾多次表示，自己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于是不少研究者也就据此写文章认同这一说法。但是，在国家与民族的观念上，无政府主义与爱国主义是明显对立的，而巴金20年代初也的确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写过几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学术界似乎不该对这问题长期保持沉默，而应做实事求是的解释。又如对《寒夜》中曾树生的评价，80年代初陈则光曾撰文把其称为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加以肯定，后又引发戴翊等人的商榷。随着近年来女权主义批评的兴盛，又有不少人对曾树生的人生姿态持肯定态度，但如何进一步认识这一形象的讨论却未能因此而展开。
《随想录》无论在文化思想史或作家个人的创作道路上都有其独特的意义，但《随想录》的写作历时8年，这8年又正是中国社会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作家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自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艺术表现方面，作家也是一步步地恢复个性的；但最终风格的形成，又不完全是三四十年代或五六十年代巴金手法的重现。像这样一些实际状况，难道仅仅有一种笼统或大致的评价就能说明问题？难道不值得研究者深入地研究和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展开充分的讨论？
因此，笔者觉得如能在巴金研究中进一步摆脱社会文化功利的影响，多一点史学品格，多一点学术自觉，就能更好地直面巴金思想与创作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从而真正告别过分带有情感色彩的批评，而进入理性、客观的科学研究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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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发表的论文及已出版的著作而言，巴金研究中一种不从作家创作文本为中心或偏离文学研究本质的非文学倾向正在悄然形成。目前出版的巴金传记已达5种之多，而像李存光的《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谭兴国的《巴金的生平和创作》，以及五六十年代大陆与香港出版的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余思牧的《作家巴金》也大多带有作家传记研究的特点。可是，主要围绕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著作，却仅有张慧珠的《巴金创作论》、《巴金随想论》、姚春树和吴锦濂的《巴金作品欣赏》、张民权的《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宋日家的《巴金小说人物论》以及陈丹晨主编的《巴金名作欣赏》等有限的几本。
当然，研究者在表达见解、撰写著作时并不一定要从作品论为题，也不一定采用作品论的方式传达自己对作品的认识与体味，前述传记著作及带有作家传记研究性质的著作，也大多是研究者充分阅读理解巴金文学作品后的研究成果，它们在巴金研究中都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著作的研究重心毕竟侧重于作家的生平、思想与创作道路，巴金具体的创作文本一般未能进入研究视界的中心，成为研究工作的重点。而后述的6种著作，又有一半以上的随感性批评或鉴赏性分析。
另外，较有代表性的3本学术会议论文集《巴金研究论集》、《巴金与中西文化》、《世纪的良心》共收论文83篇，其中具体围绕巴金文学创作展开论述的仅31篇。在近20年见诸报刊的1200篇文章中，属作家传记资料方面的文章约330篇，研究作家生平思想、人格精神以及巴金与中外文化方面的论文也约330篇，而有关巴金文学创作方面的文章却仅570篇。在这570篇中还占有大量一般性的鉴赏分析文章，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巴金文学创作研究的论文为数不多。
巴金一直关心人类社会的前途与命运，他的思想人格在20世纪读者中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多次表示自己所追求的是艺术之外的东西，并且提出过“无技巧”的文学主张。巴金一生最为成功、最为辉煌的业绩也在于其文学创作，研究界完全不应因作家本人对社会理想、人格精神的重视就忽略对其创作艺术的探讨，更不应该因作家提倡过“无技巧”而无视其创作的文学价值。
青年巴金的确曾表示过对艺术的鄙薄，他写作《灭亡》步入文坛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巴金自身创作时不存在着自觉的艺术追求。创作《爱情的三部曲》时，巴金“所注重的是性格的描写”；每写完一部《火》，他都表示所做的是“失败”的工作，他所不满意的当然不是《火》的思想或观念，而是其艺术表现。在《家》的一次又一次修改中，巴金曾不厌其烦地更改对人物的称谓，为的就是使小说的叙述视角与话语更为统一；他不断增添一些伏笔，为的是使情节发展更为合理，结构更为紧凑；就是鸣凤投湖前的最后呼喊也是经过三次更动，最后才定为如今广为人们称道的“三少爷、觉慧”。《憩园》中曲折情节的结构，《寒夜》里象征手法的多方面运用，更是体现着作者独具的艺术匠心。上述苦心经营、精雕细镂的例子，无不昭示着巴金文学实践中的艺术自觉。完全有理由说，巴金在艺术方面的实际创造，远比目前学术界认识到的多得多。
从另一角度看，像《爱情的三部曲》、《寒夜》、《激流三部曲》等作品，不仅影响过以前的读者，如今也还由不同的出版社不断以不同的版本印行，如果仅仅作品为历史文献或思想资料，它们有可能这样长时期地广为读者接受？如果承认它们是作为文学作品存在于读者之间，那么，这种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这样的艺术效应难道还不足以促使人们认真地从艺术上探讨其得失成败？由于从实际社会运动而步入文坛，巴金可能有比艺术更为重要的追求；由于作家个人的谦逊，他也有可能不愿意过分地张扬自身的艺术苦心。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研究者完全有责任就巴金作品穿越时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作出必要的解释。
笔者认为，文学家巴金才是整个巴金研究的根本所在，对巴金的创作艺术进行深入探讨应是今后巴金研究的主要课题。如果在巴金的生平、思想、人格精神、创作道路的研究上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对其作品，对他所构筑的艺术世界却很少触及，就很容易脱离文学研究的本质而陷入纯边缘研究的危险。作家的传记研究，最终也应是为作品研究作准备的。反过来说，对于像巴金这样著作等身的作家，研究者如果不认真细致地感受、品辨其作品的丰富、深刻内涵，就无法从根本上把握作家本人；如果不深入探寻其创作的艺术成就，也就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巴金在历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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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随着思维空间的拓展和观念方法的更新，已从单纯的社会——历史的文学批评走向综合的、宏观的研究。这无疑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这种可喜局面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则是一种“大而空”的倾向正在形成。因此，很早就有人“特别呼吁重视与加强微观研究与文本精读”（注：参见谢伟民《学科召唤新一代的崛起》，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笔者觉得，加强微观研究与文本精读对目前的巴金研究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因为尽管进入八九十年代，不少学者已对巴金的一些作品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但总体状况仍不能令人满意。80年代以来，从“拨乱反正”到“观念更新”，从“方法热”到“文化热”，变化过快的研究热潮似乎令人无暇冷静地面对巴金为数众多的具体作品。巴金那20余部中长篇小说，数十本的短篇小说和数十本的散文集，人们不断谈及的也大多局限在《家》、《寒夜》、《随想录》等有限的几部著作上。
近20年来，在具体讨论巴金作品的570篇文章中，有关《家》及《激流三部曲》的约215篇，有关《随想录》的约80篇，有关《寒夜》的约70篇，再扣除有关《爱尔克的灯光》、《海上的日出》、《秋夜》、《鸟的天堂》等选入大中小学课本的单篇散文作品的一般性分析文章40余篇，对于巴金其它作品的评析与研究的文章实在少得可怜。而这期间，巴金与无政府主义、巴金与外国文学、巴金与中外文化及巴金与西方政治思潮，却成了人们长谈不衰的话题。
巴金研究所以未能形成步步深入的局面，对一些论题的讨论所以未能充分地展开，以及巴金创作的文学价值的研究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无不与研究者对作家大量创作文本尚未进行深入的精读有关。人们似乎仅仅满足于对巴金一些主要作品作笼统、大致的评价，而不大对其全部创作进行深入的探讨；似乎急于做宏阔的大论而无暇进行细致的精读。例如，目前评论《随想录》的文章，大都是从总体上强调其在文化思想史和在作者创作道路上的地位，而对150篇“随想”所包含的具体而丰富的思想意蕴，独特而有争议的表现手法，却很少作深入的探究。
其实，巴金全部创作构成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它很值得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认识。如《灭亡》既表达了告别旧家庭、向往新生活的意向，又流露了对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的困惑。《爱情的三部曲》既是一曲无政府主义的深情的挽歌，又自觉地在构筑着一种理想人格的神话。在对高老太爷、克明、觉新、陈姨太等人物形象进行刻画以及后来的一次又一次修改中，作者始终无法摆脱社会功利与艺术要求、理性判断与感情取向的多维牵掣。在那些表现志愿军生活题材的小说中，叙述着的视角虽然已由过去的俯视或平视变为仰视，但作者也未完全放弃对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探险。巴金是现代作家中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但其小说的情节安排、叙述话语又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总体上看，他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但他的不少作品又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有的更完全采用了现代主义的技巧。正由于缺乏对创作文本作全面深入的研读，巴金创作中这种丰富性与多样性也就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与重视。
鲁迅说：“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想到周围的情形”，“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第451、430页。）。如果不是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就很有可能陷入孤立、琐碎的印象式批评。但是80年代以来的巴金研究毕竟与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以及茅盾等作家的研究有不同的学术背景。特别是鲁迅，他的作品从20年代以来就广为批评界注目，几乎每一主要作品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研究，在这种基础上对其展开宏观的、综合的研究自有独特的效果。而80年代之前的数十年中，评论界对巴金作品的关注，大多仅局限于《家》或整部《激流三部曲》，就是偶有论及像《爱情的三部曲》、《寒夜》等作品，也往往纠缠于对作品内容的价值评判层面上。
笔者认为，在基本上宏观地把握了作家生活的时代、环境、经历与思想的今天，应该回到创作文本，对巴金的具体作品，特别是一些代表性作品，逐一进行重新细读的时候了。必须以自觉的历史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面对具体的文本，注意文本之间以及文本内部的“锱铢之别，淄渑之辨”（注：朱自清：《山野缀拾》，《朱自清全集》第1卷第21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版。），在宏观扫描的基础上对巴金的作品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与品辨。而当积累了更多的微观研究成果之后，也必将反过来促进宏观研究的展开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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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巴金研究中，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对薄弱的环节。比如近20年专门探讨巴金“十七年”创作的论文不及10篇，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作者三四十年代的创作，而舍去或忽视对其五六十年代作品的研究。的确，最能体现巴金文学实绩的是他三四十年代的创作，写于五六十年代的篇章确有不少是应景之作，社会政治的干预与时代文学风尚的影响使他这十几年的创作留下不少遗憾。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放弃或忽略对巴金这一阶段创作的考察是不明智的。人类创造历史，但无权选择或回避历史。每一位作家在文学道路上留下的每一道足迹，都有其历史的和自身的必然性，他的任何阶段创作，在其文学旅程中都有其承接性和延续性。因此，认真地考察巴金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对于更为全面、更为准确地把握巴金及其创作，当有其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