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反帝”口号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口号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既往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口号着墨颇多，对国民党“反帝”口号的研究则相对不足①。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国民党也曾在一段时间内高举“反帝”旗帜，但由于不同的政治理念与思想资源，处于合作状态的国共两党在相同的政治口号之下，对于具体的“反帝”步骤、方式、目标等问题，双方的理解并不一致。本文主要对国民党的“反帝”口号进行简要探讨。
一、国民党“反帝”口号之提出
虽然孙中山早在1904年就已使用“帝国主义”这一名词②，但一直到1924改组之前，国民党并未以党组织的名义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其最初提出“反帝”口号主要是受了中共的影响。
“反帝”的呼声虽然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存在，但最早将其作为明确的政治口号与奋斗目标而提出则是中共刚刚建立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源于苏俄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开始广泛介入到中国思想界当中。在此影响之下，中共首先喊出“反帝”的口号。1922年7月，中共在“二大”会议上规定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③。在一年后中共三大通过的大会宣言中已经出现了“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字样④。此后中共的一系列文献均采用“军阀”、“帝国主义”作为思想表述及革命动员的中心词汇，规定国内的革命对象为“军阀”，国外的对象为与“军阀”勾结的“帝国主义”。
国共合作开始之后，中共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开始影响到国民党。1923年11月，中共决定帮助国民党矫正政治观念，“根据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⑤这年年底，中共官方刊物《向导》明确地表示：“国民党不仅是担负打倒军阀的使命，而且要变成推翻帝国主义的急先锋。”⑥同时，以鲍罗廷为代表的苏俄顾问对广东政局的深刻介入，也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国民党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国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此次大会宣言中，国民党扩展了其早期的民族主义内容，在“排满”目标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加入了“反帝”的内容：
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于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⑦。
会议期间，孙中山还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谓：“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之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不但为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亦不但为压制亚洲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且为压迫世界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广州政府现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并建议建立反帝联合战线⑧。
虽然国民党一大正式提出了“反帝”的主张，且孙中山对此也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表态，但处于合作状态中的国共两党在“反帝”问题上时有摩擦。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大钊就认为，改组后孙中山的政策“仍是不明确不清楚的”，“他本人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力量”⑨。共产国际也批评：“国民党人，甚至最杰出的国民党人在思想上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片混乱。一会儿他们说，先要消灭军阀，然后再考虑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们很少谈论后者，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国内局势上，主要是放在同所谓的军阀的斗争上。一会儿他们说应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彻底改变它的教育等等。他们没有这样的明确概念，即在中国不消灭帝国主义，就不能消灭军阀统治；不先消灭帝国主义，国家就不能统一，任何政府，包括真正的国民革命政府就不能建立。”⑩中共认为，要想推动国民党及孙中山的“反帝”意识更加坚决还需要契机。这个契机就是1924年下半年的广东商团事件。
1924年8月10日，广东商团所购价值百万元之军械由挪威商船运抵广州湾后，广州政府以“瞒领护照”及“私运枪械”为由将其扣留。为争还扣械，广东全省138埠商人于25日前后举行全省大罢市，各属乡团士绅也成为罢市运动之后盾。孙中山打算“武力解决”罢市风潮，警告商人如不开市，将命令军队炮轰、火烧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西关。消息传出后，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向广州政府发出通牒，抗议广东政府“对一无防御的城市开炮之野蛮举动”，并威胁“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军队，应立即行动”。孙中山据此认定“此次之叛乱，指挥之者为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有势力之机关之代理员”，宣称“吾人前此革命之口号曰排满，至今日吾人之口号当改为推翻帝国主义者之干涉，以排除革命成功之最大障碍”(11)。可以说，国民党自身处境受到威胁更加强化了其“反帝”立场。
扣械事件一发生，鲍罗廷就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共产国际也认为这是进行反帝宣传和加强孙中山与西方对立的更好机会。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之下，中共对于此次商团事件中的“帝国主义”背景进行了大力阐发。蔡和森称：“广东商团事件，可谓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12)《向导》上的另一篇文章也认为商团事件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形势危急，“即孙中山若不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反革命到底，则广州政府势将被逼迫而完全失其反帝国主义性成为国民党首领主持之非国民党政府。”(13)孙中山在几番犹豫之下最终决定以武力镇压(14)。
正当国民党受困于商团事件之时，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旋即引发直奉大战。孙中山欲利用此一时机再次北伐。9月18日，孙中山在誓师北伐的宣言中明确指出自辛亥革命以来十三年的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北伐的目的就是推倒帝国主义：
此战之目的，不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对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15)。
同时，国民党还提出了“反帝”应该注意的两件事：
一是认清对象，如今站在我们面前，压在我们头上的，是帝国主义，以上所说已极明白；二是慎选方法，帝国主义的势力如今还是不可响迩，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有全盘的计划准备，决不是轻举妄动可以奏效，也不是侥幸尝试所可以成功。要达到打倒帝国主义之目的，至少限度，我们必须针锋相对，确立一种主义，并严定实行主义的步骤，纠合大多数的人民，团结一个牢不可破的团体，方才能将打倒帝国主义的责任负荷起来。不然，中国人民依然一盘散沙似的，只有永久给帝国主义之践踏，还能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呢(16)？
但此时国民党的“反帝”态度仍然不能令中共满意，周恩来撰写文章认为，尽管孙中山发表那样坚决的宣言，尽管广州反帝国主义声浪那样高，“然而事实上广州政府却伴着那篇宣言取消英国帝国主义走狗二陈的通缉令，并发还其家产，决定退还英国帝国主义工具商团的枪械，任买办商人所拥护的李福林为市长，任商痞李朗如为公安局长，凡此种种简直是向英国帝国主义极大的让步。”(17)中共因此主张不能因为孙中山发表了几篇反帝宣言“而忽略他们怠工和退让的实际情况”，号召民众不应被此现象蒙蔽。陈独秀此时也极力表明，国民党所应取之上策，就是必须“从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领导民众，对于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不放过每个争斗”(18)。以上情况表明，中共对国民党此时的“反帝”表现并不满意，国民党的官方宣言与其实际行动之间确实存在着“落差”，“反帝”口号的提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国民党的一种“策略”。
“反帝”口号虽经中共的大力阐扬，但实际的社会影响力比较有限。而1925年的五卅运动则作为一个契机，使得“反帝”口号在全社会范围内发出了最强音。在追究五卅事件的起因时，帝国主义与军阀一道被视为国人最主要的敌人，五卅事件再次提醒国人警惕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的全面威胁。也正是在此之后，“反帝”口号迅速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这种情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党。
国民党自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之后，一批苏俄顾问入驻广东，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国民党政府中占据要职。加之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内气氛微妙，明地暗地里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暂时还没有一个深孚众望的领袖出现。此时苏俄及中共对国民党都有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的“反帝”态度烙上了鲜明的共产国际及中共色彩。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在鲍罗廷指导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更是打上了第三国际文献的深刻烙印：“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国不自由不平等？曰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孰使此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加于中国？曰帝国主义。故打倒帝国主义，实则国民革命之第一工作。而打倒帝国主义之方法，总理于遗嘱中，亦已明告曰：‘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对于反帝的方式与步骤，《宣言》指出：“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19)在此次会议中，国民党对两年来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有过一个总结：
本党两年来更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就是因为努力宣传的缘故，使一般的民众对于帝国主义者之罪恶，已有普遍的明了的认识，……连年来宣传不特对于帝国主义之阴谋，完全把他暴露，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据究竟在什么地方，也都明白指示出来。即如去年总理北伐宣言，就是明白说出北伐之目的不但在打倒军阀兼在打倒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此外……更不止宣传便罢，而且做了许多反帝国主义的实际工作(20)。
国民党二大宣言不仅比一大宣言带有更强的“反帝”色彩，而且将官僚阶级、买办阶级、土豪与军阀并列为帝国主义的工具，都在打倒的目标之列。如果将此宣言与中共的党内文件相对照，可以发现二者在话语的表述模式上以及基调、风格等方面都很类似，明显受到了中共“反帝”宣传的影响。张国焘后来就曾回忆说，国民党“二大”前夕，莫斯科方面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鲍罗廷将其翻译出来，乃是有关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的理论。当他和鲍罗廷一同阅读时，汪精卫来了。鲍罗廷不加解释，就将电文交给汪精卫，而汪并没读完全文，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后来，这篇文章就成为了“二大”宣言的第一段(21)。
但是，国民党内部情况复杂，派系斗争激烈，在意识形态上视国民党为一个整体是不妥当的。很难相信二大宣言的这种主张能够在国民党内部得到一致的认同与接受，只是此时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以及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占的份量，能够推动其做出这样的表述，但随着北伐的迅速推进以及国共斗争的日益激烈，国民党在实际行动中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其“反帝”策略。
二、北伐开始后国民党对“反帝”策略的调整
国民党以“反帝”、“反军阀”作为北伐的政治旗帜，但是在北伐的具体进程中，国民党的“反帝”口号却面临着一些无法破解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北伐军始终以北洋军阀为主要攻击目标，对于所谓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始终避免与其正面发生冲突，即使在冲突发生之后，国民党也尽量缓和双方的关系。
对于列强而言，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迅速进展与北京政府在政治上的衰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列强开始以新的眼光衡量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其对华政策也在此期间做出新的调整。对于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倒台之后频繁更替的北京内阁，列强一直未给予正式承认，只作为“事实政权”与之交涉(22)。而对于南方国民政府，列强虽不承认，但也并不拒绝与之进行实际的交涉。《东方杂志》指出，由于广州的对英运动发生效果，各国已经觉悟到仅仅控制北京政府的“无益”，一些外国观察家也已经明白中国的民意及广州政府的地位，同时，北方顾维钧内阁在处理中比、中日条约交涉中抛弃了传统的柔弱政策导致列强开始重新考量对策，这一系列的情况使得各国准备承认南方政府的消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23)。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民党的“反帝”态度(24)。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向北伐将士演讲中认定“帝国主义为吾人真正之目的敌”，声称“孰使中国不自由，不平等？曰惟帝国主义”。因此，“抵抗帝国主义，实为国民革命最大之使命”，并认为“帝国主义一日不推倒，中国人民一日不得宁息”(25)。同日，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宣言》中指出，辛亥以来十五年中国致乱之源“悉由国际帝国主义者为之厉阶”，“彼既挟炮舰政策，以保持其胁迫而取得之不平等条约，攘夺我关税自主，妨害我司法独立，垄断我全国金融与交通，使我新兴工业受其扼制，固有农产被其把持，因而商业萧条，民生凋敝，遍地皆匪，百废莫举。”不仅如此，帝国主义还“利用万恶之军阀为其工具，摧残爱国运动，剥夺人民自由，更驱使全国军人，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因此，蒋介石号召将士“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并且宣称与帝国主义“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26)。
在蒋介石上述关于北伐目标的表述中，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因此是首要的敌人，军阀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反军阀只是反帝内容的一部分，可以说国民党此时的“反帝”立场异常鲜明。但是在北伐的实际过程中，国民革命军面对的主要敌人一直都是北洋军阀，“反军阀”被置于“反帝”目标之前，“反帝”口号几乎没有实际内容。而且随着北伐的进展，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国民党开始自觉地调整其所倡导的“反帝”策略。
1926年8月28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对外宣言，以争取列强的支持。北伐宣言中的“反帝”论调至此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蒋提出“中国之统一独立，即世界之永久和平，我国家之自由平等，即友邦之无穷利益”，因此深望各国“体历史国民运动之光荣，予中国国民革命以赞助”。最后蒋介石向列强表明态度，“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若有利用不平等条约，援助军阀，害我国民，致为中外人民所不容，中正纵欲保其友谊，亦恐碍于正义，此则不能不于战前申明，以求我友邦谅解者也。”(27)
政治家对待同一个问题在面对不同的听众时常有不同的表述，政治家的公开表述也常与其自身的真实想法存在落差，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现象。纵观蒋介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对“反帝”问题的几次表述，其基本论调的差别并不能表明蒋介石本人的“反帝”态度出现了前后的变化，更多的可能是蒋氏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时所做的有针对性的表述，这也体现出他对“反帝”口号的自觉调整与应用。
国民党的“反帝”态度随着军事上的进展也逐渐发生改变。在迅速占领了长江流域大部之后，国民党由于控制地域的广阔从而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对苏俄物质援助的依赖渐少，相应地苏俄对于国民党的影响也渐小。尤其是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南北情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英、日等国纷纷调整其中国政策，态度逐渐倾向于南方政权，致使实际层面的“帝国主义”威胁大大减轻。这种局势对国民党的“反帝”口号提出挑战，也对其外交政策提出新的要求。此时，国民党开始调整其“反帝”政策。陈独秀在中央特别会议上做政治报告时指出，此时国民党“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之突起，即因恐惧而表现右倾”。他引用了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论，如执掌国民党党权的丁维汾认为：“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柏烈武提出：“列强有承认国民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28)
广州《民国日报》此时刊发社评提醒国民党，帝国主义虽然有准备承认国民政府的政策，但国民党仍应保持着蒋介石对汉口西报记者史华君之谈话“各国承认国民政府，当然欢迎，但此非必需问题，……无论承认与否，不平等条约，终当取消，……对帝国主义非打倒不可”的态度(29)。而作为中共党员的彭述之此时则主张，只要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存在，中国就必须考虑对这些国家的外交问题，必须争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当时的北京政府正处于破产之时，中国对外的主权还操在北京一班僵尸的外交家之手，因此国民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北京政府手中夺取代表中国的国际地位(30)。彭述之因此认为国民党可以灵活考虑对待“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也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在面对“反帝”口号问题时所面临的艰难选择。
1927年蒋介石“清党”之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新的外交政策逐渐确立，此时国民党的工作重点是争取各列强的承认，尤其是素以温和派著称的黄郛就任外交部长之后，对待列强的态度更趋缓和。《大公报》评述此时南方武汉政府的对外政策，“虽然高呼打倒土豪劣绅，闹得乌烟瘴气，叫商民不得安居乐业，却是对外国人近来客气极了。总工会特别制定‘革命纪律’，不准侵犯外人，换句话说，‘中国人尽管欺负，外国人不许干犯’。”至于南京政府，“更是彻头彻尾，讲究‘外交亲善’，……依旧要惩办土豪劣绅，却是对外国人保护，则甚为周到，换句话说，‘中国人还可欺负，外国人是惹不得的’。”(31)中共也批评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不过是“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32)。
1928年2月，黄郛发表对外宣言，强调中国国民“对于交邻之道，素以讲信修睦为主”，表示“一方面极愿与各友邦以平等地位，互相提携，完成此调剂世界经济之重任；而另一方面，不得不希望各友邦与以达到前项目的之赞助”。而最重要的赞助方法“莫如将中国之国际束缚，悉数撤销”。最后，此宣言还列出了国民政府今后与各友邦“周旋之标准”，总的语调即为“国民政府准备与各友邦维持并增进其亲善关系，俾有以顺现代之变更情势，并解除中外人民间接之发生困难及误会之因”(33)。
1928年5月，日军出兵山东，蒋介石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而绕道北伐，日军进入济南引起济南惨案，列强对北伐的干涉公开化。蒋介石对济南惨案的态度表明了其“反帝”口号自身所面临的难局。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其实一直都是将打倒军阀、建立统一的国家作为第一目标，而以收回租界和取缔不平等条约为中心内容的“反帝”只能成为第二个目标，济南事件就反映了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其实，在国民党的战略目标中，北洋军阀一直是最主要的敌人。国民政府只是将“反帝”口号作为鼓动民众政治热情和取得民众支持的有效手段。正是济南事件使得国民党中央的反帝色彩严重褪色。
陈公博则从经济的角度指出了当时国民党“反帝”口号所面临的两难，“如果要国民革命成功，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但同时要国民革命成功，非妥协帝国主义不可”，这种矛盾性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而国民党始终缺乏一整套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理论和措施。陈公博指出“帝国主义之在中国，其实力还不在海陆军，而实在于根深蒂固之经济力”。如果帝国主义总体“撤退”出这些领域，不但会造成经济的瘫痪，而且会造成工人失业的恐慌。在1926-1927年国民革命蓬勃展开的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并没有减轻，反而日益加剧，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程度日益加深，而且中国各个阶层与帝国主义利益的相关性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沿海城市商人，大半靠舶来物品的营运来维持生活，因此对“反帝”的态度比较冷淡。对于国民政府而言，一方面它要维持社会经济，一方面要靠赋税以供给军事和行政的需要，无形中不得不对帝国主义妥协。所以，陈公博认为，中国的“反帝”最终要落实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上。中国真正的独立，必须先具备独立的重工业基础，同时建设国家资本和扶助人民建设社会资本。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先要对帝国主义妥协(34)。陈公博的这种解释对于国民政府“反帝”口号的变异做出了准确的注脚。
北伐开始之后，国共两党的“反帝”口号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难局。对于国民党而言，虽然其高举“反帝”旗帜，但如何协调与列强之间的关系以争取列强承认与援助就成为国民党工作中的重点，其“反帝”态度也随之摇摆。在中共方面，也开始有意识调整反帝策略，阶级斗争此时更多地出现在了中共文件的表述之中。
实际上，一个政党的宣言与其实际行动存在一定距离也是一个正常现象，事先设计的理论在现实情况中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挑战。国民党北伐宣言中提出“反帝”口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迎合当时群众的情绪(35)，而随着军事上不断胜利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如何协调与列强之间关系以争取列强承认的问题逐渐凸显。国民党选择了一种实现自身利益价值最大化的策略与方法。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对于“反帝”口号应从更深层次探讨其内涵及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帝”口号的复杂性要超出我们以往的认知。
三、国共两党相同“反帝”口号下的内涵差异
在国共两党将“反帝”口号建构为国民革命与北伐的政治旗帜的过程中，各自对这一政治口号的理解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主要基于双方“反帝”理论思想来源的不同。相同的口号之下，实际上蕴涵着不同的政治理念以及斗争策略的激烈交锋。
中共“反帝”理论主要基于列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和“无产阶级”学说。在列宁的论述中，“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乃指资本主义在发展到最高阶段后所表现出来的垄断性、寄生性和垂死性。因此，中共对“反帝”口号的阐释不仅在于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还要推翻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反帝”口号的内涵不仅包括民族革命，也包含世界革命。
此时中共的“反帝”口号是附属于苏俄“世界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当中的。中共的“反帝”口号不仅反映出自身的要求，同时还有捍卫苏俄利益的一面。可以说，中共在提出这一口号的最初，就把自身置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之中，从而使得此时的“反帝”口号带有鲜明的国际背景。
在中共的理论阐述中，“反帝”被置于“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而“国民革命”又与“世界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共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以党组织的名义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36)在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也认定：“中国民族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革命，在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不期而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战线相联合，故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其意义实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37)
在中共的“世界革命”论中，单个“民族”的革命被扩大为整个“世界”的革命。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主权国家角度看，这种革命是“民族”的；从追求世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角度看，这种革命又是“世界”的(38)。
对于国民党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早期倡导的民族主义中“反满兴汉”的内涵已经基本失去意义，国民党一大提出的“反帝”口号为“民族主义”注入了新的内容。但与中共不同，国民党的“反帝”内涵仅仅意味着抵抗外来强权势力的侵略，国民党并非反对资本主义，其从事国民革命的目的甚至就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它没有进行“世界革命”的意图。郑超麟也认为，在国共两党表面一致的“国民革命”路线底下，“开始就隐藏着两个不同的倾向：国际的和中国的。”(39)
从“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角度着眼，中共的“反帝”口号不仅是反对一种侵略，更是反对一种制度，这是其与国民党“反帝”口号最大的差异。
与中共有关“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理论一脉相承的，是中共“反帝”口号的绝对性与彻底性，即不是个别反对某一国的帝国主义，而是将帝国主义视为一个整体而打倒。因此，在五卅之后的沪案交涉中，中共坚决反对单独对英或单独对日交涉，即使是英日并论的观点也不支持。但是，在国民党方面，则是将敌对行动单独集中于英国身上，此举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同时与日、美、法等国相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显要的地位，因而是攻击的当然目标；随后的沙基惨案中，国民党也将敌意主要集中于英。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加剧了国共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实际上隐含着国共两党对于“国民革命”宗旨的分歧，事实证明，这种分歧也是导致日后国共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帝国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中使用频率极高的政治词汇之一。其在20世纪初年经由日本引进后，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及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在后来的不断传播过程之中逐渐脱离了其引入中国之初的语境，自身涵义不断发生演变。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国共两党的叙述中，“帝国主义”被宣传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近代中国屈辱苦难的直接责任者，是一系列侵略行为的主导者，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障碍，一直令国人困惑的问题在此找到了答案，“反帝”口号兴起并迅速普及于整个社会，并成为国民革命与北伐的一面政治旗帜。
国共两党在苏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总结，提出了“反帝”口号。从历史的综合角度考察，这一口号的提出和运用，为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确立了一套阐释革命的原则，从而为自身行动确立了合法性的政治护身符。
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反帝”不仅是中共，同时也是国民党的“革命”目标之一，但两党对“反帝”理论的理解并不一致，这种分歧实际隐含着双方不同的政治理念。相同的是，国共两党都能比较有效地利用“反帝”口号，并随着形势的发展自觉调整“反帝”策略，反映出政治口号的工具性特征。
注释：
①“反帝”口号只是一个统称，当时“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常常同时使用，此处统称为“反帝”。有关此问题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可参见(韩)裴京汉：《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齐春风：《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再探讨——国民党中央与济案后反日运动关系辩》，《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②孙中山在1904年1月所作的《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中提出：“况当今为争竞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吞并。”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0页。
③《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6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28页。
⑤《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46—147页。
⑥仁静：《革命政府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声》，《向导》第48期，1923年12月12日。
⑦《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3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集》(增订本)，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第89页。
⑧《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1924年1月6日)，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86—1787页。
⑨李大钊：《中国内战蜂起，经济崩溃，帝国主义为减轻自身困难瓜分中国》(1924年9月13日)，朱文同等编：《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
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9—100页。
(11)《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吾国内政之宣言》、《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1924年9月1日。上述两宣言内容大体一致，唯用词不同，后者署名孙文。《中国国民党宣言集》，第110—111页。
(12)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向导》第81期，1924年9月3日。
(13)巨缘：《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向导》第85期，1924年9月23日。
(14)关于商团事件的详细研究，参见敖光旭：《广东商团与商团事件：1911-1924》，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5)《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1924年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宣言集》，第116—117页。
(16)《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纪念宣言》(1924年9月7日)，《中国国民党宣言集》，第115页。
(17)伍豪(周恩来)：《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向导》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
(18)独秀：《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向导》第91期，1924年11月12日。
(19)以上两段引自《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宣言集》，第153—156页。
(20)《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三日第51号》(1926年1月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211页。
(2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22)如《大公报》就认为，“北方自执政制度消灭，国际上已陷于取消承认之地位。中外政府仅为事实上之往来，而公式之交际，殆已等于停止。”《内外大势之注意点》，《大公报》1926年12月16日。
(23)《杂评》，《东方杂志》第23卷第24号，1926年12月25日。
(24)比较详细的评述参见牛大勇、陈长伟：《北伐时期列强对华政策研究评介》，《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5)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告将士书》(1926年7月9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页。
(26)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宣言》(1926年7月9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第6—8页。
(27)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外宣言》(1926年8月2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第24页。
(28)陈独秀：《中央特别会议政治报告》(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83—384页。
(29)谈生：《帝国主义之新进对华政策》，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1日。
(30)述之：《帝国主义对国民政府之态度与国民政府的外交问题》，《向导》第180期，1926年12月5日。
(31)《不平等待遇与不平等条约》，《大公报》1927年5月20日。
(32)《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1页。
(33)《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发表的对外宣言》(1928年2月21日)，程道德等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2—414页。
(34)陈公博：《国民革命的危机与我们的错误》，引自李志毓：《革命、建党、建国——1928年前后的国民党左派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5年，第9页。
(35)罗志田认为正是国民党明确提出了“反帝”口号，切合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结果，国民党在政治文化上既保持与民间大众的沟通，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部分汇合，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央。详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台北《新史学》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
(36)《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29页。
(37)《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11页。
(38)有关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39)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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