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问》：个体伦理、民族正义与历史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正义论文,个体论文,民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叶伟信导演、甄子丹主演的香港功夫片《叶问》近来广受欢迎，被称为2008年岁末中国电影的一匹黑马。截至2009年1月，不仅票房过亿，据传在各地观影现场也都引起一片沸腾，观众为片末叶问的英雄壮举数度鼓掌，群情激昂。如今，对于中国电影而言，这一现象已属罕见。
有人说，这不过是功夫片所特有的英雄主义情结和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引发的国民又一次民族主义热情而已。
的确，无论从影片的艺术表现还是其主题大义来看，《叶问》都只能算是一部传统电影。对于功夫片这一类型，《叶问》也并无质的突破。《叶问》讲述了一个乱世之中的习武之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如何为一种民族大义所感召走上了反抗之路并成为民族英雄。而这样的故事自李小龙开创以来，在几位现代武术宗师——黄飞鸿、霍元甲、陈真的身上都早已说尽。
但是，《叶问》在此时此刻所取得的成功，其中的意义和所能给我们的启示，我以为不是一种简单的英雄主义、爱国热情或是“功夫片的复兴”可以解释的。《叶问》让我联想起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一些关于民族与个体、正义与伦理之间纠葛关系的是非争议。显然，这么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叶问》这一部功夫片试图解决和能够解决的，但这个问题近来如幽灵般地纠缠在一些中国电影里，激荡起人们对于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其间呈现出的有不同创作者创作方法的差异和艺术境界的高低，更有批评者们之间价值取向的分歧。
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些电影所构置的这样一种困境：在一种民族的或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正义和个体伦理需求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人应该如何选择？艺术应该如何表现？这对评价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叶问》的成功，我以为首先与其处理这一问题的艺术方法，一种独特的英雄主义手法有关。影片对叶问如何走上英雄之路的处理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那就是，在个体伦理和民族正义相遇之时，创作者最好能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个体性情的真人，同时让他做出既合乎历史也合乎人性的选择。《叶问》之所以感人，在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甄子丹将叶问扮演成了一个以往功夫片中罕见的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随后影片通过缜密的情节推进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成为英雄的全过程。这和以往种种简单化的英雄主义不同，和当下许多反其道而行之的另一种倾向也完全不同。
这首先表现为影片所刻意经营出的、一种与传统武侠片不同的平淡风格，一种将生活和情感都白描化、日常化的处理，这在以表现激烈冲突的戏剧化场面见长的武侠功夫片中并不多见。影片的前半段看起来的确像是一部“功夫文艺片”，江湖无风无浪，有的只是一片繁华的佛山武街，人们对于习武的热爱被诙谐地表现……而在比武之外，影片着力表现的是日常生活的悠然闲适，是一个家庭的完整温馨和朋友间的散淡情谊。总之，一切就像影片开头的那面风筝宁静安详地穿越了天空，没有什么江湖险恶，也没有壮怀激烈的英雄主义情怀。
由此，功夫片中最为关键的比武场面在影片中被表现得如家常便饭。一开场的闭门切磋，叶问在吃饭抽烟哄孩子间，只干净利落的几招就已收场，此后与金山找的比武虽复杂一些，也大致如此。这一方面表现了“咏春拳”动作幅度较小的特点，无论是日常练习还是比武交锋都可在室内进行；另一方面，也将比武表现得寻常随意。富有现代体育竞技精神也正是全片武术设计的最大特点。这在叶问传授棉花厂工人习武的段落更得到喜剧性的呈现。
于是，我们常常会忽略了这是一部功夫片，转而将目光更多地投射于叶问的情感、命运和人性的轨迹。这个生活优越的一介平民，习武和其他纨绔子弟喝茶遛鸟一样，只是打发时间的爱好。他不愿开馆授徒，不想争强好胜，不愿卷入江湖是非，具有淡泊随和的天性。
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普通人要走上与日本武士的决战台成为民族英雄，背后必然要有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必然要遭遇一些特殊情境，承受一些人性考验。在影片中，这个考验以不被察觉的姿态缓缓到来。在敌机低沉地划过阴暗的天空之后，影片的氛围自然地由轻松过渡到沉重。对灾难性历史情境的营造，影片表现得简洁有力，既有残酷的视觉形象展示，也在叶问的个人际遇中体现，他的房屋被占，无家可归，妻儿无米下锅。在叶问与日本士兵街头相遇时，叶问显得落魄而茫然。直到此刻，所有人的人性都没有被过早地拔高或扭曲。忍耐或愤怒，挣扎或反抗，一切像是命运的安排被自然地推进。在民族危难到来之初，叶问并没有想担当正义，他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家人，生存下去。
叶问与日本武士比武既是功夫片的必然要求，也表现出争强斗狠的心理，但更主要还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他和日本人矛盾的激化与其说出自于民族正义，不如说因为他看到同胞被残杀而激发的人性尊严。终究，叶问被推到了一个历史的也是他个人生命的风口浪尖，他必须用他的功夫，他所具备的不同寻常的能力来保护朋友，保护妻儿，也用来对抗压迫。
影片的高潮是叶问与三蒲的决战，在很多功夫片类似的场面中，决战双方是非打到令人厌倦不可。但《叶问》的决战时刻感人至深。一如片中其他的比武场面，决战并未被过度渲染，所谓的“暴力美学”远未展现，让我们感动的不是决战本身，而是从对着“老婆大人”的木桩练拳的叶问到走上决战擂台的叶问，从淡然事外的一介平民叶问到一个铁肩担道义的英雄叶问转化的那一刻。那一刻回答了我们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叶问为何而战？他为妻儿而战，为朋友而战，为生存而战，而在最后一刻也为他所能理解和感受到的人性尊严和民族正义而战。
这一刻是一个普通人生命中的光辉一刻，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更为接近真实的人性因而感人至深的英雄主义。和以往功夫片及其他塑造英雄的影片相比，《叶问》的方法可以总结为我们在塑造英雄人物时究竟是写“神的人性”还是写“人的神性”的问题。这里的“神性”并非从宗教意义而言，而是指人性本身中所包含的一种伟大和崇高的品质。过去我们往往会误以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化解，不是以神性压倒人性便是以人性压倒神性，而事实上，什么是真正的人性，什么是真正的神性或英雄主义，我们有时候竟全然不明。
其实所谓英雄，只是一个普通人在特定的境遇下作出了一些具有崇高意义的选择，承担起了他无可逃避也不该逃避的责任和道义。这个选择可能是历史的决定，是命运的决定，但说到底还是每个人自己良知的决定。正如叶问对沙胆源所说：“每个人要走的路，都是自己选的。”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在其生命中都有可能与这人性的光辉时刻相遇，但也有可能陷入人性的幽暗之境，这就是真正的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既写出了人性，也写出了人的神性的英雄主义范本。
相比之下，与《叶问》同期上映的《梅兰芳》中虽然也有类似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的民族义举，但陈凯歌的处理却显然流于粗疏教化，其艺术功力显得捉襟见肘。原因正在于他处处想把梅兰芳这个“神”写成一个“人”，在造神的时候添加点儿人性的调料。《叶问》很好地回答了叶问为何而战，《梅兰芳》却没能回答好梅兰芳为何不唱，陈凯歌既没能提供一个具有历史感染力的特定情境，也没有对梅兰芳所作的选择给出有说服力的个人动因。在梅兰芳“蓄须明志”等一切激烈对抗行为的背后只有一个模糊的“1937”的历史背景，一个概念化的民族正义的口号。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不能唱戏”的一代大师，就那么轻易地不唱了。结果，在梅兰芳登台演说时，在这本应是戏剧的高潮时刻，本应是人性的光辉时刻，却被处理得面目模糊，既无神性也无人性，仅仅成了一个标举着“民族气节”的符号。
客观地说，《叶问》的成功与它的类型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武侠功夫片这一类型中，个人和民族、正义和伦理的问题总是比较容易得到圆满的解决，因为它符合观众欣赏心理的惯例，也符合传统武侠片的内在伦理准则和要求。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本身就包含了儒家伦理所提倡的个人修为和兼济天下的双重要求。锄强扶弱、保家卫国既是民族正义的需要，同时也是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但如果脱离开功夫片这一类型，情况便似乎变得复杂起来。在中国近期的一些电影中，我发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在处理民族和个体矛盾的时候，有时竟会为了弘扬人性而故意模糊正义的概念和伦理的底线。
《叶问》除了给我们以创作方法上的启发之外，还应该引发一个更为严肃的思考，即在处理民族正义与个人伦理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应该持一种怎样的立场？我以为，正是这个立场决定了创作者和批评者艺术境界的高低。
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必须充分肯定所有个体伦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它包含了几个层面的要求：首先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一切基于本能欲望的需求；其次是人的情感、尊严和意志的需要；最高层次则是对理想、精神和信仰的追求。
一个人当然有权利选择过安全舒适的生活，趋利避害原是人的本能。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战乱中通常的选择是逃难，不能要求他们挺身而出慷慨就义。正如《集结号》里的那些士兵在生死关头会想到撤退，想到回家。的确，我们对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个体命运应予以充分的同情和宽容，不要动辄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苛求。《叶问》中李钊这个人物颇具代表性。类似的人物在过去的影片里早就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李钊得到了符合人性生存权利的申辩，并且最终，他的情感和尊严的要求战胜了他要吃饭、活命的要求。
人性的最高要求是信仰。田壮壮导演的《吴清源》中涉及到了一个人在个体信仰和民族归属感之间的两难选择。应该说田壮壮的处理是谨慎得当的。吴清源在战前加入了日本国籍，尽管吴清源本人在其自传中并未对此有过多的解释和描述，但田壮壮仍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真实地表现出了吴清源在经过了内心的矛盾挣扎之后最终将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放置于人生道路首位的选择。类似的人物还有《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和《梅兰芳》里的邱如白，他们将艺术视为人生最高理想的个体选择，的确是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的。尤其是塑造艺术大师，这样的人物由于具有更坚定的艺术追求和更丰富的人性内涵反而能得到更多的认同。
但问题是，尊重个人伦理，充分理解人性，并不意味着当个体伦理和民族正义发生矛盾甚至冲突时，一切就该完全以个人的价值取向作为道德评判的标准。我们必须要对个体所面临的特定历史背景，对个体的选择是否突破了正义和伦理的底线有一个客观和公正的判断。尤其在描述一些两难的决断时刻时，就既不能过于简单化、概念化、说教化地处理，更不能随意戏弄歪曲，为了维护所谓人性的正当，便将民族正义解构为一场荒诞的历史闹剧。
一提到民族正义，有人就会将其解释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而会联想起政治的阴谋、历史的荒诞，最终演化为真理和正义是否存在的形而上问题。有人甚至将民族正义和个人良心对立起来，认为社会历史所认定的正义准则必然会侵害个人的良知判断，建议人们多听听内心的声音。这一说法的荒谬性在于，民族正义或社会正义本身就应该包含着一个人的道德底线和良知。其实问一些最简单的问题就清楚了：如果叶问抛下朋友带着妻儿远走高飞，你是否还会赞美他的儿女情长？如果李钊帮助侵略者成为屠杀同胞的帮凶，你是否还会原谅他只是为了“吃饭”？再想一想，如果《色·戒》里的王佳芝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女侠，大家是否还会同情她的叛变？《集结号》里的士兵们果真临阵脱逃，我们是否还会为他们的求生辩护？这看起来像是我们对英雄和凡人之间提出了不同的人性要求。其实，这些问题正考验出了我们的良知和道德底线，证明了在大多数人的内心，人性的高低之分还是泾渭分明。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倾向，就是对于历史中那孱弱的个人给予太多的同情和宽容，却对英雄投以不信任的目光。一些后现代的文本往往被读解为英雄的诞生只是历史的偶然、机遇和玩笑。其实，如果你仔细一点去看，即便是在《大话西游》、《功夫》和《功夫熊猫》这些被公认的后现代电影里，最终说的也仍然是英雄必须要参悟什么叫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一个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一个“英雄就是人道主义”的道理。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否定崇高的时代只能是低劣的时代。我相信后现代研究者丹尼尔·贝尔所说的，人类终会有一个时刻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也许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个人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选择逃避责任？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屈服于自己的求生或情欲的本能？还有，作为艺术的创作者，对于人性的展示，我们能不能在任何时候都怀有诚意？
一部武侠片，让我扯远了。但我越来越发现，在一切表面为艺术的争论中，归根到底，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我常常想，在一个崇尚解构的时代里，究竟还有没有真正崇高的、值得为之舍弃生命的东西？牺牲和奉献的精神是不是真的已经因为过于教条而变成了笑话？《叶问》的成功证明了，人们永远在期待一个英雄的出现。只不过，这个英雄不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不是高高在上俯视着我们的神，他是我们人类当中的一分子。而写出真实的人性，写出人性中所包含的稀缺而至善至美的神性，这才是让我们为之激动，为之鼓掌的真正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