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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趋势的共同点
（一）两国都重视道德教育的主体性、实践性
中日两国当代的道德教育都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强调德育工作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注重实践从学会做人做起，循序渐进。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一次提出“公民道德建设”的概念，首次把德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国德育从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的历史性转型。它意味着我们的德育必须由传统的“教会顺从的德育”转变为“教会选择的德育”，体现了当代德育的发展趋势，即强调学生主体性的建设。《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把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摆在突出位置，立足于主体性的建设，突出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将培养德育的主体精神和实践能力摆在了重要位置。它强调让学生主体在具有生活气息的道德实践中充分体验做人做事的道理，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强调让道德教育从封闭的校园回归到社会生活实践，让生活成为道德教育最重要的老师，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
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中，明确提出了“尊重个性”的原则，培养学生“丰富的人性”，并认为“生存能力”的核心就是“丰富的人性”。其对生存能力的培养包括：“(1)对美好的事物和自然的感动之心等纤细的感受性；(2)重视正义感和公正性的精神；(3)热爱生命、尊重人权之心等基本的伦理观；(4)同情他人之心和社会奉献精神；(5)自立心、自制力和责任感；(6)和他人共生和对异质事物的宽容精神。对上述能力的培养，是心灵的教育，也是道德教育。”[1]日本从1998年展开的新一轮课改重新调整了课程结构，增加了“综合学习时间”，其目的是为了采用直接体验的方式，加强学习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旨在振兴日本教育的《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也提出通过多种的志愿者活动和社会体验活动培养心灵健全的日本人。实际上，日本的体验活动不仅在学校，而且还在家庭、社区、乡村、大自然中广泛推行，要求从中体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各类关系，学会相处。
（二）两国都重视学校的道德教育与家庭、社区的联系与合作
中小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教育的有机结合，这一点是由道德教育所固有的渗透性和全时空性决定的。
我国的道德教育历来偏重于课堂灌输，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性。1994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指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和社会教育要紧密配合，相互促进。目前我国正在通过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德育网络体系，灵活掌控调度时间表、学校空间、环境和各种资源，齐抓共管，实现整体育人的目的。
日本在第15届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关于展望21世纪的我国教育的应有状态》提出“学校、家庭、社区教育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成为一体，是十分重要的”[2]。新修订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中的道德教育改革（革新）的基本方针第二条提出，“通过开展和家庭及社区人们的合作活动，充实道德教育。”[1](p3)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也提出：“提高家庭的教育力及推进家庭、学校、社区的联合，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点。”[3]事实上，日本的道德教育是真正建立在学生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基础之上的。在家庭道德教育方面，主要是养成好的基本生活习惯，把学校的道德教育落实到实践生活中，为此学校兴办各种形式的家庭教育讲座与父母讲座、增设家庭课堂、成立家庭委员会等，还发给家长“家庭教育笔记本”。在社区道德教育方面，社区为道德教育活动的开展和体验提供丰富的机会和场所。
（三）两国都注重德育显性课程与隐蔽课程的结合
要实现学校的道德目的，除直接的道德教学外，还应将学校道德教育渗透于经常性的、范围广泛的、极具活力的校内外集体生活以及各学科的教学当中，这是中日两国都关心的问题。中国的道德教育长期注重“灌输”的理论，对学生的内心和情感重视不够，而“道德教育如不关心隐蔽课程，期望得到满意效果是不可能的”[4](p314)。1993年我国正式颁布的《小学德育纲要》中强调“各科教学是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最经常的途径”，并就各科教学实施德育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也指出德育要寓于各学科教学之中，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但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的道德教育主要是在规定的道德教育的课程中完成的，隐性的道德教育方兴未艾。
日本的课程设置非常注重德育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结合。文部省公布的新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在总则中指出学校的道德教育是通过学校全部的教育活动来进行的。目前，日本的德育主要通过三种渠道进行：一是学校道德课程由文部省规定的道德时间来实现；二是把德育渗透于各学科的教学、学校特别活动和对学生的学习及生活进行指导的活动中；三是那些时时、处处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教育的途径。日本用“心灵的教育”来表明重视道德教育的情感和内化的倾向。其学校道德教育更多的是融入在科任教师良好的言谈举止、科学进步的课程设置和催人上进的校风学风之中，因而日本的道德教育称得上是“隐性化”的道德教育。
（四）两国都重视德育乡土教材的建设与开发
中国和日本都曾经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程度地实施高度统一的国家课程，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单一的国家课程开发模式显示出极大的不适应性。针对这个问题，中国和日本都在保证德育国定教材的基础上，鼓励地方乡土补充教材的建设与开发。
我国学校课程管理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采取“一本多纲”和“多纲多本”的课程发展策略，90年代末开始了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基于我国传统德育课程主要是一种以学科内容为依据的课程形态，忽视活动课程、社区实践、情感体验等，校本德育的开发有利于促进学校德育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小学德育纲要》等都提出要优化课程结构。《小学德育纲要》实施办法特别指出：“鉴于我国幅员广阔，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可补充一些乡土教育内容”[5](p241)。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认识到开展校本德育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德育地方教材、校本教材的开发也已初见端倪。
日本作为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课程设置上也有很深的烙印。20世纪80年代，临教审出台了《关于教育改革》的4次咨询报告。报告强调个性化的原则，打破封闭性、划一性，要求改革教科书制度，以便以个性化、多样化的教科书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6]。加之起始于70年代、发展于80年代的地域文化振兴运动，也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社区资源对学生德育的重要性。文部省从1984年开始组织德育乡土教材的试验研究，1988年出版了尊重生命教育指导资料。文部省还提出要以本乡本土的前辈传统作为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题材，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作为学生的学习资料。日本教育工会21世纪课程委员会还呼吁所有学校都要积极投入到“以学校为基础的课程开发”的活动中去。
二、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趋势的不同点及原因分析
（一）中日两国德育目标的开放性程度不同及原因分析
从两国德育目标的设定来看，我国的德育目标相对于日本还具有一定的闭锁性。当代中国根据特殊的国情把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学校教育最根本的目标任务，把培养学生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内容。日本在新修订的学习指导要领的第一章“总则”中，对道德教育的目标阐述为：“根据《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在家庭、学校、社会具体的生活中，贯彻尊重人性的精神与敬畏生命的观念，为培养拥有丰富的心灵、创造富有个性的文化与发展民主社会和国家、能够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贡献、能够开拓未来、具有主体性的日本人，而培养作为其基础的道德性。”[7](P1)上述小学道德教育的目标，和过去学习指导要领中的道德教育目标基本上相同，但增加了培养“丰富的心灵”和“开拓未来”的内容[8]。综上所述，日本的德育目标体现出开放性与时代性，它要求培养面向未来开拓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能力，以及具有开放型人格和面向全球或全人类的思想特征的日本人。
中国道德教育开放性程度不足的原因如下：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学校道德教育突出以共产主义道德基本原则为导向的一元化特色；其次，因为我国历史上有受侵略被占领的历史，所以有着把民族性作为抵御大国文化同化、争取民族生存的武器的传统；第三，针对我国面临着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的“西化”、“分化”的图谋，以及国内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等社会问题，我国在德育目标的设定上反映出一定的闭锁性和民族性，其目的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日本德育目标较为开放的原因是：第一，日本作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其开放性的经济必然要求培养开放型的人才；第二，日本虽然是一个有着统一民族传统的国家，但日本非常重视吸收多种的思想文化，它的目标设定既有以西方个人主义为本位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价值观念的体现，又有对东方传统美德的继承以及对未来的思考；第三，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问题也是促成日本德育目标开放性的原因之一。
（二）中日两国德育涵盖范畴不同及原因分析
从两国德育涵盖的范畴来看，我国是“大德育”，日本是“小德育”。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经历了一个从“德育即政治思想教育”到“德育即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即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到“德育即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德育即社会意识教育”到“德育即社会意识与个性心理教育”的过程[9](P6)。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德育外延的逐渐扩展，因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德育是一种“大德育”。虽然我国有的学者一直反对以德育囊括所有社会意识教育，但中国德育所涵盖的范畴仍呈膨大之势。并且随着《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1998)规定“德育即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心理品质教育被正式列入各级学校德育大纲，中国学校德育的外延其实已经超越了“社会意识教育”的范围。而日本的德育则是指从社会意识教育中独立出来，与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相互并行的“道德教育”，是“小德育”。其德育特点是对东方思想的继承，西方思想的大量吸收引进，然后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在德育方面的关注是从小处着眼，培养具有丰富人性和社会性，在国际社会中生存的日本人的自觉性。“进行心灵的教育，培养学生的感动之心、正义之心、亲切之心、温暖之心等，这些是具体，也是最基础的。”[10]
中日两国虽然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但两国德育所涵盖的范畴却存在极大的差异。究其原因，就中国而言，中国古代的教育基本上是道德教化，道德理论是儒家伦理，有以“道德”囊括社会意识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全盘学苏，在教育方面，深受苏联教育学的影响，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在“共产主义教育的构成”中对德育的表述表明“苏联的德育在内容上泛指整个社会意识教育”[9](P7)。发展至今，针对社会的发展及我国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公民意识教育、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环境教育、社会实践教育、青春期教育、人口教育、国防教育等，纷纷列入各级学校德育大纲，扩大了德育的外延，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大德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道德教育界正在探索既坚持中国特色，又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道路。就日本而言，日本的道德教育没有统一的思想体系，其传统文化的三个支柱是日本古代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19世纪以后，文化中又加入了西学的理念，西方的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有严格的界限，未被笼统的称作德育。日本的道德教育应该说是根据本民族的需要，从各种学说以及东西方道德思想理论中提取一个个的德目，构成日本特有的多元化的道德教育理论，是“小德育”，专指“道德教育”。
（三）中日两国德育发展的程度不同及原因分析
从两国德育发展的程度来看，我国在某些方面相对于日本还有一定的差距。如我国道德价值的“内化”程度远远不够，教学方法还比较陈旧，多于说教，缺乏创意。虽然我国正在倡导促进学校、家庭和社区三结合的道德教育，但道德教育活动主要是在学校进行，与家庭、社区联合的道德教育活动还很少。因而如何整体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德育体系，处理好德育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德育导向的一元化与道德实践的多元性的关系等仍然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问题。而日本的道德教育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并形成一个以学校为中心，呈辐射状、全方位“道德教育”网络，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围绕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国外问题来考虑的。并且，日本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不单纯是发展趋向，已经是逐步实现的发展蓝图和计划。日本在关于道德教育具体的指导技术和价值解释方面比较先进，道德授课中的读物形形色色，包括实践教材、见闻教材、感动教材、判断教材等，用法也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日本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德育活动。日本的道德教育是在学校、家庭和社区三位一体的联合下进行的，但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价值观多样化趋势加快，使得家庭、社区的道德教育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因而日本正在谋求学校、家庭和社区进一步一体化的道德教育。
总的来讲，中日两国德育发展程度差异的原因是：首先，我国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误，德育进展不尽如人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德育才呈现出日益活跃的局面。而日本自二战以来，在国内和国际和平民主力量的推动下，日本道德教育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改革，现在的日本德教育在某些方面已属世界领先水平。其次，中国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还比较弱，对道德教育发展所需的“德育环境”及“活动德育”经费投入很少，造成道德教育的形式化，影响了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及发展。而日本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对道德教育投入较大，如文部科学省斥资7亿日元编制《心灵教育指导》等辅导材料，同时分别投入4亿日元，用于编制《家庭教育手册》和开展全国性的育子学习活动等，还从年度预算中列支11亿日元用以实施“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计划”。因此，两国德育发展的历程，国力与经济实力的不同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两国德育发展趋势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