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阿尔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和评介了阿尔都塞提出的多元决定论。指出这种理论的提出，虽然具有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的良好用意和一定效果，但总的说来，却是一种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量齐观的理论。从理论上说，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从实践上说，它并不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和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及建设的实际情况。
在本世纪60—70年代，在法国共产党员哲学家阿尔都塞为干预苏共20大谴责个人崇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的严重局势，而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中，所谓在辩证法观和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元决定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由于阿尔都塞提出的这种多元决定论，不仅具有反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种否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庸俗经济决定论，乃至反驳那种所谓在经济的发展中，资本主义自动长入社会主义等谬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它所强调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和强大反作用，在外观上也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干预的空前增强，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国家政权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巨大作用相一致，这就使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在一些人中间获得了相当的声誉。虽然在当时和以后，都曾有人就此提出过异议和批评，阿尔都塞本人也已在1990年去世，但他的多元决定论所留下的理论是非却还盘踞在思想领域的某些角落里，有待人们去研究、分析和澄清。
多元决定论提出的缘由
阿尔都塞先是在法国共产党《思想》杂志1962年12月号上发表《矛盾和多元的决定》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和历史观是多元决定论的论断，在引起讨论和争论之后，他又在《思想》杂志1963年8 月号上发表《关于唯物辩证法》一文。1965年，他把这两文连同其他几篇论文一起，合成《保卫马克思》一书时，又给《矛盾和多元的决定》增加了一个附录。在1965年出版的《读解（资本论）》一书中，阿尔都塞对多元决定论又有所论述。
阿尔都塞怎么会提出多元决定论的？
这得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因果观同黑格尔的因果观的关系的看法说起。
阿尔都塞断然反对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的论述，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作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以便从黑格尔唯心体系的“神秘外壳”中摘取辩证法这“合理内核”的说法，尤其反对把马克思方法的实质归结为黑格尔的总体性原则的说法，而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性和黑格尔的总体性根本不同。
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的总体性暗含着理念的一种简单、原始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不同的社会现实只是现象上的表现，是理念自动发展的单纯外在化。这种外在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占据统治地位。反之，和黑格尔这种关于一个原始本质的简单统一性的还原主义不同，复杂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组织的概念的中心，依据这个原则，构成社会组织的各种结构，都是不可还原地各不相同的。
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总体性和黑格尔的总体性的这种不同，归因于他们在因果观上的各不相同。
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尤其是在四百年来的西方哲学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因果观占据着统治地位：一种是可以溯源到笛卡尔的“线状因果观”，或者说，主张一物的作用及于它物的因果观。阿尔都塞说，这种因果观能够描写一个因素对于另一个因素的作用，但却不能描写整体对于局部的作用，因为它把因果关系归结为一个物的作用及于它物的效力；建立在这种因果观模型上面的解释，则把整体看成是它的各个部分的合成结果或总和，当然就不能设想整体对于局部的影响。阿尔都塞认为，这种被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和第三国际的布哈林所竭力推崇的因果观，是一种机械的因果观。
另一种因果观，是由莱布尼茨首先表述，在黑格尔那里得到最引人注目的发展的“表现因果观”。这种因果观在考虑整体对于它的各个局部的影响时，预先假定了整体可以还原为一个内在的本质，而整体的各个局部则无非是它的现象的表现。所以，这种因果观虽然能考虑到整体对局部的影响，却不能把整体看成是一个结构，而且必须预先假定整体具有某种性质，并且恰好是一个精神整体的本质。在这个整体中，每个要素都无非是莱布尼茨单子论的整个总体的表现罢了。这就把整体的影响简单化了，阿尔都塞说，卢卡奇、柯尔施等“左派共产党人”都信奉这种表现因果观。
阿尔都塞强调说，马克思对于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这个新的科学“大陆”的发现，需要相应地发展一种新的因果观。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同于上述两种因果观的另一种类型的因果观，这就是“结构因果观”。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曾使用这种因果观：“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它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暴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 清楚地说明了“效果并不是在结构之外的，并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着，以便结构在它上面刻下其印记的客体、要素或空间；相反地，它意味着，结构是内在于它的结果的，是在斯宾诺莎使用此词的意义上的一个内在于其结果的原因，结构的整个存在在它的效果之中。总之，只是其特殊要素的特定组合的结构，并不是存在于其效果之外的任何东西”。〔2〕
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所实际使用的这种“结构因果观”，它和“线状因果观”、“表现因果观”的区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结构因果观认为，结构是一个出现在或内在于它的要素／效果之中的原因，而不是外在于它们的；二是结构因果观认为，结构只存在于这些要素／效果和它们的关系的总体中；三是结构因果观认为，结构并不完全地出现在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之中，只是作为一个结果，以其决定性的不在出现在那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描写成既出现又不出现在它的效果之中。阿尔都塞说，马克思的这种结构因果观，既描写了社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的全面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的决定作用，以及这些局部性结构对于它们各自的构成要素的决定作用，又坚持了局部性结构对于全面性结构、局部性结构的构成要素对于局部性结构的相对自主性。
根据这种结构因果观，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观、矛盾观，并不是一元论的。他说“‘一元论’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意识形态概念”，“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起不了积极的理论作用，它在理论上甚至是危险的。它至多具有实践的价值，即从反面提醒大家注意‘多元论’！它没有任何认识价值。谁如果赋予这一概念以认识价值并引出理论结论，其结果只能歪曲马克思的思想”，“假如人们把复杂整体单纯当作唯一的、原始的和简单的本质或实体的简单发展，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从马克思倒退到黑格尔，而在最糟的情况下，则从马克思倒退到海克尔！”〔3〕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观、 矛盾观也不是多元论，因为“矛盾的这种互为依存并不取消在矛盾中占统治地位的主导结构”，“并不破坏构成整体复杂性和统一性的主导结构”。〔4〕于是，在这里就出现了既非一元论、 又区别于多元论的所谓“多元决定”这个名词。在精神分析中，“多元决定”原是指许多原因同时起作用，而引起的神经病。阿尔都塞把它借用过来，是因为“矛盾的存在条件在矛盾内部的这种反映，正是复杂整体统一性的主导结构在每个矛盾内部的反映，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深刻的特征，也是我不久前试图用‘多元决定’的概念加以确认的特征”。〔5〕
多元决定论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量齐观
阿尔都塞认为，由于马克思拒绝了表现因果观的总体性概念，达到了结构因果观的总体性概念，这样，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就和黑格尔的历史观根本不同；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元决定论，即把一定的历史社会的无限多样性还原为一个内在原理，而马克思的历史观则是多元决定的。
那么，到底有什么根据把马克思的历史观说成是多元决定论的？所谓在历史观上的多元决定论，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对此，阿尔都塞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论据：
论据之一，是说包括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在内的全部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经验证明，成功的革命永远也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经济矛盾的简单结果。如果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以把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它却不能只靠它本身的直接作用，来激发起一种‘革命的形势’，更不能激发起革命的爆发和革命胜利的形势”，为要使这种矛盾“变成真正是能动的，即变成爆发的动力，就必须有各种根源不同、方向不同的‘形势’和‘潮流’集合在一起（在这些‘形势’和‘潮流’中，有许多从其根源和方向说来，必然是与革命绝对对立的）而‘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破坏力”。阿尔都塞据此得出结论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总是被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些社会关系和具体历史情况所特殊化的，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同一个运动中既是起决定作用的，又是被决定的；它是被它所促成的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所决定的”。〔6〕
说成功的革命永远也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经济矛盾的简单结果，无疑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总是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总是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相互联结着作为基本的矛盾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这种基本矛盾又总是和爆发社会革命的当时当地的“形势”和“潮流”结合起来，形成为特定的革命的情境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把革命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矛盾的简单结果，而忽视它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联结，忽视爆发社会革命的当时当地的特殊的“形势”和“潮流”，而只是强调“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中去寻找，更不应当到一些带有偶然性的形势和潮流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变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7〕；第二， 在社会革命的爆发中，尽管有各种上层建筑因素、乃至带偶然性的当时当地“形势”和“潮流”的强有力的参与，但是，却没有根据把这一切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同经济因素并列起来，等量齐观，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说成“既是起决定作用的，又是被决定的”，因而“在它的原则上，是被多元决定的东西”。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区别于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社会理论的地方，就在于它强调在种种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8〕。
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论的论据之二，是说在马克思那里，经济的东西和政治的东西的那种不言而喻的同一性消失了，相反地，“马克思向我们提出了‘一条链的两端’”：“一端是，生产方式（经济的）最终的决定作用，另一端是，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特殊的作用力”。“人们只要承认上层建筑和国内外的形势，其大部分的形式是特殊的和独立的，所以也是不能还原为单纯的现象的一种现实的存在，那么，这种多元的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可以思维的”。〔9〕
什么是经济的最终的或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什么是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特殊的作用力？为什么在这里多元决定是不可避免的？
阿尔都塞分层次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首先，所谓“‘归根到底是经济’的这种决定因素，决不是作为单独的时钟而敲出声音的”；“经济决定着历史的进程，不过是在最后地、归根到底地决定的。但这个过程又是通过上层建筑、地方的传统和国际形势等多种形式的世界而‘开辟它的道路’的。〔10〕
其次，“决定因素并不是在一切时候都固定不变的，它随着矛盾的多元决定和它们的不平衡发展而变化着”，“‘归根到底’此词并不指有某个最终时刻或有某个出发点，那时经济将是或是在先于或后于它的因素中唯一地决定的”〔11〕。
最后，“经济所起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在现实的历史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等，交替起主要作用而实现的”，“在不同的结构中，经济之成为决定因素在于它决定社会结构中哪个因素占据决定地位”，〔12〕在这种场合，经济才作为“不在场的原因”而起作用：“‘原因不在场’的意思是说，‘归根到底是决定因素的矛盾’从来都不是亲自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我们从来都不能够直接地就象我们能是‘在场的人’一样掌握它”、“辩证法使得占支配地位的原因成为不在场的原因。”〔13〕
只要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一比较，就立即能够发现它同阿尔都塞这种多元决定论的原则区别。
诚然，马克思主义否定那种认为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而坚持认为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又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要素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又并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相互决定作用，也不是各要素轮流坐庄的，忽尔这个起决定作用，忽而那个起决定作用，而是力量很不相等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经济表现为“基础”，表现为“决定性作用”，而上层建筑各要素则表现为“反作用”，表现为“影响”、表现“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因为这样，才谈得上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 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4〕
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又强调“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但是，“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15〕
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 恩格斯再次重申：“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然而，“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因“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串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16〕
马克思主义不仅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上，而且还在具体考察国家、法律、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中，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
例如，在考察国家政治制度同经济基础的关系时，不仅指出“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领域是决定的因素”，而且还驳斥了那种认为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的形式取得普遍效力，因而国家是决定的要素的传统观点，指出“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而就问题的内容来说，“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17〕
又如，在考察法律同经济基础的关系时，则提出，在现代国家中，尽管法必需是不因为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致使法学家以为，他们是在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但是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毕竟是由经济关系决定：人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18〕而且是“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19〕
再如，在考察意识形态同经济基础的关系时，又指出，尽管象现代社会主义那样的意识形态具有独立的历史发展的外表，“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资料出发”，但是，“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事实之中”。〔20〕
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论的论据之三，是说整体的每一个相对自主的因素，都有其相对自主的历史，都有它自己的发展韵律和连续性。他写道，“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特殊结构出发指出：不再可能用相同的历史时间去思考整体的不同因素的发展过程，这每一个不同的因素并不具有同样类型的历史存在。相反地，我们必须给每个因素分派一个相对自主的，而且即使在其依存性中，也是相对地独立于其它因素的‘时间’——特殊时间”，“正如没有生产一般那样，也没有历史一般，而只有历史性的特殊结构”〔21〕。这样，我们就不仅有经济结构的历史，而且还有政治上层建筑的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科学的历史等等，在它们相互之间是不可还原的，这就意味着不存在能够被用来衡量一切历史的唯一的线状时间连续性，意味着一个横断历史过程的断面所显示的，并不是一个原始的、无所不在的本质，而是那个复杂的结构的特殊的多元决定的局面。
说上层建筑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于经济基础的历史，这无疑是符合于事实的。但如果给这种相对独立性注入了绝对的内容，说它们具有自己的同经济基础所谓“不可还原”，实际上是不相干的历史，那就走到了和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中去了，它将使得对人类历史的理解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事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历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这样，“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以及与他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想和思维的产物”。〔22〕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及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的”。〔23〕
从以上的比较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中，尽管在口头上，上层建筑只具有“相对自主性”和“特殊作用力”，但是，在实际上，它们却可以和经济基础相互决定，交替起主要作用，无异于和经济基础具有同样的作用力；而经济基础，尽管在口头上，还保存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从时间上说，它不能始终不变地唯一地起决定作用；从空间上说，则不能单独地起决定作用；甚至还被归结为作为一种“不在场原因”去“决定社会结构中哪个因素占决定地位”。这样，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中，尽管还保留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等传统名词，但却因被阿尔都塞注入了不同的内容，而在旨趣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迥然相异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量齐观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阿尔都塞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说走了嘴、写漏了笔，以致身不由己、事与愿违，还是从开始时起，他就另有所图？
从阿尔都塞《读解〈资本论〉》一书的合作者、他的学生巴利巴尔最近的一段回顾中， 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巴利巴尔说：“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很久以来被看作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阐述，即使如此，也十分明显，它只是一个纳领”。后来，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了“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4〕的原理，但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的表述仍然缺乏同经济主义、甚至技术主义的界限”，“‘归根到底决定’所最终带来的只是历史发展的更加绝对的目的论”，所以，阿尔都塞在指出“所谓‘归根到底是经济’的这种决定因素，决不是作为单独的时钟而敲出声音的”同时又提出用‘多元决定’的观念去取代交互作用的观念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多元决定的观念表现了唯物辩证法所安置的‘社会整体’的不可还原的复杂性”。〔25〕
从巴利巴尔的这个回顾中，可以看出，阿尔都塞的观点之所以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原因并不在于他对这些原理的误解、误述，而是他有意识地要在经济的归根到底决定作用、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等传统名词的名义下，鼓吹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量齐观的多元决定论。正因为这样，阿尔都塞的这个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这里且以80年代西方国家的一些议论为例。
例如，米·凯莱在《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的观念包含有若干的危险”：“如果说经济主义不能说明变化的缺乏的话，那么，阿尔都塞则陷入了相反的困境中去了，因为他的多元决定概念使他难以说明变化如何能够发生”，“阿尔都塞所正确地攻击的经济主义，产生于对经济决定作用的过分简单化，但是，阿尔都塞在抨击经济主义时，却站到了全然否定经济决定性作用的危险上面去了。”〔26〕
卡林尼柯斯肯定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在批评经济主义否认上层建筑的任何效力，追求理论活动自身的目标而不受外来的干预和妨碍，提供理论以说明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在革命以后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的原因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含义。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强调说：“从一开始，阿尔都塞否认表现总体性的可能性，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困难：认为实践必然是多样的和不可彼此还原的命题，如何能够同关于社会总体性的观念相一致呢？”〔27〕
马丁·杰说：“阿尔都塞把某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归根到底’的经济决定，同自相矛盾地承认结构因果性及其斯宾诺莎的‘不在场的原因’中，‘归根到底从来不是作为单独的时钟而敲出声音的’结合起来的扭曲的努力，对于其较为持有怀疑目光的读者来说，很少有说服力”。〔28〕
施密斯肯定“多元决定概念是把握矛盾和强调历史经验的实际复杂性的有用方式”：它“承认发生作用的矛盾的多种源泉”，从而是对“否认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真正相互作用的有价值的纠正”。但在同时，他又尖锐地指出“阿尔都塞对矛盾理论的重新表述导致基础和上层建筑被赋予或多或少同等的地位，这种多种原因的多元决定的社会模式的最终影响，是用一种功能主义多元论去取代对生产力在原因上的首要性的强调”〔29〕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与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之所以会在一些人中间获得相当的声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尽管这种理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却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例如，美国《左派研究》杂志主编之一斯·阿罗诺维茨就认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这个公式“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中那种忽略了对于任何平心静气地注视近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明显东西的古怪趋向：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已经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崩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因素的专门性，已在作为相对自主的次体系的总体性的社会形态概念中丧失了”。〔30〕
而阿罗诺维茨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所持这种看法，又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强烈影响下形成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哈贝马斯一直在鼓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在1963年出版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他就把所谓“国家干预经济意味着经济不再是自主的，国家和社会不再能被认为是基础和上层建筑”，列为“反对马克思”的“事实”之一。以后他又不断发表著作，宣称经济基础的范畴只适用于早期资本主义。因为在此之前的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其对世界作神话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解释的制度合法性基础上的；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开动了发展生产力的自我推进机，才推翻了传统的合法化和统治原则，而用符合等价的商品交换原则的标准去取而代之。而在此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干预生产和交换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政治就不再成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了，而在“经济基础”的功能中，也包含有政府活动和政治斗争了。总之，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稳定者，作为改进公共生活的组织的纯技术手段而出现，这样，政治就获得了新的内容和职能，它不仅失却对经济基础的依赖，而且还对经济基础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家和社会不再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成为过时的了。
应当指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激烈斗争。唯物史观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曾经强调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动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31〕
反之，唯心史观则主张国家、政治制度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则是被国家所决定的因素。这并不是一个反映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特征而提出的新观点，而是一个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早就被“黑格尔所尊崇”过的“传统的观点”，而且是一个只看到问题的形式方面、仅仅和事情的表面现象相吻合的观点。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谈到唯心史观主张的这种国家、政治制度决定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传统观点时，曾经说过：“表面现象是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因为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确实只有通过国家的愿望的形式，才能以法律的效力取得普遍的形式。但是，“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的愿望（不论是个别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例如，“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32〕
那么，在当代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情况是否发生了向相反方面发展的变化，以致应该得出独立自主的政治对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结论呢？事实说明，情况刚好相反。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国家活动越来越局限于在行政上解决技术任务，而是国家在经济方面作用的大大加强，这主要表现在大量国有财产的形成，利用赋税收入去推动经济的发展，对新技术的科学研究提供津贴补助等等，从而扩大了国家在规划生产、调节价格、直接干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作用。而国家干预经济作用的这种加强，却并不意味着“国家活动失去了传统的政治性质”，使之“失却对经济基础的依赖”而“表现出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变成替社会全体成员谋福利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组织了。不，它所意味着的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加强，是垄断组织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目的而进一步操纵国家机器。
这里且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利用赋税收入去补贴新技术的科学研究这一活动来说吧，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真象在“解决技术组织问题”，或“在行政上解决技术任务”。但在实际上，这却是国家通过赋税把从居民那里取来的资金，拿去补贴垄断组织，在它们中间分配订货，替它们负担试制和掌握新技术的费用，从而使垄断组织可以不仅直接依靠其创业，而且还可以间接地依靠整个社会生产来剥削劳动者。
所以，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进一步证实了国家的意志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所决定的论断，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首要和决定作用，也有力地否证了所谓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有力地否证了所谓多元决定论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的观点。
社会主义与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之所以会在一些人中间获得相当的声誉，也和有些人误解了国家和政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功能，误认为在这里，政治变革先于经济变革、似乎成了产生社会经济基础的原因有关，也和有些人误解了列宁所再三强调的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论述有关。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首先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起来，因此，与资本主义革命相比，在社会主义革命就出现了政治变革先于经济变革这样一种特殊现象：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运用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强大杠杆，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造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小商品经济，实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在这里，政治成了经济的原因。事实是，经济变革的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先前的发展，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要求向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实现这种客观必然性的工具和杠杆，而不是其原因、根源。
正是鉴于国家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具有这种强大杠杆作用，列宁提出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观点。
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意味着政治一方面受经济的制约，是表现经济的，另一方面，它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大的影响。
所谓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无产阶级面临的经济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解决。在这里，经济利益仍然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对于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却具有首要的意义。当着俄国的“经济派”以各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为依据，要求把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提到首位时，列宁进行了批驳。列宁强调说：“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革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33〕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治以后，政治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列宁曾经说过，战胜白卫分子的军事战线上的每一个胜利“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3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35〕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政治也仍然对经济基础具有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反作用，这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保证作用和促进作用。因为事情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看待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36〕。所以，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的时候，也仍然要讲政治，以便为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讲政治，又绝不意味着要改变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绝不意味着要用政治去代替经济。在这方面，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所提供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国际上波匈事件、国内反右斗争的影响下，重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偏离和动摇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乃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段历史插曲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就是，不能过分夸大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贬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不能用思想、政治等等形形色色的上层建筑决定论去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归根到底的经济决定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阿尔都塞提出的多元决定论，虽然具有反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良好用意和在这方面的一定效果，但是，总的说来，这种理论却从否认上层建筑具有任何反作用的一个极端，跳到无限夸大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另一个极端去了。这种多元决定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也不反映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状况。
而阿尔都塞之所以会陷入这种境界，在思想方法上也是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的。这就是：当着反对一种错误观点、错误倾向时，应该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而切忌夸大其词，力求避免走到另一种相反的错误观点和倾向中去。马克思主义在形成过程中，曾经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有价值成分，这本来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夸大这种继承关系，在“暴露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的旗号下，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这样那样地和黑格尔的思想划等号，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要是在反对这种错误观点和倾向的时候，像阿尔都塞那样，不顾客观事实地全盘否认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批判继承关系，进而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观、矛盾观、因果观、历史观……统统说成和黑格尔的截然相反的东西，那就只能陷入到另一种方向相反的错误观点和倾向中去。在某种意义说，阿尔都塞提出的多元决定论，不正是他针对着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元论、表现因果性等等，在思维中进行“反向歪曲”的产物吗？！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2版，第24页。
〔2〕阿尔都塞：《读解〈资本论〉》，伦敦1970年版，第188 —189页。
〔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伦敦1979年版，第201—202 页。
〔4〕同上书，第205—206页。
〔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06页。
〔6〕同上书，第99、10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6页。
〔9〕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11、113页。
〔10〕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13、112页。
〔11〕同上书，第255页。
〔12〕同上书，第213、224页。
〔13〕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7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1页。
〔15〕同上书，第701、705页。
〔16〕同上书，第732页。
〔17〕同上书，第25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5页。
〔21〕《读解〈资本论〉》第99、10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7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
〔25〕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伦敦1995年版，第93页。
〔26〕米·凯莱：《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马里兰1982年版，第129页。
〔27〕卡林尼柯斯：《马克思主义还有未来吗？》，香港1982年版，第73页。
〔28〕马丁·杰：《马克思主义和总体性》，洛杉矶1984年版，第408页。
〔29〕施密斯：《读解阿尔都塞》，伦敦1984年版，第163、165—166页。
〔30〕阿罗诺维茨：《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纽约1981年版，第50、69—7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252页。
〔33〕《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44—45页。
〔34〕《列宁选集》第4卷，第308—309页。
〔35〕《列宁全集》第6卷，第122页。
〔36〕《列宁选集》第4卷，第408、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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