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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重点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其中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是当务之急。当前，部分领导干部道德素质偏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滋长膨胀，为个人大肆捞取好处，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提高当代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已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笔者认为，除了必须进行马列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之外，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吸取合理养分是一条重要途径。
一、继承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为官重德”的人才思想
在人才素质上，我们的先贤始终强调“德才兼备”。在德与才两方面素质中，尤其强调“德”。“德才兼备，以德为本”，是我国传统领导思想的重要内容。据《史记》记载，早在商周时期，一些明君、贤相就很强调德。商汤曾谴责“桀不务德”；周公曾力主“唯听用德”。春秋的子产、孔子更主张修德政，强调“为政必以德”。儒家经典《四书》中的《大学》，开宗明义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它主张为官者只有个人的灵魂得到净化，情操得到陶冶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它进一步认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它指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一切的一切，最根本的是提高为官者的道德修养。在《论语》中要求为官者“吾日三省吾身”。要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为其“修身”的核心内容。“修身”就是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要“忠恕”，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战国时的墨子、孟子、荀子也都主张尚贤重德，强调“论德以定次”。
秦汉以来的各代政治家、思想家中，又有许多人强调以德为本。西汉思想家陆贾指出：“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诸葛亮重才，但更看重德，他主张选用忠诚、坦爽、廉洁的贤人，远离“奸伪悖德之人”。李世民也是重才更重德的，他认为：“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魏征说得更清楚：“今欲求人，必须审防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些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指责重才轻德的做法，认为那会使“天下糜糜，日入衰亡。”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
到了宋代，传统的重德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思想家李觏继承前人重德思想的基础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才以德为转移的思想。他颇有感触地说：“才乎才，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在李氏看来，功与乱，直接同执政者的德行联系在一起，要想建功立业，首先就要成为有高尚德行的人。比李氏稍晚一点的政治家、思想家司马光，更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德为才师”的思想。司马光主张给德和才以明确的规定，他说：“善恶逆顺，德也”；“智愚勇怯，才也”。就是说，善与恶、悖与顺，属德行范畴；智与愚、勇与怯，是才能范畴。在此基础上，司马光论述了二者的关系，他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在司马光看来，“才”是“德”的条件，“德”是“才”的统帅，“才”是受“德”支配的。就是基于这一道理，司马光向当时的最高执政者献策说：“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司马光还颇有感触地说：“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对“德”与“才”的规定是合理的，对“德”和“才”的关系的论述是正确的，他关于“选士应以德行为先”的结论也是精辟的。司马光既继承了传统的德才观，又发展了传统的德才观，他关于德统帅才的论述，很精辟，很系统，对后世很有影响。
宋代以后，特别是从明清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初步发展，传统的德才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德才的涵义也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对于善良、逆顺、公私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是必然的。但是，传统德才观的许多积极因素，例如德才兼备、以德为本一类精华，也必然地被继承下来并发展起来了。康熙的德才观就富有传统特色。他指出：“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还强调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德才兼备，德统帅才的思想，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德才观的基本内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60年代，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多次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注：《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页。）这说明毛泽东十分强调干部思想政治表现。
邓小平对干部素质要求提出“四化”，这就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标准，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缺了哪一项也不行。但是，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也就是“革命化”，应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认为，只有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手里，才能使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顺利地得到贯彻执行，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世代相传。
江泽民总书记继承邓小平思想。他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中指出，“领导干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什么人？建议大家重读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因此，“为官重德”不仅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选拔、使用、考核人才的一项标准，也是今天我们选人用人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追求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浩然之气”的道德境界
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积极因素的突出表现。孔子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过多计较个人利益，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应该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理想。他指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注：《孔子·论语》。）就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会为贫贱担忧。孔子非常赞赏弟子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不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注：《孔子·论语》。）在孔子看来，颜回这种能安于贫困、乐而忘忧的精神境界，才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他一再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注：《孔子·论语》。）。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一个人不仅能安于贫困，为了追求人生崇高理想，必要时“杀身成仁”也在所不惜。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也在所不惜。”（注：《孔子·论语》。）孟子也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伴，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注：《孟子·滕文公下》。）他还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注：《孟子·尽心上》）。说明有道德，有作为的人都要具备“兼善天下”的理想抱负，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么，如何实现“兼善天下”的远大抱负？孟子认为一个担负国家重任的人，应“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注：《孟子·告子下》），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不断磨炼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从而使自己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这就是仁人志士所应追求的崇高道德境界，它曾激励过无数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独立、统一、繁荣、富强而英勇献身。
今天，每一位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安于清贫，追求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观和崇高的道德境界。向孔繁森、张鸣歧、李润五等新时期优秀领导干部学习，自觉地培养浩然正气，抵御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永葆共产党和人民公仆的本色。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
三、自觉做到谨言慎行
谨言慎行是执政者必须具备的重要道德素质。唐太宗言行非常谨慎，从不草率马虎。他说过：“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他还说：“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朱元璋也很重视谨言慎行，他强调说：“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
那么，如何做到谨言慎行呢？孟子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处世观。他提倡凡事反躬自问，看看自己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而不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已，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他认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注：《孟子·离娄下》）
同时，古人还认为，要做到谨言慎行，必须力戒骄傲自满。《尚书》指出：“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礼记》告诫执政者：“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西汉刘向也说：“位益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
古代传统道德所提倡谨言慎行的思想及其实践体现了严格要求自己的道德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新旧体制交替、价值选择多元化、道德天平时而失衡的今天，作为各级领导者，必须自觉地增进道德自律精神，要时时检查自己、反省自己的言行。各级领导者要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按照事业的需要，“吾日三省吾身”，勇于进行自我批评，“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何愁不正之风不除，何愁腐败现象不净。可惜，这些年来在干部队伍中自我批评的空气淡漠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认为的那样，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在当前，有些领导者放弃了对自己的言行和思想经常性地检查，放弃了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反省和自我批评，致使一些领导者走上了错误或犯罪的道路。
四、弘扬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在义与利面前，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历来主张“重义轻利”或“见利思义”，认为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人的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更重要。这种思想虽然有某些消极因素，对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但是，它也包含一定的合理因素，在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协调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
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并不是一味重义而不言利，而是把义和利看成统一的整体，要“以义为重”，“先义后利”，反对“先利后义”。也就是说要用道德原则作指导去追求“利”，不能为了满足个人私利而损害道德原则。同时这里讲的“利”有特殊内涵。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思想：一是要从根本利益出发，谋“大利”，而不图“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二是要反对急功近利，应从长远利益出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欲速，则不达”；三是不要因小失大，唯利是图，“小不忍，则乱大谋”；四是不要见利忘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反对仁人君子以放弃政治抱负去换取富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上述利的思想内涵重视民利，强调个人的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全局的利益的思想，是有其积极、合理因素的。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批判继承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义利观的积极合理因素，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者是义利统一论者，共产党人讲利，首先应该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共产党人讲义，归根到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领导干部必须把广大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使自己的言行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历史上任何类型的道德，都是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相联系才表现其合理性的。今天，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树立新时期领导干部的道德观，必须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适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精神，倡导为社会主义、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的道德思想。所有这些，才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应树立的崇高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