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双重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视角论文,中国农村论文,居民消费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以弗里德曼(Friedman，1957)的持久性收入假说(PIH)和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1963)的生命周期假说(LCH)最具代表性，两者的共性是认为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可以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进行跨期优化，即消费者不以当期收入为基准，而通过对其一生的劳动收入和初始财富在生命中每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均匀分配，实现最优消费决策。LC-PIH(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对现实的过度理想化使其广受诟病，其对现实较弱的解释力促进了学者们对于不确定性的重视，而不确定性的引入推动了消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不确定性的引入，消费理论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强。诸如随机游走模型(Hall，1978)、预防性储蓄假说(Leland，1968)、最佳财富收入比模型(Lusardi，1998)、预防性储蓄模型(Dynan，1993)、缓冲存储模型(Carrol，Samwick，1998)和过度敏感性理论(Flavin，1981)等都将不确定性视为不可或缺的变量引入到分析框架中，使得消费理论更为符合社会现实。因此，鉴于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有较大的影响，降低不确定性对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意义重大。
但是已有理论，诸如预防性储蓄理论和缓冲存储模型等，往往“合理化”地忽略消费的波动，将收入波动视为不确定性影响的唯一因素(万广华等，2001)，结果往往低估或者放大了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其实，居民消费实践中，诚然具有收入的不确定性变动，消费的不确定性变动也同样存在，而这部分不确性变动是收入所无法解释的。从消费实践看，与居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因素，如购房制度出台、医疗社保制度变革和教育支出变动等都会导致消费的波动(田青，高铁梅，2009)。另外，随着居民消费途径的增加，诸如食品、衣着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产品的价格波动或供需变动，也不可避免地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将消费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纳入分析框架，考察其对消费的具体影响。鉴于此，本文在考察收入不确定性的同时，引入了消费不确定性，并通过1985-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两者对消费的作用。
相对于已有的消费模型而言，本文首先重新界定了不确定性的内涵，将不确定性划分为收入不确定性与消费不确定性。其次，收入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负向影响己被广泛证实(孙凤，2002；王健宇，2010；徐会奇等，2013；王克稳等，2012)，学者们对消费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关系也进行了有益探索(田青，高铁梅2009；田青，2011)，但远远少于对收入不确定性的研究，且存在着以下不足：其一，对于消费不确定性的测量，但是并未剔除预期到的消费波动；其二，研究的主体往往只有城镇居民，而并没有包括受不确定性影响更大的农村居民。本文不仅使用更为科学的度量方法对消费不确定性进行了精确测量，而且专注于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比较了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差异，为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了一条探索性路径。
二、消费不确定性的测量与模型构建
(一)消费不确定的测量
为更清晰的认识消费不确定性，本文从现实消费现象出发，界定其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按照不确定因素和消费波动发生的具体时期，以t期为基点将消费波动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突发事件增加t期消费，如医疗费用等；二是，前期可预期因素增加的t期消费，如家庭成员可预期的教育费用增加等；三是，前期可预期因素减少的t期消费，如愈演愈烈的非理性消费行为，由于听信不实信息而产生的消费波动，具体例子有听信食盐涨价或防止核辐射信息囤积大量食盐、听信天然气涨价而预先购买大量天然气等，这部分消费不但增加了当期消费，也降低了t期消费。
上述消费波动都是由于消费而非收入相关的不确定性因素引致的，因此有必要对消费不确定性进行单独测量。对于收入不确性的测量而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使用收入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组和不同地区之间收入的方差或者标准差替代收入不确定性；其二是利用预期收入与实际收入数据，计算出各类指标(如平方差、离差、离差率等)表示收入不确定性。收入不确定性的常用代理变量包括职业间收入水平的标准差(Skinner，1988)、城乡居民按收入分组的收入方差(孙凤，2002)、调整离差和调整离差率(王健宇，2010；王健宇，徐会奇，2010)等。而对消费不确定性的测量则相对较少，其中戴南(Dynan，1993)的预防性储蓄模型较早地使用消费不确定性来替代不确定性，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CES)按收入分组的数据中消费的方差作为不确定性变量，而没有使用收入波动的数据。与此类似，我国学者采用医疗保健及教育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田青，高铁梅，2009)和消费支出预期变量(具体为居民购房支出预期和教育医疗支出预期)(田青，2011)作为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在同时引入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的研究中，罗楚亮(2004)则使用收入的对数方差、随机性医疗支出(实际医疗支出与预测支出间的差额)的平方、随机性教育支出等分别作为度量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支出不确定性的指标。王克稳等(2012)和徐会奇等(2013)从心理感知出发，提出了心理偏差(率)度量不确定性。
但上述研究中，要么只测量了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的一种，要么虽然对两者共同测量，但是测量方法不同，导致两者并不具备可比性，或是构造了整合指标(心理偏差和心理偏差率)，不符合本文的研究要求。虽然孙凤(2002)同时使用中国城乡居民按收入分组的收入方差和消费方差作为不确定性指标，测量方法相同，但是此种方法测量的更像是对不同收入组之间收入和消费差距的测量。那么，为使我们的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测量具有可比性，我们需要选择可以同时测量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的方法，并且消除预期波动因素的影响。王健宇(2010)所提出的调整利差方法为本文提供了有益思路，该方法主要用于对收入不确定性进行测量，使用一段时间内的收入平均增长率作为预期收入的变动率，进而计算出每年的预期收入值。在计算出居民每年的预期收入之后，将该年的实际收入值与预期收入值相减，剔除预期到的收入波动，进而将两者的差值视为无法预期的收入波动，即收入的调整利差。
在此基础上，我们同样运用调整利差对消费不确定性进行测量，这样本文的不确定性测量便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一是，消除预期之内的因素影响，使测量结果更为准确；二是，在模型中，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不确定性由于具有相同的度量单位，使得回归结果中两者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更高的可比性。
(二)模型构建
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仅是持久收入的函数，与暂时收入无关。该假说认为人们可以预测自己所有时期的收入，进而平衡各期消费达到效用最大化。虽然假设刻意忽略了现实中不可避免的非预期的收入波动，但鉴于消费波动同样存在。因此，即便原有持久收入假设并非完全理性的，而是相对理性的。鉴于此，我们进一步修正原有持久收入假说，通过引入持久消费替代绝对消费，认为持久消费仅是持久收入的函数，而暂时收入和暂时消费则是由可预期的收入和消费波动之外，由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所导致。具体为式(1)：
三、数据精制及检验
(一)数据精制
本研究选取1985-2011年的我国30个省份自治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的面板数据，分别度量各省份自治区农村居民的不确定性。数据均来自中宏数据库，由于重庆数据统计仅始于1997年，因此予以删除，各省份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分别用其对应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处理(以1985年为100)。
通过数据处理，我们得到了消费、收入、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①的面板数据，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需要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现有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相同根(common root)单位根检验方法，代表性的检验方法包括LLC检验、Breintung检验和Hadri检验；二是不同根(individual unit root)单位根检验方法，代表性的检验方法包括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为确保结果的稳健型和有效性，本文将采用LLC检验、Brein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和Hadri检验六种检验方法对农村居民消费、收入、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进行平稳性检验。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的一阶差分，以及农村居民的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均为平稳序列。因此，我们认定农村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收入为一阶单整过程。
(二)计量检验
鉴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均为Ⅰ(1)过程，而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均为平稳序列，因此不能进行协整检验与直接对原序列进行回归，我们对式(11)中的消费和收入作差分处理，考察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变动的影响，具体为式(12)所示：
在进行计量分析之前，需要首先进行模型设定。一般而言，单方程Panel Data模型的三种情形：一是在横截面上有个体影响，有结构变化的变系数模型；二是在横截面上有个体影响，无结构变化的变截距模型；三是在横截面上无个体影响，无结构变化的混合回归模型。通过计算可得，对于农村居民数据而言，F2=1.6003，大于5%的F分布临界值1.2563，拒绝适用于混合回归模型的原假设；而F1=1.4596，同样大于5%的F分布临界值1.2901，拒绝适用于变截距模型的原假设。因此，农村数据适用于变系数模型。
在进行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时，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同样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本研究因选择了中国30个省份自治区进行研究，接近全样本，而全样本较为适合固定效应模型(李子奈，叶阿忠，2000)。因此本研究将使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分别对农村居民消费、收入、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初始回归结果显示，
和DW值分别为0.9075和0.8041，模型拟合程度均较好，但DW值过小，可能存在着自相关的问题，因此我们对模型加入AR(1)进行修正，调整后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和DW值分别为0.9513和1.6265，均有所提高，且DW值接近2。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其一，收入不确定性都会对消费产生负向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相一致，说明收入不确定性会促进消费者通过增加储蓄平滑消费，从而对当期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其二，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消费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正向影响，且就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而言，消费不确定性大于收入不确定性。进一步，当加入消费不确定性变量后，10个省份的收入不确定性的系数虽然为负，但是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从不确定性中分解出消费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即相对于收入不确定性而言，消费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更大。而对于消费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可能的解释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对于未来消费不确定性的预期，采用预防性的消费行为而非预防性储蓄行为进行应对，表现为增加当期消费，满足未来需求，现实中常见的如为应对价格提升预期或者供不应求对于食盐、豆类、药品等商品的购买囤积等现象，大多是非理性行为。二是，由于消费不确定性表示为预期之外的消费波动，因此消费不确定性可能和因变量，即消费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且为同向。
为排除数据影响这一问题，并进一步考察消费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和地区差异，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入分析。
(三)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的地区比较
具体而言，为更为直观的比较地区差异，并便于与已有研究进行相对比，本文遵循已有研究区域划分的共识，将30个省份分为东、中、西部，进行分别检验；为进一步检验消费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方向，排除数据选择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我们还使用了收入和消费的方差替代调整利差对不确定性进行测量。
1.各地区居民消费行为比较
为直观比较不确定性对各地区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差异，我们将使用东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别回归，从而直观地比较东中西部差异。②经检验，东中西部的消费和收入数据都为Ⅰ(1)过程，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的水平值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为平稳序列；鉴于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对于非全样本数据回归影响较大，因此需要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除中部省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之外，东部和西部省份数据均接受随机效应模型。
在具体回归时，东部和西部的随机效应混合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变量见存在自相关现象，中部的个体随机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混合模型也存在统一问题，为此我们使用杜宾两步法和广义差分法进行了处理(由于处理过程较为繁琐，本文并未列出具体过程)，处理后解决了自相关问题，且模型拟合度较好，最终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就消费不确定性而言，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东中西部相差不大，但都远大于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而就收入不确定性而言，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皆高于东部省份，这与已有研究相一致，其中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
2.消费和收入方差对消费的影响
我们使用t-2年、t-1年和t年的消费和收入数据的方差作为t年的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计量检验。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消费、收入、消费方差和收入方差均为Ⅰ(1)过程，并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③长期协整关系具体见表6。
回归结果显示，使用消费方差和收入方差作为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得出了与以消费调整利差和收入调整利差作为不确定性代理指标相似的结论，即可以排除不确定性代理变量选取对回归结果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出，消费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而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有负向影响，并且消费不确定性比收入不确定性对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更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改进的持久收入假说为基础，将不确定性分解为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并利用1985-2011年中国30个省份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各省份自治区的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进行了度量。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两者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和实证检验，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消费不确定性和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影响。相较于已有研究中将消费支出波动归咎于收入不确定性而言，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同时受收入不确定性及消费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且两者的作用方向相反，说明为应对未来消费风险，家庭会采取多种措施来阻止收入波动演变成消费波动，并不仅限于货币形式的“预防性储蓄”，也说明在解释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问题时，并不能仅从传统的消费储蓄理论中得到满意的解释，而本研究从消费的波动角度理解消费更强调了家庭平滑消费的能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这一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具体而言，消费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向，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对于未来消费不确定性的预期，采用预防性的消费行为而非预防性储蓄行为进行应对，导致了当期消费的增加；而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这一结论符合预防性储蓄理论，即农村居民采用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以应对未来消费不确定性预期。
(2)消费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无论是变系数模型，还是中东西部分地区混合模型所得的东中西部系数，消费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都要高于收入不确定性。这一方面验证了对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而言，不仅存在着预防性储蓄，还存在着预防性消费；另一方面，来自消费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比收入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更大，但是已有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该结论说明我国农村家庭更多地从平滑消费的波动角度来决策其消费行为，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农村市场环境不佳(例如市场体系不完备、市场秩序混乱、物价不稳定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其预防性消费，另一方面也是受农村社会、文化环境带来的消费观念与习惯的影响。
(3)消费不确定性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无显著差异，而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该结论说明相对于收入不确定性而言，消费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区域范围更具有普适性，因而在宏观层面上启动内需时，从消费政策着手可能比从收入着手更具有政策意义。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1)科学的消费观是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长效机制的重中之重。在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中，消费不确定性因素比收入不确定性更为重要。消费不确定性的较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易于受到市场环境、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干扰，从而出现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虽然消费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了当期消费，但是由于当期消费的增加往往是基于非理性的行为，因此其对居民效用最大化有害无益。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完善市场机制、稳定物价、保证供需平衡，还要通过科学消费观教育，突破传统和非理性的消费观念，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科学积极的消费方式。
(2)降低收入不确定性仍然是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一环。虽然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收入不确定性因素有减少的趋势，但是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仍然对消费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因此，应该继续加快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升级、农村税费改革等进程，切实降低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
(3)平衡中东西部各省份发展水平和完善市场机制是增加消费总量的重要途径。虽然消费不确定性对东中西部各省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但是收入不确定性对中西部省份的影响显著高于对东部省份的影响。平衡地区发展差异不仅可以促进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也是提升消费总量、扩大内需的迅速途径。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渐深化、东部产业的西部转移等经济政策和措施的深入实施，我们相信中西部地区的平衡发展正逐渐步入正规。而鉴于消费不确定性对中东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深远性和相似性，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具有普适性的市场政策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效果。
当然，由于本文仅对消费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做了初步探讨，其理论深度有待于进一步挖掘，理论框架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并且，利用微观数据可能更好地考察消费不确定性及其影响，但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从宏观数据入手进行了实证检验。因此，消费不确定性测量及其影响的精确性也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改进。
①计算方法参见：王健宇：《收入不确定性的测算方法研究》[J]，《统计研究》2010年第9期。
②其中东部包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安徽、海南、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天津和北京14个省市，中部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内蒙古和四川7个省份，西部包括陕西、宁夏、甘肃、贵州、广西、云南、西藏、青海和新疆9个省份。
③为求简洁，此处没有给出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等步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