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后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统区论文,华北论文,事变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5年5月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日亲善”的烟幕下， 策划并制造了一系列侵略事件，由此导致华北事变的发生。此时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可是，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仍在继续；对内“剿共”消除异已的方针仍在坚持；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制也未放松。国难日亟，国统区知识分子与其他各界一起掀起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浪潮。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他们均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以下笔者就对华北事变至“七七”事变这一时期国统区的左、中、右三类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作一论析。
第一种类型的政治态度：
这一类知识分子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知识分子，是国统区知识分子群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华北事变发生后，其政治态度逐渐地发生变化。
对日方面：就总体而言，对日交涉谋求有条件妥协的立场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注：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台湾），第1398页。）。尽管如此，他们的对日态度也不是原封不动的固守，而是逐渐向强硬方向转化。
其一，激烈地抨击所谓的“中日亲善论”。日本帝国主义为掩盖其侵略中国的罪恶目的，炮制了所谓的“中日亲善论”。对此谬论胡适予以猛烈的抨击。他在日本出版发行并有较大影响的《日本外交评论》上，公开发表一篇言论犀利、针对性较强的题为《警告日本国民》的政论文章，向日本郑重提出：不要再谈“中日亲善”了。认为在“带甲的拳头之下”，高谈“亲善”，“只有越结越深的仇恨，没有亲善可言”。并警告日本：“中国人的忍耐是有尽头的。”就是说，中华民族如果被逼到忍无可忍的时候，终有一天“用中国的‘焦土政策’来应付日本的‘焦土政策’”（注：《敬告日本国民》。 《独立评论》第178 号， 1935年11月24日。）。
其二，愤怒地鞭笞所谓的“广田三原则”。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全面吞并中国的目的，于1935年秋抛出了“广田三原则”，狂妄地要求中国：“须放弃以夷制夷政策”，承认“满洲国”，“共同防赤”。胡适对此作了全面的剖析，指出“广田三原则是增进中日仇恨的条件”。所谓的“以夷制夷”，“这是一切独立国家的自卫权之一”。所谓的“满洲国”，认为“强迫承认这个伪国的存在，当然只有增加仇恨的结果”。所谓的“联合防共”，“也是全国人民心理决不能容许的”。因此，他断言：“广田三原则决不配做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注：胡适：《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独立评论》第197号，1936年4月19日。）
其三，极力反对日本策划的“华北自治”的阴谋。1935年秋，身居北平的胡适、傅斯年等人格外关注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事件的变化。胡适连续发表《华北问题》、《冀察时局的收拾》等文，表明他对“华北自治”的立场。他指出日本“逼迫华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谋我疆土”，主张召开一个华北各省疆吏的特别会议，在中央指导下，商定整个华北的守卫计划，同力合作，抵制日本的侵略。持此立场的还有傅斯年、张季鸾等。
那么，是何原因使这类知识分子的对日态度日趋强硬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在于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行径已超过他们可能忍耐的限度。华北事变的发生，使其深感和平的希望渺茫，认为在此形势下，“一切委屈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屈辱是永无止境的，求全是决不可能的。只有我们能守卫的力量才是屈辱的止境”（注：胡适：《华北问题》。《独立评论》第179号，1935年12月1号。）。
第二，在于国内政治开始变化，国防建设开始着手的影响。华北事变后国民党的政策出现某些松动，对此，胡适等人认为，在经历“九一八”以来的惨痛教训以后，国家“快要走上一条比较有希望的大路上去了”（注：胡适：《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1935年11月17日《大公报》。），这就是国家的统一。在国防建设上，由于国民党政府渐渐地有了组织，“能造成一点国防军备了”（注：胡适：《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1935年11月17日《大公报》。）。这一变化，是影响这类知识分子对日态度强硬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在于英美态度的变化。日本一手制造的华北事变，由于更多地触犯了英美在华利益，因而英美政府相继发表声明，表示严重“关切”。这正是胡适等人长期以来所企盼的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势的变化。诚如胡适1936年秋在美国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术大会之后所说：“我在国外，眼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中逐渐好转。”（注：胡适：《张学良的叛国》。1936年12月20日《大公报》。）所以英美态度的变化也就成为这类知识分子对日态度日趋强硬的一个因素。
对内方面：这类知识分子围绕中日关系症结的解决，对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继续予以批评，与此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其一，批评国民党的对内政策，主张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华北事变后，尽管国民党的对内政策发生微妙变化，但其内战政策并未根本改变。在国内的“统一”问题上十分突出。胡适等人认为，所谓的统一，是国家和人心的统一。关于国家统一，他们虽然支持国民党统一，但反对武力统一，主张和平统一，即“国内政治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关于人心统一，胡适对国民党所追求的形式统一颇为不满，指出今日需要的是统一人心，“不是三五组不合作的私人派”（注：胡适：《政治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他们主张的“统一”与“守论”紧密关联，所谓“守”，就是用“统一的力量来守护我们的疆土和我们的主权”。这是胡适对国民党“五大”建议的基本点。他认为几年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看见有战与和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守’的一条路”。指出“必须能守，然后能战；必须能守， 然后能和”（注：胡适：《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 1935年11月17日《大公报》。）。胡适在给吴鼎昌的信中也认为，“‘守’当然包括守势的‘战’”（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6页。）。华北事变后， “守”在胡适等人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守论”也有局限性，但比以前有所进步。
其二，批评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强调要注重实力的准备。1936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谈话，告诫“党国官员民族危机相当严重不能再马虎了”。对此张熙若（注：张熙若（1889—1973年）即张奚若，陕西朝邑人，字熙若，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家。“九一八”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政论文多篇，反对日本侵略，批评国民党误国，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缺少理解，在“七七”事变之前，其政治态度偏右，尔后发生变化。）感触颇深，立即撰写一篇《国事不容再马虎了》的政论文章，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他愤怒指责国民党政府，自“塘沽协定”签订以来，“所谓外交就是退让，就是屈辱”。他通过对日本侵略态势的分析后认为，在国难下一幕快要揭开的时候，空言无补于实际，而“最要之着还需实力的准备”（注：张熙若：《国难的下一幕》。《独立评论》，第212号，1936年8月2日。）。 此时张熙若切中时弊的分析是颇有代表性的。
其三，批评国民党华北地方当局的迁就言行，强调要站稳国家立场。华北危机局势的造成，还与国民党华北地方当局有关。此时主政华北的宋哲元，对日的迁就、调和及暧昧的言行，使置身于北平危城的胡适、傅斯年等格外焦急。他们批评的言论颇多，其中胡适《敬告宋哲元》一文最为深刻。该文警告宋哲元：一切迁就调和，“其用心无论如何可恕，其实际都是破坏国家的统一”（注：胡适：《敬告宋哲元》。《独立评论》第204号，1936年6月7日。）。不仅如此， 胡适还亲自拜访宋哲元，苦口婆心地劝他站稳国家立场。持此观点的还有傅斯年等。后来华北地方当局对日态度日趋强硬，迁就行为减少。应当承认，胡适等人的“敬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总之，无论是对日方面还是对内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知识分子，尽管有时有些人发表过不正确的言论，与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浪潮不大协调，但这种不协调并未超出反日的界限。就总体而言，这类知识分子坚持了反日的立场，把其排除在反日队伍之外是有悖于史实的。
第二种类型的政治态度：
这一类知识分子是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中间知识分子，是国统区知识分子群的主体部分。该类知识分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华北事变发生后，他们的上述立场更为坚定，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更为鲜明。
第一，对日：坚决主张以“举国之战”的实际行动，“恢复我已失之河山”。
这类知识分子，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已，祖国的领土与主权连连丧失的惨况，无不痛心疾首。他们在最能代表其政治主张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中，奋力呼吁：中华民族迅速地团结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抗战。1935年夏季以来，日本侵略者更采用“以华制华”的毒计。对此，章乃器认为，日本施展的这种毒计，“第一，是使中国各地政权分裂；第二，是使中国政府和民众对立；第三，是使中国民众涣散”。其目的“是不损一兵，不费一弹，征服全中国”（注：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大众生活》第1 卷第11期，1936年6月14日。）。他们深知：日本帝国主义按其勃勃野心， 非灭亡我中华民族不止。因此，他们为之呐喊，为之奔波，为之斗争的目的，就是要使“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的“一隅之战”，彻底转变为“举国之战”，就是要“恢复我已失之河山，拯救我被压迫之同胞”（注：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1936年6月14日。）。
第二，对内：彻底批判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拥护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主张在“反日第一”的原则之下，建立各党各派各方面合作的联合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置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它一出笼就为此类知识分子所反对。华北事变后，他们反思过去血的教训，对它的批判更为全面和深刻。章乃器在其所著的《四年间的清算》一文中指出：政府“在整个国策上，也犯了极大的错误”。他沉痛地评析道：“剿共”，剿到了今日，是“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恐怕不久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在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注：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大众生活》第1 卷第11期，1936年6月14日。）不仅于此，他还与沈钧儒、陶行知、 邹韬奋一起著文，为蒋介石的抗日选择指明出路。认为蒋如果能做到以下三件事：即，“第一，停止对西南军事行动；第二，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第三，开放抗日言论自由”。那么“‘内’不必‘安’而自‘安’”。否则，“不能见谅于天下后世”（注：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生活知识》（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5日。）。可见，他们对于“攘外安内”的反动国策的危害及纠正途径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同时，他们切身体验到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正确性，并自觉地接受其领导。如1936年7 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一文，公开赞同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认为该宣言所昭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后来中国政局的演进证明，他们言中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他们系统地提出了建立各党各派各方面合作的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那么，这一战线如何才能建立呢？他们认为：组成联合战线的各方，“只要在抗日救国这一点上，求得共同一致，大家互相宽容，而不互相倾轧、互相攻击，联合战线就建立起来了”。面对30年代中国的实际，指出国共两党首先要“破镜重圆”，尤其是“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注：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生活知识》（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5日。）。这一主张的影响十分广泛，他们并为之实现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对反侵略国家：力主建立和扩大国际联合战线，共同抗击人类和平的公敌。
日本帝国主义，既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也是人类和平事业和人类道德的恶魔。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但在求自身的生存，而更重要的在于扫除人类的公敌。这是一个国际合作驱除人类恶魔的战争”。正因如此，他们极力主张扩大国际联合战线，“把苏、英、美、法等一切反对侵略的国家都包含在内”（注：沈钧儒：《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转自《救国会》，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其中主要是联络欧美，联合苏联。
他们主张联络欧美，是因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欧美各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一意孤行地独占中国有着尖锐的矛盾，因此“中国在外交上如能善为运用，他们（欧美各国——引者注）是可能与我们以相当援助的，至少我们可以维持他们一个中立”（注：《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救亡情况》第六期，1936年6月14日。）。
他们主张“联合苏联”，是因为在反日战争中，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实行抗日，中苏间的友善是没有问题的”（注：《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救亡情况》第六期，1936年6月14日。）。
总之，在建立和扩大联合战线问题上，这类知识分子的主张，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和平事业，因而在当时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围绕如何实现抗日救亡这个主题，他们不仅有鲜明的政治主张，也有为之实现而斗争到底的勇敢行动。其中“七君子”为抗日救亡而被捕入狱，陶行知为抗日救亡而遭通缉，即是最好的佐证。
第三种类型的政治态度：
这一类知识分子是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是国统区知识分子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北事变以后，这类知识分子关于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的分析，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的确认等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为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这类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及其思想倾向的重大变化，笔者将引证1936年8 月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几段文字：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是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是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不论叫哥哥妹妹，之呼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
“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
“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注：《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9～532页。）
从鲁迅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华北事变之后，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的鲜明的政治态度。
第一，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政治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自觉地为实现这一方针政策所规定的任务而斗争。
第二，他们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必须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一切抗日的力量，即是说，只要他不是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汉奸，皆可加入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如果从世界历史上看，它比法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人民阵线”更广泛。
第三，他们认为文艺、文学界的一切力量，都应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无条件地联合起来，为实现共同的抗日救亡目标而奋斗。
如果把这类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与其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经主张的“反蒋抗日”、“反帝抗日”的政治主张相比较，即可看到他们的政治态度已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那么，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以为：
一是“民族危机已经发生了新的特质”。这一“特质”，即是“民族的危机已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在华北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化的企图，还只是部分的实现，而现在却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它逼着中国，或是抗战，或是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全部被敌人吞下”（注：《“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1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在1936年的分析。 在这种形势下，此类知识分子认真反思“九一八”以来的反帝反封的经验教训，主动清除自己身上存在的一切不适应于抗日民族斗争需要的东西，自觉地响应时代的呼唤，因而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二是中共正确政策的指导及红军北上抗日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热爱和信赖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并迅速纠正了自身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也加强了对国统区知识分子的领导。这时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在其指导下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反帝抗日”到“全力抗日”的转变。他们还从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并胜利到达陕北的信息中受到鼓舞。当红军长征胜利之时，鲁迅与茅盾不惧环境的恶劣，毅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为之祝贺。电文称：“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面。”（注：《鲁迅年谱》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因此， 他们的转变与中共的正确指导及红军北上抗日的巨大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三是共产国际制定的反法西斯政策的影响。1935年7月， 共产国际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的关于反法西斯的纲领和策略，对于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著名诗人萧三于1935年8月11日，以“左联”常驻莫斯科代表的名义， 写信给鲁迅，建议为实现“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目标，解散“左联”（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6页。）。 又如姚依林（当时为清华大学学生）回忆，华北事变后，“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当时他是从《共产国际通讯》（英文）等刊物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后，开始知道和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的（注：《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 第323页。）。可见，当时共产国际的影响也不应忽视。
通过对国统区各类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评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在认知的发展，还是在情感的表达，抑或是行为取向的凸显，在华北事变后，均形成了许多基本共识：
——就认知方面而言：是较为系统的理性救亡意识的形成。考察认知水平，是评析态度变化的重要内容。华北事变后，国统区各类知识分子在间不容发的民族危亡时刻，凭其特有的优势和政治敏感，认真剖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态势，努力探究民族危亡造成的原因，着力揭示抗日救亡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途径，由此形成了关于抗日救亡的系统的政治主张。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们为抗日救亡而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与决心。
——就情感方面而言：是爱国情感的强烈。无数事实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乃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注与认识，由于自身优势与特点使然，往往比一般人透彻深远。基于爱国情感程度的深浅，往往产生不同的责任感。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之秋，这种责任感就愈加殷切。从上文论析中可以看出，在华北事变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就如此。他们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优秀传统，凭高度的责任感、义务感和危机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大潮之中。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与罪孽奋力诛伐与暴露；对国民党向日本侵略者的妥协与退让表示强烈不满，并努力批判与揭露；对整个民族的觉醒与奋起，予以热烈的呼唤与期待；对祖国的独立与自由充满必胜的信心。由此可见，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是多么强烈！
——就行为取向而言：欲全力投身全国抗战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华北事变后，要使全国抗战得以全面发动，有赖于整个国家实现和平统一，有赖于全国各界群众合力奋起。为达此目的，国统区各类知识分子更以其知识优势和实际行动，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力准备投身于全国抗战的洪流之中，从而进一步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收复沦陷的全部国土，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这种行为表明，在全国抗战之中，他们是积极的参加者和重要的一员。后来的实践证明，完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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