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揭开中苏关系新一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苏论文,关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中美、中日关系改善之后，中苏关系问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改善中苏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是件大功大德的事。邓小平以超人的智慧、非凡的胆略、艰苦的努力，揭开了中苏关系新的一页。
走过历史，把中苏关系的大门推开一条缝
中苏之间的关系非一般国家可比，两国既有传统的友谊和同盟关系，又遗留着沙俄时代留下的领土争端以及赫鲁晓夫时代的意见分歧，这些历史旧账、新账，多年来就像厚重的浓雾成为两国关系的层峦叠嶂，拨不开，驱不散。
70年代末，中苏关系仍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下。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邓小平深深地知道，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中苏两国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他始终把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作为国家外交战略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处理。
1979年，中苏两国政府面临着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1950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年后就要到期，期满前1年，如无任何缔约方提出终止，条约自动延长5年。那么，废除还是延续中苏条约？
1979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邓小平以此为契机，把两国关系紧闭着的大门，推开一条缝。
4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递交了中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的照会。照会通知苏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于并非中国方面的原因遭到践踏已名存实亡，中国将不同苏联继续延长这一条约的期限。同时，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建议，中苏两国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放弃条约，并不是彻底割裂关系，而是为了改善关系！邓小平的战略意图很快被莫斯科读懂了。经过外交磋商，双方同意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副外长级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
邓小平向谈判代表交待了策略思想：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不能示弱。当然不要骂娘，要讲道理。他还说，灵活性是有的，同意谈判就是灵活性，将来如何，要等谈起来再看。这是个重要的策略安排，不再把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签订文件放在首位，而把谈判的首要目标定为解除苏方对我国的实际威胁。
第一轮谈判于1979年秋天在莫斯科举行，历时1个多月，虽然这是一场“聋子对话”，毫无结果，但对话总比对抗好。
好景不长，1979年12月，苏联又出兵对阿富汗实行全面军事占领，从北面、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原定于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谈判被迫延期。这样，邓小平推开的改善中苏关系的门刚刚露出一条缝，就被来自苏联的“西北风”给一下子关上了。
务实变通，随时给梯子让对方下
在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洪流的强烈冲击下，苏联不得不在震惊之余，面对现实，并思考对策。
1982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讲演中，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他一方面依旧攻击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却又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突出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磋商双方都可接受的改善关系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立即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立即指示外交部代表我国政府作出积极反应。
1982年4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4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亲切会见了他。在谈到中苏关系时，邓小平表示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
说到这里，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他加重语气对齐奥塞斯库说：“屯兵一百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不排除在他有某种表示的时候恢复谈判。”又说：“他总要把他的霸权主义改一改吧。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
邓小平这番话，点明了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三大主要障碍：苏联在中国北部的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军压境，武装侵入中国的西邻阿富汗，在中国南部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和对中国边境进行挑衅。并且明确表示，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
邓小平在期待苏联方面采取具体行动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努力着。
就在这年的夏天，邓小平邀集几位中央领导人和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到他家中开会，时任外交部主管苏欧地区的副部长钱其琛也参加了会议。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
会上，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究竟用什么方式，如何向苏联传递信息的问题。邓小平说，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为由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华沙。
8月10日，时任苏欧司司长的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把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请到使馆，于洪亮一字不差地向他背诵了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的、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在说帖中，我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许多年了，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长久继续下去。双方应当作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中方建议双方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
对于中方透出的新信息，苏方作出了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邓小平听取了钱其琛和于洪亮有关传递信息的汇报，同意重开中苏谈判。
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副外长级政府特使在北京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第一轮磋商。这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对抗转向缓和。
11月10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苏联决定在15日举行葬礼。为了抓住时机做苏方的工作，邓小平立即指示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
邓小平还特意找了吴学谦和胡乔木，对这次“葬礼外交”中同苏联新领导人谈什么，怎样谈，如何报道，做了具体部署。
这时，黄华已经乘民航班机离京了，来不及向他转达邓小平的指示，就决定以黄华离京前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公布中方的态度。黄华在莫斯科下飞机后，才从我驻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那里知道“他在北京机场作了这样一篇谈话”。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谈话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既不是简单批一顿，也不是只说好话。谈话中用明确而又巧妙的语言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两国关系开始恶化。是指赫鲁晓夫；说到60年代后期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地步，是指勃列日涅夫；对勃列日涅夫不久前关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则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照顾到这次活动是吊唁，都没有点名。
11月15日，黄华见到苏联新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当面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表示真诚希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两国关系会逐步恢复正常。16日，黄华主动约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我方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采取实际步骤，消除妨碍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先做一两件事，例如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由于邓小平果断、正确的决策，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了。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两国政府特使就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进行了长达7年、共12轮的政治磋商。
从何处着手打开中苏关系僵局？双方曾有过一段争论。苏联企图避重就轻，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同意商谈越南撤军问题，而主张从停止“敌对宣传”，增加经贸合作、旅游和互派留学生开始。而中国政府则坚持要首先解决三大障碍。
正如邓小平1984年10月11日会见竹入义胜时所指出的，“三大障碍不消除，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
然而，邓小平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又表现出策略的灵活性。邓小平在1984年2月会见美国一代表团时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消除三大障碍……如果苏联不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一步，两国关系的戏剧性变化是不可能的。”
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比利时首相时再次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都必须消除，因为都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如果同时消除有困难，我们同意先从某一个问题开始，比较容易做到的是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这就亮出了邓小平处理中苏关系的底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巧搭口信，提出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
自1982年10月以来，中苏两国在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虽然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三大障碍没有消除，两国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为了打破政治关系上的僵局，邓小平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机遇。
1985年3月10日，54岁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3月13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红场为契尔年科举行隆重葬礼。中国派出了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葬礼。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会见了李鹏，他说，希望中苏关系能取得重大改善，苏中之间应该继续进行对话，提高对话的级别，缩小分歧，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取得进展。
邓小平是一位思维敏捷、善于寻找解决问题切入点的政治家，戈尔巴乔夫的话让他看到了中苏关系解冻的契机。
1985年10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再一次来到北京。10月9日，仍旧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会见了他。
在谈到改善中苏关系问题时，他分析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首要问题，他很直率又很幽默地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做了很多积极的表示，但是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始终没有松口。如果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接受这一点。”
话说到这里，邓小平突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
齐奥塞斯库点点头说：“可以。”
邓小平略一沉思，说道：“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碍这一条应首先解决。我们等待答复。”
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这位81岁高龄的老人，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置个人身体于不顾的诚意显然感动了齐奥塞斯库，他忙说：“我欢迎这样做，也一定代为转达。”
信息递过去了。不久，苏方作出了反应。
11月6日，在苏联举办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有关方面对中国驻苏联大使说：“你们领导通过齐奥塞斯库同志转达的口信收到了。”
11月上旬，李鹏访问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路过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主动会见了他，表示苏中举行高级会晤的时机已成熟，建议在苏联的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高级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但是戈尔巴乔夫避而不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也不同意先定议程和有先决条件。这等于没有真正响应邓小平这一重大的建设性的提议。于是，中苏高级会晤拖延了下来，中苏关系仍处在微妙状态。
独特回应，不露声色地将了戈尔巴乔夫一军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演说。其中谈到了苏联当前对亚太地区的政策。他在宣布从蒙古撤走部分军队后指出：“历史赋予苏中两国人民极其重大的使命。国际事态发展中的许多事情取决于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戈尔巴乔夫还表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隔开的边界，变成和平与友好的地带。”由此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同他的前任相比有所进步。戈尔巴乔夫的演讲被国际舆论视为“苏联对亚洲，首先是对中国开始开展新的进攻性外交活动”，然而，针对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主要障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戈尔巴乔夫的这篇讲话中并没有提到。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演讲，邓小平作出了独特的回应。
9月2日，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采访一开始，华莱士便开门见山地就世人关注的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询问邓小平的看法。邓小平的回答机智又有分寸。他语调平缓地说，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我们对他的新的带有积极性的东西表示谨慎的欢迎”。接着，话锋一转：“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而且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说明苏联内部对中国的政策怎样还要观察。”
当华莱士问及邓小平是否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时，邓小平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但是华莱士却没有及时将邓小平的思路展开，而是不合时宜地提早转移了话题。幸好话题尚未扯远，摄像机的第一盘录像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时，节目制作人赶紧上前去提醒华莱士。当第二盘录像带开始转动后，华莱士立即补问道：“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十分肯定地说：“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但如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9月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这一重大新闻传遍全球。
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开表示愿意前往苏联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在双方关系破裂2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邓小平在作这番表示时，既表达了愿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的迫切心情，又没有放弃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于不露声色之中将了戈尔巴乔夫一军。
坚持原则，“解铃还需系铃人”
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人所愿，邓小平的两次倡议，充分体现出中国方面对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诚意。然而戈尔巴乔夫虽然在排除某些障碍上作出了让步的姿态，但丝毫未提及柬埔寨问题，这表明苏联的亚洲战略并未改变。事实上，苏联也决不会轻易放弃几经辛苦才在越南建立的海空军基地。他们仍坚持所谓中苏关系改善不应涉及第三国的“原则”。
10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甚至公然表示：苏联将扩大与柬埔寨傀儡政权的“合作”。
1987年5月20日，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记者时，也继续坚持认为柬埔寨问题“不是中苏关系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在11月16日会见土井多贺子时，再一次重申了一年多前有关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建议及条件。而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访苏的赞比亚总统时回应说：“苏联领导人注意到了邓小平在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他并表示最高会晤也是苏方的愿望，也可以在任何方便的地方举行，但是对邓小平建议以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为会晤前提不同意，理由是“领导人之间所以要举行会见，正是为了要讨论和解决复杂的双方和国际关系问题”。
因此，12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樱内义雄时，再次重申：我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是有先决条件的，就是苏联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越南在柬埔寨一天也打不下去”。他针对一年多来最高会晤建议提出后的情况，明确说道：“戈尔巴乔夫拒绝了我的愿望。他虽说愿意同我会晤，甚至说愿意到中国来，但是反对有任何先决条件。”并对苏方所谓改善中苏关系“不涉及第三国”的原则进行了批评，指出苏联领导人事实上是在拒绝最高会晤，那些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等等不过是空谈。
从这次谈话中的激烈言辞和鲜明态度，可以看出邓小平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对原则问题的坚定性。
由于苏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肯在改善两国关系上迈出关键的一步，致使中苏关系仍未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邓小平尽管希望尽早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但他并不急躁，他相信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中苏两国关系上积累的问题太多、太多，解开需要时间，需要等待。
198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4月14日，苏方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承诺从5月15日起从阿富汗撤军，9个月内全部撤完。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尔斯克的演讲中宣称，苏联准备促进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并表示愿意立即开始筹备中苏高级会晤。
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大第43届会议上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50万，并在两年内撤回驻扎在蒙古的大部分军队。
至此，苏联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
邓小平指示：现在可以进行中苏外长的互访。
1988年12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钱其琛访问了苏联，这是自1957年以后30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访苏。这次访问取得了成功，不仅深入讨论了柬埔寨问题，而且就中苏高级会晤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外长的出访，正式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89年1月6日，越南撤军问题终于有了眉目，越南外交部新闻司代理司长胡彩兰在河内宣布，越南政府和金边政府已决定，如果柬埔寨问题达成政治解决的话，越南将在9月前从柬埔寨撒出其全部军队。这条消息对中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柬埔寨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是主要障碍。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希望的那样顺利。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进行回访，继续为中苏高级会晤做准备。双方主要讨论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以便达成一揽子协议后同时发表。当中方同意苏方建议的戈尔巴乔夫于5月中旬访华的时间表后，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突然变卦，苏方只想确认高级会晤的时间而不愿发表已达成协议的关于越柬问题的共同声明。
在邓小平会见谢瓦尔德纳泽时，谢瓦尔德纳泽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昨天我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谢瓦尔德纳泽的用意显然是尽管柬埔寨问题未谈妥，先请邓小平确认高级会晤的日期。
邓小平十分敏感，坚定而又不动声色地说：“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没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谢瓦尔德纳泽想绕过柬埔寨问题，只确定高级会晤日期的企图没有得逞。苏方不得不同意与我方继续商讨柬埔寨问题、并最终就共同声明措辞达成一致，并连同公布了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
谈笑之间，中苏再次握手
自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开始后，邓小平一直在反复思考着会谈的原则和方针，高级会晤谈什么、怎样谈？他在脑海中一点一点地梳理着那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沙俄时代留下的领土争端，几十年前中苏的矛盾与分歧，如何认识，怎样对待？中苏关系正常化应采取什么形式？深思熟虑后，他为这次会谈确定了明确的方针：“不回避分歧，不纠缠旧账，寻求共同点，着眼于未来，探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睦邻友好关系。”
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礼仪等安排上不要太热，要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邓小平还叮嘱说，此点在同苏方谈具体礼宾安排时向他们打个招呼。“只握手，不拥抱”，不只是个礼仪问题，而是表明当时中苏两国关系的性质，给未来相互关系的定位。
经过双方7年多的不懈努力，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终于见面了。
1989年5月16日上午10时零5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门口。
邓小平身着整洁、朴素的深灰色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子，微笑着走上前去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点着头。细心的记者注意到，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双手相握长达1分零30秒。
稍停片刻，邓小平又扬起手指指着正在手忙脚乱按快门的记者们，说：“趁他们还没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再次握手。
会谈是坦诚的。邓小平开门见山地点出了60年代的中苏论战问题。他以务实、直率的谈话风格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
邓小平以中苏最敏感问题为开场白，客观而冷静地批评了过去论战中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为会谈定下了实事求是的基调。
戈尔巴乔夫神情专注地听着，对于那场中苏大论战，他在访问中国前已经作了详细的了解，他十分清楚坐在他身边的、比他年长27岁的邓小平是当时苏方最头疼的对手，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他对邓小平说：“我的年龄比你小，那场争论我们不想对此作出评价，而是指望你来作出评价，我同意你的基本想法。”
接着，邓小平郑重地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他毫不客气地历数沙俄时代及斯大林时期侵害中国权益的历史事实，尖锐指出，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中国得利最大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邓小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近30年苏联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加强军事设施，不断增加导弹，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100万人，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戈尔巴乔夫一下子摸不清邓小平的意图，赶紧表白说：“对于不太遥远的往事，我们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至于两国间比较遥远的事情，是历史形成的。重提领土的变迁，边界的改划，就会使世界不稳定，就有可能引起冲突……”
邓小平摆摆手，对他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特别强调：“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很大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几十年来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高级会晤结束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六七十年代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为中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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