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与组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合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在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呈下滑趋势，已低于90年代以来的增长趋势，为此中央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和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一些政策与措施已初见成效，另一些也正在或滞后性地发挥作用。国内外新的挑战与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的种种矛盾，使今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日趋严峻复杂的局面。如何综合考虑短期刺激与长期发展相协调、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相协调，正确地选择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关结构调整政策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对此我们应采取“积极扩大内需为主，努力开拓外需为辅，内外需并举”的方针，实施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进取性(proactive)的货币政策，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利用结构政策和发展政策实现上述目标。
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挑战
1.国内经济面临通货紧缩、高失业率的严峻形势 首先是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其次，通货紧缩成为现实危险。第三，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已处在长期增长趋势之下，产出缺口进一步扩大。第四，下岗职工愈来愈多，真实失业率突发性上升。
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之间的缺口有日趋扩大的趋势，已造成2%-4%的GDP损失。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明显存在的市场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所出现的需求不足有很大差异性，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上所阐述的有关理论也大不相同。表现在：
(1)从总体水平看，我国仍属于较低收入的国家，人均消费水平或人均资源消费水平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西方国家的需求不足，基本上是在高收入、高消费以及消费饱和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目前出现的市场过剩是在低收入水平下的相对过剩。
(2)现时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广大农民消费需求不足，相当比例的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仍处于极低消费水平。
(3)由于转型期的各种风险不断增强，民众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加剧，压抑了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4)重复建设、无效供给形成了无效增长和低效增长，加剧了生产能力的过剩，供需结构之间的失衡以及各类库存的大量增加。
2.国际形势的负面影响愈来愈明显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和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亚洲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金融交易以及债权债务关系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
第一，通过贸易产生影响。
第二，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第三，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
第四、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
二、扩大内需是应对国内外挑战的重大战略举措
面对国内外形势，我国经济在继续扩大开放的基础上转向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是适宜的，通过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强化专业化分工，促进公平竞争，扩大经济规模，积极扩大国内消费、国内投资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以此刺激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相应的财政收入增长，从而使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环境下仍然保持经济繁荣的局面。从积极的角度看，在依靠扩大国内需求为主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我国具有许多亚洲国家所不具有的有利条件：
(1)特有的大国优势。
(2)城乡与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
(3)扩大内需是世界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
(4)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具有后发优势。
(5)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于国内需求总量和人均消费需求上升阶段。
(6)稳定而持续的高储蓄率水平。
(7)长期性高增长所奠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增强了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
(8)政府改革有力地提高了行政能力以及应付外部冲击的反应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扩大内需不仅仅是扩大政府和公共需求，关键是扩大社会和私人需求。扩大内需并不是排斥扩大内需，忽视出口市场，恰恰要不断开拓国际市场。
三、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原则
积极扩大内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应急性措施，同时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性措施。对此我们提出“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原则。
“急则治标”是指运用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处理短期经济问题，如刺激经济增长，防止通货紧缩，应付外部冲击等；“缓则治本”是指通过结构政策与经济改革处理长期经济问题，如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持续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上述原则十分强调和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的互补性，即要保证短期与中长期政策之间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为实现无通胀的经济持续增长，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条件。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中远期战略相一致的政策组合。
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社会经济福利而制定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它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在经济事务中有意识的干预，因此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是根据一定的经济目标而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通常是一个目标集：促进经济高速稳定增长，保持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短期宏观经济目标；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支持农业增长，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开发人力资源，减少绝对贫困人口，保护生态环境等也是其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就经济转型国家而言，还包括许多与发展相关的改革目标，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与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安全网，发展各类要素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框架，行政机构以及政治民主制度等，也构成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目标之间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不存在取舍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是充分就业的、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稳定增长才有货币市场与产品市场的供求平衡，才有物价稳定，才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才有出口实力等。但从短期看这些政策目标之间既存在互补性，也存在冲突性，如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之间、国企改革与下岗分流之间等都是属于两难选择问题。这就需要在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中必须分清问题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也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平衡和兼顾其他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手段和措施，通常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人力政策以及外贸、外汇政策、产业发展政策、农业政策等等，其中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是针对短期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政策，其它政策也起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补充作用，但却是针对长期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政策，起着主导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稳定化发展政策，这就涉及到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有关经济的短期稳定化问题。包括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降低突发的高失业率，缩小“产出缺口”和“失业缺口”，减少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二是涉及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最重要的是在实现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快各类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扩大人民发展的机会和能力（包括接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获得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从事就业劳动的机会，也包括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等等），使发展带来的变化能够使个人和社会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提高GDP增长水平的同时，减少贫困，提高健康水平，改善教育状况，从而提高生活水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两种不同效应，第一种我们称之为“水平效应”。它是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资本投入，它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增长水平就会提高，所以它是一个水平效应。第二种我们称之为“速度效应”。就是说当加快技术进步进程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便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就是经济增长曲线的斜率加大，增长的速度加快。这两种效应的区别在于水平效应是短期效应，只对短期增长起作用，速度效应则是长期效应，对长期增长起决定作用。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来说，起根本作用的是速度效应。经济增长的根本含义不在于简单地加大投资力度，而是要加快结构调整，加快技术进步，加快经济成本质变，使它的增长率发生较大的变化。例如，根据OECD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1998)研究，1952-1978年期间，中国非住宅资本年平均增长率为7.57%，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1978-1995年期间，中国非住宅资本增长率仅增加了1个多百分点，为8.86%，而GDP增长率却增加了4个百分点，为7.49%，这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由-0.78%上升为2.23%，提高了长期增长的速度效应。因此，我们应不必过分介意近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多高，而应更加关注长期性发展的速度效应的变化以及决定这一变化的结构变革、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进步。当然，从短期来看，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此意义上，把短期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作为预测指标而不是计划指标是明智的，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也是防止虚报浮夸、防止无效生产的重要方法。
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变化而变化，在经济扩张期与经济收缩期，它们之间不仅有所区别而且差异甚大。因此把宏观经济稳定化做为中长期目标是必要的，它包含了灵活的政策主导方向：在经济扩张期实行“适度从紧”的短期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实行“适度扩张”的短期政策。不宜把“适度从紧”或“适度扩张”的政策做为中长期目标。在制定和选择有关政策及政策组合时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充分的考虑。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短期问题是紧迫和突出问题，而长期问题是基本和深层次问题；有的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如失业问题、粮食问题），有的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分属两类问题；短期目标是不断变化的，而长期目标是相对确定；短期目标是实现长期目标的前提和基础，而长期均衡又是短期均衡的目标和归宿。在制定经济目标及相应经济政策时应该有所牺牲，有所取舍，有所突出，作整体性的宏观战略考虑和安排，找出恰当的平衡点，至少选取次优的政策组合，我们把它概括为“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的原则，灵活全面地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把握时机。这一原则的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实行上述宏观经济政策原则是基于如下考虑：
(1)我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市场要素发育不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尚未完全发挥，既存在大量的国有部门垄断市场妨碍公平竞争，也存在大量的无秩序竞争、恶性竞争、欺骗竞争，因此，一方面必须采取必要治标的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维护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治本的政策，实现持续增长，促进市场发展。
(2)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发展条件差异显著，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要素成本、技术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这就决定了很多治标的作法不可能在所有地区同时起作用，总有一个实施滞后与信息失真过程，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多，因而即使是“急则治标”也不能搞猛起动、急刹车，而只能是缓起动、软着陆，既使调整以往的政策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3)我们处在逆境下决策，这是一个“模糊赌博”。所谓模糊是指信息的不确定性，所谓赌博是指决策系统的缺陷以及人类已有的知识资源无法面对突发性事件，预先做出期望的选择。11有许多逆境和危机是可控的，即可以利用有效的措施来应付，如企业改革，下岗分流，全国下岗职工由1996年的892万人突然上升为1997年的1435万人，增长率高达60%以上，本来是可以渐进改革，有序下岗的；但是还有许多不可控的逆境，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深刻影响，我们既不可控又不可测，我们原来公开提出1998年的出口增长要达到10%，实际不足1%，这就是一个在不可控的逆境下“赌博”失算的例子。1999年外部形势将更加严峻，这就需要我们从出现最坏的可能性准备，灵活反应，相机决策。
就当前我国经济状况而言，治标着眼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下，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防止通货紧缩，避免经济衰退，抑制突发性高失业率，有效创造就业岗位，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从治本方向看应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向解决民生目标，大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以速度效应推动增长，在积极推进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基础上，建立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如前所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一个目标集，相应的，其政策操作也需要恰当的选择政策组合、合理的安排政策搭配。如果说从1993年以来，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的主旨是降低高通货膨胀率，采用从紧或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那么由于近年来的通货紧缩和城镇失业率迅速上升，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的主旨应及时地转向适度扩张，积极扩大内需，抑制通货紧缩，降低高失业率，同时积极推进结构变革。我们先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特别是短期经济问题两大量主要的政策。表2给出了典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利率、产量和产量构成的作用。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主要政策，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然而它们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差别，并且两者之间也经常组合运用，其政策特点有所不同。
(1)政策时滞不同。时滞通常有内部时滞与外部时滞之分，内部时滞又包括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外部时滞是指政策产生效果的时滞。财政政策有较短的外部时滞的同时，却有一个长得多的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则刚好相反。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财政政策比较难以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态适时作出应急变通，使其对于稳定经济的作用较小，难以进行短期和瞬间调节。相反，货币政策由于其独立性、灵活性较高，有可能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和需要，相机抉择，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2)作用特点不同。一般而言，作为反衰退的政策，财政政策更为有效；而作为反通胀的政策，特别是应付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则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主要采用扩张财政政策，而在通货膨胀严重时期主要采用紧缩货币政策。另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财政政策直接影响总需求的规模，而货币政策则还要通过中间变量利率的变动对总需求发生间接影响。
(3)对GDP构成的影响不同。不同政策的后果可以对不同的人群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使GDP的组成比例发生变化。例如同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两者均可以增加总需求，然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会使利率下降、投资增加，因而对投资部门，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部门十分有利，而实行减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则有利于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可增加消费支出；同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若是增加政府支出如投资基础设施、兴办教育、生态环境建设、培训职工等，则人们受益的情况又不相同。正因为不同政策措施会对GDP构成（投资、消费、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在GDP中的构成比例）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影响不同人群的利益，因此政府在作出混合使用各种政策的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实现经济目标的需要，还要考虑实现非经济目标，如保持社会稳定、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缩小地区差距等社会与政治目标的需要。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分析 财政政策有扩张型和紧缩型之分，货币政策也有相应的区分，将它们组合起来就有四种不同的配合形式，如表3所示，以适应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状态，政策组合的总效应有的是事先可预计的，有的则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何者占主导地位而定，因而是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这些组合分析，是政策上的抽象，实际宏观经济的运行是极为复杂的，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灵活地加以运用。
对政策的组合运用强调几点：
第一，无论是扩张性政策还是紧缩性政策，都要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双紧政策应防止收缩过度，造成经济“熄火”，双松政策注意防止经济爆涨，从而使经济“泡沫”急剧膨胀；在操纵政策变量时，经济扩张要“缓起动”，经济紧缩要“点刹车”，避免经济扩张时“大干快上”，经济紧缩时“急刹车”。
第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间因目标上的一致性而具有替代性，因各有所长而具有互补性，并因主要任务的差异而具有矛盾性，理顺这些关系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重点时还应避免走两个极端的情形，即：财政政策十分有效而货币政策完全无效的所谓凯恩斯极端，货币政策十分有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无效的所谓古典主义极端。应根据实际情况，在两种政策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
第四，由于对经济态势判断存在信息问题、政策时滞、不确定性及不可预测性等，政策效果是有效的也是有限的，不存在“灵丹妙药”。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建议 综合分析中国目前经济运行的形势、状态和特点，以及适应扩大内需政策的需要，我们建议的政策组合为：适度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通货非膨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核心是刺激和推动整个经济增长，而货币政策的核心还是币值稳定问题。这一政策组合包括以下内容：
(1)在经济政策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对而言处于辅助的地位。早在30年代凯恩期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中就特别关注通货紧缩缺口，因为30年代是高失业年代，他当时开出的政策药方是“消费、消费、再消费”，舍此不能走出经济衰退。由于私人部门消费比较困难，因此政府应当带头，可以利用政府开支和减税来消除经济中的通货紧缩缺口，于是财政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的重要性日益加强。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无论从固定资产投资、基建投资、更新改造投资还是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的投资增长，还不足以支持GDP8%～9%左右的长期增长趋势，因此财政政策上升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通过增加公共投资，直接启动社会需求。同时通过财政介入，①可以引导企业、个人、社会投资及国外投资；②影响社会心理预期，增强投资信心；③通过财政贴息或风险担保，促进部分高新技术成果迅速产业化或国家急需的政策性项目的投资建设，不但短期内可以直接形成购买力，扩大社会有效需求，而且对于长期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也是大有补益的。
(2)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不是要减税，而是要通过推进税收制度的改革增加税源。缩小或消除通货紧缩缺口的重要作法之一是降低税收水平。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一方面税收占GDP比重在世界上最低，另一方面各种乱收费对企业和农民的负担在世界上是独有的。因此财政政策不是减税，而是通过调整税负、优化结构，切实减低投资人的实际税费负担，鼓励社会更多地投资办企业，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容纳就业。具体措施包括：①积极推进费改税，将相当份额的收费和各种基金转入正税，同时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使征税和收费走向理性轨道；②减费而不减税，通过大幅度减少不合理收费，达到减税的目的，同时严厉打击偷税、漏税、骗税等现象；③在税种、税率、税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中央与地方税收主管部门的税收努力程度，进一步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以扩大政府收入，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财力支持。
(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益。取消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和各种物价补贴，财政不在参与竞争性生产支出（如技改资金），转移到有助于使改革与危机的社会成本最小化支出（如社会安全网）和满足全体人口基本公共服务。重新划定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界限，明确政府财政义务的性质、范围和职能。增加财政透明度，公布预算支出，预算外支出和其他财政支出（优惠贷款、财政补贴和担保）等信息，并将它们纳入到公共财政支出政策和范围之内。充分利用政府采购、公共事业部门采购和军事采购和扩大内需。
(4)当前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既要抑制通货膨胀，又要抑制通货紧缩，使通货膨胀率既不加速也不减速，维持较低水平的正利率，它是一个中性政策。当前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对付持续发生的通货紧缩。在对付通贷紧缩风险时，要注意区分“通货紧缩”(deflation)和“通货非膨胀”(disinfaltion)。前者是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后者是指通货膨胀下降。80年代以来的西方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均以追求低通货膨胀为最基本的政策目标，出现了较长时期的通货非膨胀现象。通货紧缩的代价高于低通胀率的代价，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贷币供给量，做到“通货非膨胀”。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信贷，居民住宅、教育、汽车、通讯消费信贷，进出口信贷，中小企业和私人企业信贷，外资企业信贷等。
(5)货币政策操作应具有前瞻性、灵活性和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的快捷性。这就要求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应相机抉择，向适度扩张或适度从紧方向移动。若通货紧缩继续恶化，货币政策趋向扩张；反之若社会总需求趋旺，货币政策应向偏紧方向移动，作好防止通货膨胀的准备。实施这种前瞻性货币政策有助于在一定程度内缓和经济波动。这要求更加深入地了解经济周期与经济政策的相互作用。利率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通常是一种保守的(reactionary)工具，即抑制通货紧缩或降低通货膨胀常常是过弱过迟。这好比是当汽车已经快停下来了才急忙去重新启动，或者当汽车失去控制后，才全力以赴踩刹车，已经无济于事了。因而货币政策应具有进取性(proactive)，例如美国和英国在90年代不断续性地调整利率，每次都不超过0.5%，就象一种现代刹车原理，即一点一点给压力，但要经常给，防止“急刹车”。对中国目前情况而言，要不断地提高利率，小幅度调整，直到消除通货紧缩为止，做到通货而非膨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利用增加政府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来校正总需求，其作用是有限的。这是因为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较低，政府用于投资支出占总投资比重太低，而非政府投资占总投资比重大，政府不是全社会投资主体，只是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政府用于重大投资项目对总需求的最终影响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大，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实际效率，特别是那些基础设施项目，大规模投资项目一旦开工，其成本往往超过预算，又不能半途而废，不得不继续追加投资；在经济不景气期，当企业预期受到压抑时，降低利率不一定会导致更多的投资增长，在各种不确定的预期风险面前，即使增加失业保险金、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也不一定会马上刺激居民即时性消费支出。因此还需要辅之其他相关的结构政策，改进和提高社会有效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五、必要的相关政策
在短期内依靠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进取性货币政策，可以启动经济增长获得一个水平效应，解决治标问题，而中长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获得速度效应，达到治本效果，使国民经济持续、优质、协调的发展，还需要包括产业发展政策、农业与农村政策、地区发展政策、贸易与投资政策、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科技发展政策、教育发展政策、生态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等相关政策。在总量扩大内需的过程中，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实现民生发展目标，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1.产业发展政策 新的产业政策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以国家计划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其目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政府的作用不是“计划”好的产业，提高补贴，而是开放市场、鼓励竞争、刺激私人投资、改进技术、放松管制，包括在公共部门垄断的服务部门引入竞争。
(1)积极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新增长点。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不仅数量低，而且质量差。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说明我们在发展基础设施方面无论是扩大数量还是提高质量都具有广泛的投资需求前景。应当说基础设施建设应成为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黄金时期。据世界银行对有关国家的研究，基础设施存量每提高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可提高一个百分点。政府鼓励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开竞争机制，制定透明的、公开招标制度，不仅向内资企业开放，而且就应向外商企业开放，特别是打破电讯业的高度垄断。
(2)促进技术进步，加快通讯、微电子、信息、医药、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发展那些增长较快、吸纳劳动力素质较高、较多的高新技术企业。采取措施鼓励各个产业部门吸收、利用和购买高新技术。
(3)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实践表明，由于中小企业更强调利润，更灵活，经营范围集中而且服从管理，这些中小企业面对外部冲击和变化富于弹性与韧性，并且可以灵活调整，保持经济的活力。建议设立SME（中小规模企业）发展基金或SME贷款担保制度，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或向银行提供政府担保，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4)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创造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竞争性的、稳定而有效的私营部门。允许非国有经济进入卫生、教育、科研、技术服务、文化、体育、信息咨询服务业，在资金贷款、市场准入、经营范围等方面与国有经济具有相等条件；加强法律基础设施与监管框架建设，制定（实施）竞争法、破产法及更广泛的商业法，确保最大程度地实现竞争，以及在竞争无法实现时，市场的力量不被滥用。
(5)开放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坚决打破国有部门独家垄断市场的格局。促进教育事业产业化、卫生事业产业化、文化事业产业化、体育事业产业化及其他服务业产业化，促进这些公共部门竞争，提高效率，截减冗员，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以招标的方式转让经营权和使用权“国有公办”，“国有民办”，“公有公办”等多种形。政府职能和有限的公共支出转向提供和负责全体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
(6)积极促进新经济成分与新兴行业的兴起与发展。包括具有较大规模的产出，形成规模经济；有较强的市场扩张能力，市场需求弹性较高；满足广大农民和低收入居民实用消费；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水平，带动作用强；有较高的财政贡献能力；产品科技含量附加值较高；有相当的出口创汇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产品。
2.农业与农村政策
(1)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农村工业化，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即使到了下世纪20年代我国也仍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民住宅建设以及农村5千多万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都会形成新的国内需求，尽管城市耐用消费品已达到饱和阶段和更新换代阶段，但是，目前农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例如电冰箱普及率只有8.5%，录像机只有1.8%，彩电为27%，洗衣机为21.9%，正处于家用电器普及阶段。这说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起动、开拓和活跃农村市场是扩大农村人口消费需求的关键所在。
(2)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这是启动内需，提高农村人口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的非农化虽有了较大发展，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因此发生根本变化，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使农村消费需求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促进农村小城镇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既有利于直接启动农村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有助于促进农村结构调整，使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加快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步伐。如果中国城市化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话，就至少要使将近3亿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相应地产生的电力消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相关的公用设施投资，以及居民住宅投资都具有持久性的增长潜力。
(3)积极推进农业企业化产业化发展。农业企业化是指从一家一户的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方式向联营的、面向市场的农业企业经营方式转变，使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向具有市场、风险、投资、科技意识的农业企业家转变，以此达到三个目标：提高农产品商品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农业企业属于微观经济，农业产业化属于中观经济。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是农业企业化。
3.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政策 从经济上看，今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从半开放、半保护走向全面开放，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市场开放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市场开放，从以竞争性行业为主的市场开放转向以垄断性产业为主的市场开放，以引入国际竞争机制来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
(1)积极扩大出口，开拓国外境外市场，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内外需并举。促进和强化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出口结构上实现由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为主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机电产品并举的过渡，努力提高产品的加工深度和附加值含量。建立出口担保制度、出口信贷制度和出口权登记制度，鼓励国内厂商赴境外投资设厂，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或跨国经营网络。
(2)进一步降低进口名义关税税率，取消贸易保护和各种关税壁垒。特别应大幅度降低某些资本货物、技术设备、汽车和电信设备、原材料和国内紧缺的、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源产品（如石油、化工材料、粮食、木材等）的关税税率，同时清理和取消对进口关税的不规则的减免税。
(3)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特别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生产着世界经济总值的1/3，世界贸易的2/3、直接投资的70%和技术转让及民间技术研究与开发的80%，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到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五百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三百家在我国投资，其中有80家跨国公司区域总部设在北京。允许和鼓励外资进入中国竞争性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开放国内国际贸易市场；银行和保险服务业（不包括资本市场）；通讯服务业；电讯服务业，包括电子邮件、电子信息、数据交换、传真服务等；旅游服务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业、体育业、出版业；交通运输业，港口建设、空运、海运、内河航运、管道运输、公路运输；开放建筑业，包括公共建设项目。这些行业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和服务市场。通过引进外资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外资投资企业已创造了1800万就业岗位，但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由于服务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高（为0.72），相同的FDI（外商直接投资）投资可创造数倍的就业岗位。
(4)对外商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一方面取消对外商企业在税收等方面的“超国民待遇”优惠型政策，另一方面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在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
(5)稳定外汇汇率水平，逐步向可自由兑换汇率制度过渡，沟通国际国内市场的联系，逐步向国际市场商品价格过渡，同时严厉打击黑市交易与走私。
(6)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如同进入国际经济奥林匹克。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更需要世界。自由化的贸易制度和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规则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长期好处将远远超过市场开放短期调整的代价。
4.地区发展政策 (1)确立按人均GDP水平实施的有区别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地区，应获得较高的人均中央财政援助额，并实行由“输血”机能向“造血”机能的转变。
(2)实行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各地区所有人都能够享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3)在中西部地区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
(4)建设市场经济体系，促进资本、信息和技术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与扩散，促进生产资料、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有序流动。
(5)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相应激励机制，减少市场准入的限制，特别是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包括能源开发、资源开发和农业开发等，对其市场准入限制应予以优先取消；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赠款、贷款应优先用于中西部建设。
(6)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经济。
5.就业政策 中国就业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就业人口适度增长和就业结构迅速变动，实现将真实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的充分就业目标。
(1)确定从“就业优先”或“就业中心”的增长战略，作出扩大就业规模、降低失业率的政策承诺。在突发的高失业率下应把降低城镇真实失业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2)使持续性高速经济增长成为持续性创造就业过程。
(3)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节省资本、多用劳动”的工业化技术路线，有选择地发展资本密集、资源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小型企业、私人企业、科技型企业，鼓励各种就业形式包括非全日制、计时制、计件制、非正规部门等。
(4)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劳动力市场和信息网络。保证下岗职工失业者和其它失业者的基本生活费，应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占中央新增财政收入的比例，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事业单位退休金的足额到位；设立专项基金，专款专用，用于补贴欠发达地区、老工业基地、军工企业基地的下岗人员和退休人员生活之需以及再就业工程。政府应对劳动市场进行干预，尊重工人的尊严和人权，遏制剥削现象，禁止使用童工，改善劳动条件，推动职业培训。
(5)促进劳动力要素流动，通过市场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和就业结构的变动，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促进就业增长。发展新的经济部门，创造新的工作岗位，鼓励劳动力从国企向非国企部门转移，从正式部门向非正式部门转移，鼓励城乡之间、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劳动力就业竞争。
6.收入分配政策
(1)提高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各项改革的推进加大了个人支出预期，抑制了个人消费。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这部分人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实现公平增长，对社会稳定与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不仅关心经济增长，而且关心这种增长能够相对使得全体人口包括低收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增长应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使收入分配相对公平。
(2)对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垄断性企业增收不同比例的费用，以便使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工资水平“趋中”。建议征收特殊垄断行业（如邮电通讯、电力、石化、保险等）部分利润；对宾馆、饭店以及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电子游戏、保龄馆、健身房等高消费娱乐场所以及美容美发场所按一定比例征收行业特许费用，用于解困和再就业。
(3)强化个人所得税征收，尽快开征不动产税和遗产税。实行实名储蓄，对超过一定数额储蓄利息应征收利息税。
(4)实行各部门、各企业工资和其他收入透明化，工资制度更加灵活多样化。如工资与工龄和企业时龄相关，奖金与企业效益挂钩，当全国下降时，削减奖金，少裁员工。
7.科技发展政策
(1)加快基础工业、制造业的科技进步，用高新技术改造中国的传统产业。使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高新技术和市场机制的武装下获得新的活力，提高支柱产业和主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2)大力发展当代高新技术产业。特别发展计算机、微电子、生物工程、新兴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设立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基金，在国家政策性投资银行中设立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专项贷款制度，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融资保证。
(3)设立农技推广专项基金，由财政支农资金、农业综合开发基金、农林牧特产税、农产品技术改进费等资金按比例构成，专用于支持农业技术推广。
(4)建立有效的国家创新系统，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5)推广产学研合作，建立科学技术转化机制，促进发展科技型企业。国家应鼓励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与企业结合，或者成建制的进入企业，或者与企业组成新的联合体，或者与企业组建临时性的合作及合资课题组。
(6)增加R&D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科学布局，努力形成和发展我国自身的科学技术优势。
(7)强化第三产业对科技进步的社会需求。第三产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业、电讯业、金融保险业、政府机关是电子、网络和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主要购买者和应用者，政府及国有银行应通过政府和公共采购促新进技术应用和扩散。
(8)加强与国际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科技教育的有益经验，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和吸引留学人员回国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工作。
8.教育发展政策
(1)加快教育产业发展。扩大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市场机制，适当增加私人支出比例，开辟更多的私人和社会投资资源；通过“国有公办”、“国有民办”、“民有民办”、“合资办学”等形式，发展多元化的教育市场主体，以此来加快发展高等教育产业。
(2)优化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加快战略性结构调整，提高教育产出质量，加快后勤体制改革，教育部门特别是高等教育部门要大力裁减冗员，切实克服办学效率低下的问题。
(3)把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师待遇与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教育部门减人增效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关心解决青年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留学回国人员等教育部门“关键性要素”的生活水平提高问题，使他们免于后顾之忧。
(4)转变政府职能，切实解决财政供给“缺位”、“越位”的问题。对义务教育应实行：政府支出为主、社会赞助为辅的原则；对非义务教育实行：公共财政援助，合理增加私人投资，积极鼓励社会赞助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集中财力、物力援助欠发达地区。政府应加大力度支持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解决普及义务教育问题。
(5)建议设立高等教育银行，或在国家发展银行设立专项高等教育发展基金，有偿使用，滚动支出，拓宽教育资金来源渠道。
(6)积极利用外资，开辟新的教育资金渠道。大幅度提高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申请长期硬贷款额度，作为高等教育贷款基金。
(7)积极推行“政校分开”。使高等学校成为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自负盈亏的事业法人。
(8)积极发展成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电视广播教育、远程通讯教育。
9.生态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
(1)开展大规模的生态环境建设。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大量城市下岗职工和企业富余人员及乡村剩余劳动力，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治沙治坡、修桥筑路、农用基本建设等大规模的国土整治，既可以产生巨大国内投资需求，有效解决城市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还可以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问题。
(2)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多方位筹措建设资金。坚持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分担的原则，大型投资计划和跨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投资或匹配投资；地方性项目由地方投资为主、必要的国家支持；小型投资项目依靠群众、地方政府支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按照事权、财权划分的原则确保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金的足额到位。
(3)积极引导外资进入生态环境建设领域。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吸引境外直接投资、优惠贷款、海外团体和个人赞助、捐款，用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
(4)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环保产业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技术保障，发展环境保护产业既可以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又可以福荫子孙后代，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应制定相应优惠政策，尽快把环保产业建成具有良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新兴产业。
(5)加强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立法工作，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制止滥伐、滥樵、过牧、水资源利用不合理等现象，把改善生态环境、减少自然灾害纳入法制化轨道。
10.打好金融、国企、和社会保障改革三大的战役 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金融、国企和社保三大改革如同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我们应避免“四面出击”，也不宜企望同时打赢“三大战役”，而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极其复杂的国情条件下，三大改革不可能齐头并进，同时出击，必须确定改革攻坚的优先次序：
第一战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居民售房资产贷款抵押与信用制度。这是人民广为受益的制度，也是人民广为拥护的改革，因此，应作为最优先的改革行动。
第二战役是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分离社会职能，减轻企业各种负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增加企业竞争能力。
第三战役是金融体制改革。按国际分类标准清理不良资产，允许各类机构购买资本金，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国有银行资本金比率，放开利率管制，清理、整顿和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等。
三大战役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改革，而是相互关连、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的配套改革。上述改革应当明确各大战役的主要负责人和改革时间表，增加改革方案的透明度，扩大地方干部、人民代表和专家的参与程度。
总之，我们本着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的原则，以扩大内需为主、开拓外需为辅、内外需并举为出发点，正确灵活地运用有关政策工具，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与促进产业升级换代相结合；增加投资与扩大消费相结合；增加政府投资与增加私人投资相结合；扩大城市消费与扩大农村消费相结合；重视国有经济与发展非国有经济相结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相结合；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与改善微观调控机制相结合；扩大内需与促进出口相结合；实现短期均衡目标与实现长期均衡目标相结合，在经济总量适度扩张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技术结构、出口结构、城乡结构等在内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我们应该而且能够有效地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挑战，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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