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矛盾尖锐化是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掣肘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牧论文,畜牧业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草原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新型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已跻身于当代畜产品生产大国的行列[①]。在总体畜牧业长足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草原畜牧业正面临来自农区草食畜牧业发展的巨大挑战；农区草食畜牧业后来居上，农区牛羊肉产量迅速增长，并呈现持续、稳步发展的势头。昔日传统牧区养牛大户的桂冠，已被内地省份所摘取，全国养牛存栏的前四名（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已由河南、山东、安徽、四川所取代。据统计，在1993年全国新增52万t牛肉中，农区省份就占了98%，而四大传统牧区总共仅占2%。仅河南省一家就出栏肉牛271万头，相当于四大牧区之和；而山东省生产羊肉24万t，超过新疆和内蒙古，遥居全国榜首[②]。可见，与农区相比，牧区牛羊肉产量增长相对缓慢，传统牧区的牛羊肉产量已经降为劣势，我国草食畜牧业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农区草食牧业的份量越来越重。农区畜牧业的突破性进展，中国草食畜牧业格局新的倾斜性变化，不仅昭示着农区草食畜牧业的极大潜力及农牧结合的巨大威力，而且向草原畜牧业发起了一场严峻挑战。因而，走生态经济协调的持续发展道路，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十多年来，中国草原畜牧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难点。草原生态失调、再生能力减弱；草场严重超载，畜草矛盾突出；草原经营管理粗放；草原建设速度缓慢；畜牧业发展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良种、改良种畜的优势难以发挥；草原生产力偏低等畜牧业生态经济问题，仍然是制约草原畜牲业发展的主要“瓶颈”。而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草原区农牧矛盾的尖锐化。
草原生态系统受水热条件限制，属生态平衡非常脆弱的边际土地。长期以来，草原牧区沿袭的是农牧对立、以农挤牧、农牧脱节、靠天养畜的粗放型传统经营方式，致使草原区成为农牧矛盾集中而又十分尖锐的地区。我国草原牧区农牧矛盾尖锐化，突出表现为以下方面：
（1） 农牧争地，毁草种田屡禁不止
早在50年代，内蒙古政府就制定了“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但终究抵不过人口骤增对粮食需求的巨大压力。自1958年以来，内蒙古曾掀起三次大规模开垦草原的浪潮（1958年“大跃进”，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在所谓“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错误政策的误导下，部分牧民“弃牧经农”，向草原要粮。据统计，仅“文革”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就开垦草原93.3万hm[2]。宁夏、新疆、青藏高原也有类似现象。更令人忧虑的是至今“毁草种田”屡禁不止。1987年内蒙古党委根据国情和区情，提出要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并作为90年代三项近期奋斗目标之一。有些牧业盟迫于粮食自给的压力，不顾生态条件的限制，甚至提出要在某些牧场建立商品粮基地，致使乱开滥垦草原的现象又有抬头，一些已退耕还牧的草场又复耕种粮。总之，草原区以农挤牧、吞食草原的浪潮，此起彼伏，大规模、大张旗鼓或小范围，民间暗中的毁草种田从未间断。
农牧争地、滥垦草原，给草原畜牧业发展带来极大隐患：第一，草原农田沙化。经验教训表明，盲目开垦草原，往往是“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变沙梁”；“滥垦一亩，沙化三亩”，形成“农业吃牧业，风沙吃农业，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结局。资料表明，中国每年形成的沙漠化土地约为1560km[2]，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绝大部分（约占94.5%）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其中，不合理开垦占25.4%[③]。第二，草场面积急剧减少，草场负荷日益加重。据内蒙古草原勘测设计院1988年的资料，内蒙古全区草地面积7880万hm[2]，与1965年比较，草地面积减少1400万hm[2]，1965年以来平均每年减少草地面积60.9万hm[2]。草场日益萎缩、沙化不断加剧，致使极为有限的草场载畜量加大，超载过牧、畜草失衡，草原不断退化。
（2） 农牧脱节型种植业结构
目前北方牧区的种植业，基本上还是农牧脱节的单一粮食农业。其特点是：第一，口粮农业，即以粮食生产为主体，解决口粮为主要目标；第二，以粮代料，单一以粮食为精料。第三，青饲料播种面积波动很大。以锡盟白音锡勒牧场为例，1988年青饲料播种面积曾达66.7hm[2]，1990年竟下跌到2.7hm[2]，仅及较高年份播种面积的4%。1991年提高到13.3hm[2]，但仍低于1986～1989年四年的平均数50hm[2][④]。第四，草田轮作、条田轮作的面积比重很小。
草原牧区现行的农牧脱节型种植业结构，未把饲料作物生产摆在应有的位置。草原区这种粮食农业具有五个弊端：第一，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因粮食为一年生中生植物，抗逆性很弱，在干旱、半干旱草原气候条件下，难以抵御干旱、风沙和盐碱的威胁。第二，草原畜牧业缺少稳固的饲草料基地，影响高产、优质、高效型畜牧业的发展。第三，以粮代料，仅利用绿色植物的籽粒。一方面，草食家畜耐粗饲的特点和优势难以发挥；另一方面，植物贮存能量的2/3茎叶白白流失，能量利用率很低。第四，饲料报酬率不高，造成粮食隐形浪费。饲料转化效率的高低，关键取决于牲畜摄入营养的碳氮化——碳源营养（热能）与氮源营养（蛋白质）的比例。肉奶皮毛等畜产品是动物蛋白，而动物本身并不能合成蛋白质，只能将饲料中所含的蛋白质消化、吸收，重组动物蛋白。饲料中蛋白质含量低于牲畜所需的水平，就会影响其它营养物质（热能、矿物质、维生素等）的吸收、利用，使这些物质白白浪费。一般谷物的蛋白质含量仅占7%～10%，与一般牲畜饲料的15%氮源营养含量需求相比，蛋白营养缺口很大。经验表明：饲料粮若不讲究营养配比直接饲喂牲畜，往往因碳氮比失衡，饲料报酬率下降，加大饲料粮消耗，造成粮食30%的隐形浪费。第五，人畜争粮，加大了粮食供需平衡对草地资源的压力。以粮代料，人畜争粮，致使草原区形成“粮食供需缺口增大—毁草种粮—农田沙化—粮食供给不足”的恶化循环。值得一提的是，草原牧区养猪业发展过猛，如白音锡勒牧场在“七五”期间，猪肉的年递增率高达35.2%，而羊肉、牛肉的年递增率分别为17.7%和9.3%[④]。这不仅反映了草原区农牧民膳食改善对猪肉的需求，同时也说明种粮养畜促进了耗粮畜种的发展，反过来又加剧了人畜争粮，加大了对草原的压力。
（3） 畜粪、秸秆资源大量流失
第一，草原区种植业仍沿袭广种薄收、靠天种地的传统陋习，相当一部分农田根本不施肥，白茬顶种，靠掠夺土壤肥力来维持简单再生产。
第二，草原农田以化肥为主，近年来由于发展“一优二高”农业部分地区开始重视增加农田投入，但却把优质、丰厚的畜粪资源弃之不用，而以化肥为主，扬短克长，牧区种起了“卫生田”，致使居民区优质畜肥到处可见，大多用于燃料，甚至以牛粪铺路。
第三，秸杆资源未过腹还田。经验表明：氨化秸秆喂养牲畜，2kg可顶0.5kg精饲料。而草原区种植业的副产品——大量秸杆资源，基本上作燃料而付之一炬，能量利用效率很低。
畜粪、秸秆资源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有：牧区生活能源短缺，仍以秸秆、畜粪为主要燃料；化肥增产见效快，且省工、省力、干净，而农家肥后劲大但难以立即奏效，造成农民的急功近利、短期行为；运送农家肥的劳力、运力（运输工具）不足，而最致命的因素是受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传统经营方式的束缚，人力、运力资源的潜力未充分挖掘出来。
草原区农牧业副产品大量流失，以化肥为主的事实表明：我国草原种植业，实质上依然是粗放经营的掠夺式农业。其主要弊端：①导致草原区农田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农业生产后劲乏力，甚至难以为继。②倚重化肥、轻视有机肥，久而久之会导致土壤中营养元素（氮、磷、钾）比例失调，微量元素缺乏，从而出现收益递减趋势，进而加大粮食生产成本，扩大我国化肥供需缺口（我国每年需要进口一定量化肥来弥补不足）。而供需缺口扩大，化肥价格上扬，又直接影响生产成本。③粪肥、秸秆未有效地进入物质循环，农业无补于牧业，牧业不能反哺于农业，畜粪、秸秆资源利用水平低、消费大，直接影响到草原畜牧业整体效益的发挥。
（4） 耗粮低效型饲料工业
无疑，牧区饲料工业要有生命力，应坚持两个基本点：以草原区雄厚的饲料资源为基础，以草食畜禽的需求为市场，建立适应草原区高效型畜牧业发展要求的节粮高效型饲料工业。不可否认，随着草业的兴起，局部地区饲草料加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总体来看，特别是牧区的大、中型饲料工业，基本上仍属耗粮低效型饲料工业。这种相悖于牧区特点的传统饲料工业，对集约化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表现了极大的滞后性：第一，开工率低，生产波动幅度大。如白音锡勒牧场的饲料厂，是全场所属11个企业中开工率最低、生产波动最大的企业。“七·五”期间，实际完成的年产量只占年设计生产能力的3%；饲料生产年均波动幅度高达67%[④]。可见，以饲料粮为主要原料的牧区饲料工业，往往受制于原料短缺，成为“无米之炊”，使饲料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第二，产品质量差、价格高，饲料转化率低。由于忽视了蛋白质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单一以精饲料（能量饲料）为原料，故饲料产品的碳氮比失衡，饲料报酬率很低。另一方面，因原料紧张，价格上涨，饲料成本加大，产品价格随之上扬。原料价格上涨过猛，饲料工业与养殖业两败俱伤。第三，产品单一，草食畜禽配混饲料匮乏。牧区饲料工业的配合饲料、混合饲料的生产，基本上还是生产猪鸡饲料，牛马羊、鸭鹅兔等草食畜禽饲料产品的数量微乎其微，特别是草食畜禽的配合饲料严重匮乏。
实践证明草原牧区传统耗粮低效型饲料工业有几大弊端：加大饲料粮的消耗，扩大了牧区粮食供需缺口；饲料工业一无原料基础，二无市场需求，丧失了发展的生命力；饲料质量差且供给不足，导致牲畜改良效果的弱化，优良种畜的高生产性能优势难以发挥。总之，现行耗粮低效型饲料工业，非但不能成为现代化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支柱、草原区农牧结合的纽带，反而加剧了农牧矛盾，影响着集约化、现代化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进程。
（5） 单一放牧经营、靠天养畜
长期以来，人们固守着这样一种观念：草原畜牧业就是放牧畜牧业；草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牧草到处可见，用不着种草养畜，发展草业。虽然立草为业的思想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引种入牧已积累了许多经验，但在相当一部分地区，草原畜牧业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养畜、掠夺经营的局面。具体表现：
第一，用草不管草。多年来，许多地区在制定畜牧业发展规划时，不能严格、科学地按照草地资源承载力来确定牲畜发展规模，而是把“政绩”作为主要参照指标，致使牲畜数量增长过猛，草场严重超载。如内蒙古全区8盟4市中，就有5盟3市冷、暖两季均严重超载[⑤]。自治区成立初期（1947年）平均一个羊单位占有3.3hm[2]草场，而现在仅剩下0.87hm[2]。草场载畜负荷越来越大，畜草矛盾尖锐化。另一方面，打草场经营不合理，割草制度不健全。有的地区割草场与放牧场无严格划分，导致牧草资源流失浪费，即使打下的干草损失浪费也十分惊人，有人估计，真正能吃进牲畜肚里的只有1/2至1/3。
第二，用草不养草。资料表明，从草原上每取走100kg青干草等于从草原生态系统中输出3kg氮，折合17kg硫酸铵[⑥]。若只索取消耗，缺乏补充投入，就会引起草场动态平衡系统的失调和紊乱，导致草原生产力下降。据统计，40年来，国家向草原投资平均每年每亩仅2分多钱。由于投入过少，入不敷出，草场资源“赤字”日益增大：内蒙古草原退化面积已达2500万hm[2]，占全区可利用草原的39.4%。近30年来，年均退化速度83.3万hm[2]，超过了草原建设年均速度。草场产草量与50年代末比，普遍下降30%～50%，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景观已基本消失。
单一放牧经营、靠天养畜的传统草原畜牧业，有两大难以治愈的病症：第一、畜牧业发展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牲畜舍饲水平低，经营管理粗放，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始终难以摆脱“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和“夏壮、秋肥、冬瘦、春乏”的状况。第二，草原生产力低下。中国草地资源拥有总量和自然条件均与美国相当，但草原牧业经营水平和肉奶、皮毛的产出与美国相比相距甚远。美国草原牧业每年提供的牛羊肉90亿kg，占全国肉类总产量的70%左右。而中国草原牧业所提供的牛羊肉只相当于美国的1/20，在全国肉类总产量中只占10%[②]。
综上所述，以农挤牧、农牧脱节、人畜争粮，是草原畜牧业生态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草原牧区农牧矛盾尖锐化，是我国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掣肘因素。
世纪之交的草原畜牧业，要迎接农区草食畜牧业快速发展的挑战，走出难以持续发展的困境，踏上我国畜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根本出路就在于草原牧区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根本变革。要由农牧对立、农牧脱节、靠天养畜的粗放经营传统畜牧业，向农牧结合、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半集约化草原畜牧业转变。据我国著名的草地专家任继周教授研究指出：如将草业系统中的植物生产层和动物生产层（主要指草食家畜）合理开发利用、优化组合，两者生产的潜势之积约为现有草地畜牧业水平的25～300倍[⑤]。我们坚信，只要遵循草原生态经济规律，运用草业系统工程原理，发展草原农业，走草原区农牧结合、协调发展的道路，那么，草原畜牧业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就会得到不断的挖掘，我国草原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春天就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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