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许地山先生写于香港的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写于论文,小说论文,许地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许地山先生是“五四”文坛宿将，是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个发起人之一，1925年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和散文集《空山灵雨》。但他主要从事教学及宗教学研究，1925年后发表小说作品不多，只出了一部小说集《危巢坠简》（收《春桃》等11篇）。1935年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后，忙于改革教育与社会活动，小说写得更少。目前见到的仅有两篇：1939年的《玉官》（中篇，连载于《大风旬刊》第29至36期）和1941年的《铁鱼的鳃》（短篇，刊《大风旬刊》第48期）。在大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数十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一类的著作中，提到这两篇小说的很少，偶有一、两部提到的也评价不高。它们的被冷遇和萧红的在港小说（《呼兰河传》等）在大陆的走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历史的不公正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关键则在于许地山这两篇作品（特别是《玉官》的复杂性和多义性。
先说《玉官》。小说面对的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几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作家想通过一个闽南小县的风云变幻及一个闽南农妇的悲剧命运，来反映整个中国的历史变迁和整个中国人民的悲剧。对许地山来说，这部中篇是他的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它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所作的艺术概括，既是波澜壮阔的，也是基本准确的。《玉官》，应该看成他的《商人妇》、《换巢鸾凤》、《黄昏后》、《缀网劳蛛》、《春桃》、《女儿心》等一系列小说作品的发展与提高。
从社会写实的角度看，《玉官》切入的完全是一个新的剖面：洋教（基督教）渗入中国穷乡辟壤后所引起的社会变化与心理变化。玉官，是一位甲午海战烈士的遗孀，也是一位十分传统的崇敬祖先的农村妇女。开始，她对洋教是一点好感也没有的。然而，就是她，在几经周折之后，不仅入了教，而且成了一名传教士，一名“圣经女人”，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闽南侨乡。许地山这样刻划他的女主角，显然命意非浅。尽管玉官即使在当了传教士之后，依然对洋教将信将疑，内心充满了惶惑和痛苦，（她“闭着眼睛求上帝，睁着眼睛求祖宗”），然而，她毕竟入了洋教，毕竟成了“吃教”的一分子。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她马上得到了“人身保险”，原来一天到晚欺侮她的堂小叔粪扫立时逃遁他乡（当然还有另案在身），她的儿子、孙子都相继得到了教会的培养，儿子且留学美国得了洋文凭，讨了阔太太，当了小官僚，爬上了上流社会。这是玉官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对她来说，门庭改换了，光宗耀祖了，她由一名穷苦农妇变成了一名官僚的老太太。洋教，是多么的威力巨大！在义和团、八国联军、甲午海战之后，在廿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这样深入、细致地表现洋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大以及这种扩大必然带来的社会影响，应该说许地山独具慧眼，只此一家。
大清官僚及其子女的洋化，也是《玉官》成功反映的另一重要社会内容。出现在许地山笔下的这位大清官僚是一位道台，官并不很大，然而，这位黄道台却是“钦差大臣李爵相幕府里熟悉洋务的一位顶红的”人物。所谓李爵相，就是李鸿章。可见这位“顶红的黄道台”官虽不大，势力却不小。他的太太不仅花钱如流水，而且一下子就把卖孩子给她而她自己并不了解的粪扫荐到“苏松太兵备道衙门”当了一名“亲兵什长”。小说对道台夫妇着墨不多（道台本人且并未出面），它要写的是他们买来的那位养女，即后来成了玉官儿媳妇的雅丽。这位并不知自己身世的娇小姐（黄安妮），本来只知吃喝玩乐，并不懂得读书上进。靠着她“父亲”的权和钱，她不仅出洋留美，而且在美一住十年，成了一名毕不了业、也不想毕业的学混子。这种纨绔子弟新一代的留学史，也是许地山留给我们的极有意味的一笔。这也是他的《三博士》等小说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从遥远的欧洲影响到了远东的中国，造成了中国世道人心的大动乱：
欧洲的大战，使教会在乡间的工作不如从前那么顺利。这情形到处都可以看出来。因为一方面出钱的母会大减布道的经费；另一方面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们因为同教的民族自相残杀，更得着理论的根据。接着又来了种种主义，如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运动，从都市传到乡间，从口讲达到身行。这是社会制度上一场大风雨，思想上一度大波澜……
许地山试图反映这场“大风雨”、“大波澜”，他也抓到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斗争这一症结。但由于他的超党派立场，他对国共两党、两军皆无好感，笔下皆有贬抑。我们无意要《玉官》为十年苏维埃运动唱赞歌，但它也不应因一些道听途说或某些报刊的“反宣传”而把“土共”（即红军地方武装）说得一塌糊涂。这不能不说是《玉官》唯一的败笔。不过，“小眚不掩大德”，这一点并不足以否定《玉官》，因为它在《玉官》中只是一段插曲，并非它的主体结构，不能以偏概全。
还应该看到的是，《玉官》在写作上走的仍然是以传奇故事反映现实生活的路子。为了故事的离奇曲折，难免有一些夸张失实之处。这一点，我们在许地山的《换巢鸾凤》、《女儿心》等作品中早就有所发现，这里所写“土共”的传奇故事依然并不稀奇。许地山不是反共作家，他是把政府军和“土共”等量齐观的。抗战之后，在事实的教育下，他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了正确的认识。
《玉官》最成功之处还是玉官形象的塑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比春桃一点也不逊色的典型形象。懵懵懂懂入洋教，懵懵懂懂传教洋，真可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然而妙也就妙在这种懵懵懂懂上。玉官的最高人生理想，始终是为自己立一块节孝牌坊。然而，大清灭亡了，牌坊不兴了，这实在是她的莫大遗憾。这哪里象一个洋教徒？难怪她一边祈祷着上帝，一边还要跪拜自己的祖先；总觉得《圣经》不管事，还要同时带一本《易经》。在她看来，拜《易经》就是拜祖先。《玉官》的这些描写，真可谓入木三分地抓住了绝大多数中国洋教徒（特别农民教徒）的思想神髓，也是对基督教拉夫入教、扩张势力、滥竽充数的绝妙讽刺。
玉官个性的复杂不仅表现在她对上帝和祖宗的矛盾信仰上，还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她有寡妇的阴暗心理，儿子和媳妇亲密她受不了，她可以为此和媳妇对骂对打，撕破脸皮。这有点象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但她又没有七巧的那种权威和心计。再如，她过不惯城市生活，衣食住行都看不惯，特别新媳妇的婚纱，从上到下一片雪白，她认为太不吉利。结果，她只能悄然离开南京，打回老家去。从这种角度揭示中国农民的保守和落后，《玉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遥遥领先的。又如，小说也成功表现了玉官的性苦闷和性追求。玉官的丈夫牺牲时，她才二十一岁，孩子也不满两岁，她完全应该再嫁。然而，她却依了“老习惯，抚孤成人”，以图旌表。她想把自己锁起来，过“螺介式”生活。自然，这种违背人性、压抑人性的寡妇生活不可能不带给她极大痛苦。信了洋教，当了“圣经女人”后，她忙于传教，忘记了一切，但当她传道途中，借宿小镇锦鲤，与单身男子陈廉单独相对时，她的被压抑已久的性苦闷便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她有一点忘掉自己，彼此直谈到中夜”。陈廉送她到屋里安歇，自己则在瓜棚底下打铺。这时，“在屋里的玉官回味方才的谈话，闭眼想象灯光下陈廉的模糊的影子，心里总象有股热气向着全身冲动，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直睡不着”。这股烧得她无法入睡的欲火，终于把她“烧病了”。第二天早上，她仍然情不自己地“端详地看着陈廉，心里不晓得发生了一种什么作用，形容不出来，好象得着极大的愉快和慰安”。这种细腻至极的描写，把玉官的性冲动活灵活现地勾划了出来。压抑和冲动，冲动和压抑，时时在玉官心灵上交战，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煎熬！小说结尾，玉官斗争胜利了，他只身下南洋去寻找陈廉、寻找自己的幸福去了。玉官形象的塑造，既包含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也包含了丰富尖锐的心灵搏战，这是个经得起推敲和玩味的性格独具的人物。
比起《玉官》来，《铁鱼的鳃》稍为幸运，它曾在一些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它的强烈的爱国主义主题也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赞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篇小说的爱国主义非比一般。与其说它是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不如说它是一曲爱国主义者的悲歌。
小说主人公雷先生“是一个最早被派到外国学制大炮的官派生，回国以后，国内没有铸炮的兵工厂，以致他一辈子坎坷不得意”。国家落后，学无以用，这就够让人丧气的了，更让人气愤的则是国家当政者的混帐和颟顸。这位一心发展中国军事科学，增强中国军备实力的兵器专家，当政者根本不予重视，“从来他所画的图样，献给军事当局，就没有一样被采用过。”军事当局宁肯花高价去买外国人淘汰下来的废铜烂铁，却对本国专家的创造不屑一顾。于是，雷老先生就得不到国家的任用，只好自谋生路去当教员，办工厂，甚至到外国人的船坞去当一名普通工人。尽管如此，这位老先生仍然对祖国不改其志，一片丹心。正是在外国般坞工作期间，他隐瞒了自己的制炮专家身份多次下到他们的潜水艇上干活，几年之间偷偷掌握了全套潜水艇制造技术，并且暗暗绘出了全新式潜水艇的图纸。如果他将这份图纸献给外国人，他肯定立刻被待若上宾并得到优厚的报酬。然而，他不，他说：“我也没有把我自己画的图样献给他们的理由，自己民族的利益得放在头里。”但船坞已怀疑他是奸细，他便赶紧辞工不干了。为什么不把图样献给自己的造船厂或研究部门呢？雷老先生并非没有想到，然而不成：“有些造船厂都是个同乡会所……凡要踏进那厂的大门的，非得同当权的有点直接或间接的血统或裙带关系，不能得到相当的地位。纵然能进去，我提出来的计划，如能请得一笔试验费，也许到实际的工作上已经剩下不多了”“没有成绩不但是惹人笑话，也许还要派上个罪名。这样，谁受得了呢？”至于送研究院所，也不行：“主持研究院的多半是年轻的八分学者，对于事物不肯虚心，很轻易地给下断话，而且他们好象还有‘帮’的组织、象青、红帮似的。不同帮的也别妄生玄想。我平素最不喜欢与这班学帮中人来往……我又何必把成绩送去给他们审查？”老先生是把世情看得太透而有点愤世嫉俗，但这能怪老先生自己吗？他考虑的难道不都是十分切实、十分重要的问题吗？
最让人敬佩的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雷老先生竟然已经根据自己的图纸造出了潜艇的模型，这个新式潜艇的最大特点是象一条鱼，“有能呼吸的鳃”，可以几天不浮出水面。这铁鱼还有许多“游耳”，无论下潜多深，只要放出“游耳”，接通电流，水面上的情况就可以一清二楚。而“游耳”体积很小，形状也可以任意改装，超低空飞行的飞机也很难发现。鱼雷装置也有根本改进，不再象旧潜艇那样放在艇内而是移在艇外，“放射的时候艇身不必移动”，便可以发射任何目标，艇本身则没有任何危险。艇上的水手，也人人配一个“人造鳃”，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人人都可以迅速地从方便门逃出，浮到水面”。雷老先生发明的这个“铁鱼”，如果在先进国家，会立刻轰动世界（假如不有意保密的话）。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雷老先生的发明不仅无人问津，他连生存的权力也几乎被剥夺了。他已经年近古稀，从船坞辞工后一直失业，老伴、儿子皆已过世，他只得靠在马尼拉当小学教师的寡妇儿媳供养，破衣烂衫，饥饱无定，穷愁潦倒得无以复加。这就是国家政府对一位爱国的发明家的“待遇”！
更不幸的是，战争爆发了，“穿屐的〔袁按：暗指日本侵略者。〕也许要进来”。哪里是“也许”，已经是长驱直入，已经从东北、华北、华东打到华南来了，广州珠江“河堤的马路上已经发现侵略者的战车了”。雷老先生只能匆匆逃命。这时，他别的什么也不带，带的只是他的“铁鱼的鳃”的模型和图纸。然而，在难民船上，模型、图纸和雷老先生本人，都成了牺牲品，都沉入水底再也找不见了！许地山以貌似冷静的笔触，写下了一个爱国发明家的令人心灵颤粟的悲剧！雷老先生有一绰号：“戆雷”！是的，雷老先生不顾个人的一切（包括生死），一心一意要让中华民族强大起来，在那些卖国求荣的现代石敬塘眼中，他实在是太戆、太傻了！然而，中华民族的终于不亡，不正是靠了一代又一代“戆雷”式的人物吗？中华民族的振兴不也要靠一代又一代“戆雷”式的人物吗？在“戆雷”身上，许地山先生寄托了多么沉重的哀思和多么渺茫的希望呵！很可惜，在发表《铁鱼的鳃》的几个月后，许地山先生也与世长辞了！许先生是否愤然于“戆雷”的悲剧，愤然于现代石敬塘的节节败退、失地千里，而决心踵随“戆雷”的步武，以死抗争呢？
《铁鱼的鳃》是现实主义杰作，雷老先生的悲剧一生都是十分真实、十分典型的；然而，它又带有明显的理想的甚至科学幻想的成分——在当时，那样神奇的“铁鱼的鳃”只能是一种想象，至今也未必完全造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先生又在小说创作上开辟了新蹊径：现实主义和科学幻想的高度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