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全球化全景透视：维度、影响与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景论文,维度论文,透视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0209(2008)(01-0005 09
全球化既是一个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过程。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在其《全球化与教育改革》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如果说知识是全球化的基本要素，那么全球化对知识的传播也应有着深远的影响。”[1](P14)在如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教育正在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关于教育全球化的理论探讨尽管成果很多，但在很多重要理论问题上却一直少有进展。全球化在教育界似乎已越来越成为一个人人都津津乐道的时髦话语，而不是一个科学概念。纵观今天的社会现实，无论从什么角度说，对教育的全球化进行深入探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教育全球化：困难的定义与真实的体验
“全球化”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自1985年莱维特(Theodre Levitt)提出“全球化”这个概念以来，尽管其早已成为学界和大众媒体中最流行的话语之一，但中外众多学者和学派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仍各有不同，抑或大相径庭，甚至有学者干脆否认这一概念的真实性。在理解和界定“教育全球化”的问题上，教育学界一直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使得“教育全球化”成为所有全球化概念中最为飘忽的一个概念，不仅其内涵和外延模糊，而且与“教育国际化”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厘清，以至于有些学者甚至也对这一概念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所谓“全球化”实际上不过是“全球主义(globalism)”的一种想象[2]。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概念难以界定清楚，西方教育学者大多只是将全球化和教育作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或者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研究教育问题，或者是研究教育对全球化的作用，而较少直接论述教育的全球化问题，甚至连“教育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或educational globalization)这样的表述方式也较少使用。那么，这是否说明教育全球化的确是一个虚假概念呢？就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而言，我们恐怕很难因为这一问题的复杂和艰深而否认其真实性。
就抽象的理论定义而言，全球化是让人如此捉摸不定；而从我们的切身体验出发，它却又是这样的真实而具体。或许正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不是我们定义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定义我们这个时代”[3](P1)。且不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欧盟提高纺织品关税给我国纺织业的冲击，就看那些林林总总、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也可说明全球化实乃名不虚传。在近些年来《财富》杂志的排名和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中，世界百强经济单位往往有半数是像通用、索尼这样的跨国公司(国家也算作一个经济单位与大公司并列比较，公司统计其销售额，国家则统计其国内国民生产总值)。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个全球一体化的劳务市场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不仅中国厨师出现在海外的中餐馆，而且西方的英语教师和技术人员也开始来中国竞争岗位。在国际关系方面，国际关系体系日益联系紧密，其对各国国内社会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大。在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电视、电影和音乐等迅速的全球流行给了我们一种实实在在的全球化感觉，而且同一的科学技术还给了我们越来越相似的生活方式，信息技术更是缔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此外，还有无所不在的全球化英语，全球越来越相似的城市面影，甚至玩具和食品也越来越相似。麦当劳和肯德基遍布中国，中国的玩具也出口到很多国家。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在传统社会中从未有过的。
就教育全球化来说，情况亦是如此。自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在欧洲产生之后，这样一种教育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理论，就开始伴随着资本、宗教等物质和精神的世界流动而散播全球。我们或许可以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生及其在全球的散播看作教育全球化的开端与主线。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日益看到了一个全球相似的知识分类体系和学校课程体系，看到了世界各国相似的学位体系甚至相似的学位授予仪式，看到了各国教育界相似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些国际组织提出的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全民教育等教育理念对人类教育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这么多全球共同的教育任务，如环境教育、国际理解教育、艾滋病等健康问题教育；人类似乎也从来没有共同面对这么多相似的教育问题，不论什么社会制度什么文化传统，各国学校都陷入道德教育疲弱的困境；无论学业负担是重是轻，青少年中都弥漫着普遍的厌学情绪。此外，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去国外留学都日益受到青睐，留学生呈现出全球性的增长态势①。学生因就学和就业的跨国流动也让我们越来越说不准学校到底是在为哪一国培养人才。与此同时，各国教师间的国际交流也日益便捷和频繁，教师们不仅可以去别国旅行和进修，而且通过国际互联网足不出户就可以浏览别国学校的网页或与别国同行交流对话。我们还在世界范围内看到了相似且互相模仿的各国教育改革，不仅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发达国家也在研究和学习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经验。各类国际组织资助的跨国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项目，也为教育学者的国际交流提供了便利。此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个超越国界的教育科学，它使得各国的教育科学工作者日益分享着同样的概念体系、同样的方法论基础、同样的话语生产，这是一种更加深刻的教育全球化进程。
不仅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全球化特征，而且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教育现象也表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全球化，这是我们感受最为突出的一个全球化领域。这一领域的全球化对各国青少年的影响是非常直接而强大的。一部好莱坞电影或一本日本漫画可以在一年之内风靡全球几乎每个角落。当无数中国人着迷于王小丫程式化的提问时，他们或许多数都不知道这样的节目与美国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印度的《百万大赢家》等节目是何等的相似，而这两档电视节目都是一家英国公司制作的。文化传媒全球化带来可以直接感觉到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即使在西双版纳某个游人罕至的小村寨，你也会发现牛仔裤早就取代了筒裙。至于大中城市里的麦当劳、星巴克之类，以及年轻人热衷的西方节日，那就更不用说了。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大众世界观的全球化，人们对世界、对生活、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也都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着变化。这些思想观念的改变又直接影响着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不仅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在发生改变，而且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在影响着长辈。社会生活的全球化给人的发展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个人日常生活视域的空前扩大。无论是生活在北京的一名政治家还是在云南山区的一名农民，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和认识水平上来理解和谈论远在德国北部召开的G8峰会，好像它就发生在身边。这些切身的体验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生长发展已经处在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时空框架中了，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全球化的时空框架。
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的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教育乃至人的发展是否也正在面临一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全球化进程与其他方面的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我们正在面对着何种挑战？这种思考已经开始。不仅有很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奉献了众多著述，一些国际组织也在开展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主任布朗(Mark Malloch Brown)称作UNDP“皇冠上的宝石”的《人类发展报告》在1999年的年度报告中就专门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发展问题。这份报告在2004年等其他一些年度里也将全球化列为重要问题进行专章论述。
二、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
经济是全球化首当其冲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最实在的成果，也能看到全球化最直接的动力。知识及其全球化是联系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全球化的重要中间环节。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人类文化和知识的再生产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带动人类教育发生着根本的转变，即从国家教育体系向人类教育体系的转化，这是教育体系发展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是符合教育本质及其内在逻辑的。
经济全球化使得知识再生产过程中的人类联合体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传统社会里那种通过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个人探索及其与人类知识体系的直接对话来实现知识再生产的方式，正在逐渐被一种托拉斯化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当人类社会物质生产逐步从工业社会大规模复制的逻辑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创新逻辑时，人类的文化和知识再生产却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大工业的时代，知识生产正在走出小作坊模式而进入跨国公司模式。伴随着这一过程，首先是知识分类体系和学科概念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现了统一，与此相适应，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全球的一致性。同时，英语日益成为几乎所有国际学术会议的通用语言，成为全球知识生产者共同的交流工具，以英语出版的一些学术期刊也被赋予了全球性的权威地位。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正在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各种跨国的交流和联合正在日渐消解着传统社会中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社会功能，取而代之的是以普遍知识教学为核心的社会服务功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科学知识和全球化了的英语逐步取得了与民族语文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即使是在国民教育阶段，一种世界意识也在悄悄进入校园，挑战着民族意识的主导地位。在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国家教育体系，正在突破民族国家的公民社会框架而融入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社会框架之中。与知识和文化再生产的联合体相适应，人类的教育事业似乎也正在形成一个世界范围的联合体，以共同面对人类发展遇到的问题。
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自由市场原则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泛滥，人类的教育以及文化和知识再生产也不能幸免。全球化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本质上就是与普遍的市场化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用让·基尔希(J.Kelsey)的话来说，一种“经济原教旨主义(economic fundamentalism)”在全球化过程中勃然兴起。经济原则，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原则，成为解释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基本原则。经济全球化在把人类的知识再生产直接纳入了市场运作轨道的同时，也促使文化和知识的再生产相应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全球化将文化和知识再生产纳入市场运作的逻辑，而市场化又带来文化的大众化，这使得数量取代品质而成为文化产品价值的最重要标尺，畅销与否成为评价作家作品成败的核心指标。大学评价学者的标准也从传统的学术水平指标转向具有可度量性(accountability)的数量化指标。技术创新必须依赖市场来实现其价值，它不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直接应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是要转化成专利并同资本结合，然后才能成功地进入社会。纯粹的知识探索受到的支持相对越来越少，基础研究为了获取经费支持往往尽量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并逐渐出现一种普遍的应用导向。这样的情形对以一般知识探索和知识传授见长的大学不能不说是一个现实的挑战。除了开展应用研究以争取经费外，教学服务越来越成为维系大学生存的根本。与此同时，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也相应发生着改变，学校专业与课程设置不能不考虑这种改变了的社会需求。在科研和教学目的日益从探求真知的旨趣转向市场需要的同时，学生的职业和职位也成了教育教学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在高等学校为学费和研究经费而奔忙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专业人员；作为知识分子行会或知识共同体的大学，也逐渐沦落为通过提供知识和技能培训乃至出售学位而实现资本增值的教育公司。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市场在教育领域里的作用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加强，同时，由此而引起的经济原教旨主义与教育正义之间的冲突也逐渐显现出来。当“教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可“贸易”的“服务”的时候，教育培养人的目的在不知不觉中被严重的狭隘化了，教育所培养的人也正在沦落为一种经济工具。教育改革首先是与国际竞争而不是与人的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已被简单地化约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促进人的发展才是教育的根本使命。
教育全球化使得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教育体系面临挑战，这也改变了国家对待教育事业的态度。“多数政府被迫削减教育公共支出的增长，转而寻求其他资源来支持其教育系统的预期扩展”[4]。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国家面对个人的教育投入回报率已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一种可贸易的服务所带来的丰厚利润，又使得那些教育服务出口潜力较大的国家越来越坚定地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推向国际市场。因此，越是在发达国家，我们越容易看到国家从国民教育以外的教育领域悄然撤离，而将其逐步让渡给市场。一些发达国家打着教育改革的旗号不动声色地从高等教育领域“撤资”并鼓励高等学校开拓海外市场，西方一些在本国缺乏市场开发能力的大学纷纷将目光投向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这类大学开拓海外市场的热情最为高涨。与此同时，全球化过程中的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原教旨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妥协体系的冲击[5](P71)，也促使这些国家在国民教育以外的教育领域，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市场化政策，其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大学学费的逐年上涨。近年来我们常常看到西方一些大学生走上街头公开抗议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学费上涨与失业问题，这只是全球化解构社会福利体系所引起社会矛盾的冰山一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发表的一份教育意见书对这种全球化的挑战作出了这样的评述：“国家不再是提供高等教育的唯一方面，学术界也不再垄断教育的决策权。这些挑战不仅关系到取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资金筹措和质量问题，而且还涉及国家主权、文化多样性、贫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6](P5)
三、政治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
不论是就教育在一般意义上与政治的内在联系而言，还是就国家教育体系产生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论，政治全球化和教育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可忽视的。经济的全球化直接推动着政治的全球化。国际关系体系和世界体系的形成，将各国内部的政治与国际政治连成一体。各类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跨国行动，也将各国国内的政治与国际政治直接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臣民与国王的关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国家治理体系，都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时空框架，成为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国家对教育发展的作用、教育在国家中的政治功能等，都在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国家教育体系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一个带有很强政治性的历史事件。正如英国学者格林(Andy Green)所言，“国家教育体系最初是作为形成现代民族国家(the modern nation state)进程的一部分而创立的”，“简而言之，它建立或试图建立国民性(civic identity)和国家意识(nationalconsciousness)——这两者相互协调并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将那些由于其出生或自愿收养而在法律上受到承认的人培养成为真正的国民”[7](P131，134)。正是教育的这样一种社会功能，促使欧洲民族国家在其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强迫义务教育的实施，通过教育的国家化而建立了现代国家教育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一种世界意识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取得与国家意识并驾齐驱的地位。作为一种历史运动，哈贝马斯所说的“世界公民社会”(global civic society)似乎正在潜滋暗长。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世界意识也渗透并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它引导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人类角度而不是仅仅从国家角度来思考教育问题，从事教育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对世界教育发展的影响力已越来越不容忽视。所有这些变化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着各国政府与其国家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例如，国际社会关于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使得义务教育从公民对国家的一种义务转变成为社会对个人的普遍义务。国际理解教育、环境教育、和平教育等全球性教育任务的提出，也要求教育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更要为人类及其每一个体成员的发展提供服务。国家教育体系的传统政治功能并未消失，但在此之外，一种在整个人类层次上的全球政治功能已经逐步加入进来。
在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制定教育政策的语境也从本国扩展到了国际和全球。实际上，19世纪初期比较教育学的产生就已经意味着民族国家教育政策语境的国际扩展行将开始，比较教育学所说的“借鉴(borrowing)”这个概念就集中体现了这种语境的扩展。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二战结束和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民族国家制定教育政策的语境又逐步从国际扩展到了全球。在国际化的借鉴时代，一国制定教育政策的主要语境往往是本国发展和国家间的竞争，并在此目的下移植国外教育发展的政策和经验。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国家制定教育政策不仅是为了本国发展和国家间竞争，而且还要面对很多全球共同的任务；另一方面，来自别国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是各国制定教育政策时不可忽视的。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来自国外的影响力有时甚至比国内的影响力还要强大。不仅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等一些国际组织和其他跨国非政府组织还直接领导开展很多全球性的教育行动，特别是提出一些反映时代和人类要求的教育理念，其在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力日益强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近年来的一些成功实践显示其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领航员。这些变化不仅增强了教育领域中世界公民意识对国民意识的挑战，也对国家教育行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的一份教育意见书也认为，“跨国兴办高等教育和教育服务贸易的出现使教育进入市场范畴，这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国家政府利用公共政策管理高等教育的能力”[6](P5)。为了应对这一系列挑战，很多国家近年来都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包括以分权制教育行政著称的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在不断强化其联邦政府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国家增强对教育的干预并不意味着反全球化，其中有对教育全球化的抵制，更多的还是顺应教育全球化的举措。国家和地方对教育的干预，推动了所谓“地方化( localization)”的过程，但从总体上看，这不过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次要声部或一段插曲。
政治全球化不仅改变着政府在教育全球化过程中的态度和作用，而且将教育发展也融合到全球共治(global governance)的多维框架之中。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政治关系的重心从军事逐渐转向或扩展到经济和文化，打破贸易壁垒成为国际政治论坛上的重要话题，文明的冲突成为国际政治学者和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跨国公司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不断征服世界的情况下，不推行教育全球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受到经济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损失，因此，这些民族国家也在日益服从和支持着这种原则，并且主动地按照经济发展的原则而不是人的发展的原则来配置教育资源，进而将教育简单化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他们往往还把通过教育促进经济增长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结合起来，通过将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政治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努力重新强化着国家教育体系在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方面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全球共治，使得推进教育事业发展既是民族国家实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又成为全球共治的一部分。教育作为一种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是国际组织近年来实施全球共治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议题的成功国际化和全球化，使环境教育成为全球共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框架下，国际理解教育也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谋求人类和平的全球共治举措之一。教育作为消除贫困的手段之一，近年来也是全球共治的一项措施，国际社会把在贫困地区普及基础教育和实施发展教育当作根除贫困的重要途径。此外，随着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理念在国际社会被广泛接受，教育发展的议题也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它使得全民教育不仅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共同提出的一个理念，而且也成为各民族国家政府的责任。政治全球化还使得民族国家跨国教育援助的文化渗透意义和国际政治功能日益凸显出来。因此，在国际组织将跨国教育援助作为全球共治的一部分而努力推行的同时，很多民族国家从自身的国际政治利益出发，也乐于参与到跨国教育援助之中。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教育到底是一项国家的事业还是全球的事业？或许两者都是。这也是教育作为一项人类促进自身发展的事业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四、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
四、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全球化直接带来了生活教育的全球化，其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却又是极其深刻的。
早在1827年，歌德就宣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如今，文化的全球化正在成为现实，“它把人们的精神带入到前所未有的开放的理念和影响之中”[8](P238)。不仅当代的影视、畅销小说和音乐等文艺作品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而且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和实施，还在逻辑上已经成功地将全球化以前的文化也纳入到全球化的话语体系之中。文化产品和生活方式在全球的迅速流动，使得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成为每个人生活环境的现实组成部分，从而使个人日常生活的地平线越出传统社会日常生活狭窄的时空框架而延伸至全球。因此，如今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浓缩了全球文化的地方文化环境当中，他们生活在当地，面对的却是全球。这是一种现实的个人生活尺度的扩展。教育研究者们应当认识到，“全球化意味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球进程不会在任何小尺度上来塑造成长在今天的这些孩子们的生活”[3](P23)，在全球化进程中，大量的全球性影响力已经使得如今年轻一代的成长环境不可避免地涨破了传统的制度框架，并直接融入到这个全球性的历史进程当中。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玩具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手工艺产品，在传统社会中往往都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但在全球化时代，另一方面是这些特色本身被保留甚至发扬了，另一方面是这些特色的地方性被全球性取代了。中国生产的毛毛熊在柏林街头出售，或许不出一个月又会抱在一位伦敦小女孩的怀里。全球化的玩具在人之初就给了今天的孩子们一个全球化了的生长环境，让他们一开始就在一种全球尺度上与这个世界进行交流。全球化的电视、电影和音乐不仅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特别是青少年的——生长环境。全球化的英语不仅早已渗透到我们的民族语言之中，而且也在对我们的思维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生活教育的全球化对人的生长发展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对这样一类重大的问题，教育科学应当作出解答，但迄今为止教育学者们似乎还没有对这些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
全球化在推动文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将文化的精英性和神圣性外衣都剥除了，同时也解构了教育的精英性和神圣性。传统社会中所谓“受过教育的”这样一类带着精英式傲慢的修饰语，如今已经可以用于大多数人。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必将人人皆可受用。随着国际社会提出的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等全球性教育理念的推广和实施，一个学习型社会(learning society)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制度化教育排他性的科班框架受到质疑和挑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市场化更加强化了这种质疑和挑战。当几乎人人都可以穿上学位袍时，大学的毕业典礼将越来越像一场年轻人庆贺考试过关的派对。在社会上，人们越来越重视一个人的实际知识和能力，而不是只看他的文凭。“科班出身”这样的溢美之词已经很难唤起一个人的自豪感，跨学科、跨文化的学习和工作经验已经越来越受到雇主们的重视。与此同时，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也在发生变化，欧美近年来产生并快速发展起来的家庭学校(homeschool)就是这样一个信号，它预示着制度化教育与非制度化教育之间的界线将日益模糊，从社会生活中分化出去的学校教育或许会重新融入社会生活。家庭学校不仅改变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前景，也改变着生活教育的发展前景。生活教育似乎正越来越不仅要承担人的社会化和个人化的基本发展任务，而且也要承担系统学科知识的传授任务。解构教育的制度化框架，使得教育重新回到一个更加富有弹性的社会框架中，将有利于教育克服科班框架的刻板性，可以进一步促进人的创造性的发展。然而，在生活教育全球化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仍习惯于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的角度来思考生活教育的问题，所以在这一进程中似乎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如今正试图使个人终身的学习经验和社会化过程制度化，并对其加以控制抑或至少加以监测和评估”[9](P22)。实际上，学校教育回归生活是教育本身否定之否定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未来的生活教育应当包含制度化教育的积极因素，但指望将整个社会中的教育现象都制度化是不切实际的，也不符合教育全球化的发展逻辑。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正日益采取一种消费主义的态度对待教育。公立教育的公益性是建立在国内公共税收体系基础之上的，教育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公立教育的公益性基础，特别是劳务市场的全球化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教育问题，于是，教育正在从一种以人自身发展为目的、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慢慢转变成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可购买和消费的一般服务。人们在教育问题上的消费主义态度，对社会生活中教育现象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且带有根本性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化空前地扩展了一部分人的发展机会，却缩减了其他人的发展机会，并且侵蚀了人类安全。它在整合经济、文化和治理方式的同时却使社会片断化。”[10](P43)这种片断化使得教育资源在社会生活中的分布缺乏应有的均衡性，它使生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像制度化教育那样提高效率，却同时伤害了生活教育本应具备的公平性。1995年9月，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美国旧金山召集了一个关于21世纪人类发展问题的高层圆桌会议，这个会议将未来简化为一对数字“20 ： 80”和一个新名词“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意思是未来的社会只需要20％的人工作，另外80％的人将像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那样“靠喂奶生活”[11](P5)。这意味着人们为了那20％的岗位将更加积极地购买相应的教育服务，但终将有80％的人即使购买了相应的教育服务也仍然被排挤在工作岗位之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到底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当在社会流动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进而应当怎样改变人的社会生活？这些问题都值得教育学者们认真地思考。
五、是反全球化还是应对挑战？
民族国家按照自身利益的需要，既有对全球化潮流的顺应，也有对这样一种发展趋势的抵制。在此情形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新民族主义有所抬头，反全球化思潮开始兴起。“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以及新民族主义的出现，都与学校教育相关联，这使得教育管理中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了。”[12](P3)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决策者们应当怎样抉择，是顺应全球化的潮流，还是寄希望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老子式乌托邦？
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抵制世界意识的传统力量而不是挑战世界意识的新生力量而产生的。作为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对全球化的批判态度并非意味着简单地反对全球化，而是要通过批判性的思考提醒人们趋利避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共同探讨教育的正确方向。
全球化最让一些人担忧的或许就是其对民族特色的威胁，但实际上，正如比较教育学家施瑞尔(Jürgen Schriewer)教授所言，“即使是20世纪晚期所谓‘密集(thick)’全球化的时期，在知识生产层面，更具体地说，在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改革话语中，差异发生的可能性也并未中断”[13](P342)。仔细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全球化真正威胁的并不是民族特色本身，而是这些特色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全球化使得在传统社会中为一个民族所独有的特色如今很快就会被全球共享，特别是在那些旅游区，甚至一些已经被新一代民族成员遗忘了的民族特色又重新被恢复了。当然，这种保留和恢复有时已经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相脱离，荷兰的风车如今的功能恐怕主要就是作为旅游景点供游客作拍照的背景了。然而，有些民族特色消失的原因是该民族本身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全球化只是加速了这种变化，而不是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特色总是要发生变化的；另一方面。我们如今认为是民族传统特色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原本也是外来的。在全球化的民族特色共享过程中也的确存在着不平等性，但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封闭和保守绝非保留民族特色的正确道路。只有开放并积极参与人类历史进程的民族，才能不断创造出富有特色的民族新文化，才能在文化的“本土生长”②过程中追寻和重塑本民族文化。教育在应对这种挑战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美国南加州大学斯卓姆奎斯特(Nelly P.Stromquist)教授在其专著《全球化世界的教育》中写道：“全球化的倡导者们关于当代社会最强有力的论断就是世界正在迈向一个‘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高等知识在所有层面的经济活动中都将成为必需，个人和国家可以单独依靠知识和技能的获得而实现其发展目标，并且这类知识的获得将不存在什么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教育已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镇”，另一方面，“教育作为在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中获得成功的手段如今也被赋予了很大的重要性”[14](pxiii,xiv,xxi)。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国家，认识到教育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的重要作用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民族的力量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实力，还要表现为其知识和文化的力量。
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应当培养人的高阶认知(higher-order cognitive)和人际技能(interpersonal skills)，这类认知和技能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清晰表达方面，以及展示可证实的客观事实或人为结果以证明主张方面，都是必需的。”[3](P6)我们已经看到，我国中小学和高等院校以简单传授和记忆知识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国高等院校落后的课程体系也难以胜任培养人高阶认知和人际技能的重任。官本位的人事制度严重制约着我国高等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在一个人获得官位即可掌控和优先占有各类资源的大学里，学术的式微不可避免，培养人的高阶认知只能是空谈。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这样的大学如不变革，迟早要被淘汰。在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处在全球化竞争的前沿，其在服务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不断上升已引起很多国家的重视，其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更多的价值和意义也终将显现。通过推行改革和加强建设尽快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这已成为我们应对教育全球化挑战的一项当务之急。在基础教育领域，我们目前可以先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大都市适时地推进中小学教育的国际化，要让我们的教育尽快自觉地担负起培养“国际化的中国人”的历史任务，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应对国际竞争和全球化挑战的需要。在西部教育的普及与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不应脱离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实际上，一些国际机构跨国教育援助计划的实施，已经实实在在地将我们西部教育的发展纳入了全球化的历史框架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自觉认识到全球化的影响和挑战，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面对外来影响我们应怎样取舍，才能更好地利用全球化来推进我们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全球化并非仅限于学校教育，而是全面影响着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教育现象。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学习并非只有在一定的时空框架内才会发生，也并非只有在面对教师的时候才能发生。“全球化挑战着传统教学那种有着封闭僵化边界的特性的可信度。在这样一个全世界的信息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产品都极易获取的时代，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与普遍主义(universa lism)发生着冲突”[15](P187)。切实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也是我们应对教育全球化挑战的必要措施之一。全球化推动着知识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而学习型社会是知识社会的必然伴生物。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建设好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才能极大地提高我们民族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能力，才能极大地提高我们自身的文化创造力，才能使我们的民族特色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光大而不是日益衰微。
我们应当认识到，同其他领域的全球化现象一样，教育全球化也是一个十分复杂多维的历史进程，我们很难用“坏的”或“好的”这样一种简单平面化的评价来全面评价它。这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或某一民族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哪个国家游离于这个进程之外，哪个国家就会被边缘化成为第四世界。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我们应适时地顺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既培养国际化的中国人，又不断创造出中华民族新的民族自我同一性，从而在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掌握主动权。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年度统计报告《全球教育概览2006》写道：“在21世纪之初，全球留学生数量出现了戏剧性的增长。2004年，至少有250万大学生在国外学习，而仅仅五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75万。自1999年以来，留学生人数增长了41％。”该报告还提供有分国别和分地区的相关具体统计数据。见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06： Comparing Education Statistics across the World,Montreal：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2006,p.34.
②可参见拙著《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第4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