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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强行在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导致该地区的秩序呈现“功能性紊乱”。如今，美国在中东背的包袱越来越多，处境越来越困难。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深陷中东泥潭难以脱身，这必将对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及其超强地位产生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影响。
美国在中东陷入战略困境
冷战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在中东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扭转了遭萨达姆入侵的科威特的局势；同时，美国启动中东和平进程，将持续了半个世纪的阿以对立各方拉入政治谈判轨道。至此，美国确立了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与加强。但九一一事件后，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不断加大投入，结果不但未取得预期目标，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
（一）伊拉克的长期战乱牢牢套住了美国
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强大阻力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目的，一是除去其“眼中钉”萨达姆政权，二是要通过将伊拉克改造成为亲美政权和“民主样板”，并以民主改造重塑中东，最终将中东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因此，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为伊拉克设立了一套完整的重建蓝图，并为此不惜大量投入。但事与愿违，美国的战略预期不但未能实现，而且自陷伊拉克泥潭而欲罢不能。
首先，伊拉克政治进程举步维艰，新政府至今不能独立执政。从2003年7月13日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到2004年5～6月联军占领当局向临管会移交外交行政权力，成立伊拉克临时政府，再到2005年12月，伊拉克举行正式议会选举，形式上完成了美国为伊拉克设定的整个民主程序，但实际上伊拉克的政权重建并没有真正结束。以马利基为首的新政府是在议会选举结束4个多月后，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勉强组建的，由于无法达成妥协，国防、内政和安全事务3个主要部长职位曾一度空缺。此外，政府内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派系在修宪、联邦制和石油分配等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均严重对立，而且，各派都将谈判视为“零和游戏”，各执己见，不愿妥协。马利基政府成立后，提出了实现民族和解的24点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整合民兵组织，将逊尼派和库尔德族政党中的民兵武装并入伊拉克安全部队，通过各派系的合作平定国内叛乱活动。但此建议并未获得广泛支持，不少逊尼派武装组织公然反对，前景并不乐观。即使马利基新政府能够维持下去，未来也只能是一个“弱势政府”，长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与保护。
其次，教派冲突将伊拉克拖至内战边缘。 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在政治上的崛起打破了伊拉克传统政治格局，由过去逊尼派一统天下变为什叶、逊尼和库尔德三足鼎立。随着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深入，伊拉克派系矛盾不断激化，逐渐演变为教派仇杀。尤其自2006年2月22日什叶派宗教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被毁后，逊尼和什叶两派的暴力冲突在民间广泛蔓延，就连伊拉克安全部队也卷入绑架和谋杀行动，公报私仇。致使伊拉克局势日益恶化，引发内战的威胁增大。
再次，国家统一面临威胁。 因政治重建前景黯淡，各派谋求另立门户的意识明显增强。库尔德人靠美国支持十年前就在北部地区实行自治，且拥有独立的议会和军队，已处于半独立状态。南部什叶派靠人口优势夺取政治主导权后，一直得不到其他派别的认可与配合，加之教派矛盾难以化解，也强烈要求自治。而美国为伊拉克设定的联邦制政体也无形中助长了这种分裂苗头。
最后，伊拉克安全局势长期难以改观。目前，伊拉克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训练营、演练场和输出地。最近刚被美军击毙的恐怖头目扎卡维所领导的“伊拉克基地组织”与伊拉克境内其他5个恐怖组织合并组成“圣战委员会”，主动协调对美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作战，并开始向组织统一化、打击目标宽泛化方向发展。扎卡维死后，很快就有了新继任者，伊拉克境内的恐怖活动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加之伊拉克境内的教派冲突，伊拉克可能导致中东的“巴尔干化”。目前，日本、英国等美国盟友均准备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军方虽也想体面撤军，但伊拉克局势乱如危卵，“伊人治伊”仍遥遥无期。美国在伊拉克陷入“输不起、打不赢、走不了”的窘境，“伊拉克包袱”将伴随布什的余任，甚至将延至其后任。
（二）伊朗核问题将长期困扰美国
自2005年8月内贾德总统上台以来，伊朗核政策转守为攻，从擅自启动铀转换活动到重启伊斯法罕的核研究，再到今年4月11日宣布成功生产出3.5%的低度浓缩铀，步步进取。
伊朗核危机的实质是美伊关系问题，因双方交恶近30年，严重缺乏互信，致使伊朗核问题结成“死结”。美伊博弈是典型的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的对决①。美国虽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强中有弱。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虽有心对伊朗动武，但明显力不从心。在内部，美国因深陷伊拉克战乱泥潭，国力已不堪重负，美国决策层在伊朗核问题上意见分歧严重，甚至针锋相对，因此很难就对伊朗动武达成一致。在外部，美国想对伊朗进行制裁或军事打击均面临强大阻力。俄罗斯作为在伊朗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一直反对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未来也不会轻易改变这一立场；欧盟面对伊朗的强硬态势，立场逐渐向美国靠拢，双方的共识有所增加，但也并不希望矛盾激化；即便美国争取到多数支持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或军事打击，也未必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因为，一旦实施制裁，难免伤及制裁者自身。而军事打击不但无法确定能否一举摧毁伊朗核设施，相反可能刺激穆斯林的反美情绪，激化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固有矛盾。因此，布什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选择并不多，近、中期内只能通过争取各方的支持，以制裁或军事威胁的方式继续“以压促变”。与美国相比，伊朗明显是弱者，但弱中也有强。具体表现如下：(1)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具有法理依据，且伊朗的核活动至今并未超越其应有权限，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多次核查中也未获得伊朗有明显违规的证据；(2)和平开发和利用核能被伊朗视为其合法权利，事关民族尊严，在国内有广泛的支持基础，因此，政府底气十足。(3)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伊朗的地缘政治优势日益扩大，伊朗的影响已深入到这两个国家腹地，对美国的中东战略构成重大牵制。(4)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伊朗核危机是重要因素，美国不得不顾忌一旦伊朗核争端引发战争或局势动荡，国际油价可能冲破100美元大关，届时“国际社会都将成为战争人质”。(5)伊朗审时度势，反美、抗以、充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和代言人，取得部分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最近，不结盟会议公开表示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更使美国投鼠忌器，举棋不定。
目前，美国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大相径庭，难以协调：伊朗将核开发视为法理问题，认为伊朗有权和平利用核能，并将美国的压制视为“核歧视”，拒不做出原则退让；而美国则将该问题视为政治问题，担心伊朗借发展核技术制造核武，因此竭力强迫伊朗放弃核技术研发。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仍是进退两难：要么容忍伊朗将来有可能成为有核国家，乃至在中东具有大国地位，承认美国在中东利益遭受损害；要么对伊朗采取武力，从而使美国本就漫长的海外战线进一步延长，最终陷入过度扩张乃至衰落之中。简言之，无论对伊朗是否动武，美国都将是最大输家。
（三）“哈马斯”执政，使美国“乱上添乱”
2006年1月，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取代了长期执政的法塔赫，并单独组阁，打破了巴勒斯坦传统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对巴以和平前景和美国的中东战略造成巨大冲击，使布什政府感受到强大压力。为此，布什不得不改变他上台以来所坚持的对巴以问题的“超脱政策”，加大对巴以问题的关注和投入。首先，美国担心多年经营的巴以和谈成果付之东流。哈马斯长期奉行武装抵抗、不承认以色列和巴以签署的和平协议的强硬政策。在哈马斯获得大选胜利后，以色列宣布“希望的窗口已关闭”，并开始对哈马斯执政的巴勒斯坦政府实行经济封锁。以色列明确表示，只要哈马斯不改变政策，就绝不与其接触，甚至不排除继续对哈马斯领导人的定点清除政策。沙龙生病后，奥尔默特领导以色列“前进党”赢得大选，他继续推行沙龙的政策，并明确提出，如果无法与巴勒斯坦进行谈判，以色列将于2010年前单方面划定巴以边界。在美、以、欧等方面的压力下，哈马斯至今仍未根本调整其强硬立场。2006年6月底，因巴勒斯坦激进势力杀害和绑架以色列军人，以色列出动战机轰炸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甚至扬言要借机推翻哈马斯政权，巴以双方剑拔弩张，局势急剧恶化。其次，中东反美激进势力出现联合趋势，对美国构成严峻挑战。哈马斯赢得大选后，伊朗、叙利亚备受鼓舞，主动表示愿为哈马斯提供支持和援助，伊朗已明确承诺为哈马斯提供5000万美元的应急援款。美国所受的压力明显增大。美国联合一些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进行经济封锁，意在逼迫哈马斯下台或改变立场。但哈马斯内有选民支持，外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援助，使美国的打压成本增大。而且美国的高压政策还面临引发巴勒斯坦内乱、巴以重陷暴力对抗等政治风险。因此，未来布什很难摆脱哈马斯执政所带来的新困扰。
（四）美国“大中东计划”骑虎难下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在大中东地区推行西方民主。2005年，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沙特阿拉伯等纷纷举行了不同形式的选举，美国以不同形式对它们的选举施加了影响，但选举的结果却令美国始料不及。其中，巴勒斯坦“哈马斯”、伊拉克“团结联盟”、伊朗保守派在选举中脱颖而出，夺得权力，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等中东伊斯兰激进势力获得的支持率也大幅提升。为此，美国不得不又转过来对民选上台的激进势力进行打压，暴露出美式民主的虚伪性，以及美国“大中东计划”是脱离实际的。尽管如此，美国实施对中东的“民主改造”战略已不可逆转，一是作为美国重要的称霸手段，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后，“大中东计划”已成为美国实现反恐和防扩散的既定战略，其成败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和在全球霸权地位的巩固；二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中东的“民主改造”已经大面积铺开，如果中途“撤火”，势将做成“夹生饭”，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成果丧失殆尽。因此，美国不可能放弃这一改造战略。目前，布什政府正在反省和调整政策，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继续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将强行改造向“柔性改造”调整。美国准备为此继续努力，而且布什已经表示，这是一项需要几十年的“长期使命”，这将是美国在相当长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
美国掉进自掘的霸权陷阱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称霸全球的野心急剧膨胀，一度主导美国政坛的新保守派日益强烈地向往打造新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冷战思维影响，美国一直在寻找冷战后美国的“假想敌”，希望消除所有可能威胁美国称霸全球的力量。新保守派曾想把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但在美国国内引起较大争论。正在美国举棋不定之时，九一一事件爆发，使美国受到强烈刺激，最终将恐怖主义确定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反恐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中东则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主战场。可以说，九一一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对中东政策的理念。布什政府开始相信，稳定不可能通过牺牲自由来换取。只要中东缺乏自由，它就是个停滞、充满怨恨和随时可能输出暴力的地方。因此，接受现状的危害难以估量。②在美国看来，要想根除恐怖主义，就必须全面改造中东。因此，美国决意颠覆中东地区秩序，全面介入中东内部事务，将反恐战争、稳定伊拉克、遏制伊朗、寻求巴以和平、鼓励改革融为一炉，彻底整合中东秩序。这是一种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霸权战略。
具体地说，新时期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战略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在大中东地区进行“反恐战争”，使美国深入到中东腹地。而2001年和2003年美国先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正是美国这一政策的结果。二是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改造”，按照美国的标准重塑中东社会。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种新政策，一个推动中东自由的战略”③。布什在其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讲中，主题思想就是向全球推行“自由”和“民主”。在大约1800字的演讲中，他曾40次提到“民主”一词。他甚至称，美国的生存将依赖于对外输出自由。④而2004年2月推出的“大中东计划”则是这种“民主改造战略”的具体体现。总之，日益膨胀的全球霸权野心促使美国开始在中东实行一种侵略性的、干涉主义的单边主义政策，试图在中东实现武力称霸的战略企图。然而，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调整是非理性的，正是由于这种不成功的政策转型，导致美国在中东自掘陷阱，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
（一）美国放弃了现实主义，丧失了明确的利益诉求
美国势力自20世纪30年代进入中东以来，一直在该地区采取实用色彩浓厚的现实主义政策。乔治·凯南在1948年曾指出：“我们要抛去所有的感情和幻想，集中注意力在眼前国家的利益上。不要自欺欺人地背上为全球谋福利的清高重担。我们应该停止空洞的言论，放弃提高落后地区的人权、民主和生活水平等不切实际的目标。我们离纯粹以权谋的观念来解决问题的日子近了。我们越不受理想主义口号的束缚越好。”⑤这种现实主义长期主导着美国的中东政策，并使美国在该地区保持了最大限度的战略主动性。而布什政府的中东新战略完全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转而奉行一种进攻性的理想主义政策。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主要有两大目标：通过反恐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将伊拉克建成中东民主样板，以民主化重塑中东政治。
就前者而言，美国在短短两年中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战争。然而，“将战争作为推行国家利益手段将导致大国霸权衰落。这种做法是非理性的和注定要破产的”⑥。具体地说，美国的黩武政策在中东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动战争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丘吉尔曾告诫后人：“永远、永远、永远不要相信任何战争是一帆风顺和轻而易举的，或相信任何踏上陌生航程的人能够预计他将遭遇的海潮和飓风。”⑦布什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显然没有料到战后重建面临的问题。“我们预计一切都会好起来。”⑧三年来，美军在伊拉克居然经历了那么多“没想到”的事情，并使越南战争的梦魇再次重演。伊拉克显然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海外包袱之一”⑨。二是战争破坏了中东脆弱的力量平衡，使美国面临伊朗崛起的挑战。
就后者而言，一味追求民主红利，一方面使美国在中东其他方面的利益受损，并造成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也使中东国家对与美国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变得日益敏感。⑩另一方面，通过民主维护美国利益缺乏内在的逻辑根据。布什政府的“民主改造战略”中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判断，即民主带来和平与稳定，更有利于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内部制度（是否民主）与对外政策（是否亲美）具有确定的逻辑联系，因此，中东国家实现民主化，未必有利于增进美国利益。事实上，哈马斯通过选举上台就是明证。而从长远看，由于伊斯兰势力是中东唯一有影响力的反对派，而且中东地区反美主义情绪高涨，因此，政治民主要么出现“伊斯兰民主化”，要么使酝酿于“草根阶层”的反美情绪上升为现实政治力量，(11)出现“反美的民主化”，无论哪种结果都有悖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此而言，美国的民主改造战略是既无方向、又无明确利益诉求的乌托邦主义。
（二）美国对中东新战略的具体实施存在缺陷
首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超出美国自身能力。毫无疑问，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据统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3%跃升为今天的30%强。(12)正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断强化，才使美国萌生出在中东全面称霸的野心。然而，美国在不同层面的力量分布是不均衡的，且美国也没有认识到，拥有控制世界的实力不等于真的能控制世界。美国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绝对的控制力，但“布什过分高估了与军事优势地位相伴的自主权”(13)。“新单边主义者几乎完全关注军事解决方案。他们的错误在于，把必要条件当成了充分条件。”(14)而推行民主化和反恐都属于全球性工程，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投入之巨，远非单个国家所能承受，尤其是在中东，由于该地区民族矛盾复杂、宗教意识浓厚，民主基础较其他地区脆弱，加上暴力恐怖活动猖獗，因此需要付出的成本也更大。中东地区巨大的“民主缺失”不是短期所能消除的。更重要的是，中东国家对美国推动的“民主改造”极端反感，他们强调推行民主应从国情出发，而不能由外部强加。在内部条件不成熟时，单凭美国的外力推动，其所需成本无形中又有了明显的增加。
其次，在具体实施中，美国将复杂现实简单化，即试图通过民主改造实现反恐目标。在布什看来，民主衍生和平，专制滋生恐怖。“在中东地区，只要仍然存在暴政、绝望和怨恨，就将继续产生威胁美国及其朋友安全的个人和活动。”(15)据此，布什政府提出了用“民主改造”根除恐怖的药方。民主化主要涉及国内政治的改善，因而它的影响范围也以国内为主（如改善人权、促进自由，等等）。如果按照美国的逻辑，认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主要是专制独裁的话，那么这种恐怖主义的斗争矛头也应该是针对本国政府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在那些实行民主的国家中，仍避免不了恐怖主义的产生。因此，民主化与反恐并无必然因果联系。实际上，美国反对的“恐怖主义”主要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但美国没有从这种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即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弊端入手，反而希望借民主改造实现反恐大计，这无异于缘木求鱼。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贫困、不公平、腐败、独裁、霸权主义都可能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缘由，而美国通过民主化方式反恐显然是以偏概全，由此导致在实践中南辕北辙，美国虽然在推动伊拉克政治重建，以图尽快扭转乱局，但结果却不如美国所愿。
（三）美国的中东新战略缺乏国际合法性，势必付出额外成本
在国际体系中，各国（尤其是大国）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国际合法性的支持。“国际体系中那些较小的国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依从较强大的国家的主导，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接受现存制度的合法性和实用性。”然而，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却使美国政府失去了“道义、法律和军事合法性”(16)。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使美国可以自行确定谁是“流氓国家”、“失败国家”或“邪恶轴心”，并自行判断是否受到这些国家的威胁，进而对其实施军事打击。这就使美国凌驾于现行国际法基本准则之上，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而布什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更是公然站到了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对立面。如此看来，美国已经损害国际合法性，结果其他各个国家更可能憎恨而不是尊重美国的实力，抵制而不是追随美国的主导地位(17)。在失去“软力量”支持后，美国在中东扩张的成本也大幅增加。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出兵，基本不需要对追随国做出承诺；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美国不仅要承担全部战争费用，还必须设法给追随国一些好处。而这种通过提供好处吸引盟国的做法也是不牢靠的。
结论
中东地区作为地缘政治和能源中心的重合点，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因此也就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理想突破点。早在1947年，美国政府的秘密外交文件就曾反复强调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如果一个敌对大国控制该地区，不仅将使我们丧失非常重要的资源和便利交通，而且它将获得压倒性的战略和经济权力地位，这对我们的安全将是致命性的。因此，我们必须确保牢牢地控制中东。”(18)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指出：“甚至仅仅从地理的角度讲，在整个世界战略上也没有比中东更重要的地区。”(19)然而，中东地区矛盾错综复杂，是“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20)。迄今为止，中东地区的国内和地区秩序都是十分脆弱的。无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彻底改变中东的社会结构，解决中东面临的问题。任何大国如果深度介入该地区事务，并试图彻底颠覆地区秩序，都只能徒然消耗乃至透支国力，使中东成为大国霸权的坟墓。而九一一事件的强烈刺激，使美国决意打破传统，通过彻底颠覆中东秩序，实现对中东乃至世界事务的霸权统治。但是，这种新的霸权战略脱离了现实主义根基，超出美国的承受能力，同时也忽视了中东国情的复杂性，从而使美国陷入难以摆脱的战略困境。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指出，导致帝国主义崩溃的根本原因是“自杀性治国术”。历史启示也表明，那些“采取了错误战略”的国家在世界权力之巅停留的时间较短，而那些“采取了正确战略”的国家则能够在世界权力之巅停留很长时间(21)。而所谓“错误战略”的主要表现之一，即“向海外过分扩张”。(22)换言之，不计成本地追求政治利润和战略利益是历史上所有帝国消亡的通病。从历史发展规律看，任何帝国的扩张都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过度扩张会导致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最终使帝国因力不胜任而最终陷入衰落乃至灭亡的命运。如果帝国扩张超过能力范围，将会因霸权统治成本超过收益而导致霸权国家的衰落。在伊拉克和中东其他区域，美国正面临类似的命运。当前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已经表明，“美国人无力重建世界上的每一个失败国家，或者安抚和平息每一种反美的仇恨。他们越是试图这样做，就越使自己处于过度扩张的境地，而历史上的帝国均毁灭于过度扩张。”(23)西班牙《起义报》一篇文章更是预言：伊拉克战争标志着美国霸权单边主义的终结开始进入倒计时；伊朗核问题将埋葬单边主义时代，推动多边国际新秩序的建立。(24)
注释：
①引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绍先研究员的观点。
②See President Bush's speech at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U.S.Chamber of Commerce,Washington DC,November 6,2003.
③Amy Hawthorne,"Is Civil Society the Answer",Edited by Thomas Carothers,Marina Ottaway,Uncharted Journey,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5,p.81.
④See Jim Lobe,"Bush unclouded by doubt",Asia Time online,January 22,2005.
⑤曾靖韬著：《石油、伊斯兰与战争：波斯湾风云内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5页。
⑥Carl Boggs,"US Grand Strategy and its Contradictions," Edited by Joseph G.Peschek,The Politics of Empire:War,Terror and Hegemony,Routledge ,2006,p.11.
⑦转引自曾靖韬著：前引书。
⑧Peter L.Hahn,Crisis and Crossf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Potomac Books,Inc.Washington,D.C,2005,p.126.
⑨David L.Phillips,"Losing Iraq:Inside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Fiasco",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5.
⑩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Conflict,Stability,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p.17-18.
(11)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op.cit.,p.55.
(12)参见杨运忠：《“新帝国论”——21世纪美国全球称霸的理论范式》，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1期，第3页。
(13)［美国］查尔斯·库普乾著；潘忠岐译：《美国时代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14)约瑟夫·奈著；黄海莉、门洪华译：《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实力与战略》，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03/8/200308070602.shtml
(15)MargotLight,"Exporting democracy",in Karen E.Smith and Margot Light eds,Ethics and Foreign Poli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85.
(16)Peter Kirstein,"Why Iraq,Like Vietnam,Is Immoral and Unnecessary",http://hnn.us/artieles/10422.html
(17)［美国］查尔斯·库普乾著；潘忠岐译：前引书，第31页。
(18)Peter L.Hahn,op.cit.,p.8.
(19)转引自马明良：《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与全球战略评析》，载《暨南学报》，2003年第4期，第16页。
(20)里查德·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21)［美国］罗伯特·阿特著；郭树勇译；《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2)同上，第116页。
(23)迈克尔·伊格奈泰夫著；辛本健译：《伊拉克战争：美国帝国必须承受的负担》，http://www.cc.org.cn/old/zhoukan/shidaizhuanti/0302/0302281000.htm
(24)维克多·韦尔切斯：《伊朗与国际新秩序》，http://www.cass.net.cn/file/20060405575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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