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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456 （2000）01－0034－06
遍及世界各地的讲故事，既是一种和人类生存发展攸关的文化娱乐活动，又是一种重要的口头语言艺术创造活动。就其内容之广博而言，它是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就其思想感情深厚程度而言，它又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乃至人类共同体心灵世界的窗口。广义的民间故事，含神话和民间传说；狭义的民间故事，则指神话、传说之外的其他口头散文叙事作品，主要体裁有动物故事、民间寓言、笑话、生活故事、幻想故事（民间童话）等。中国在大约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有关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记述，可借以追溯故事的起源。在历代笔记小说中，保留了大量故事资料。但用现代人文科学眼光来研究故事，则从本世纪开始。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推动下，北京大学从1922年开始发行《歌谣》周刊，掀起采录和研究歌谣的热潮；1927年冬，广州中山大学发行《民俗》周刊（由《民间文艺》更名而来），传说、故事的采录与研究也形成热潮。
一
早期研究成果，如果我们把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置于传说研究之列，那么，民间故事的主要研究者就是周作人、钟敬文和赵景深了。
周作人于1911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其兄鲁迅的支持下，撰写成《童话研究》、《童话略论》两文，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第7和第8期上，首次提出载于中国古籍和至今乡民口头讲述的《老虎外婆》、《蛇郎》等，是可与安徒生童话相媲美，具有教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艺术作品，并介绍了英国研究民俗和民间故事的人类学方法。
赵景深也十分热心故事研究。他同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接连撰文，讨论有关童话的一些基本理论，后集成《童话的讨论》（1934）一书；由几篇文章构成的《民间故事研究》（1929），被称为“独艳的鲜花”；《童话学ABC》（1929）一书， 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人类学派对几个著名故事类型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他的研究虽然较为浮浅，却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与导引作用。
广泛涉足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诸多领域的钟敬文，这一时期着力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他归纳整理了45个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撰写成《中国民谭型式》（1931）。将众多故事辨析异同，定型归类，再作深入解剖，是沿用至今的故事学研究基本方法，因而这一成果以其开拓性受到高度评价。钟敬文还在30年代发表了关于天鹅处女、蛇郎、蛤蟆儿、田螺精等中国几个著名故事的研究成果，文章中将古典文献记载和口头采录所得联系起来清理其演变过程，对故事所含民俗文化要素作人类学解释，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未能就它作为一件生动活泼存在于民众口头的叙事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给予评说，表现出借人类学方法研究故事的局限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3月组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 年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学工作呈现蓬勃发展的新景象。在1955年创刊的《民间文学》杂志及先后涌现的其他同类刊物上，均以刊载读者喜爱的民间传说故事为主；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各类故事集达500多种。在数量有限的民间文学评论研究文章中， 对故事的研究更为贫弱。 代表性成果可以举出下列论文：钟敬文的《略谈民间故事》（1955），毛星的《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1956），李星华的《关于白族的民间故事传说》（1959），刘守华的《试论民间童话里的传统形象》（1959），贾芝的《民间故事的魅力》（1961），张紫晨的《略论动物故事》（1962），戈宝权的《关于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1963），魏同贤的《漫论新故事》（1964），冯贵民的《长工和地主故事的教育作用和艺术价值》（1965）。由于发表出版民间故事着眼于将它们作为一种文学读物向大众普及，因而评论研究多以当时有影响的故事集或故事群为对象，阐释其社会价值与文艺价值，尚未将故事学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门学科作系统而深入的研讨。
二
中国迈入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随着民间文学的大发展，民间故事研究空前活跃。《民间文学》从创刊的1955年至1966年，共发表关于民间故事、传说的理论文章约70篇，到80年代初期数量激增，仅1983年这一年期间，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有关故事、传说的评论研究文章就达到100余篇，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 即以研究故事的理论专著而言，八九十年代就达到20余种。从研究工作的活跃程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而言，可以说民间故事学是仅次于神话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领域。
本时期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某些故事类型和故事群的研究文章。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故事类型，已有“天鹅处女”、“蛇郎”、“螺女”、“狐妻”、“求好运（问活佛）”、“老鼠嫁女”、“云中落绣鞋”、“巧媳妇”、“呆女婿”等40多个。尤其是以徐文长故事、阿凡提故事为代表的一系列“机智人物故事”的发掘与评论研究，更受到民间文艺学界的热烈关注。《笑的艺术》（1985），选编了1984年在湖北举行的关于机智人物故事专题研讨会的重要论文；段宝林主编的《笑之研究》（1988），汇集了关于阿凡提故事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祁连休多年致力于这类故事的探究，新近完成的《智谋与机趣——机智人物故事研究》（1999），更是内容厚实的一部力作。
对机智人物故事的社会与艺术价值的评说，在海内外学界引起了争议。西方学界通常把这类人物视作单纯的“骗子”，“恶作剧者”。中国学人对其行为大多持肯定态度。这类故事明清以来流行极为普遍，几乎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机智人物（常常以某一真实人物为原型生发而成）活跃在民众口头文学之中，他们讽刺嘲弄的对象主要是旧时代的有权有势者，这种情况显然同当时的阶级对立和民众的抗争意识觉醒有关。美籍华裔学者洪长泰博士所著《到民间去》一书，在考察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时，曾论及当时对徐文长故事的发掘，说“大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喜爱这个形象，归根结蒂，是他们通过徐文长的反儒学、反传统和蔑视权威的精神，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共鸣点。徐文长传说所提出的诸多问题，都喊出了‘五四’知识分子要打烂旧世界的战斗心声。”[1]这一评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8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学家立足于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大变迁的背景，以大量更鲜活的资料为依据来考察这类故事的构成和影响，对它的社会价值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同时也并不抹杀其中所混杂的种种糟粕，论析更为深入。这一系列故事从本世纪初叶到末叶的大量开掘和热烈评论，成为富于中国特色的一项民间文学活动，也是产生过积极社会影响的故事学研究成果。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从不同角度撰写的故事学论著也不断涌现。体裁论方面，有谭达先的《中国动物故事研究》（1981）、《中国民间寓言研究》（1981）和《中国民间童话研究》（1981），刘守华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1985），段宝林的《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1994）等。
兴起于60年代的新故事，其生命力至今不衰，《故事会》多年畅销城乡。对新故事这朵文艺新花的评论研究，有蒋成瑀的《故事创作漫谈》（1979）和《新故事理论概要》（1989），刘守华的《略谈故事创作》（1980），金洪汉的《古今中外故事论》（1993）等。虽然新故事的主体由通俗文学家创作的故事所构成，来自民众口头的新民间故事只占少数，但它是中国故事文学传统在新时代的延伸，因而有关新故事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便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对民间故事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有天鹰（姜彬）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1982），祁连休、肖莉主编的《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1992），以及刘守华的《故事学纲要》和《中国民间故事史》（1999）。其中《中国民间故事史》是历经七八年艰辛劳作完成的中华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篇幅近70万字，古今贯通，搜求丰富翔实资料，对见于文字记述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民间故事文本、类型和讲述研究活动进行系统评述，以期建构中国民间故事的宏伟艺术殿堂。它的原创性和开拓性受到学界好评。书中提出中国民间故事传承演变的主要特点有：1.在类型演变中增强艺术活力；2.口头与书面传承交错并行；3.在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相互渗透中不断演进。在这里虽无惊人的新发现，由于它是从丰厚史料中析取而来，便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民间故事以多姿多采著称于世。记录整理成文的少数民族故事，其优美特质往往超过汉族，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它们很自然地在故事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按民族分别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对各族民间故事均有专门论述。从民族、地域文化视角专论某一民族民间故事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如过伟的《侗族民间叙事文学》（1933），黄桂秋的《水族故事研究》（1991），曹廷伟的《广西民间故事辞典》（1993）等。以多民族故事的鲜活资料为基础，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尊重各民族的口头语言艺术宝藏，成为中国故事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三
本时期的故事研究，还以方法的多样化引人注目。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并非单纯的操作工具，同时也意味着观念的进步和视野的扩展。五六十年代研究故事，主要使用社会学和文艺学的方法。八九十年代，倡导从角度、多侧面来研究民间文学，从进化论人类学到文化功能主义，从心理分析到结构主义，从流传学派到历史地理学派，均有学人尝试。俄罗斯著名学者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不仅是世界故事学中的力作，还被西方学界推崇为结构主义方法的奠基石。此书中文全译本至今尚未问世，青年学人李扬借用它以“功能”为核心的研究方法，选取50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间幻想故事，对它的叙事形态作尝试性的剖析。从剖析中可以看出，“中国民间故事功能顺序与普罗普在俄国民间故事中观察到的顺序有吻合之处，”“这种吻合反映了中国故事与其他地区同型故事在叙事形态上的共通性”；他从剖析中也发现了中国民间故事叙事形态的独特之处，如在功能的数量上，尽管6 个功能就可组成一个完整的民间故事，但上述50个中国故事的平均功能数量是19个，最多的达到55个，“功能数目越多，故事的篇幅越长，包容量更大，显示出多数中国民间故事已有较强的叙事能力。”又如从故事的四大基本类型（考验、难题、战斗、违禁）来看，“中国民间故事中大量‘违禁’充当核心功能的现象，表明违禁型很可能是一种独特的区域类型。”[2] 因违反某种民俗信仰中的禁忌而受惩罚，本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母题，中国民间故事常常让反面角色为贪欲所驱使而违禁（如违反使用宝物的禁忌），以致自取灭亡；有时也让正面角色，违禁而泄露天机，来实现他舍已为群的崇高品格。这一类型的流行，同样可以从中国民间叙事艺术的成熟发达上求得合理解释。这篇博士论文虽因缺乏必要的阐释，未引起学界重视，他的尝试却表明，故事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在进行比较时是可以借用而获得有益结论的。
但中国故事学家使用较多、卓有成效的是比较研究方法。季羡林先生的论文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1991），大力倡导用比较文学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给学人以有力启示。刘守华经多年尝试，到1995年成书的《比较故事学》，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于长敏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1996），刘介民的《从比较文学到民间文学》（1998）等，也各具特色。有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这里只能列出一部分影响较大的篇目，如《民间故事大同小异的由来》（杨知勇）、《藏族〈斑竹姑娘〉与日本〈竹取物语〉故事原型研究》（乌丙安）、《盘瓠神话与日本犬婿型故事的比较研究》（郎樱）、《灰姑娘故事与中国民间童话》（肖崇素）、《东西方蛇女故事研究》（陈建宪）、《论印度那伽故事对中国龙王龙女故事的影响》（阎云翔）、《中日两国后母故事比较研究》（张紫晨）、《中日两国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泛说》（钟敬文）、《中日两国金鸡传说象征意义的比较研究》（刘锡诚）、《论藏族和傣族的同源异流故事》（王国祥）、《中国民间叙事中禁忌主题与禁忌民俗的关系》（万建中）、《裕固族与匈牙利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钟进文）等等。季羡林先生在《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相得益彰》的短文中说得好：“没有比较文学，则民间文学的研究将流于表面，趋于片面；没有民间文学，则比较文学研究内容也将受到限制。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再加上我们丰富的古典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光辉灿烂，开辟一个新的天地。”[3]这段话写于80 年代初期，就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在尔后一二十年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看，它的精辟论断完全得到证实。
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包含着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如故事与宗教、故事与民俗等）研究的多项课题，因而它首先意味着扩展文化视野，将民间故事置于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广大时空背景之上进行考察。与之相适应，中国学者在这一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如探求中印、中日故事的关联，所使用的就是流传学派的方法，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从故事中追寻各民族共同的原始信仰与民俗遗存，所使用的则是进化论人类学派的方法；解析故事中人类共通的某些隐秘心理，则借助于心理分析。它们被列入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此外，被国际学人视为民间文学所特有的一种研究方法——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在中国故事学家中间就运用得更为普遍了。其特点是：占有丰富异文，从母题（情节单元）、类型入手，联系故事传承的历史地理背景进行比较，深入理解故事的文化内涵，努力追寻它们的“生活史”。由于绝大部分故事是口耳相传，传承演变情况极为复杂，按芬兰学派的要求完全探明它的生活史很难做到，所以中国学者只是吸取这一方法的长处为我所用，并非生搬硬套。“五四”时期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的演变史时，就十分重视有关异文的历史地理印记。联系社会风貌与人文情态来考察民间文学，本是我国众多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下惯常使用的方法。这样，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比较法同我国的学术传统就较好地结合起来，在民间叙事文学的研究中得到了成功运用，并由此在国际学苑中显现出自己的特色。
四
中国民间故事学的成就，集中表现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出版。它是由中央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协同组织编纂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之一。既是一项大型文化工程又是一项重要学术研究工作。故事集成国家卷中的吉林、辽宁、陕西、四川、浙江等卷已问世，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他各卷也将陆续出版。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特色与价值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实际上包括了神话、传说和故事三种民间口头叙事体裁。它基本上不收现成书面资料，要求所有作品及相关资料均从民间调查采录得来。为此，在全国进行了一次民间文学普查，其规模之大，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也为当今世界所罕见。记录成文的故事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已达180万余篇，实际上远远超出此数。 除故事集成国家卷精选少量作品外，各地大都以市、县为单位，甚至有不少区、乡，都编印了本地的民间故事集成“资料本”，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收到各地呈送的资料本已达3000多种。还有大量资料因受条件限制未能编印成书，却已记录在案。在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世代传承的民间口头文学正迅速消失的情况下，围绕编纂民间文学集成所进行的这次调查采录活动，对保存民族文化财富建立了巨大历史功绩。
2.在编纂《总方案》中指出：“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查、广泛搜集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编选出来的，是具有高度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的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优秀作品的总集。”“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三者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科学性是三性的核心。”按照这一原则，不仅选录的每篇故事文本必须是真正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而且在记录、翻译、整理时保持了作品的原貌，还要求在卷本的总体构成上避免随意性与片面性，从作品流布的民族与地区，以及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类型等方面，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以体现全面照顾。如在编选工作中，一些地方一度出现偏重表现本地风土人情的传说而忽略普遍流传的所谓民间故事“大路货”的倾向，总编委会便提出，“在注重本省特色的同时，对通行的优秀故事也应重视，不能轻视或排斥”，以避免某些全国性故事流传的链条被人为地截断；还要求各地绘制本省主要民间故事类型分布图和类型索引，使人对这些作品的广泛影响留下了深刻印象。全面性和代表性实际上也是科学性的体现。
由于民间文学深受群众喜爱，因而人们常常只着眼于把它作为一种通俗文学读物提供给读者。“三性”尤其是科学性的强调，不仅使它原貌再现，保存了多学科研究的重要价值，也使它因具有口头语言艺术的特殊韵味而更增魅力。
3.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被列入国家艺术科学研究规划之列，它是一项集体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完成故事集成编纂工作的同时，也相应地推进了故事学理论。如在故事分类上，国际学术界有“宗教神活”之说，有的学者就主张将中国神话分为“佛教神话”、“道教神话”等，以便将它和“基督教神话”、“伊斯兰教神话”相对应。总编委会的故事分类意见认为，“后世宗教神佛的故事，以其事件一般发生在人所经历的历史时代，神奇幻想的比重及其在故事中的地位和古代神话不同，其形象构成方式也不同于古代神话之把自然形象化，而是把现实的人神化”。所以不赞成将它作神话看待，而主张归入传说一类，如八仙的传说、观音的传说等。这里就含有对神话基本理论的新见地。
又如对作品的选取，强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态度，反对用现代思想去要求过去的民间文学作品，“对于某些故事中含有相信鬼神、宿命、因果报应等因素，只要作品确属民间流传而且整体倾向无害，并具有民间文学艺术特色的，也应适当予以选录”。在分类体系里还专门设置了“仙道传说”、“宗教人物传说”、“鬼狐精怪故事”等类别，这类表现民间宗教信仰与习俗的作品在民间流传很广，却长时期被民间文学界所忽略，这次在普查时被大量采录起来，不仅丰富了集成的内容，还促使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走向活跃。
再如搜集整理问题，我国民间文艺学界长期在理论与实践上未达到完全一致，这次总编委决定，在集成国家卷本中，不再使用“搜集整理”一词，将作品执笔人的署名统一标明为“采录者”。“采录”就意味着对“忠实记录”以及在整理写定时“不改变原作，忠实原作，更好的再现原作”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总序》，既综合反映了本世纪中国故事学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同时又立足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对全国各族民间故事实行普查所得的丰厚资料，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因而内容厚实，评述精当，不失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
80年代以来为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而展开的民间文学普查，除搜集大量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外，还发现了一大批出色的故事讲述家（粗略统计达9900多人），和一些故事家比较集中、故事蕴藏量较大的故事村，如河北藁城市的耿村、湖北丹江口市的伍家沟村、重庆市巴县的走马镇等。对这些故事家和故事村的考察研究，是中国民间故事学最具活力、最富于特色的一个领域。代表性成果有乌丙安的《论民间故事传承人》（1983）、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的传承特色》（1988）、袁学骏的《耿村民间文学论稿》（1989）、许钰的《作为民俗学对象的民间故事》（1997），以及裴永镇、王作栋、张其卓、江帆等人分别对金德顺、刘德培、满族三老人、谭振山这些故事家所作的专题研究，还有三部国际性文集——《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日中昔话传承之现状》（1996）、《走马镇民间故事》（1997），等等。
上述成果表明：中国民间故事虽是一种集体传承的口头叙事之作，在传承中起核心作用却是那些具有出色口头语言艺术才能的故事家，他们是民众艺术智慧的集中表现，也是采集民间故事的“泉眼”。民间故事被公认为一种口头语言艺术，就这些故事家不少人（特别是男性）都粗通文墨以及有乡村文化人（如塾师）参与传承来看，在中国民间故事中实际上融会了许多书面文学成分，并非纯粹的口头文学；此外，和日本等国有所不同，中国男性故事家数量远远超过了女性故事家，女性故事家的故事多来自家族传承，而这些男性故事家的故事则大多从走南闯北中得来，属于社会性传承，其艺术世界更为广阔。再从考察几个故事村的情况来看，它们并非一直是处于封闭状态的荒僻村落。耿村和走马镇至今仍是四通八达，商贸活跃的乡镇；伍家沟近几十年来虽是一个偏远山村，由于地处道教圣地武当山边沿，过去这一带香客如潮，居民参与道教文化活动的机会甚多，许多古朴神奇故事便在此积淀下来。可见中国民间故事同样也是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传承演变的，是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艺术领域。
目前我国学者对故事家和故事村的理论研究还欠深入，但这些初步成果已经大大充实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基础理论，纠正了这门学科沿袭多年的一些陈言旧说，因而倍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在这里应当特别提到的是，海峡对岸的台湾省，由于多种原因，长时期冷落民间文学。80年代末期，由于受祖国大陆普查各族民间文学，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激励，探集和研究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的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金荣华主持采录出版的卑南族、鲁凯族和金门岛的民间故事传说及所著《民间故事论集》（1997），胡万川主编的《台中县民间文学集》（1992—1997），陈庆浩、王秋桂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1989），陈益源所著《台湾民间文学采录》（1999）等。在台湾民间故事学中，对中华文化根基的认同和追踪国际学术大潮的科学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五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民间文艺学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频繁展开，这种交流也以故事学为主。一批重要故事学论著，如美国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俄国李福清的《中国神话故事论集》，日本伊藤清司的《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1993）等，先后译成中文出版。刘魁立就西方几个学派研究神话故事的成果及方法所作的系统介绍，以及他博采中西学术，对“蛇郎”、“螺女”等中国故事所作的精细研究，给众多学人以宝贵启示。
在此期间，中国故事学家还参加了由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和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所组织的一系列学术对话，以及对民间故事活动进行实地考察的双边合作项目（如中日学者对两国故事传承现状所作的联合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保护民间文学遗产，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合作，对吉林、湖北、四川等地的故事考察录相，并授予刘德培等10人以“中国民间故事家”称号。在开放与交流中，中国民间故事学已经融入民间叙事文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大潮中，以自己的独特成就赢得了国际同仁的赞誉。
为编纂民间文学集成展开的大规模普查，给故事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外学术交流，使学人眼界大开；而故事又是民间文学中最为常见、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口头语言艺术，由此便促使故事研究呈现出活跃态势并获得了丰硕成果。
经过近百年探索，我们在民间故事的各个层面上都有了相关的论著，既有关于若干故事类型的微观讲究，也有关于某些故事群、故事体裁、乃至整个中国民间故事的宏观研究；由对故事文本的浮浅评说，迈进到解析故事母题、追索故事生活史及其深层文化意蕴；突破书面写定的文本的局限，进而揭示由故事讲述人和听众的双向交流所构成的故事传承过程的奥秘；借鉴国外故事学的研究方法，又立足于中国拥有丰厚古代文献和近世鲜活资料的基点上，大胆进行原创性的理论探索。民间故事学的成就不仅有力地肯定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在以口文学领域显露出的丰富艺术智慧，也促使中国民间文艺学走向成熟。
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正陆续问世，全部出齐还需数年。以全套故事集成资料为基础，在故事学、故事史方面，撰写出内容更为深厚，并能充分体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特色的高水平著作，任务十分艰巨。在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如同保护自然生态一样日益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情况下，我们期待着包括民间故事学在内的研究民间文化的相关学科，在新的世纪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收稿日期：1999－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