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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21.1文献标识码：A
中美日通货紧缩发生的背景比较
（一）中国经济过热与通货紧缩。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发表，同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并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国大地再一次掀起投资热潮。1992—1993年的加快发展，改变了1989年以来的市场疲软局面，出现了高增长和高通胀并存的情形，导致经济发展中出现过热现象。但是， 这一次“过热”明显不同于1985 和1988年那两次，经济发展中膨胀的不是一般消费品和常规投资品，而是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人们抢购的不是一般消费性实物，而是具有泡沫特征的“楼花”、地皮、外汇和其他金融性资产。这不仅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也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实行了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过压通胀、压速度、压泡沫以及建立健全规范的货币制度和金融市场，实现收缩经济并使之健康发展的目的。经过两年的治理整顿，我国经济于1996年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但由于经济运行的惯性作用，我们在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后，没有及时调整政策力度和方向，以避免经济的继续下滑。而是对通货膨胀的反弹十分担心，因而继续实施了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直到1998年初，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仍然是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1998 年7月，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当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相对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已表现出某种滞后，1997年第四季度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迅速大幅下降至负增长，通货紧缩在我国已显露端倪。
（二）“20年代的繁荣”与美国通货紧缩。
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战时获得的巨额利润，大规模增加投入，推动了战后各种机器设备的生产和住宅建设的发展。同时，美国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使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如汽车、化学、电气等迅速发展起来。这些部门的发展又刺激了其他相关部门的发展，从而使美国经济步入20世纪20年代的鼎盛时期。
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使人们对未来形成了良好的预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消费热情和投机野心。为了扩大民用消费品市场，美国广泛采取了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以弥补现实支付能力的不足。与此同时，股票市场上，生意也异常兴隆，投机之风盛行。但非理性的繁荣是难以持久的。1929年中期，美国的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开始下降。1929 年9月5日，股市急剧下降。10月24日， 即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日子，股市出现恐慌性抛售，股票价格大幅下降，到了当年12月份，美国的各种证券价值减少大约25亿美元，3个月内的证券价值损失， 超过了美国同期全部的经济收入。股市暴跌最终导引了其后通货紧缩的发生。
（三）日本泡沫经济与通货紧缩。
长期以来，日本实行“出口、投资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并日益形成出口、投资和储蓄、汇率之间的良性循环，推动了经济的强劲发展。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困难。一方面，迫于美、欧的压力，日元不断升值，加上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冲击，使日本出口内外交困，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成长使其需要越来越多地承担国际义务。因此，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环境实际上正在趋向恶化。这时，日本似应改变策略，由以海外市场为主转向开拓国内市场为主。但日本却继续采取了以挖掘海外市场潜力为主、扩大国内市场为辅的政策策略。
由于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和同期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贸易摩擦对实体经济扩张的抑制，使大量过剩资金流入股票和房地产部门，导致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日本银行的股票价值占日本股票价值的1／4，由于股票价格的暴涨大大增加了日本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从而使商业银行得以进一步增加贷款。房地产是银行贷款的最重要抵押品，房地产的增值也促使银行创造更多的信贷。由泡沫所创造的信贷资金又回到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信贷创造泡沫，泡沫创造信贷，信贷进一步创造泡沫。如此循环往复，泡沫膨胀到惊人的地步。日经指数终于于1989年年底的38915点的历史最高峰急剧下挫，1990年4月2日大幅跌至28002点，1990年10月1日，进一步跌至22211点的新低，[1]日本通货紧缩也随之到来。
中美日三国通货紧缩的状况比较
（一）中国通货紧缩较为轻微。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多次发生经济过热现象，如1985年的投资、信贷和消费“三大膨胀”与1988年波及全国的“抢购风”等，但都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治理。对于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国家不仅敏锐地察觉到了它的危害性，而且于1993年下半年迅速采取了紧缩性调控政策予以治理。因此，实际上，中国通货紧缩的直接导火线是治理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滞后效应，其程度也相对较轻。
从物价指数上看，1997—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为0.8 %、－2.6%和－3.0%；居民消费价格增长幅度下降略小，分别为2.8 %、－0.8%和－1.4%。货币供应增长速度虽略有下降，但总体上看，其增幅还是不小的。1997—1999年，我国流通中货币M[,0] 增长率分别为15.6%、10.9%和20.1%；狭义货币M[,1]（M[,0]+可转账的活期存款）投放增长率分别为16.6%、11.9%和17.7%；广义货币M[,2]（M[,0]+M[,1]+个人储蓄）投放增长率分别为19.6%、14.8%和14.7%。 投资和消费与货币供应直接相关，呈现为相似的状况，1997—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为8.8%、13.9%和12.0%； 消费品零售增幅分别为10.2%、9.7%和7.0%；出口增长率分别为20.5%、0.5%和8.0%。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8.8%、7.8%和7.5%，[2]基本上在7 %—9%的最佳或合理区间运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国的宏观调控措施及时得力，从2000年起，我国的通货紧缩状况已有较大好转。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期经济运行尽快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
（二）美国通货紧缩最为剧烈。
相比较而言，美国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通货紧缩是最为剧烈和严重的。股市首先大幅下跌，1929年9月—1932年6月，股市暴跌了85%。物价连年大幅下降，1930—1933年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为－2.6%、 －8.7%、－10.1%、－5.4%，平均年降幅为6.7%，1933年与1929 年比，下降的幅度达到24.6%。[3]严重的通货紧缩， 加剧了萧条的破坏程度，延长了萧条的持续时间。国民生产总值（GNP ）大幅回落，1929—1934年，美国的GNP从3147亿美元一路下降到2394亿美元， 降幅达到24%， 平均每年有接近8.3%的负增长。失业率猛升，1929—1933年，失业率从3.2%升至24.9%。
物价和收入的双双持续下跌，降低了投资者对未来边际效率的预期，投资意愿明显减弱。1929年美国企业投资额达到560.2亿美元， 1930年锐减到385亿美元，1933年则只有84.4亿美元。1931—1935年， 净投资是负的。同时，物价下跌导致实际利率高企，进一步打击投资和消费。1929年，美国企业债券、股票的筹资额在80亿美元左右，而1930年锐减至44.83亿美元，1933年则只有1.6亿美元，下降幅度达98%。[4]
（三）日本通货紧缩持续时间最长。
1989年底，以日经指数由38915点的历史高位急剧下挫为标志， 日本经济陷入难以自拔的通货紧缩状态，直至今天已经整整10年了也未能真正走出来。从1990年起，日本股市持续下跌，到1992年8月降至14309日元的最低点，与1989年最高点相比下降了63%。与此同时，地价也迅速下跌，1991—1992年东京地区住宅土地标价下跌22%，大阪地区下跌36%，名古屋地区下跌13%。[3]经过一年多的时滞， 股价和地价的不断下跌又影响到居民消费和民间企业投资，导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日本经济在1990年泡沫崩溃以后进入调整期。长时间的通货紧缩，几乎耗尽了日本经济的精力，使日本经济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打击，日本实际上陷入了以通货紧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之中。
中美日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措施比较
（一）中国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措施及时而果断。
前已述及，我国通货紧缩直接导源于宏观调控政策的惯性作用或调整的迟滞。但实际上，我国于1996年下半年就提出了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的主张，只是没有能够很好地予以落实。在此基础上，于1999年初将“适当”货币政策提法改为“稳健”货币政策，以突出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措施体现为以下诸方面：一是从1996年下半年起至1999 年的3年多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先后7次下调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 二是1998年3月， 中央银行将原来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来源的机关团体存款和财政预算外存款划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将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存款两个账户合并为准备金存款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 %降至8%。同时，又于7月1日和12月7日两次将存款准备金率最终降至3.24 %。1999年11月21日再次下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样，实际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将近10个百分点。三是从1998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按“宽指标，严管理”的指导思想编制全年货币信贷计划，计划M[,2]增长达118%，国家银行新增贷款9000亿元， 在信贷结构的安排和调整上，把固定资产贷款计划从年初的2700亿元调增至3700亿元。从1998年5月始，中国人民银行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明确信贷投放重点，扩大信贷投入。四是基于对我国经济金融现状的客观判断并借鉴国际经验，从1999年4月1日起，先后成立中国信达、华融、长城、东方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使企业债转股改革正式开始实施。
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于1998年6 月开始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予以配合。其主要措施包括：定向募集2700亿元特种国债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补充其资本金，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奠定优化的资产结构基础；增发1000亿元国债定向用于公共工程建设投资，并希望由此带动1000亿元银行配套建设贷款的发放；增大中央财政预算赤字规模，由1998年初计划的650亿元扩大到1050亿元， 以加大政府支出来扩大社会需求；调整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来扩大需求。
1999年在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利用预算超收收入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农村扶贫资金；增发600亿元国债；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 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三条社会保障线的水平提高30%，同时，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待遇，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9.3%； 综合利用税收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对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税等。
进入2000年后，我国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仍然采取财政、货币政策的双松配合，使得前几年的政策措施逐步凸现成效，物价、投资、消费、出口、GDP等多项指标进一步好转，呈现良好的上升势头。
（二）美国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措施迟缓但坚决。
美国发生通货紧缩后，当时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胡佛政府，在理论上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促使经济趋于平衡）和萨伊定理（供给会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为依据，采取放任自流、消极等待的政策。1929—1931年，政府对于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1931年成立的就业紧急委员会提出的兴建公共工程计划，则被胡佛政府予以拒绝；建立金融复兴公司作为应对通货紧缩的惟一措施虽然得以批准实施，但在具体的运作上却被加以种种限制，难以迅速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当时对财政的认识囿于平衡预算的框框，所以，联邦政府不顾严重通货紧缩的现实，采取了增加税收以弥补开支的紧财政政策。由于联邦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乏力，使通货紧缩进一步加深。
面对愈益严重的通货紧缩，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取代胡佛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一上任，罗斯福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治理通货紧缩的“新政”运动，实施了一系列旨在遏制通货紧缩蔓延的强硬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发表“炉边谈话”，以“拉家常”的方式，向公众讲述关闭银行的原因，以及政府将采取的政策措施，以恢复公众信心；实行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发挥复兴金融公司作为“全能银行”的作用，不仅向商业银行贷款，而且向居民生活消费和各种投资项目贷款；减少农业种植面积，消除农产品过剩；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加强农村电网建设；制定行业公平竞争法则，加强政府与企业、劳与资的合作，以复兴工业；实行社会救济；大规模以工代赈；兴办公共工程；规范和管制证券业，消除证券市场投机和泡沫经济的隐患；改革银行制度，加强联邦政府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等等。
“新政”的推行是富有成效的。美国消费物价指数从1933年起止跌回升。GDP也相应转升，失业人数也大为下降，公司利润增加， 居民收入提高，工厂倒闭数目减少，银行保险逐步度过难关。通货紧缩得到有效遏制。
（三）日本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措施犹豫不决且摇摆不定。
面对严重通货紧缩的不利局面，日本政府与胡佛政府一样，也寄希望于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以实现经济平衡发展，所以，一开始也基本上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直至一年半后，通货紧缩不断加剧的趋势才使日本政府如梦初醒。1991年7月1日，日本银行把法定贴现率向下调低，之后接二连三地大幅调低利率。
经过三年多的衰退后，日本经济于1993年后半年开始缓慢回升。这时日本政府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法定贴现率进一步降到1995年9月的0.5%；与此同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推出一项价值14兆日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的回升势头，1995年经济增长率达到3.6%。但这时日本不良债权问题急剧恶化， 加上人们对长期以来从事违法交易造成巨额损失的金融机构失去信心，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为了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日本政府又决定加快以加强竞争为目的的金融自由化步伐，从而造成信贷紧缩。缺乏一以贯之的财政、货币政策，使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迅速由1996年的3.6%降到1997年的－0.7%，[5]再一次出现明显恶化态势。
为挽救濒临崩溃边缘的经济，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把宏观调控政策调整为扩张性政策。1997年下半年以后，日本银行通过对政府债券和三个月票据的回购活动，急剧增加对金融机构的贷款；财政方面则宣布在1998年减少2兆日元的所得税，1998年4月20日，桥本政府宣布了价值16.65兆日元这一日本历史上最大的“综合经济对策”。 但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
中美日三国通货紧缩比较分析的启示
（一）政府要积极预防并及时有效治理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经济发展中的非正常过热现象，是一种难以长期维持的不稳定状态。对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适度调整财政、货币政策，使过热的经济逐渐收缩，力避无节制地蔓延，以尽量减轻经济发展的波动。如若听任经济过热的发展，试图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其自生自灭，那将导致通货紧缩的发生，造成经济发展的异常剧烈震荡，是相当危险的。
（二）要防止股市过分投机行为的发生。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股市的上涨严格说要以实体经济的相应繁荣为基础，缺乏实体经济基础的股市繁荣是虚假的繁荣，是靠不住且难以持久的。而股市作为虚拟经济的投机机制形成后，过度投机就往往成为推动股市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狂升猛涨的主要因素，它将给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市场投资行为，防止股市的过度投机，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三）针对经济运行的惯性作用，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我们在强调政府积极治理经济过热、避免通货紧缩的同时，也必须对经济运行惯性作用的负面影响给予特别的注意。美国和日本通货紧缩的直接导火线都在于经济过热和膨胀达到极限的骤然崩溃；而我国通货紧缩发生则出现在对经济过热实施有效抑制后，其直接原因在于经济运行惯性作用和政策调整的滞后影响；日本在股市突然崩溃之后也犯了相同的错误。因此，政府需要依据经济发展的惯性作用，在基本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后，适时适度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和方向，以阻止经济继续朝着同一方向的惯性发展，防范经济车轮驶向宏观调控目标的反面。
（四）政府要正确引导市场主体和居民的预期。经济发展中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市场信息的非对称性，使得市场主体和居民的预期难以做到人人正确、时时科学，由此导致其经济投资行为的非理性化和合理化，往往处于跟风的状态。这就需要掌握着国家经济发展大量综合信息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根据市场发展状况，适时发布相关信息，及时正确引导市场主体和居民的预期，有效调整市场主体和居民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使其投资行为转向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上来。
（五）治理通货紧缩要果断有力，一以贯之。通货紧缩的发生发展往往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严重破坏作用，因此，治理通货紧缩必须重棒出击，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在有效抑制其蔓延后，要贯彻一以贯之的治理方针，要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强经济回升势头。日本之所以陷入长时期的通货紧缩之中不能自拔，就在于它三心二意，用药剂量不够，政策乏力，相互挚肘，不能持之以恒，坚持到底；美国通货紧缩之所以严重，也跟胡佛政府的消极放任有重大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应记取的经验教训。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治理通货紧缩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通货膨胀的反弹，避免矫枉过正。
（六）要注意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优势，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财政货币政策在不同的条件下往往存在着优劣势的差异，因此，要注意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优势，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以发挥最佳的宏观调控效果。美国治理通货紧缩的效果之所以较好，就在于有效地发挥了财政政策实现扩大内需的优势作用，并注重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我国一开始的效果和日本的效果之所以不佳，也恰恰在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往往效果较好，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却未必有效，所以缺乏财政政策配合的单一降低利率货币政策是难以奏效的。日本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政策缺乏配合或配合不合理、不科学。
收稿日期：200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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