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评安启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评安启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启念教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一书，运用诠释学方法解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最根本问题，通过全书上、下编共十六章的内容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复杂性。仔细研读和反思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创新之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也大有益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方法
本书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开始反思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当我们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时，以往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就表现得十分清楚。过去我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复杂情况和重要作用考虑不足，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体”，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复杂情况也分析不够，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得过于简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应用。其实“应用”并不等于“化”，“应用”是指用它来解决问题，“化”则是指这种理论本身的变化和演化，“应用”只是“化”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化”本身。毛泽东就曾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① 主体因素在选择、解读、阐释、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起很大作用，我们不仅要充分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这个客体的特殊情况，还要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各种主观因素：如主体的实践需要、个性特点、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要研究借鉴现代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看作是主客体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因为“当代诠释学理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启发是，任何文本在意义上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完全能够从自己时代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前人留下的文本做出新的诠释。……尤其当我们借鉴当代诠释学的某些成果，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重新加以理解和反思的时候，马克思哲学便以崭新的理论形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② 理论本身只是一种无言的存在，不同的认识主体对同一文本的解读是不同的，即使同一主体，由于时空的变化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也可能有所不同。本书运用诠释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发掘出了许多新的内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现实意义也不容置疑。这一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强调世界的客观性、运动性、规律性、必然性和可知性，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这些当然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但是它们没有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对实践意义的高度重视，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人道主义更是见不到。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划等号，不够妥当，甚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精神。除此而外，中共十六大召开以来，党中央提出要以人为本和确立科学发展观，这些新的战略思想对我国的发展已经产生并仍将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些思想所涉及的不是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认识，不是实事求是，而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是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问题。显然，如果我们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党中央提出的这些新的战略、新的思想就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哲学家们的第一要务。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统一的理论文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散见在时间跨度长达60年的全部著作中。这极大地增加了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困难，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变得更加复杂。
马克思一生没有专门写过系统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虽说他的《博士论文》是一部完整的哲学著作，但是1841年的马克思尚处在自己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因而它不能算是马克思哲学的经典。代表马克思哲学最基本思想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只是一部手稿而已，许多部分充其量只能算是写作纲要，不仅不够完整，而且根本不是纯粹的哲学著作。哲学思想穿插于经济学思想之中，不少思想远没成熟。1845年开始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是论战性著作，而且始终未能出版。被许多人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标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只是用来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11个要点，言简意赅令人费解，对其含义，人们至今争论不休。此后，关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我们只能在《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经济学、历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或读书笔记中去寻找。
恩格斯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是晚年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中，《自然辩证法》只是一些关于物质自然界辩证运动的论述片段；《反杜林论》是恩格斯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完整的论述，恩格斯说：它是“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③ 但把《反杜林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文本也是不行的，因为它毕竟只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杜林的理论视野和思想进路限制了恩格斯，使他不可能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恩格斯自己也说：“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④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其实是恩格斯写的一篇书评，旨在说明他和马克思哲学思想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其理论价值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形成方面。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标题本身就说明它所涉及的仅仅是恩格斯哲学思想中一个很窄的方面。
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与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在思想色彩、理论倾向上也互有不同。马克思更多地讲人的问题，人的自由、解放、实践问题；恩格斯更多地关注自然辩证法及各种相关问题。由上可见，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简单地予以回答，迄今没有定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需要和时代背景出发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比如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则互相又有区别；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更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呢？本书作者认为有，但不是现成的，需要研究、建构。当前我国哲学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从事这样的建构工作。
本书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与探索，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简单的马克思化，不是走向马克思，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基本原理的中国化，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再生。再进一步说，它是作为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和时代背景出发能动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加以选择、诠释、运用于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化”之前，“首先要对马克思恩格斯丰富的哲学思想加以选择，被‘化’的只能是其中被选中的那些思想。”⑤ “化”的过程也不是简单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结合、化合”⑥，以至不同时期“化”出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以及获得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形式的过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特殊性，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诠释者的情况，研究它们的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复杂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
首先，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欧洲，发展于俄国。中国国情同欧洲、俄国都有很大差别，但是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理论指导的迫切要求，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⑦ 本书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提出了不同的实践需要，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的不同进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和实践需要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至今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正在进行的过程。
其次，领袖个人气质的制约。特殊的中国国情，决定了革命领袖个人的作用至关重要，进而决定了领袖的个人气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影响甚大。本书分析了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富于幻想、顽强倔强、长于理论思维的哲学个性，说明它如何间接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化和发展。如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就与毛泽东的个性有关。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飞跃发展和深刻变化，也与邓小平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有关；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化发展，无疑同“民意领袖”胡锦涛、温家宝亲和的个人气质分不开。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前现代文化，唯道德主义盛行，崇尚实用理性。青年毛泽东不愿意出国留学，没有到欧洲去寻求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加重视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与教条主义进行斗争，这当然和他1949年以前大部分时间在农村，继承了农民的务实精神，深受崇尚实用理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他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精神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他晚年忽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一味强调“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显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道德主义倾向不无关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社会主义理想和国家的富强不断奋斗的历史，这一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7年，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个阶段是1927年到1949年，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努力探寻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通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第三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他们运用手中的政权进行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自己心中设想的社会主义蓝图初步变为现实，并为了巩固与深化这一成果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第四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实现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在每一阶段，共产党人都把马克思主义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由于每一个阶段，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任务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情况客观地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阶段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需要、选择、理解都有所不同，由此决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也有差别，从而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革命的上述四个阶段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化”作了三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27年，一些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其他思想的比较中和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直接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党内的先进分子明白了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道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准备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长期处于守势，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必须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们选择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强调世界的客观性、运动性、规律性、必然性和可知性，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这样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代表，以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以及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种形态，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⑧ 只有抓住了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才能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局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执政党地位的变化，共产党人把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到了。“一穷二白”的现实导致了想要超越历史客观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的急性病，必然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斗争哲学”等理论，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唯意志论”。“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告别毛泽东的极“左”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入了第四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呼唤一种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哲学，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没有突出人的主体性而受到批评，“被指责为属于尚未反映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旧唯物主义。”⑨ 掀起了以突出人的主体性、高扬人道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热潮，虽几经曲折，但至今不衰。尽管统一的以实践唯物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还没有最终建立，但以此为方向，已经日渐明确。所以说，实践唯物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选择，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种形态。总之，这三种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继出现，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也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复杂性。
新时期，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理论，阐述了发展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强调了执政党的价值取向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全人类面临的迫切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紧密相联的，全球问题、发展问题以及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凸显，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蕴涵着“和谐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谐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现成的理论，而是一个崭新的视域，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形态，因为追求“和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当前世界发展的需要。“和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开辟新天地。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1页。
② 转引自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7、347页。
⑤⑥ 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
⑨ 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