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序论文,宾语论文,方言论文,类型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零 引言
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中，动词V的受事如果实现为宾语，普通话只能采用“V得／不CO”如“打得过他”、“打不过他”这样的格式。但很多南方方言还可以有另外的语序选择。本文首先归纳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下文用“带宾‘得’字结构”或“‘得’字结构”来指称带宾语的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然后从历史语法的角度讨论南方方言ABC三类带宾“得”字结构格式（见表一）的语法层次，最后对南方方言“得”字结构的五种共时类型作一简略的分析。
表一
A类
B类C类
Aa：V得OC Ba：VO得C Ca：V得CO
An：VO不C Bn：V不OC Cn：V不CO
表中“Aa”“An”分别表示A类格式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BC两类同此。
本文以65个南方方言点的材料为考察对象（见附表一）。这些方言点涵盖吴、徽、赣、客、湘诸方言以及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闽语、粤语以及广西平话未列入本文的考察范围，是因为闽语没有性质同于普通话“V得／不C”的能性述补结构闽语“V会／
C”中的“会／”是助动词而非补语标记；而粤语以及广西平话不仅不具备见于多数南方方言的B类格式，而且其“得”字结构的否定形式也颇异于其他南方方言。因此闽语、粤语以及广西平话的带宾“得”字结构需要另文讨论。
壹 南方方言“得”字结构格式的类型
1.1带宾语的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由动词、宾语、补语以及连接词(linker)四个结构成分(component)组成，我们分别记为V、O、C和“得／不”，其中“得／不”在少数方言里还有另外的词汇形式。逻辑上，这四个结构成分可能的排列组合方式有48种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各24种。但由于“得”字结构性质上是述补结构，所以V必须居于该结构之首；又因为“得／不”是个连接词，所以不能居于该结构之末。加上这两项限制，V、O、C和“得／不”实际可以组合的格式共有六种：
理论上，一个方言的带宾“得”字结构最多可以有ABC三类，最少必须具备其中的某一类。换言之，我们可以将南方方言带宾“得”字结构格式的变异范围限定在两种和六种之间。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个预测与本文的考察结果正好一致。
1.2根据我们的初步考察，南方方言带宾“得”字结构具有以下五种类型。
（甲）类ABC型。根据ABC三类格式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是否俱全，（甲）类ABC型又可以再分为（甲1）A BC型、（甲2）A Ba C型、（甲3）A Bn C型、（甲4）A Bn Ca型、（甲5）Aa Bn C型、（甲6）An Ba C型以及（甲7）A Bn Cn型六个次类。
（甲1）A BC型
A
B
C
V得OC VO得C
V得CO
VO不C V不OC
V不CO
属于这种类型的方言有：湘语长沙（张大旗1985a）、徽语绩溪（平田昌司1998）、吴语舟山（方松熹1993）、吴语开化（曹志耘等2000）等。
例如开化：
肯定式：我捶得渠过｜我捶渠得过｜我捶得过渠
否定式：我捶渠弗过｜我捶弗渠过｜我捶弗过渠
（甲2）A Ba C型
A
B
C
V得OC VO得CV得CO
VO不C V不CO
在我们的语料里，这种类型只见于徽语休宁方言（平田昌司1997、1998）。例如：
肯定式：老王讲得小李过｜老王讲小李得过｜老王讲得过小李
否定式：老王讲小李不过｜老王讲不过小李
（甲3）A Bn C型
A
B
C
V得OC V得CO
VO不C V不OC V不CO
这种类型的方言较多，如吴语高淳（石汝杰1997）、客语连城（项梦冰1997）、赣语安义（万波1997）、湘语娄底（刘丽华2001）、粤北乐昌黄圃土话（张双庆2000）、徽语淳安（曹志耘1996）、官话鄂东（陈淑梅2001）。例如连城：
肯定式：喊得佢醒｜食得饭落｜喊得醒佢｜食得落饭
否定式：喊佢唔醒｜食饭唔落｜喊唔佢醒｜*食唔饭落｜喊唔醒佢｜食唔落饭
（甲4）A Bn Ca型
A
B
C
V得OC V得CO
VO不C V不OC
在我们的语料里，这种类型只见于吴语金华（曹耘1998）。例如：
肯定形式：打得佢过｜过得过佢
否定形式：打佢弗过｜打弗佢过
（甲5）Aa Bn C型
A
B
C
V得OC V得CO
V不OC
V不CO
在我们的语料里，这种类型只见于徽语歙县（平田昌司1998）。例如：
肯定形式：我打得渠过｜我打得过渠
否定形式：我打不渠过｜我打不过渠
（甲6）An Ba C型
A
B
C
VO得CV得CO
VO不C V不CO
这种类型见于苏州（刘丹青1997）、徽语祁门（平田昌司1998）、徽语遂安（曹志耘1996）、徽语建德（曹志耘1996）、徽语寿昌（曹志耘1996）等。如苏州：
肯定形式：对耐得起对得起你｜对得起耐对得起你
否定形式：对俚勿起对不起他｜对勿起俚对不起他
（甲7）A Bn Cn型
A
B
C
VO不C V不OC
V不CO
在我们调查的文献里，这种类型只见于湘语衡山（彭泽润1999）。例如：
肯定形式：吓唎哪个倒吓得倒谁
否定形式：我讲他不赢｜我吃不饭下｜我讲不赢他
（乙）类AB型。根据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是否俱全，（乙）类AB型又可以分为（乙1）ABn型和（乙2）AaBn型两个次类。
（乙1）ABn型
A
B
C
VO不C V不OC
这种类型见于吴语庆元（曹志耘等2000）、湘语涟源（陈晖1999）、官话岳阳（方平权1999）等。例如庆元：
肯定式：我打得渠过
否定式：我打渠否守｜我打否渠过
（乙2）AaBn型。
A
B
C
V不OC
在我们调查的文献里，这种类型只见于湖南湘乡（黄伯荣1996）。例如：
肯定形式：煮得饭熟｜听得英语懂
否定形式：煮不饭熟｜听不英语懂
（丙）类AC型。这种类型可以再分为（丙1）类AC型、（丙2）A Ca型、（丙3）An C型三个次类。
（丙1）类AC型
A
B
C
V得OC V得CO
VO不C V不CO
这种类型见于徽语黟县（平田昌司1998）、吴语玉山（曹志耘等2000）、客语汝城（黄伯荣1996）以及乐昌粤北土话（张双庆2000）等。如黟县：
肯定形式：我打得渠过｜我打不过渠
否定形式：我打渠不过｜我打得过渠
（丙2）A Ca型
A
B
C
V得OC V得CO
这种类型在我们的语料里只见于湘语邵阳（储泽祥1998）。例如：
肯定式：打得他赢｜打得赢他
否定式：打他口
赢
（丙3）An C型
A
B
C
V得CO
VO不C V不CO
这种类型见于客语酃县（黄伯荣1996）、乐昌三溪土话（张双庆2000）以及安庆、桐城、枞阳、怀宁（海口镇）、庐江、巢县、含山等江淮官话。如安庆：
肯定形式：讲得过他
否定形式：讲他不过｜讲不过他
（丁）类A型
A
B
C
这种类型见于吴语温州（潘悟云1997）、赣语常宁（吴启主1998）、湘语祁阳（李维琦1998）、宜章土话（沈若云1998）、客语梅县（谢永昌1994）等。如常宁：
肯定形式：租得房子起｜买得票到｜洗得衣干净｜咽得两碗饭下
否定形式：租房子不起｜买票不到｜洗衣不干净｜咽两碗饭不下
（戊）类C型
A
B
C
V得CO
V不CO
例如徽语婺源（平田昌司1998）：“我打得过渠”、“我打不过渠”。
1.3上面的分类有几点需要说明：
由于材料的局限，上述五种“得”字结构类型所列举的方言点肯定不全面。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类型归纳的准确性，也就是说，虽然每种类型所包含的方言点容有遗漏，但南方方言中业已证实的(attested)“得”字结构类型不会超出我们上面的概括。（见2.1）
当一种方言的带宾“得”字结构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的格式时，不同格式之间往往有常用与非常用、能产与非能产以及新老派的差别。①本文在归纳南方方言带宾“得”字结构类型时，对上述差别不作区分。而且在统计这类方言带宾“得”字结构的格式时“择多而从”。
当一个方言的“得”字结构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的格式时，不同格式在使用上还有受限与非受限的差别。考察发现，在很多方言里决定某个“得”字结构格式是否合法(grammatical)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名词的语义属性和音节长度。名词的语义属性主要体现为生命度等级的差别以及定指与不定指的对立。通常的情况是，有的“得”字结构格式只允许那些高生命度的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或者表示定指概念的名词进入。换言之，有生／有定名词比无生／不定名词往往拥有更多的“得”字结构格式。（参看曹耘1988、项梦冰1997、平田昌司1997和郑庆君1999）名词音节长度对“得”字结构格式使用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某些“得”字结构格式只容忍音节长度小的名词，音节长度大的名词通常需要话题化。此外，补语的词汇形式、动词的语义类别以及说话人的语用策略也在不同程度上决定某个“得”字结构格式是否能用。（参看平田昌司1997）本文在归纳南方方言“得”字结构类型时对上述差异也不作区别。
由于语感的差异或者其他原因，不同的学者对某个特定方言“得”字结构格式的数量有时会有不同的判断。比如长沙话的“得”字结构格式，在鲍厚星等(1999)里只有“V得OC”，如“吃得咯碗饭完”和“VO不C”，如“我讲他不赢”两种。但据张大旗(1985a,1985b)则有六种如“吃得饭进”、“吃饭不进”、“吃饭得进”、“吃不饭进”、“吃得进饭”、“吃不进饭”。对于这类情况，本文取舍的标准也是“择多而从”。
贰 南方方言“得”字结构三类格式的语言层次
2.1如果一个方言里两类或两类以上的“得”字结构格式在命题意义和语用功能上完全等值，那我们就有理由推测，这些“同义”格式很可能代表了不同的语言层次(linguistic stratifications)。基于这种认识，下面我们拟从历时的角度分析ABC三类“得”字结构的语法层次。
从历史语法的角度看，表一的A类格式见于历史文献的时间最早，产生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五代。在整个唐宋时期，这类格式基本上是唯一的带宾“得”字结构。②例如：
须是此处立得脚定，然后博文约礼之功有所施耳。（上蔡先生语录，卷中）｜“……你若束得虚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古尊宿语要，南泉1）｜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晏殊：踏莎行）｜须是有转语，方说得文王心出。（朱子语类，283页）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将秉烛游。（白居易：城上夜宴）｜问：“善财童子，为什摩无量劫游普贤身中世界不遍？”（祖堂集卷17）｜一百二十个蜣螂，推一个屎块不上。（唐摭言）｜犹形影也，无忠做恕不出来。（上蔡先生语录，卷中）｜缘心念不整肃，所以意思宽缓，都凑泊他那意思不著，说从别处去。（朱子语类辑略，205页）
元明时期，A类格式在很多文献里仍然是最常见的带宾“得”字结构。例如：
有钱便爱使，有酒便爱，怎生留得钱住？（五代史平话，汉史）｜唉，莫想拿得他动。（西游记，第42回）｜我见那妇人随后便出来，扶大郎不动，我慌忙也自走了。（水浒传，第24回）｜因是管辖他不下，只得由他。（古今小说，卷21）
清代文献里，A类格式的使用变得少见（参看岳俊发1984），以至最终在北方方言里彻底消失。但另一方面，这类“得”字结构格式却大面积地保留在南方方言里。可见现代南方方言里依然活跃的A类“得”字结构格式体现的正是唐代的语法层次。
表一中的C类格式大约萌芽于宋代，元明时期逐渐使用开来。例如：
如今不敢说时习，须看得见那物事方能时习。（朱子语类辑略，202页）｜怎生瞒的过我。（元曲选·黑旋风）｜夫妻情深怎止得住悲。（团圆梦，第二折）
日即至其所，赶不上一度。（朱子语类辑略，5页）｜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救不出这几个兄弟来，情愿自死于此地。（水浒传，第44回）｜他战不过我，化道清风，径往天门山跑。（西游记，第95回）
但直到明代，这类“得”字结构在很多文献里的使用频率仍明显低于A类。岳俊发(1984)的统计显示，《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水浒全传》和《西游记》等明代五部作品中，“V得OC”和“V得CO”两种格式的用例之比是97:43。也就是说“V得CO”的用例总数不到“V得OC”的一半。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元刊杂剧三十种》中C类格式即“V得CO”、“V不CO”却普遍可见，而A类即“V得OC”、“VO不C”极其罕见。前者如：
怎生擎得住我这眼泪，把得住我这情肠，放得下我这愁怀。（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二折）｜濯呵濯得了腮边血污，涤呵涤得净面上尘灰，（辅成王周公摄政，第三折）｜我不曾有片时忘的下俺那染病的男儿（闺怨佳人湃月亭，第三折）
陛下，则怕你坐不久龙床。（东窗事犯，第一折）｜便是司马迁也撞不开这昭文馆内虎牢关，便是公孙弘也打不破编修院里长蛇阵。（死生交范张鸡黍，第一折）｜不迭腮边泪，挠不着心上痒，割不断业心肠。（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三折）｜谁交你自闯入龙潭虎窝，飞不出地网天罗。（汉高皇濯足气英布，第一折）
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元刊杂剧三十种》之十三种杂剧中，AC两类格式的见频之比是0:43。为什么AC两类格式的频率对比在元刊杂剧和明代五部小说中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状态？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形成这种差异的是地域因素而非时间因素。我们知道，上述明代的五部小说通常认为是成书于江南地区（今吴语和下江官话区），而元杂剧则创作于元代大都（今北京）一带。假若我们认为，《古今小说》等五部作品的创作语言主要用的是当时的标准语，但不同程度上带有南方方言的语法特征；另一方面，元刊杂剧同样也是用当时的标准语来创作，但多少带有北方方言的语法特征。那么，上述差异也就不难解释：元刊杂剧里C类格式常见、A类格式罕见，是因为在元代的标准语和大都一带的北方方言里C类格式已经成为带宾“得”字结构的主要格式，而A类格式可能已处于消失殆尽的状态；《古今小说》等五部作品之所以也用C类格式，是因为这些作品整体上是用标准语语法来创作的，而A类格式的大量使用则是南方方言语法特征的反映。支持这个假设的证据有二：其一，魏培泉(2002)给出了近代汉语时期近30种文献带宾能性述补结构的用例数据，下面的表二是我们据魏先生的统计数据整理而成的。
表二（统计数据摘自魏培泉2002）
文献 元刊杂剧 水游传西游记
VO不C 2
9949
V不CD 85 50111
V得OC 0
2414
V得CO 5
2 18
AC两类格式之比2:90 123:5263:129
文献 金瓶梅平妖传三言
VO不C 46 21198
V不CO 164 3097
V得OC 3
7 26
V得CO 21 3 22
AC两类格式之比 49:185 28:33224:119
文献 二拍 型世言 大明英烈传
VO不C 126 35 1
V不CO 28 33 19
V得OC 34 12 5
V得CO 15 3 1
AC两类格式之比 160:43
47:36
6:20
文献
石点头
西湖二集 醋葫芦
VO不C 26 31 21
V不CO 44 25 11
V得OC 7
10 7
V得CO 8
5 0
AC两类格式之比 33:52
41:30 28:11
文献 贪心语醉醒石一片情
VO不C 6
14 13
V不CO 7
12 16
V得OC 2
4 11
V得CO 2
1 0
AC两类格式之比
8:918:13
24:16
表二显示，明代带有南方方言特征的文献，其A类格式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C类，如《水浒传》、《三言》、《二拍》、《型世言》、《西湖二集》、《醋葫芦》、《醉醒石》以及《一片情》；反之，不带（或较少带）南方方言特征的文献，A类格式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C类，如《金瓶梅》、《大明英列传》以及《醒世因缘传》等。其二，《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有十三种也见于《元曲选》，③我们对这十三种杂剧中AC两类格式的使用频率作了穷尽调查，数据如下：
表三
元刊杂剧三十种
元曲选
V得OC 04
VO不C 04
V不OC 40
28
V得CO 37
值得注意的是，不见于元刊杂剧的A类格式在《元曲选》中有8例，而且均见于宾白部分。太田辰夫（1958早就指出，臧晋叔编纂的《元曲选》并不完全反映元代语言的面貌。主要是因为臧氏在编纂过程中给很多剧目增加了宾白，而这些宾白文字多数带有明代吴语的语言特征。由此可见，元刊杂剧和《元曲选》在“V得OC”和“VO不C”格式使用上的差异也是反映了元明时期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的语法差异。
如果结合现代汉语方言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元刊杂剧中C类格式高频、A类格式罕见正好跟现代北方方言只用C类格式这一事实相平行。同样，《古今小说》、《三言》和《二拍》等明代作品中A类格式多见、C类格式少见也正好跟现代南方方言A类格式多用、C类格式少用这个情形相一致。
由此可以肯定，C类格式应该是首先在历史上的某个北方官话方言中产生，然后进入当时的标准语并逐渐向南方方言扩散。这就是说，现代南方方言中使用的C类格式实际上是一种源于北方官话的外来层次。
我们说南方方言的C类格式是一种由北方官话扩散而来的层次，还有相关的证据：第一，有些南方方言虽然也用C类格式，但最自然或最常用的格式是A类（如江西境内的客赣方言，参看刘纶鑫1999、熊振辉1995和魏刚强1990）或者是AB两类中的各一种（如金华方言，参看曹耘1988）。第二，现代粤语方言（如广州话和香港话）里带宾“得”字结构的否定形式，可以是“V唔CO”，也可以是“唔V得CO”和“VO唔C”；但在粤语的土语层次里，“唔V得CO”是最自然的格式，“V唔CO”则受限制（补语不能是趋向动词）。余霭芹先生据此推测，“V唔CO”可能来自非土语层次。（参看余霭芹1995，2001）更重要的是，在19世纪的几种早期广州话资料里“V唔CO”未被发现。（余霭芹1995）很显然，现代粤语使用的“V唔CO”应该是19世纪以后由官话扩散进来的。
至于表一中的B类格式（即“VO得C”、“V不OC”），在历史文献中罕见。④也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现代南方方言中观察到的B类格式不大可能是承继于历史语法的。那么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认为它们是一种方言类推的形式。请看表四。
表四：
A固有形式
B方言类推形式
C外来形式
Aa：V得OC
Ba：VO得C
Ca：V得CO
An：VO不C
Bn：V不OC
Cn：V不CO
（唐代层次）
（宋元以后来自官话的扩散层次）
正如表四所示，我们认为B类格式是由A类格式类推而来，即B类肯定形式“VO得C”类推于A类否定形式“VO不C”，而B类否定形式“V不OC”则由A类肯定形式“V得OC”类推而来。我们的证据是：第一，如果认为B类格式是由A类格式类推而来，那么必须满足这样的前提条件：如果某一方言有B类格式则该方言也应有A类格式，具体说来，若某方言有Ba式则该方言也应该有An式；若某方言有Bn式，则该方言也应该有Aa式。因为类推形式（B类）一般不会脱离参照形式（A类）孤立存在。由附表一可以看出，我们所调查的60余个方言点完全符合这样的条件，无一例外。
第二，表一所列的ABC三类“得”字结构格式，逻辑上可以有七种组合类型，即ABC、AB、BC、AC、A、B、C。但事实上在我们调查的方言点里实际存在的只有ABC、AB、AC、A和C五种类型，也就是说，南方方言根本不存在BC和B两种类型（因为类推形式一般不会脱离参照形式而存在）。这个现象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B类格式是由A类格式类推而来的。⑤
如果上面的分析可以成立，那么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在那些具有类推形式的方言里，既然它们已经有了一套A类格式，为什么还要类推出B类格式呢？换言之，这些方言产生类推的动因是什么？我们认为，原因是A类格式中的Aa和An在形式上不对称（连接词“得／不”以及两式中宾语的位置均不平行）⑥，于是出于“拉平”(leveling)的语言心理，这些方言由肯定形式“V得OC”类推出否定形式“V不OC”；出于同样的动因，又由否定形式“VO不C”类推出肯定形式“VO得C”。这种类推的结果使得那些具有类推形式的方言至少能获得一组形式上对称的“得”字结构。
假若我们承认B类格式是由A类格式类推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A、B两类格式为参项，概括出一条汉语方言使用“得”字结构的蕴涵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即如果一个方言具有B类“得”字结构，那么该方言也有A类“得”字结构。我们可以用下列蕴涵式来表示这种蕴涵关系：
B类“得”字结构
A类“得”字结构
这个蕴涵式将汉语方言使用“得”字结构的变异范围限定在(i)(ii)(iii)三种类型而排除了类型(iv)存在的可能性。
(i)A类“得”字结构和B类“得”字结构
（如附表一中的甲乙两类）
(ii)非A类“得”字结构和非B类“得”字结构
（如附表一中的戊类）
(iii)A类“得”字结构和非B类“得”字结构
（如附表一中的丙类及丁类）
类“得”字结构和非A类“得”字结构
（附表一中不存在）
可见，这条蕴涵共性的逻辑蕴涵跟南方方言中业已证实(attested)的“得”字结构类型合若符节。
2.2 在2.1里我们论证了南方方言中ABC三类格式的语法层次，即A类是这些方言承继于历史语法的固有层次，B类是类推创新(analogical creation)层次，C类则是宋元以后来自北方方言的扩散层次。现在我们需要说明这三种语法层次的时间关系。我们可以肯定的是，B类格式的时间层次一定晚于A类，因为前者类推于后者。同样，我们也可以肯定，C类格式一定晚于A类，因为在历史上前者出现的时间晚于后者。可是，BC两类的时间关系孰早孰晚呢？这个问题很难圆满回答，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不同的方言是何时类推出B类格式的，我们也同样无法确定C类格式扩散到南方方言的下限时间。不过我们大体可以推测，在一个同时具有ABC三类格式的方言里，C类格式进入该方言“得”字结构系统的时间大概不会早于B类。因为如上所述，某些方言之所以要从固有的A类格式类推出B类格式，动因是要获得一个对称的肯定、否定匹配式。如果源自北方官话的C类格式在B类格式出现之前就已进入这些方言，那么这些方言至少可以获得一个对称的肯定、否定匹配式，也就是说，这些方言就不再具有类推创新的动因和必要了，所以C类格式不大可能先于B类格式进入上述方言的“得”字结构系统。至于上述方言里B类格式出现后何以还有C类格式的存在则并不难解释：类推创新和接受外来层次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过程，前者是一种自主的创新行为，有着明确的动因和目的；而后者可以是一种非自主的妥协或被动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和社会等非语言的因素。因此当一种方言由A类格式类推出B类格式之后，即便已获得对称的肯定和否定匹配式，它的“得”字结构系统仍然有可能被来自官话的C类格式所覆盖。
如果上面关于ABC三类格式时间层次的判断合于事实，那么这三类格式在某个方言句法系统里的叠置状态庶几可用下图来刻画。
叁 南方方言“得”字结构五种类型的特征
上面我们讨论了ABC三类格式的语法层次和时间关系，这一节我们可以据此来说明南方方言“得”字结构五种类型的各自特征。
甲类方言的“得”字结构系统由ABC三类格式叠置而成。其中甲1型方言以A类的早期形式为底层，然后由A类的早期形式类推出B类的创新层次，最后又被C类的外来层次所覆盖。甲2型方言区别于甲1型方言之处是，它只从早期的否定形式“VO不C”类推出肯定形式“VO得C”。甲3型方言区别于甲1型方言之处是，前者只从早期的肯定形式“V得OC”类推出否定形式“V不OC”。甲4型方言区别于甲3型方言之处是，前者只接受了外来层次的肯定形式“V得CO”。甲5型方言由A类肯定形式类推出与之对称的否定形式后，淘汰了原有的A类否定形式，然后又接受了C类的外来层次。甲6型方言由A类的否定形式类推出与之对称的肯定形式后，淘汰了原有的A类肯定形式，同时也接受了C类的外来层次。甲7型方言由固有的A类肯定形式类推出与之对称的B类否定形式，然后接受了Cn的外来层次。
乙类方言的“得”字结构系统由AB两类格式叠置而成，也就是说，它一方面继承了早期的A类格式，另一方面又由此类推出B类的创新层次。其中乙1型方言由A类肯定形式类推出与之对称的B类否定形式。乙2型方言区别于乙1型方言之处在于该类方言类推出Bn式后淘汰了原有的An式。
丙类方言由AC两类格式组成。其中丙1型方言一方面完整地保留了早期的A类格式，另一方面又接受了C类的外来层次。丙2型方言也保留了早期的A类格式，但只接受了C类外来层次中的肯定形式。丙3型方言区别于丙2型方言之处是它淘汰了A类肯定形式。
丁戊两类方言虽然都只有一类“得”字结构格式，但二者的类型特征并不相同。前者只是单纯继承了早期的A类格式，既无类推层次，也无外来层次。而后者在接受外来层次之前一定存在过A类格式，只是在外来的C类格式进入该方言之后，A类格式被淘汰了。
肆 结语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i)见于南方方言的ABC三类“得”字结构格式，事实上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语言层次：A类格式是唐代产生的语言形式，后来为绝大多数南方方言所承继，成为这些方言“得”字结构系统中最早的底层形式；B类格式是方言类推创新的形式，它是由A类格式类推出来的。C类格式原是宋元时期北方方言中产生的一种语言形式，这类格式进入标准语后通过句法扩散进入南方方言。(ii)基于跨方言的考察，本文发现汉语方言在“得”字结构的使用上存在着一条蕴涵共性：如果某一方言有B类格式，那么该方言也有A类格式。
众所周知，文白异读是近年来汉语方言音韵研究中着力最多的课题之一。方言学家对文白异读现象之所以特别关注，可能主要是因为共时层面上的文白异读本质上是反映了历时音韵层次的不同以及固有层次和外来层次的差异。本文的研究显示，当一种方言具有若干个“同义”的句法结构时，这些不同的句法结构之间同样也有时间层次的差异以及固有层次与外来层次的区别。套用方言音韵学家的术语，我们不妨也可以说，方言语法形式同样也有“文”“白”之别。
方言句法的语言层次研究是一个颇有难度而又极富诱惑的课题。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迄今还不多见，本文的讨论也只是个尝试。但作者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附表一 南方方言“得”字结构的类型
附注：
① 比如徽语绩溪话带宾“得”字结构有六种格式，但其间的常用度存在着显著差别，下面例句的排列次序反映了常用度依次递减的顺序。（平田昌司1998）
我打得渠过 我打渠不过
我打得过渠 我打不渠过
我打渠得过 我打不过渠
又如萍乡方言的带宾“得”字结构有“V得OC”、“VO不C”、“V不OC”、“V得CO”、“V不CO”五种格式，其中前三种格式显得更地道一些，不过“V不OC”这种格式年青人已经很少说了。（魏刚强1990）
② 宋代文献里C类格式只见到个别用例，尚处于萌芽阶段（详下）。
③ 这十三种杂剧是《疏者下船》（《元曲选》题为《楚昭功》）、《看钱奴》、《陈抟高卧》、《任风子》、《老生儿》、《气英布》、《赵氏孤儿》、《汗衫记》（《元曲选》题为《合汗衫》）、《薛仁贵》、《魔合罗》、《铁拐李》、《范张鸡黍》、《竹叶舟》。
④ 吕叔湘(1944)举有下面的一例“VO得C”：亦是太以敬来做事得重，此恭而无礼则劳也。（河南程氏遗书，卷35）岳俊发(1984)、李思明(1988)和项熹(1993)也举出几条见于《朱子语类》和《水浒传》的例子。不过，其中有些例子中的“得”似乎可以分析为助动词。事实上真正能视为B类格式的例子极其罕见。至于“V不OC”，魏培泉(2002)在《型世言》等明代五种文献中发现34例，并认为这种格式“应该是反映了当时吴语的语法现象”。
⑤ 有一种可能的推测似乎能为B和BC两种“得”字结构类型的存在提供理据，即我们可以假设某个方言在由A类类推出B类之初，A、B两类格式是共存的，只是后来由于经济原则的作用，这个方言淘汰了A类格式，这样就会导致B类格式的独立存在；或者后来又被来自官话方言的C类格式所覆盖，这样就会形成AC类型。
事实上这种假设很容易被证伪。下面将提到，某一方言之所以要产生B类的类推形式，目的只是为了获得至少一组形式对称的肯定和否定匹配式。假若这些方言类推出B类之后就淘汰了A类格式，那么该方言的“得”字结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仍然不对称，因为B类的类推形式跟早期A类格式一样，在形式上原本也是不对称的，如此以来也就违背了这些方言类推的初衷。退一步说，即便这些方言类推出B类格式后，出于经济原则的考虑，需要淘汰一些同义格式，那么同义格式的删除也必须在保持该方言具有一组形式对称的肯定和否定匹配式的前提下进行，换句话说，这些方言可以淘汰表一中的An式，如甲5型的歙县方言和乙2型的湘乡方言；或者淘汰Aa式，如甲6型的苏州方言等。但不会淘汰整个A类格式。
⑥ A类格式“V得OC”和“VO不C”之所以在形式上不对称，是因为这两个格式来源不同。表能性的“V得OC”由表实现的“V得OC”语法化而来，而后者是由完全体格式“V得(O)”加补语自动词Vi而成。同样，表能性的“VO不C”是由表实现的“VO不C”语法化而来，而后者是由主谓结构“VO不Vi”经过重新分析而来。（参看蒋绍愚1995，吴福祥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