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制度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综合运用全球治理指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
陈 升 张俊龙
[摘要]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活跃因素，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有研究表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既受到投资母国制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东道国制度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水平如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治理指标数据，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构建计量分析模型，从制度综合表现以及腐败控制、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规则等六个细分维度实证研究了东道国制度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综合表现及其六个细分维度均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应评估东道国的制度水平，充分了解东道国风险情况，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制度水平； 全球治理指标； 一带一路
一 引 言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经历了初步探索、高速发展、结构调整和稳步发展的动态演变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由过去的严格限制向有限放开再到逐步扩大放开演进。按国家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部署，我国企业积极“走出去”，OFDI迅速发展,保持着积极的增长势头(郭杰和黄保东，2010)[1]。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截至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实现连续14年的快速增长。《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出现负增长，投资规模为1582.9亿美元，连续三年高于吸引外资，位居全球第三。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2.7%。
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探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主客观影响因素，对推进“走出去”重大战略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和东道国制度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来测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水平，探究“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综合制度水平以及六个细分维度如何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并由此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投资对策建议。
二 文献回顾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制度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包括母国制度、东道国制度以及双边的制度距离等方面。冯华(2015)[2]通过分析制度因素对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构建概念模型，分别从母国制度、东道国制度和制度距离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完善国内制度环境、积极参与营造良好国际制度环境、提升本国制度质量、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制度差异等政策建议。但制度质量本身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还是阻碍对外直接投资，结论不一。Daude和Stein(2007)[3]、邓明(2012)[4]、祁春凌和邹超(2013)[5]、邓新明和许洋(2015)[6]、王恕立和向姣姣(2015)[7]等认为制度因素起着促进作用，即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Buckley et al.(2007)[8]、Ramasamy et al.(2012)[9]、陈松和刘海云(2012)[10]、岳咬兴和范涛(2014)[11]等认为制度存在一定阻碍作用，即部分制度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有负相关关系。还有“制度无关论”，如韦军亮和陈漓高(2009)[12]、钞鹏(2012)[13]等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并未对投资母国OFDI产生影响。
具体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研究，关于东道国制度与中国OFDI之间关系是促进还是阻碍尚无一致结论。李晓敏和李春梅(2016)[14]研究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部分法制不完善、法治水平低的东道国，政治风险高，中国OFDI相对偏多。付韶军(2018)[15]研究认为东道国的司法完善、规则健全与中国OFDI显著正相关。王培志等(2018)[16]研究认为东道国制度因素本身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同时，目前对制度水平的测量，选取指标较为单一或偏少，制度代理指标的可靠性不足。一些研究尽可能多地选取代理变量，但选取方法多为多个指标简单叠加。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探索或验证东道国制度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1)利用“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和有关控制变量数据，将视角聚焦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上，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和典型性。(2)从具有权威性、综合性和代表性的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中选取测量制度水平的六个维度指标，全面测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水平，使实证结果更加真实、可靠。(3)研究方法上，为避免主观随机因素的干扰，与一些研究将六个维度指标简单相加的方法不同，本文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六个维度制度指标在总制度指标中的权重，再合成总体制度水平指标，从而基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分析东道国总体制度水平、六个细分维度的制度水平与我国OFDI之间的关系。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要建立食品安全风险测试制度，健全转基因食品安全认证制度和可追溯制度，加强监督管理和风险评估,加大惩戒力度，进一步保护消费者利益，通过学习国外的监督管理方法，建立属于适合我国国情的转基因食品监督管理体系。
三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一)样本来源与数据选取
(1)市场规模(GDP ):寻求市场是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动因之一，东道国庞大的市场需求成为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因素。市场规模可用GDP衡量，GDP越高，意味着市场规模大，发展潜力大，往往能吸引更多外资，所以预期东道国市场规模与我国OFDI成正比。东道国GDP单位为现价美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二)变量选取与研究假设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我国的OFDI。考虑到流量数据变化幅度比较大，并且经常出现负值，影响计算和实证分析的准确性，所以本文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单位为万美元。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编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经过整理形成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表。
2.解释变量及研究假设
(2)自然资源丰富程度(NR ):获取资源往往是母国OFDI的重要驱动因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资源丰裕，对我国OFDI行业选择、解决资源分布不均和相对短缺问题有重要影响，所以自然资源丰富程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控制变量，预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与我国OFDI成正比。本文用东道国矿石和金属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来衡量自然资源丰富程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李桂明把张小波带回家后，到前楼妈妈家露了个面，就回到家中掐死了张小波。张小波在挣扎中，将钥匙和掏耳勺掉到了炕上。
目前学界对东道国制度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尚存在不同看法，正相关、负相关、无关系三种观点均获得研究支持。结合研究现状、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数据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完善的制度环境，提出研究假设：东道国整体制度水平及其6个细分维度指标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上式中β i 为待估参数，ε it 为随机扰动项。
作为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大多数感兴趣的是贴近现实的开发类课程。在大三下学期开设一门电子商务课程，虽然说有涉及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内容，但大多内容都是商务领域的理论知识，学生们兴趣不大。如何将这门课程与专业主修课程相结合，使其适应本专业学生，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是我们有待探索的问题。
为了控制东道国其他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加入对我国OFDI可能有影响的其它相关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本文所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到65个国家(不含中国)[注] 东亚的蒙古、南亚8国、东盟10国、中亚5国、西亚和北非18国、中东欧16国、独联体6国、俄罗斯。 ，商务部等三部委自2003年起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相对比较完整，截至本论文完稿数据已更新到2016年。其中，2003年、2004年“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数据缺失较多，所以选取2005-2016年共计12年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剔除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个别国家，经过整理，最终选取样本量共计400个，涉及“一带一路”沿线样本国家52个。
解释变量为制度水平。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选用世界银行关于全球治理6个指标，即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政治稳定和不存在暴力、法治规则、监管质量、话语权和问责制(Kaufmann et al., 2010[17]；王建和张宏，2011[18]；王永钦等，2014[19])来衡量东道国(被投资国)制度水平。其中，东道国总体制度水平指标主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6个维度制度指标数据综合主成分得到；制度水平6个细分维度指标的数据来源于WGI(World Govern Index)数据库。
(3)高科技水平(SR ):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促进OFDI的重要原因。因此，预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科技水平与我国OFDI成正比。本文用科技论文发表的篇数来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科技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4)对外贸易依存度(DOP )：对外贸易依存度反映一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所以，预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与我国OFDI成正比。该指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对数字资源建设岗而言，基本上需要计算机类人才，实现了高度专业化。除了网络设备管理等工作外，数字资源建设还依托“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进行数据库的构建。
控制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东道国lnGDP 、高科技水平lnSR 、外贸依存度DOF 与我国对其直接投资lnOFDI 的相关性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即东道国lnGDP 、高科技水平lnSR 和外贸依存度DOF 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水平越高。但自然资源丰富程度NR 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lnOFDI 的相关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两者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 1变量间的关系及其预期
(三)计量模型的构建
本文研究东道国制度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参照以往的研究成果(Egger和Winner，2005[21]；李猛和于津平，2011[22]；易波和李玉洁，2012[23])，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主要宏观变量数据OFDI 、GDP 、SR 等取自然对数。总体制度水平由其六个细分维度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六个维度之间高度相关(由下文的相关性可知)，所以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借鉴陈松和刘海云(2012)[10]、李晓敏和李春梅(2017)[24]的做法，将总体制度水平以及其六个细分维度变量分别引入计量模型：
lnOFDI it =β 0+β 1Per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ε it
(1)
lnOFDI it =β 0+β 1CC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ε it
(2)
lnOFDI it =β 0+β 1GE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ε it
(3)
lnOFDI it =β 0+β 1PV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ε it
(4)
lnOFDI it =β 0+β 1RQ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ε it
(5)
lnOFDI it =β 0+β 1RL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ε it
(6)
lnOFDI it =β 0+β 1VA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ε it
(7)
3.控制变量
四 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见表2。
表 2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
进一步观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lnOFDI 和制度综合表现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lnOFDI 2005-2016年间呈增加趋势，对应的东道国制度综合表现波动上升，即东道国制度表现逐年改善，表明东道国制度表现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对于制度水平，制度综合表现Per 中位数为-0.038，小于0，表明大部分样本东道国制度综合表现低于一般水平，东道国制度综合表现最好为1.113、最差为-1.002。制度的六个细分维度指标中，监管质量RQ 均值最大，为0.077，表明东道国监管质量整体表现情况最好，其次是政府效率GE 均值为0.041，话语权与问责制VA 的均值最小，为-0.354，表明东道国话语权与问责制方面整体表现最差。
这间屋子很拥挤，靠窗的地方放着一只小碳炉，后面是八仙桌，是餐桌也是书桌，上面放着电饭煲和茶具等，八仙桌后面是一张单人床，此刻夏天就坐在这张单人床上。
图 1 2005-2016年 lnOFDI 和 Per 变化趋势
表2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lnOFDI 均值为8.996，中位数为9.263，标准差为2.198，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存在一定差异性。
8例均行CT平扫，3例行轴扫、3例行冠扫，2例行轴扫及冠扫，使用西门子16排 B型CT扫描仪，轴扫扫描范围自额窦顶部至硬腭，冠状扫描范围自额窦前部至蝶窦后部。管电压120KV，管电流250～300mA,层厚2～3m，层间距2～4mm,骨窗窗宽1800～2000HU，窗位200～400HU，软组织窗宽300～450HU，窗位40～45HU。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对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Pearson系数介于-1和1之间，用于描述两个变量一同变化移动的趋势。当两个变量的线性关系增强时，系数趋于1或-1。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相关性分析
注：*、**、***分別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制度综合表现Per 、腐败控制CC 、政府效率GE 、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PV 、监管质量RQ 、法治规则RL 、话语权与问责制VA 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lnOFDI 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并且除了话语权与问责制VA 外，相关性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东道国制度表现越好，越能吸引我国对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
中国储运：未来英特诺在中国市场会采取哪些措施来进一步稳固和发展在中国市场的地位？英特诺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目标是怎样的？
为降低数据偏度，以使数据得到更好的拟合以及避免异方差等问题，本文对主要宏观变量数据OFDI 、GDP 、SR 等取自然对数。变量间的关系、有关假设及预期符号见表1。
“找我干吗？”看见我，张绍凡一脸警惕，还面露不屑，眼中闪着不可捉摸的神情，让我好生气。但我只能忍着，毕竟我在求她，我希望她能不计前嫌，重新把我当成朋友。被孤立的滋味不好受，没人说话太无聊太无趣了。
自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东道国制度质量的6个细分维度的变量相关性较高，甚至达到0.9以上，因此避免结果受多重共线性干扰，不适合同时出现在一个模型中。进一步采用多重共线性诊断分析模型是否受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干扰，结果显示模型(1)-模型(7)中最大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VIF的均值小于5，表明模型(1)-模型(7)的自变量均不受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干扰。
(三)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模型(7)的F统计量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1)-模型(7)均拒绝待估参数全为0的原假设，即认为制度水平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0.4以上，表明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制度水平、lnGDP 、自然资源丰富程度NR 、高科技水平lnSR 、外贸依存度DOF 能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40%以上的变动。
模型(1)中制度综合表现Per 回归系数为0.4951，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东道国制度综合表现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制度水平提高1个单位，我国对其直接投资水平平均提高0.4951个单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东道国制度水平越高，越能吸引我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因此关于东道国整体制度水平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假设得到验证。模型(2)中腐败控制CC 回归系数为0.2697，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腐败控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中，政府效率GE 回归系数为0.4896，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效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5)中，监管质量RQ 回归系数为0.2432，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监管质量RQ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监管质量水平提高1个单位，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水平平均提高0.2432个单位。模型(4)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PV 、模型(6)法治规则RL 和模型(7)话语权与问责制VA 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PV 、法治规则RL 和话语权与问责制VA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明确。
此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lnGDP 回归系数在模型(1)-模型(7)中均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国倾向投资于市场规模大的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程度NR 回归系数在模型(1)-模型(7)中均显著为正，表明自然资源丰富程度NR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我国倾向于投资自然资源丰富的东道国。高科技水平lnSR 的回归系数在模型(1)-模型(7)均显著为负，表明高科技水平lnSR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原假设未得到验证。原因可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科技水平不高，一方面，高科技水平较低国家，可能会通过吸引外资来发展经济，进而提升高科技水平；另一方面，高科技水平略高的国家，可能出于保护国内高科技产业的需要，而限制外资。外贸依存度DOF 回归系数在模型(1)-模型(7)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吸引我国对其直接投资。
图案是视觉中极具感染力与传播影响力的媒介。广彩瓷装饰图案源于生活，融入东方情趣，随着艺术交融，汇入洛可可风格的活力，生机盎然，雍容华贵。现代的广彩创作，应融入形式美的法则理念，对图案进行简化、重组，将古典美与现代美融合并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凸显时代感。
表 4模型回归结果
(续上表)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遗漏因素可能对本文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影响，在上述计量模型中进一步纳入年份效应Year 以及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因素DIS ，模型设定如下：
lnOFDI it =β 0+β 1Per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β 6DIS it +∑Year+εit
(8)
lnOFDI it =β 0+β 1CC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β 6DIS it +∑Year +ε it
(9)
lnOFDI it =β 0+β 1GE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β 6DIS it +∑Year +ε it
(10)
lnOFDI it =β 0+β 1PV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β 6DIS it +∑Year +ε it
(11)
lnOFDI it =β 0+β 1RQ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β 6DIS it +∑Year +ε it
(12)
lnOFDI it =β 0+β 1RL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β 6DIS it +∑Year +ε it
(13)
lnOFDI it =β 0+β 1VA it +β 2lnGDP it +β 3NR it +β 4lnSR it +β 5DOF it +β 6DIS it +∑Year +ε it
(14)
上式中β i 为待估参数，ε it 为随机扰动项。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稳健性回归结果
(续上表)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制度综合表现Per 、腐败控制CC 、政府效率GE 和监管质量RQ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PV 、法治规则RL 和话语权与问责制VA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与上文结论趋于一致，说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和可靠的。
五 结论与建议
近几年来，我国OFDI快速增长，成为OFDI存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尤其是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迅速提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制度水平以及测量制度水平的6个细分维度指标对我国OFDI的影响程度怎样，相关制度因素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尚无定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深入推进，该主题仍有较大研究价值。本研究结论：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制度环境逐步优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投资规模逐年提升，对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研究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投资规模无论是从流量角度来看还是从存量角度来，都集中在整体制度水平较好的国家，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同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道国整体制度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吸引我国OFDI。6个制度分维度指标中，腐败控制、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均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加倾向于腐败控制水平较好、政府效率较高、监管质量较好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我国OFDI的传统经济动因，如获取更大的市场和自然资源等，也在本文中得以验证。我国OFDI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自然资源丰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水平参差不齐，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制度水平较高，而大多数国家的制度水平处于中等和中等水平以下。在沿线国家制度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我国企业投资项目在当地合法、健康地运作，能够起到正面示范效应，既能推动对当地的投资，也间接起到影响和提升东道国制度水平的作用。
第一面流砂紧实后，等待型砂硬化达到一定强度后，翻箱，第二面填砂紧实，再将床身大端头切出的部分按定位放好，流砂紧实；选择床身最高处放置出气“烟囱”，目的是在浇注过程中消失模汽化产生的气体最终通过此“烟囱”排出，避免发生呛火、炭渣等缺陷。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和深入推进，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个领域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和投资企业逐步健全和完善对外投资风险监控和评估体系，实时准确发布被投资国家的制度水平信息，包括腐败程度、政府效率、政治稳定和不存在暴力、法治规则、监管质量、话语权和问责制等实时数据，为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信息参考。
[参考文献]
[1] 郭杰, 黄保东. 储蓄、 公司治理、 金融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跨国比较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 2010, (2): 76-90.
[2] 冯华. 制度因素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6.
[3] Daude, C., Stein, E..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Economics &Politics , 2007, 19(3): 317-344.
[4] 邓明. 制度距离、 “示范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 (2): 123-135.
[5] 祁春凌, 邹超. 东道国制度质量、 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J]. 当代财经, 2013, (7): 100-110.
[6] 邓新明, 许洋.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 (2): 47-55.
[7] 王恕立, 向姣姣. 制度质量、 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财经研究， 2015, (5): 134-144.
[8]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 2007, 38(4): 499-518.
[9] Ramasamy, B., Yeung, M., Laforet, S..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 2012, 47(1): 17-25.
[10] 陈松, 刘海云. 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 (6): 71-78.
[11] 岳咬兴, 范涛.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J]. 财贸经济, 2014, (6): 69-78.
[12] 韦军亮, 陈漓高. 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09, (3): 53-61.
[13] 钞鹏. 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9(4): 90-95.
[14] 李晓敏, 李春梅.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风险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济逻辑[J]. 当代经济管理, 2016, 38(3): 8-14.
[15] 付韶军. 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国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8, (1): 70-78.
[16] 王培志, 潘辛毅, 张舒悦. 制度因素、 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8, (1): 5-17.
[17] Kaufmann, D., Kraay, A., Mastruzzi, M..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430, 2010.
[18] 王建, 张宏. 东道国政府治理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研究——基于东道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亚太经济, 2011, (1): 127-132.
[19] 王永钦, 杜巨澜, 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 税负和资源禀赋[J]. 经济研究, 2014, (12): 126-142.
[20] 柯淼浩. 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效果研究[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
[21] Egger, P., Winner, H.. Evidence on Corruption as an Incentiv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21(4): 932-952 .
[22] 李猛, 于津平.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11, (6): 63-67.
[23] 易波, 李玉洁. 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 统计与决策, 2012, (4): 154-156.
[24] 李晓敏, 李春梅. 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J]. 东南学术, 2017, (2): 124-131.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Level of Host Country on China ’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WGI Data of Countries Alo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
CHEN Sheng ZHANG Jun-long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nd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DI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 country’s OFDI is influenced by both the investment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 and the host country institution. With the proposal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hina’s OFD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since 2013. What is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What impact will it have on China’s OFDI? Will it promote or hinder it? And how do we respond?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ountries along the “area”, combined with the extended gravity model build a statistical model,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robustness testing empirical analysis process study of overall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six institution dimensions’ influence on China’s OFDI.
Key words :OFDI; institutional level; WGI; One Belt and One Road
[DOI ]10.14007/j.cnki.cjpl.2019.03.004
[引用 方式] 刘广, 刘艺萍. 风险投资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J]. 产经评论, 2019, 10(3): 45-55.
[收稿日期] 2018-09-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机制及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7YJCGJW001，项目负责人：蔡冬青)。
[作者简介] 陈升，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制度与区域经济、经济思想史等；张俊龙，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公司组织运营、社会资本等。
[中图分类号] F832.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298( 2019) 03-0056-11
[责任编辑：戴天仕]
标签：对外直接投资论文; 制度水平论文; 全球治理指标论文; 一带一路论文; 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