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的形象与重建_科学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的形象与重建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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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从总体来看,我国的社会科学,经过几代人百余年的努力,已形成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在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果,引进和消化西方先进文化成果,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包括众多学科在内的庞大学科群体。它已经完成了和正在胜任着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制和新民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使命,以及在当前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任务。目前我国的社会科学正在通过继承、引进和自我创新这三条渠道完善着自己,正在肩负着“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伟大历史使命,正在发扬着自己的优良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义无反顾地向着科学和真理挺进,以此来完善着自我,同时也使自己的形象日趋完美。

一、我国社会科学形象不尽完美的原因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在一般人的心目里我国社会科学的形象远非完美:报考大学的不愿学社会科学,已有的社会科学人才流失严重,许多人不把社会科学视为科学,社会科学的基金和奖励远比不上自然科学,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家的地位还没有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到位。我们认为,我国社会科学这种现状是由多重因素交织造成的。

1.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特性,决定了它的主体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自然而然地也就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偏好,这必然触及一部分人(有时是当局者)的利益,社会科学这种研究的成果,轻则引起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思想与文化的冲突(如讨论、争论等),重则招来发配、劳改、批斗,甚至是杀身之祸。这无形中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在社会科学领域,有权就有理,没有真理可言。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人们普遍信奉一条明哲保身的格言——“莫谈国事”,人们往往对社会科学敬而远之,讳莫如深,这更加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神秘感和恐惧感。历代的“文字狱”,像清末“戊戌六君子”遇害;北洋军阀时期,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被绞死;新军阀时期,著名社会科学学者、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被特务枪击等等,都在向世人昭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命运多舛,比自然科学学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担更多的风险。

2.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广义的政治,然而,政治常被误认为是政府的事、领导人的事,社会科学家与社会科学没有资格参与政治,只能是附属。其实,这里的“政治”含有两重意义:一是指处理国家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包括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阶层内部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二是使国事得以治理。即通过调整各种关系,励精图治,使得国泰民安。这两重含义实质是一致的。关于“政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有过通俗而精辟的论述,他说:“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1页。)可见,政治的使命与前述的社会科学的使命是互含的,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正常的关系应当是这样的:社会科学家研究政治,研究社会,从而取得成果,提出建议,政府及其负责人参考、选择、采纳和执行这些建议,使社会科学家的成果得以实践,国家、国事得以科学治理。就像自然科学中的产品开发与生产一样,而不是相反。

3.由于圣贤崇拜的盲目文化心态的存在,导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缺乏科学的真正品质——反思和怀疑。以理性文化为主流的现代西方文化,事事存疑求证已成了颇为普及的大众思维习惯。而在中国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可以找到怀疑的精神,但主流却是维护圣人和经典的权威,如儒家思想统治中国思想领域长达2000余年,直到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人才开始对孔孟学说产生怀疑,历经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才真正开始了“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然而,毕竟中国的传统思想统治了人们2000余年,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心态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完全消除掉的,缺乏反思与怀疑的科学品质也是难免的。

4.由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一个已达到“顶峰”的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当然就无需要发展,只能学习、宣传和诠释。从事这一工作的社会科学家与社会科学给人的印象只能是吹喇叭、抬轿子。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左”的思想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本本主义”盛行,只要是经典作家说的就不能怀疑,更不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搞所谓“纯而又纯”的马列主义,排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东西,包括西方的新的合理的文化以及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既然不需要研究新情况、吸收新知识,也就不需要创新和发展,仅仅做宣传(往往大部分是歪曲的)工作,正如著名社会科学家于光远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很多理论性文章只是去做解释性工作,把自己理论研究降到仅仅为现行政策做解释的地位。”(注:于光远:《经济科学研究应该受到特别鼓励》,《经济研究》1985年第6期。)这不可能不使理论远离现实,不可能不使人感到单调、乏味。而且在极“左”路线统治下,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另一灾害是“个人崇拜”的泛滥。今天我们知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人民群众斗争实践的结晶。若把毛泽东思想与它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存在隔裂开来,是不科学和不可取的。这样就抹煞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若把毛泽东当成神,也就等于否认了他是一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首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就否定了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当然,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5.在对社会科学的认识上,西方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他们片面强调人文社科学科的非科学性,认为人文社科只是学者们个人的意见、观点和看法,是个人特殊的生命体悟,是不可重复的。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不是科学,也无所谓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它只属于价值性判断。这种把人文社科学科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绝对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价值性的观点,无非是重复了新康德主义以及西方当代解释学的某些错误观点(注:陈先达:《应当重视人文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光明日报》1996年8月3日。)。这一观点的流行,无疑也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科学的形象,这种观点有很大的危害性,其伪科学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观点与我国社会上一度存在的怀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观点不谋而合,它甚至成为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政治上不讲原则,经济上不择手段,怀疑“良心”有无价值的唯我主义的方法论根源。

6.社会科学及其成果效益的潜在性、滞后性,导致有些人怀疑社会科学功能的存在。很明显,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特别是工程科学的成果那样具有看得见、算得出的经济效益,但不能由此就轻率地得出社会科学无价值或不重要的结论来。试想,我国以往的文化经典《周易》、《红楼梦》等价值大还是小,当代的邓小平理论又何止是用价值大小来衡量的。人类社会要想繁荣与和平,只靠物质的丰富是不行的,当年的德国、日本等物质相当发达,但是在精神上受非人道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统治,他们靠先进的武器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5500万人口的死亡和数以万亿美元的财产破坏,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大浩劫。在物质产品的生产上,同样也含有文化的成份,前苏联的工业产品以“傻、大、笨、粗”而著称,其中文化含量太少是主要原因。这里的“文化”就属于非自然科学的范畴,而属于美学、心理学等范畴,而后者又从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因此社会科学无时无处不在显性地或潜在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在客观上要求人们在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上,不能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用小农意识来对待它,而应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历史地观察问题,公正地对待社会科学,还社会科学以本来面目。

二、社会科学形象必须再造

我国社会科学的形象再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亟待解决的、事关全局的历史性任务。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和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提醒人们:“忽视人文,中国将付出极大代价。”(注:《文汇报》1997年4月15日。)所以,我们必须充分注意这一问题,提高社会科学的地位,再造社会科学的形象。其实,在上述诸原因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大量涉及到了形象再造的问题。这里,就几个比较直接的对再造社会科学形象有关的问题作一探讨。

1.自上而下要确立大科学观念,明确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77年就明确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江泽民在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明确指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注:《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科学是一种用逻辑和概念等抽象形式反映世界的学问和方法,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离开科学知识,就不会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发现、认识都需要科学。由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科学是关于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发展规律的学问。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综合。科学的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不能有所偏倚。因此,我们应当大张旗鼓地在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强调这里的“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这一观点,是我们今天应当大力培养和牢牢树立的。

2.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敢于坐冷板凳。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敢于坐冷板凳的人少,而浮躁风气日盛。这一点,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均大量存在。正如我国37位院士在其著名的《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中指出的那样,各种严重违反科学道德的“巴尔的摩事件”在“我国不仅有,而且还不少”(注:《光明日报》1996年1月13日。)。这种现象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大量存在,有的研究生导师心安理得地在学生的论文署名前签上自己的大名,还有的将他人的成果,经改头换面后,以自己的名义出版发表,近来不断有媒介曝光报道。还有的人静不下心来,急于求成,拼凑所谓的“论文”、“著作”,正如丁关根所说:“这些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少,但是有价值、有影响的精品力作不多。群众反映,这个‘辞典’、那个‘全书’,水平高,有价值的也有,但许多是你抄我,我抄你,低水平重复。有的还经常发生知识性、常识性错误,甚至还有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不对头的问题。”(注:丁关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服务》,《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科学及其工作者的形象。因此,在社会科学界,应当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下大功夫,敢于坐冷板凳,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

3.正确认识社会科学工作者“双重人格”的问题。我们知道,社会科学是探索社会现象及其背后的发展规律的,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追求“真、善、美”的。而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人们看到的是,作为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这一“人类灵魂工程师”与常人比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另外,现实社会中,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马列主义研究者、教育者,在某些名利问题上看得重于他人,加之其他不正之风,这往往给人一种印象,搞社科的人的道德情操不见得比常人高尚,有的还很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双重人格”问题。这一点也会导致人们对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偏见。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应有个正确的看法。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是常人,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一般人遇到的问题,他们也同样会遇到。但是,学术问题与实际问题总有一段距离,学术问题有“纯”的特点,而实际问题往往多姿多彩,正如人们常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从这一点上来说,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言行与理论及研究成果要求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将注意力倾注于社会领域的某一方面,他们是专家,而在其他领域往往是欠缺的,或者是不了解的,因此,对他们提过高的要求,也是他们难以胜任的。再次,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道德修养不高的问题,如前面提到的剽窃他人成果以及争名誉和其他不正之风等,这些现象和人确实损害了社会和他人,的确不配做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受到社会的抨击和谴责,但是,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这种人只是极少数,不能因此就否定社会科学和整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满足于现状,而应努力实践自己在学术上追求的“真、善、美”,力争做到学术追求与人生追求的一致性,努力培养自己在学术上崇高的品格,为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塑造更完美的形象。

4.社会科学及其成果管理要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社会科学及其成果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包括课题选定与发布、申报、审查批准、经费的正常使用、学术成果的评比与鉴定等重要环节。目前,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制约和影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甚至是造成社会科学非科学的议论的主要根据。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和经费的申请上,存在着严重不正之风,导致无科研水平和能力,而有“活动”能力的人揽了一大堆科研课题和大量经费。在学术著述的出版上,也是大做手脚,利用国家拨给的经费,经营自己的“有偿稿件”、“买卖书号”,这种浪费人力、物力,败坏学风的做法,早已臭名昭著,但仍远未根绝;书出版后再由作者自己“写”书评,挂他人甚至名人之名再发表,以增进其书的“社会效益”,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厚颜无耻。以上这些做法,无疑在客观上挤占了大量有真才实学学者的经费和空间,因为国家的科研经费以及学术出版物是为他们而设的。真正学术著作出版难就是证明,这不可能不拖国家和民族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后腿,在知识界和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要塑造良好的社会科学形象,这一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建立科学的审查、评比制度、回避制、定量分析法等都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这些好办法、好经验被普遍推广,不用多长时间,社会科学领域必将出现一个令人振奋的局面,这对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5.与自然科学一样,设立全国性的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科协会和国家社会科学委员会。其实这种呼吁一直未断,早在80年代就有专家对此进行呼吁。近来又不断有人呼吁(注:许克敖:《社会科学界的思考与希望》,《瞭望》1988年7月18日,第29期;胡润:《以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为动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1期。)。国际上也有这样的先例,如世界性的社会科学组织早已有之,像诺贝尔奖,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视同仁,其中也包括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等;1973年在亚洲地区就成立了“亚洲社会科学联合会”,该会1997年10月23日在我国北京召开了第十二届大会。

设立全国性的社会科学群众性和官方组织,无疑有利于加强社会科学在全国的交流与发展,便于国家对其实施有效的指导和管理。采取这些措施,无疑是国家和全社会对社会科学重视的一种表现,有利于提高社会科学的地位,有利于改善社会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6.增加社会科学的经济投入,提高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经济地位。要改变“远看像逃难的,近看是进社科院的”这一状况,关键在于国家加大对社会科学的经济投入。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已要求“切实增加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规定财政投入的“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这就需要对“八五”期间的状况应作一调整。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落实。据统计,“八五”期间共完成社科课题1500项,平均资助力度为每项1.2万元,而同期自然科学基金的数字为每项10万元;以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为2.5亿元,而以基础学科见长的北京大学只有6000万元,其中社科经费又只为这6000万的1/10弱,不到600万元(注:潘燕、庄会宁:《关于人文科学现状的思考》,《瞭望》1996年第17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肯定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今天,提高社会科学的投入,对于改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至关重要,这无疑能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和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增强社会科学领域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完善社会科学的形象,也会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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