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全球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政治全球化问题已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在过去5年里， 研究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学者对全球化的规模及其对民族国家、国家主权所造成的影响意见不一。例如，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中，国内的、国外的以及标准的国家制度的概念等传统政治门类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这就使经济全球化、新技术与该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成为国际关系学教材所要探讨的新内容。诚然，全球化确曾令世界发生了变化，国家主权亦因此而转变。对此，人们似乎再无异议。但是，对于全球化究竟对世界政治格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国家主权的转变是否促进了全球化模式的发展，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文考察了新近出现的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各种论著，范围涉及世界政治、人权、人道主义以及电子媒体等领域。强烈拥护全球化的人士认为，世界生产已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国家主权因而受损，但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毋庸置疑，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影响下，世界政治事务的确发生了改变，但国家尚未退出历史舞台。
本文开宗明义地认为：全球化正导致世界政治结构的重组，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主体，新闻网及发展能力均发生了变化，同时，国家的特征亦因此而改变。在这个正发生着转变的时代，仅仅用诸如“国家”关系这类的字眼儿恐怕不足以说明问题。诚如贝利斯（Baylis）和史密斯（Smith ）在《世界政治全球化》一书导论中所言：“国际关系这个术语似乎太绝对了，我们所关注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但我们仍未跳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旧框框。我们认为，城市之间，其他政府之间，抑或是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同等重要。”他们主笔的绪言为全球化补充了一些精彩篇章，诸如环境问题，核扩散、贫穷、难民和联合国等等。如此一来，它很可能会成为国际关系和政治地理学通用的标准教材。该书将有关全球化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不仅仅涉及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争论同本体、权威、社会生态学等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最近，越来越多的作者在其著作中暗示应当讲授和研究政治地理学以及国际关系学，这也不足为奇。他们承认，各个次级学术领域越来越像是连接点，而不似固定的讲坛。贝利斯和史密斯在其主编的著作中提到了一些杰出的作者，同时也对诸如全球化、主权以及选择恰当的个案研究进行了严谨的评价。其他作者也卓有见地地将国际关系中的学术争论同冷战后处于转变中的政治地理学联系起来。1996～1997年出现的力作有简·斯库特（Jan Scholte ）的《全球化：一个严肃的绪言》和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的《认识国际关系》， 这两部书对国际关系学的一些主要争论加以巧妙地概括，并将它们与冷战结束和对全球化的审慎评估结合起来看待。
一、全球化与世界政治
琳达·魏斯（Linda Weiss ）在其新作《无能政府的神话》一书中明确指出，许多正统的全球化主义者夸大了国家对内权力的丧失和国家经济的解体。然而，面临跨国市场和自由公司的冲击，国家权威确实经历了迅速的转变。有学者认为，国家越来越无法对这些市场和公司施加影响了。但魏斯反对这种观念。她及其他批评家认为，世界经济已日益变得国际化而非全球化。同夏斯特（Hirst）及汤普森（Thompson ）对经济全球化所作的评论相比，魏斯更关注的是，在这个国际化的经济体系内，国家的能力与以往是不同的，国家权力业已削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魏斯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经济国际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伴随着各国间基于各自储蓄水平、投资水平、政治影响以及相对有利条件之上的金融和商业流动的影响能力，他们越来越各有千秋。在这个调查中，魏斯赞同夏斯特及汤普森的观点，即国家经济不再像1914年以前那样依靠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了。直到最近，日本和韩国因其能够影响战后国际经济转变所带来的投资机遇而取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但是，也有些国家和地区，如南部撒哈拉非洲，在世界经济的不平等贸易流动、结构调整及投资中， 仍处于不利的地位。 联合国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证实：随着世界银行提供贷款和信贷的减少，其对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的援助也随之下降。新兴的借款地理学愈来愈将非洲孤立并排挤到一边，这与中、东欧各国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经济生产的全球化乃至国际化不仅意味着南北差异局面没有被打破，且还表明，共产主义在东欧的覆灭并未给南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好处。在世界贸易中，北方国家贸易额的百分比从1970年的81%增至1989年的84%。在南方国家中，出现了一股抵制全球化的潮流，起初是诅咒由西方发起的经济全球主义，继而又积极反对各种跨国组织和市场经济。保罗·卢特李齐（Paul Routledge）对南亚和墨西哥的抵制运动（如萨巴塔运动）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区域性的抵制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发展政策与全球经济的发展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确定的。
近来，学者们不断地修正对经济全球化的看法。这表明，我们对全球化与世界政治之间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本世纪后半期，产品、人员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呈上升态势，对国家主权和国际政治体系产生了影响。虽然国家的权力仍然存在，但人们普遍认为，国家主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而受到损害。全球政治的直接后果至少是国家领土被固定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全球背景之中。
全球政治和国际法领域的权威理查德·弗克（Richard Falk）认为，在许多方面，领土主权已被严重削弱，甚至连国家控制和保护社会内部生活的能力也被毁掉了。相反，非国家组织或个人的权力却日益增长，并影响世界秩序的形成。这种权威的削弱已在经济管理中体现出来，许多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的经济主权已受制于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机构所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在所谓的发达国家中，常常能听到政界和商界首脑们警告说：国家经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外市场和国际金融体系。这种转变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秩序，这对基于民族国家占先、世俗政治文化，地域化主权和推测西方将优于非西方世界的当代世界秩序提出了质疑。
全球化的展开导致了国家权力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组和重新界定。有证据表明，国家、居民、国家地域间的关系在面临跨国界流动、非地域市场和新政治文化区时发生了变化。据认为，从全球投机商到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频繁活动，使国家的权力日益被架空，同时，国家权力试图通过控制移民和规则财政来重树权威。罗伯特·乔克逊（RobertJockson）等观点更为极端的人士认为， 所有的国家正日渐显得徒有虚名，甚至在自己领土内行使影响和控制事务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
相比较而言，现实主义者主张，政治全球化实际上被夸大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语言和形象继续在他们的著作中居于主导地位。最近，亨廷顿继《文明的冲突》之后，思考的主题以国家为中心，关心的是如何恢复地缘政治的稳定，而非未来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如何组织。亨氏认为，下世纪人类相互分庭抗礼的首要因素来自于文化或文明领域。《文明的冲突》一书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来讲，文化战将有可能成为冷战后新的危险之源。同“历史终结论”一样，亨廷顿关于“文明间的冲突将取代国家间的冲突”的预测已引起了美国和世界较多人士的极大兴趣。
然而，“文明冲突论”因其理论的贫乏，政治上的保守和文化上的偏见，遭到了吹毛求疵的理论家们的大肆攻诘。他们认为，亨廷顿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过于主观，不留余地，甚至连对这个星球上的政治生活的本质进行反思也不可能。劳伯·沃克（Rob Walker）和理查德·弗克均认为，即便全球化会有损于国家间形成的体系，但还是有可能谋求创造一个全球新秩序，这个新秩序应当尊重人权、保护环境、对社会上最弱小群体的文化和经济权利加以保护，而且还要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些关于世界秩序的建议中，有许多要么是政治观点模糊不清，要么是高估了非国家主体。但是，这些建议至少都承认，国家在相互依存、纷繁复杂且又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失去了昔日的中心地位。
在国际关系学及相关学科的著作中，有关所谓的世界政治全球化的争论屡见不鲜。大卫·海尔德（David Held）的有关世界大同主义及全球民主的论述颇引人注目，值得加以详述。在这个金融流动以及出现超地域权威的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的调整对民主国家的影响是相当重大的。全球公民权和民主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一系列事件以及联合国、绿色和平组织、里约高级会议等团体促成的，而社会生态学及和平组织使人们知道了个人和集体代表他人行事的程度。然而，大卫·海尔德为后国家时代公民权的概念作了调查，他警告人们不要设想全球化会给管理带来多少民主气息。所有主要的社会、政治实体和机构，从国家、市场到全球社会市场，均遇到了所谓的民主匮乏现象。这表明，大众参与、上下沟通、公开讨论和责任义务均是受限制的。因此，海尔德和约翰·顿（John Dunn ）等理论家号召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理论研究应当重视对民主的反思。
二、人权会全球化吗？
卡洛斯·圣地亚哥·希诺（Carlos Santiago Hino）对1985年阿根廷审判军人滥施暴力侵犯人权案件的叙述，虽不算惊人但仍够刺激。其情节如此之严重，以致于仅仅用“罪恶”这种字眼根本不足以说明问题。作为劳·阿方辛（Raul Alfonsin）总统的特别顾问， 希诺可以直接接触在阿根廷进行的人权案审判的全过程。他调查了那些可耻的将军在20世纪70年代是如何通过立法，以宽恕自己在随后那场肮脏的战争中侵犯人权的行径。成百上千的男女未经审讯即遭受严刑拷打、绑架、敲诈勒索，甚至被处死。70年代军事独裁的前提是，阿根廷社会正遭受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和国内教会及工会等组织的威胁。而该政府的领袖们则利用法制来为其暴政张目。《龌龊的审判》一书令人费解地叙述了民主政治的领导者们是如何被迫决定是否起诉这些领袖，因为那些实施犯罪的官员声称他们只不过是依法行事。当阿方辛政府废除了1983～1984年间的自赦法时，对侵犯人权者的最终判决仍不失为一个小胜。
希诺强调指出，要对政治领导人和国际律师们侵犯人权的行为作冷静评价决非易事。有时候，不但人权词汇不足以记录侵犯人权的程度，而且国内和国际审判也没有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的完整记录。10年后的今天，也很难保证全球范围的人权不受侵犯。
同时，新女权主义者简·金迪·皮特曼（Jan Jindy Pettman ）在谈论国际政治时提醒我们，人权和国际法是有性别歧视的。她在《世界妇女》中撰文指出，妇女在许多险境中（如在家庭内的暴力中）是软弱无助的。在绝大多数国家，这些问题不属于法律制度的管辖范围，因为它们不被视为“公共”行为。
最近，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司法信任危机。在英国，对色拉非诺魏茨（Serafinowicz）——曾被怀疑为纳粹战犯——的审判，因为他太脆弱，无法面对对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在卢旺达， 1994 ～1995年的部族屠杀后的人权审判的提议受阻。更至最近，英国工党政府在对外政策中提出人权议事日程曾因1997年8月的一条消息而搁浅。 这条消息是， 前保守党政府执政时， 曾不顾人权运动者和国内工党的反对签订了向印尼提供空间武器的合同，有16架鹰式飞机和300 辆装甲车不久将运抵印尼。199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东帝汶天主教会领袖贝罗主教（Belo）在早些时候就奉劝英国要重新考虑其与印尼的联合防御问题，因为英制飞机和战车将被用于军事侵略行动。据国际特赦委员会估计，自印尼安全部队1975年非法入侵东帝汶以来，至少有20万人丧生。
国际社会在保护东帝汶、卢旺达甚或波黑人权的失败已成为所谓的人权外交全球化的主旋律。不列颠及诸如联合国之类全球机构寻求人权提案的努力明显是失败的，人道主义维和行动屡屡无功而返亦是不足为怪的。譬如，1992～1993年联合国在索马里倒霉的行动表明了人权行动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失败，因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无法保护政府内部冲突中的受害者。
人道主义干涉已成为全球政治与人权领域争论的一个主要话题。在这些讨论之中，有一个悖论：在以国家主权和非干涉的协定为原则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怎样才能使人道主义干涉合法化呢？自1945年以来，这类事情即已被联合国和诸如《1948年种族屠杀协定》之类的协定所授权。这股新的人权宪章和协议浪潮改变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然而，冷战结束后，军事及非军事干涉的原则在大规模侵犯人权、战争及饥荒面前已发生了改变。尽管经常因明显的道义原因而急需干涉，但就这种干涉方式的是是非非，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据在前南与卢旺达获得的经验可知，人道主义干涉决不仅限于武力的使用、电视媒体的影响以及诸如红十字会等非政府因素的作用，人道主义干涉必须明确界定它的作用与范围。尽管跨国人道组织的努力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但在波黑、安哥拉和利比里亚等地的干涉行动缺乏一致的意见，故人道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前途渺茫。目前仍有难题尚待解决。诸如，在一个极端不平等且对人权和人道主义观念看法多样的世界里，怎样评价灾难的本质和程度？
三、有线新闻网因素、媒体和世界政治
法国建筑师、社会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在他新近被翻译成英文的《自由的速度》一书中，又重提速度、技术、理解力和监督管理的主题。在《开放的天空》一书中，他对通讯交流和管理的实录技术给全球的社会、政治、生态及文化造成的破坏，进行了激烈的口诛笔伐。随着其早期作品诸如《速度与政治》和《战争与电影》的问世，在有关信息高速公路和因特网时代电子媒体和政治权力操纵视听的争论中，速度与政治控制问题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正如他在《开放的天空》一书的导言中所指出的：“我们将不得不很快适应电讯实况所造成的表情扭曲。利用这种方法，原来的一切将变形到屏幕框架之中，光电子正取代望远镜的光学。”这也是对时空压缩所产生的感观上的离奇的影响从地理学角度进行的叙述，其中涉及地理空间、想象、距离和全球化。时间的控制和分配（时间政治）又一次取代了地域控制和分配（地缘政治），成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条件下的关键因素。他抵制这种技术的发展，并提出一个激进的计划，即通过积极的抗议和破坏社会生活的光学技术来反对媒体的监督权。他的确作了许多工作，出言也颇为惊人，其中不乏大量对后现代生活的洞察和概括。
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看，可以说，维利里奥的工作对研究电子媒体给全球政治形势带来的影响是大为有益的。地域差异的崩溃已将其他条件带入我们的生活空间（主要是在西方国家）。每天，我们都可以通过电视屏幕获得大量别国的信息。很显然，我们对各地区或是对危险的接触日益受电视报导的影响。
最近，
英国国防秘书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指出，电视画面中有关某地受灾或生活困苦的报道，在影响各国或国际组织作倾向性决定时显得尤为重要。在罗伯逊看来，电视报道对决策过程具有明显影响。然而，最近国际社会对前南的反应以及对波黑战争的电视报道又使人们对他的看法表示怀疑。许多学者都对此提出质疑：尽管早已有大量该地饱受战乱之苦的电视和报刊的图像报道，但为什么国际社会要花上两年半的时间才决定采取行动以结束波黑的流血冲突。早在1995年，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曾经断言：有线新闻网（CNN）是安理会有影响力的第16个成员。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说法，那么上面这种情况似乎就更令人吃惊了。
最近的研究已凸现出电视媒体对广大观众了解全球政治具有的重大作用。史蒂夫·李文斯顿（Steve Livingston ）和尼克·高达（ Nik Gowing ）等研究媒体的学者和新闻记者也谈到对政治和社会的实况报导的发展状况。在媒体研究和有关CNN各组成要素的相关学科中， 对媒体的作用仍有颇多争议。如果电视图像真的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那么它必定要通过三种可能的方式：1.加速政策的制定过程；2.作为议事日程安排的代理人，规定特定政策的倾向；3.利用诋毁公众对特定行动的支持来阻挠对外政策。
人们普遍认为，反映战争和人道主义灾难的媒体画面正从根本上改变着政府对特殊地区的反应。但是，通过对媒体最近关于人道主义危机的报道进行审慎分析之后，这种看法遭到了公众舆论的批驳。李文斯顿深入研究了与1992年索马里危机相关的媒体报道，通过大量的内容分析及采访新闻记者和新闻经理，最后得出结论，即电视新闻报导只能遵循外交的及官僚的干预决策而行事。
对特殊事件及地区的媒体报导能否产生出全新的、超越国界和洲际体系等固定联盟之外的人道主义政治文化，这一点仍有待评价。最近的研究对电视画面能够产生特殊反应的问题提出了许多质疑，因此有理由认为：媒体不仅是不可预知的，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受其他影响世界政治的各种因素的左右，诸如冷战的结束和联合国重组等因素。
四、结论
政治地理学和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正在取得令人激动的研究成果，涉及全球化的各个层面，从关于主权终结的争论到全球公有地如南极洲、地球大气层以及海底的管理等。环境问题全球化已经表明保证各主要国家合作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有关国家主权将被消蚀殆尽的论调似乎略显估计得过了头。由此看来，《全球变暖与全球政治》一书及对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会议的严密分析昭示人们，环境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国家权力的崩溃。
然而，世界政治全球化必须放在目前关于全球化规模和重要性的争论的大背景下来考虑。绝大多数研究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地理学的人士一致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然而，对于国家权力与超地域关系的含义，尚需正确估价。此外，诚如约翰·埃仑（John Allen）和格拉汉·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最近谈到经济全球化时所警告的那样，无论我们考虑用什么来作为全球化的象征，都将影响我们的特殊发现，所以我们的参考术语需要仔细界定。
（摘自英国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