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改革能调整区域差异和节能减排吗？——动态多区域CGE模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节能论文,模型论文,差异论文,资源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利用和开发程度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早期学者主张采用科技手段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如拉姆塞(Ramsey,1927)在分析资源最优开采路径时，认为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实现资源长期合理利用，随着制度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不断演化和融合，学界开始从制度层面研究资源配置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影响，如庇古(Pigou,1950)通过根据污染危害程度征税，用税收平衡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距。根据“时间倾斜”理论，资源税政策变化可以影响资源的时间分布，资源税政策对控制和调节资源使用发挥的积极作用已形成共识。
国内很早就注意到我国现行资源税政策的不足，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深入，资源税改革逐渐被提到议事日程，并成为关注焦点。学界对资源税改革方案存在许多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认为应取消资源税，如刘劲松(2005)、流程(2006)等；第二，主张将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形成新的资源税税种，如王广成(2002)、龚辉文(2002)和肖兴志(2006)等；第三，在原有税费并存的上重新设计资源税收制度，如殷强(2009)、刘晔(2010)、张亚明(2010)、宋馨(2010)和周艳(2011)等。但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资源税改革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且研究内容较为单一，且与区域协调发展和节能减排联系较少，极大限制了资源税改革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大多采用全球化模型或者国家层面模型研究资源环境相关政策，研究焦点多集中于政策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如塔里克(Tarek Ghalwash,2007)、吉瓦尔什(Céline Guivarch,2009)、辛西娅(C.Y.Cynthia Lin,2009)、桑丘(Ferran Sancho,2010)、斯特纳(Thomas Sterner,2012)、金永德(Young-Duk Kim,2011)等；同时也有学者采用大规模CGE模型分析资源环境政策对气候的影响，如王克(Ke Wang,2009)、戴寒成(Hancheng Dai,2011)等；但学者采用区域化研究的方法较少，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区域具体情况差异较大，多区域模型构建较为复杂，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区域数据获取较为困难，且统计口径差异较大，数据处理难度大。相比较而言，目前我国国内对资源环境政策研究处于国家层面，如王韬(2004)、王灿(2005)、于娟(2007)等，仅有少数学者进行区域政策分析，如金艳鸣、雷明、黄涛(2007)等曾分析中国广东、贵州和其他地区的环境税，提出差异化环境政策的设想，何建武(2009)等认为政策同质性将导致碳排放强度高的省份福利损失大，并拉大区域差异；在方法选择上，国内学界多采用大规模整体CGE模型，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气候变化、碳税、燃油税以及环境税等方面，如胡宗义(2007)、庞军(2008)、姚昕(2010)、夏传文(2010)、林伯强(2012)等学者。目前对区域影响研究的分析模型较少，且难以反映出政策变化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影响，也缺乏对资源税领域差异化研究。
鉴于我国资源税改革现状和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从资源税政策和区域发展协同角度，突破了传统区域划分，将我国分为不同区域，以石油资源为对象，分析资源税改革对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资源税改革与区域发展和节能减排相联系，将协调区域差异和促进节能减排作为资源税改革的重要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了资源税改革的政策内涵；第二，构建动态多区域CGE模型，将区域差异和节能减排等因素引入资源税改革研究中，有效弥补传统研究的不足，更加科学的定量分析资源税改革效应；第三，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文以石油资源为对象，并运用动态多区域CGE进行模拟分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管理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分别为：第二部分，在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构建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深入剖析模型实用性和特点，构建模块结构以及主要模块，设计模型动态化方法和过程，形成模型的主体结构；第三部分，选取本文的模拟研究对象，并选择基础数据来源，整理形成模型的基础数据库，并对重要变量进行定义和计算；第四部分，运用GAMS软件模拟计算，并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和说明；第五部分，总结本文，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构建
(一)模型适用性和特点
动态多区域CGE模型重点在于研究区域间的资源要素流动使区域重要资源价格变化，并对其他区域产生波及影响，获得相应反馈。在模型中，按照经济发展不同将行政区域整合为八个区域，突破了传统“东部-中部-西部”或“东-中-西-东北”等不同区域划分，更好的反应出资源政策对资源禀赋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影响，增强政策分析科学性和准确性。
模型有以下特点：(1)参与主体区域性分布特征明显，其行为受到自身资源禀赋差异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2)区域间联系紧密，模型通过劳动、资本和资源等要素流动刻画区域间流动过程，其中，劳动和资本要素为完全替代，重要资源要素为不完全替代；(3)技术水平提高和人口增长率相对稳定，经济增长主要通过重要资源投入驱动；(4)资源价格主要由资源自身价值和资源税费成本构成，资源自身价值相对不变，受资源税影响。
(二)动态多区域CGE模型结构
动态多区域CGE模型包括要素投入与产出、价格、区域间贸易、资源和环境等模块；模型存在政府、代表性区域和消费者等经济主体；模型包括劳动、资本和资源三类生产要素。
1.要素投入与产出模块。要素投入与产出模块包括要素投入和产品产出两部分组成，其中要素投入包括资源、资本和劳动基本要素。假设经济部门生产建立在资源消耗基础上，生产技术特征为规模报酬不变，服从于Leontief/CES函数；产品产出由增加值和中间投入两部分构成。生产者通过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形成产出，并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系统产生影响；总产出由增加值和中间投入两部分构成，服从Leontief函数，总增加值生产类型属于Cobb-Douglas型，资源投入属于CES型。
2.价格模块。价格模块将资源税改革与相关价格的变化情况相联系，并形成价格体系，从而描述政策调整后产品价格变化情况。在不同生产地和消费地，资源具有不完全替代性，资源税作为外生变量，独立于其他价格和非价格变量。产成品价格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而形成，影响因素包括资源成本、劳动、资金、资源恢复成本、污染成本、资源税等。
3.区域间贸易模块
区域间贸易包括区域间资源调入和调出、区域内资源要素需求和供给。模型将总需求分为对区域内生产的资源需求、区域间调入需求，本文采用Amington方程，以CES函数形式表示，资源价格采用Amington方程价格表示，它为区域内生产的资源价格和区域际调出资源价格的CES合成。对区域间调出资源，采用CET转换函数，在一定转换弹性下生产者根据市场相对价格决定各市场供给量。
4.资源和环境模块
本文采用“损耗法”核算资源和环境消耗，将资源损耗看成资源账户的折旧，核算资源净损耗的价值量，资源总价值的净变动等于当年资源减少价值量和增加价值量之和。在环境模块中，对环境污染成本进行核算，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应包括中间投入过程中的污染排放量、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量和消费过程中污染排放量。环境账户储蓄为环境污染治理费和污染物排放量的差额。环境污染治理费指政府收取并应用于环境治理污染排放费，影响排污费因素包括总产出污染程度、污染物排放费、污染物排放超标率和污染物排放超标收费等；污染物排放量指污染治理所需的成本，包括中间投入、生产和消费时排放污染物总量以及排放污染物污染强度等，同时环境治理进一步改善环境，使社会福利得到很好的改善。
(三)模型动态化
通过资源税政策和资源要素变化驱动，多区域动态CGE模型采用跨期动态机制，实现模型的动态化过程，模型的动态化是指在研究资源税改革时，在静态模型均衡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动态递推的时间因素，反映资源政策的动态变化过程。
本文增加资源价格改革动态化过程，分析不同区域相关指标变化，实现多区域动态CGE模型的动态化。模型通过引入资源价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税方式调整将模型动态化，在生产要素使用方面，将资源作为一个独立于劳动、资本之外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和使用成本挂钩更加紧密，使资源价格成为体现资源价值的市场价格信号。
本文通过动态递推方程描述模型的动态化过程，即下期的资源投入由当前资源投入价值和给定的资源恢复比例实现，而资源价值由资源价格和资源总量共同决定，则资源价格受资源计税方式影响，资源总量取决于本期资源存量和上一期的资源恢复量。资源价值动态递推方程为：
三、样本选择和基础数据的选取
(一)样本选择
石油资源是我国重要战略资源之一，近10年国内石油资源消耗以7％的年均增速增长，2011年达到4.9亿吨，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石油资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已达到56.5％，石油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鉴于石油资源在我国的重要战略地位和目前供需现状，本文选择石油资源为例进行研究。
依据区域空间和规模、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发展面临问题相似性等因素，参考国务院《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将中国分为八个区域，分别为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和西北等，见表1：
(二)模型的基础数据
在模型中，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以下简称SAM表)和投入产出表部门存在相应的对应关系，对投入产出表中没有直接对应部门和缺少相关数据的，借鉴联合国产业分类法收集并整理到SAM表。SAM表和投入产出表部门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
社会核算矩阵是建立在投入产出分析基础上，朗德(Jeffery.I.Round)首先将SAM表定义为“一种单式记账的核算体系，矩阵中行和列代表宏观账户，行记录收入，列记录支出”。但更被广泛接受的是来联合国的定义，1993年联合国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中将SAM表定义为“以矩阵形式表示的SNA账户，刻画了供给表、使用表和部门账户之间关系，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的各种关系”。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尝试将资源和环境等计量和核算问题纳入到广义经济系统中，逐步将SAM表应用于资源和环境分析。在本文中，SAM表作为动态多区域CGE模型的数据基础，必须对SAM表进行扩展，将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其中，形成全新的社会核算矩阵，即资源环境SAM表。
资源环境SAM表的每个账户都遵循收支平衡原则，其收入等于相应账户的支出，从而实现收支均衡。在资源环境SAM表中建立复合核算结构中相关的“复合流量账户”(Leontief,1971)，既包括资源、经济和环境系统货币形式体现的货币核算账户，又体现资源投入、恢复和环境投入、治理的是实物核算账户。对资源环境SAM表中不同数据来源差异，本文采用了交叉熵方法，用Shannon值来解决来源不同信息的冲突，进行调平处理。
由于引入资源和环境模块，相应的社会核算矩阵也必须增加资源和环境等基础数据内容，使基础数据和模块保持一致。资源和环境核算包括产品和活动类、要素类、收入支出类和储蓄投资类等核算，其中，(1)产品和活动类包含产品、生产活动、资源恢复和环境治理等账户，本文在传统的资源产品和生产账户的基础上，增加了资源恢复和污染治理等账户，用来反映资源使用、恢复和环境污染治理的价值核算；(2)要素类包含劳动、资源和资本等账户，本文将资源从传统的生产要素中独立分离出，在资源实物核算的基础上，对作为要素形式的资源进行价值核算，从而将资源的投入产出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去，更加客观的看待资源投入产出对社会的贡献程度；(3)收入支出类包括居民、部门和政府等3类账户，这三类账户作为收入支出的载体，彼此之间彼此联系，又相互独立，形成网络化、系统化的收入支出结构，同时政府通过资源补偿方式用于资源补偿和恢复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等方面；(4)储蓄投资类包括储蓄和投资等账户，由于假设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本文只考虑储蓄的情况，将各经济主体收入支出后的余额存入到储蓄账户，即投资账户。
资源环境SAM表具体包括产品、活动、要素、政府、部门、居民、储蓄等账户内容。
产品账户记录产品的形成和流动过程，主要源于活动账户中的生产活动子账户，其收入来源于出售到活动账户中间投入的产品，出售给居民、部门和政府的产品获得的收益；其支出包括活动账户中劳动、资金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购买以及政府收取的相关税费。
活动账户记录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系统中的各种活动情况，包括生产活动、资源恢复和环境污染治理等子账户，其中，生产活动收入通过将产品销售到商品账户实现，其支出为中间投入、生产要素和相关税费的总和；资源恢复收入通过资源恢复量的价值体现，对于可再生资源通过自然资源的积累实现资源恢复，对不可再生资源通过异地更新等方式实现资源恢复，其支出等于为资源恢复而发生的资本投入；环境污染治理收入通过环境资源恢复量的价值体现，即通过环境治理后的按排污费标准计量减排物价值总量，其支出为环境治理的资本投入总额。活动账户的总收入为生产活动收入、资源恢复收入和环境污染治理收入的总和，而活动账户的总支出为生产活动的支出、资源恢复的支出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支出总和。
要素账户记录了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初始要素的收入形成和流动去向，其收入指生产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产品增加值，支出包括工资支出、资本价值回报和投入资源的价值。
收入支出包括政府、居民和部门三类。政府收入主要指政府的各种税费收入总和，而政府支出主要指资源税政策调整后发生的相关资源补偿支出。政府收支盈余部分通过政府储蓄形式转移到储蓄账户上。居民收入来源于工资收入和资源补偿收入，而居民支出包括产品消费支出和相关税费的支出。居民收支盈余部门通过居民储蓄形式转移到储蓄账户上。部门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第二产业具体划分为资源生产产业、高耗能产业和其他产业，部门收支盈余通过部门储蓄转移到储蓄账户上。
储蓄账户记录了投资储蓄的发生和运行状况，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部门储蓄和政府储蓄等，其支出表现为投资。
(三)差别石油资源税政策场景设计
在本文中，所设计的差别资源税税率是建立在传统同一资源税税率基础上，根据地区差异进行划分和设计，针对同一资源课税对象，在不同地区实行高低不同的税率，与以往的同一资源税率设计和发挥的相关作用相比，差别资源税税率具有更好的调节不同地区之间级差收入的作用。在我国现在的资源税中，一些重要自然资源开采(如煤炭非统配矿)，采用地区差别资源税率设计，这种税率设计能适应不同地区同一自然资源课税对象，因质量、开采成本、价格以及地区经济水平等差别所形成的利润高低悬殊情况，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
模型模拟的基期为2010年，模拟期为2020年，模拟期内采用差别税率，如表3所示。
2010年，国务院决定在新疆进行资源税改革试点，将征税方式改为从价征税，并将税率确定为5％，国内专家和相关部门预期理想的资源税税率设计在5％～8％区间；而大多数发达国家，资源税税率均在10％左右，如澳大利亚的资源税税率在9％以上。结合资源税改革实践、国内外学者对资源税税率的预期和国外发达国家采用的资源税税率以及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程度，本文分别设计12％、8％和5％的税率，根据不同区域特征，赋予不同的资源税税率，使资源税税率设计更加符合相关区域的实际发展情况，从而有利于资源税改革的推行。
四、模拟结果和分析
(一)社会经济影响。
在政策设计中，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发达区域设置较高的税率，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区域GDP受到负面影响较大，分别为-1.06％、-1.28％和-1.32％，这些区域社会经济发达，对石油资源需求较大，石油资源税负增加会增加相关产业成本，且自身石油资源禀赋有限，需要从其他区域调入，总产出受到影响；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和西南等区域GDP受负面影响较小，西北和东北的GDP则成为石油资源税受益区域，其原因在于相关地区石油资源禀赋优越，且自身社会经济对石油需求较少，加之较低的石油资源税负，对西北地区GDP有1.86％的正向促进作用。
(二)区域差异和产业产出的影响。
政策设计对相关产业产出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变化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政模拟结果中，整体而言，石油资源税税率较高的区域总产出有所减少，其他区域(如西南)受影响较小；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总产出受石油资源税改革影响较小，第二产业总产出受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区域，影响幅度分别达到-7.24％、-8.16％和-8.42％。就资源生产产业和高能耗产业而言，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区域石油资源税税率较高，相应的资源生产和高能耗产业产出受到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其中资源生产产业产出分别下降为-2.05％、-1.22％、-1.19％，高能耗产业产出分别下降-13.45％、-13.69％和-13.11％。具体结果见表5。
(三)节能减排影响。
差异石油资源税率设置高的区域资源利用效率会提高，减排效果得到一定程度控制。在石油资源税税率设置最高的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区域节能减排效果最明显，其中，单位GDP能耗将分别下降-9.10％、-10.07％和-10.16％，能源技术效率将分别提高4.84％、4.62％和4.19％；主要污染物排放也将有大幅度下降，仅CO[,2]排放强度将分别下降-14.19％、-15.38％和-15.98％。在税率设置较低的西北区域，节能减排压力也有所缓解，但远低于税率高的区域，见表6所示。
就碳排放而言，高资源税税率设置(12％)对各区域产生较明显抑制作用，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区域碳排放下降幅度在15％左右，在西北等区域碳排放最低降幅也在6％以上。
五、结语
本文构建动态多区域CGE模型，以石油资源为对象，研究资源税计税方式变化规律，并分析不同资源税计税标准对社会经济和区域资源环境发展的影响，探讨资源税改革的现实路径。研究发现：(1)差异化的资源税率设置对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负面影响较大，而对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和西南等区域GDP受负面影响较小；(2)资源税政策设计对相关产业产出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变化也存在较大差异，资源税率设置对调整相关区域产业结构和缩小区域差异起到积极的作用；(3)差异资源税率设置对资源和环境系统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其中税率设置高的区域资源利用效率会提高，减排效果也会得到一定控制。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更好的挖掘资源税改革内涵和发挥资源税的作用，本文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要选择适度的整体税负水平，减少资源税改革对社会经济冲击。由于资源税率是构成资源性产品价格的重要部分，整体税负水平变化会使基础性产品发生波动，直接影响价格指数，并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效应，如实行过高的税负水平不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建议采用适中的税负水平，减少资源税负整体上扬对社会经济的冲击；(2)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设置不同资源税率。不同资源税率设计，尤其是经济发达区域设计较高的资源税率(12％)，可以适度控制相关区域的能源供需，逐步转变产业增长模式，而在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设置较低资源税率(5％)可以扶持相关产业，协调相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差异；(3)进一步挖掘资源税的内涵和改革范围，将资源税改革与社会经济、区域差异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实行差异化的改革有效减少资源消费负外部性，提高环境福利。
本文研究还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对不同类型资源税率设置对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系统影响的存在差异性和其深层次原因分析，以及影响资源税改革方案设计的相关因素和作用机制，这也是今后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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