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结构主义与中国文论的相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文论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法国和西方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发端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于60年代在欧美勃兴的重要跨学科思潮，它把一切文化现象都视为符号加以分析，几乎在所有人文学科和一部分自然科学领域中构成了重大影响。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文学思想和批评开始“向内转”，内部形式问题成为批评的核心，一批学者试图以语言学的模式发现文学的科学规律，这就是所谓“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文论是西方文论史上一次重大转型，法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列维-斯特劳斯①、罗兰·巴特、托多洛夫、格雷马斯、热奈特等众多理论家和批评家。与传统文论相比，结构主义文论有如下特点：
1）科学主义和内部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是西方文学自二十世纪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科学化”尝试，当时的结构主义先锋学者试图抛弃带有主观色彩的“文学批评”，而成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结构主义诗学所要研究的是文学的深层规律，而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现象，更不是对作品价值的判断和阐释。换句话说，结构主义诗学要研究文学的“语言”（langue）而不是文学的言语（paroles），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使文学作品成为可能的编码和条件，结构主义文论家的主要目标是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普遍化的适用性。结构主义文论积极吸收其它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心理学甚至数学，体现出强烈的科学雄心，其方法也表现出显著的跨学科性。巴特在《批评与真理》中说：“必须重新分配文学科学的对象。作家、作品仅仅只是以语言为视野的分析的起步而已：不可能有关于但丁、莎士比亚或拉辛的科学，而只可能有关于话语的科学。这门科学根据它所处理的符号，有很多广泛的领域……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学文本提供给客观分析作为材料，但是很明显这些分析将留下很大一堆废料。这个废料就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作品中的主要内容（个人的天才、艺术、人性），除非我们对研究神话还有兴趣。” （Barthes：42-43）文学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发生了彻底的翻转，由于科学所要求的普遍化和客观化，在传统文学中最重要的价值判断被取消或者被回避，经典作品与普通的文学写作对于作为科学的材料来说没有高低之分，因此结构主义文论家的研究对象常常是原来被认为价值较低的通俗文学。例如巴特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重要论文《叙事的结构分析导论》所研究的就是通俗小说②。《交流》杂志的第8期在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这期刊物的论文的研究对象却是邦德的电影和小说，新闻稿和电影的叙事③。
与此相应，结构主义文论家对当时在大学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史研究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后者所关注的作家及其生活是零乱的和无意义的，文学史家的渊博知识虽然客观，但是只有实证性而无无科学性。他们认为文学史缺少方法意识，只是使用常识的推理而已。结构主义文论则以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许多超越常识的命题，安托万·贡巴尼翁在《理论的精灵》④ 一书中就把六、七十年代的文论描述为理论与常识的斗争。根据朗松的规划，文学史试图采用社会学和丰富的历史知识来实现文学批评的实证主义，而结构主义则否定了这些外部知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转而把文学问题限定在文学语言内部，忽略文学的所指，探索能指的规律。
2）反人文主义
六十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对传统的人文主义提出了强烈质疑，福柯在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后，宣告“人已死”⑤。这并不是说结构主义者缺乏对人的关心，或者说在伦理上不尊重人的价值，而是说通过对文化和意义问题的研究，否定了个人主体是解释文化和意义的出发点。伊格尔顿说：“结构主义是‘反人本主义的’（anti- humanist），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提倡者抢走孩子们的糖果，而是说他们拒绝意义始于并终于个人‘经验’这样的神话。⑥”实际上，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已经对个人意识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提出了挑战，而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则完全否定了个人的主体性，因为人类的整体无意识规则相比个人的意识来说是更为重要和具有决定性的，拉康进一步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传统的统一完整的个人自主意识成为“神话”。在哲学问题上，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对“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构主义显然触动到了存在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主体意识哲学的根基，西方哲学从此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占据崇高地位的理性—意识范式第一次让位于非理性—无意识范式，主体哲学在结构主义的冲击之下岌岌可危。
在文论领域，与此相应的就是“作者的死去”。福柯在《什么是作者》⑦ 和《话语的秩序》⑧ 中，把“作者”作为一种对话语的效应加以限制的功能，而巴尔特则直接宣布了“作者之死”⑨。对于结构主义文论来说，文学真正的问题不是在这个世界生活和写作的个人，而是穿越历史的无意识结构，总之，人类的深层结构比个人重要。个人行为的意义取决于文化结构，而不是他自己，他仅仅只是这个无处不在的确定所有意义运转方式的结构中的一个案例和表现而已。与语言学的语言／言语的二元对立一样，结构主义文论也建立了具体作品和大写的文本（Texte）之间的二元对立，一切文学作品不过是大写的文本的具体表现而已，而文学真正的秘密就是探索这个文本的规律。而作者，作为个人，由于其个别性和无规律性，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对象。
3）去中心化
结构主义文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去中心化。传统文论的中心是作家和作品，结构主义文论则抛弃了文学作品的中心，与英美的新批评不同，结构主义不仅否定作者的意义，还否定了具体作品的中心地位。结构主义否定了传统的以经典作品为核心的文学观，而代之以整体的文学观，具体文本是人类整体的文学结构的要素，其意义由这个结构来决定，因此结构主义文论对文体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具体作品。结构主义的叙事学和诗歌理论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重大发展。从60年代末，后结构主义思潮进一步对各种中心进行解构，德里达从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发展出延异（différance）⑩ 概念，并把“差异决定价值”的原则推到极端，使一切意义都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之中。克里斯特瓦改造巴赫金的对话性，把巴赫金的主体间性的人文主义改造成反人文主义的互文性(11)，与此同时，文本也彻底丧失了中心，成为各种能指和片断不断漂移和相互碰撞的场域，传统文论中最重视的意义（signification）不再有确定的位置，只有不断处于生成之中的意指行为（signifiance）。这种去中心化对文学造成了两方面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方面，先锋文学从中汲取思想资源，不断对文学传统和经典加以挑战和改写；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化研究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对象，一切表意的文化现象的“文本化”是文化研究扩张不可或缺的平台。
结构主义在“新时期”以前的中国
与西方一样，结构主义在中国最初的成功也是在语言学领域。从二十年代开始，中国的语言学家就注意到西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并应用其方法对汉语加以分析。根据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的研究，陈承泽最早在1922年出版的《国文法草创》中已经认识到总体分布的观念(12)。赵元任1948年撰写的《国语入门》，是中国第一部尝试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是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奠基作之一。从50年代以来，我国的语言学界虽然从意识形态上坚持对结构主义的批评，但是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还是在中国语言学界占据重要地位，许国璋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结构主义语言学述评》(13) 对结构主义所持的态度就是有保留的肯定，虽然中国大规模译介结构主义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但是中国语言学界对结构主义一直都不陌生。而其他人文学科则大不相同，知之甚少。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在八十年代以前长期处于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加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和文学史方法处于绝对统治地位，中国文论对西方六、七十年代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少有相关译介。
“新时期”以来结构主义在中国的译介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开始初步译介结构主义哲学和文论，发表了一些翻译文章，主要集中在《国外社会科学》、《哲学译丛》、《世界哲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等期刊中，从1980到1983年间，对结构主义的翻译和介绍文章在一些有影响的杂志上不断出现，结构主义开始引起人们较为广泛的关注。《外国文学报道》在1981年第3期上发表张裕禾的《新批评——法国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流派》，在1983年第1期上发表邓丽丹的《文学作品的结构分析》，《文艺理论研究》在1980年第2期上发表了袁可嘉翻译的巴尔特的《结构主义——一种活动》，《哲学译丛》在1981年第4期上发表了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论述结构主义的译文，《外国文学研究》在1981年第2期上发表王泰来的《关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等。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幼蒸翻译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14)，这本著作对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1979年，袁可嘉在《世界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结构主义文论的文章。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倪连生等翻译的皮亚杰的《结构主义》，这是国内出现的第一本结构主义原著的译著。从1983年第4期开始，张隆溪以“西方文论略览”为总标题，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11篇介绍现代西方文论的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专论结构主义的5篇，分别介绍了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学、结构主义诗论、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后结构主义。张隆溪的文章高屋建瓴，全面而深入，并且已经采用结构主义诗学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分析(15)。
总体而言，1985年前，中国文论的焦点是人文主义和美学的复兴，结构主义的影响相对有限。从1984年开始，尤其是进入1985年，关于文学研究方法创新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形成了“方法论”热。这表明中国文论开始从意识形态的争辩转向科学化道路，在为文学争夺人文主义的话语空间之后，开始转向寻找客观研究的知识基础。结构主义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在方法上最重大的突破理所当然引起中国文论界的高度重视，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中，出版的译著就达几十种之多，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托多洛夫和热奈特的著作纷纷得到翻译和出版。1989年，胡经之和张首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在第二卷中选译了巴尔特、托多洛夫、格雷马斯、热奈特等法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国外对结构主义加以介绍的著作得以翻译出版，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6) 和《结构主义时代》(17)。这些结构主义译著为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提供了结构主义文论的第一手材料。
与此同时，结构主义文论成为人们热衷于介绍的对象，在对西方现代文论的介绍之中，结构主义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各种学术期刊上频频亮相，许多术语也随着结构主义文论引入中国，如“共时性”、“组合关系”、“聚合关系”、“文本”、“话语”、“书写”等等，这些概念的引入改变了过去的概念体系，极大影响了中国文论的言说和书写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本”概念，虽然国内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与西方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是从这个概念的流行可以看出结构主义文论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深刻影响。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文论界进一步远离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论，方法、客观性和科学性成为重要的诉求，中国对结构主义文论译介和转化在这一阶段更加深入，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叙事学和符号学。中国对叙事学的关注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1989年，旅法学者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一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随着对叙事学的兴趣的增强，学术界加强了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介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1990年，《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一组由赵毅衡、申丹、胡再明、黄梅和微周等撰写的有关叙述学的论文(18)。中国学者还写作了不少叙事学研究的专著，如徐岱的《小说叙事学》(19)，胡亚敏的《叙事学》(20)，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21) 等等。这些著作不仅介绍和总结了西方叙事学理论，并且试图提出一些新的角度和观点。在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作者并不局限于引入西方的叙述学，而是以比较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中西交融的努力，“以‘中国眼光’与‘西方眼光’进行相互注视、交流和质询，考察中西异同，反省异同的原因，清理各自的历史线索，把握其间的文化密码。”（杨义：29）他打破了文学叙事的界限，把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纳入研究对象，建立了包容中国各种叙事形态的系统，并探索中国文化的独特叙事特征。另外，陈平原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2) 也为采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叙事问题和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
符号学是中国文论的另一个关注点，但是在研究结构主义对中国文论影响的文章中，这一点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符号学对中国文论的影响研究经常付之阙如。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两点：一是符号学跨学科性质明显，与语言学、人类学和叙事学都有密切关系，我们常常把西方符号学理论纳入其他领域，如格雷马斯的理论在西方一般归属于符号学，而在中国则主要应用在叙事学范畴；二是符号学理论在中国主要应用于文化研究，而在纯文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逊色于叙事学，尤其是中国结构主义文论对诗歌的研究成果远远落后于叙事研究，使得符号学在中国纯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如叙事学突出。虽然中国语言学界对符号学的研究开展较早也有较高水平，但是在其他领域的研究深度有限，缺少高质量的成果。与雅各布森和格雷马斯等西方语言学家不同，中国的语言学家很少主动跨界进入文学领域，对文学研究少有推动和促进口(23)。但是，必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论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再次发生了向外转的过程，“文化研究”成为文论界的热门词汇，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也引起了激烈争论。而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都是符号学。巴尔特的《神话学》(24) 和《服饰系统》(25) 是法国文化研究和批判的经典之作，虽然这两本著作进入中国相对较晚，而且译本也不太可靠，但是通过英译本或者其他途径在出现汉译本之前就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参照。符号学所研究的是意义问题，实际上，整个人类文化的一切表意活动都是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中国文艺学进入日常生活以及其他艺术和美学门类进行有关意义问题的研究和批判，所使用的基本上都是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人类的各种活动，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高雅的艺术，无论是有意识的文化创造还是无意识的举动，通过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观照，都被纳入和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平台：“文本”，符号学就为文化研究的领域扩张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根据威廉斯对文化研究对象的定义：“文化或一种文化’主要是指物质的生产，而在历史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里，主要是指‘表意的’（signifying）或‘象征的’（symbolic）体系。”（雷蒙·威廉斯：107）对于威廉斯来说，大众不仅仅是意义的接受对象，在社会文化文本的建构过程中，大众也参与了意义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号学确定了文化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使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走向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意识形态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符号学提供了基本工具，而文本概念则提供了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加以整合的“平台”，文化研究实际上是符号学发展的逻辑结果。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文论和批评界几乎复制了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文本”概念逐渐成为文学领域的中心词，而“作品”的概念渐渐边缘化。然而，在中国和西方所发生的过程并不完全一致，比较这两个不同的进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结构主义在西方和中国不尽相同的命运。在西方话语的传统中，作品和文本是一对相互关联的概念，文本（text）意味着客观的文字所构成的知觉对象，而作品（Works）则意味着在客观的文本中生成的精神意义和价值。对于读者和批评家来说，他们的精神路径是通过文本达到作品。然而在中国，由于汉语中并不存在与text完全相对等的概念，于是制造了文本这个词汇来翻译text，然而词语从来不是一一对应的分类命名集，而总是在语言结构中获得意义。新制造的词汇“文本”虽然是用来翻译text的，但是在汉语的文化环境中，文本的概念对中国人的意义和价值并不等同于text对于西方人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现象造成了一些误读，如傅修延先生在《文本学》一书中提到中国古代的“文本思想”(26)。因为六、七十年代西方文本观的转换是建立在“文本”与“作品”的对立之上的，倘若没有这种对立，也就不可能有这种转换。六十年代以前，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中，作品是文本的彼岸，是作家与读者精神交流的神秘花园。而六十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为研究者打开文本研究的科学化途径，文本比作品更适合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西方“文本”概念占据文学批评话语中心的思想背景。在中国，对“文本”概念的接受主要是接受美学的角度，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理论教程》就是采取的这个思路(27)，实际上在接受美学中，作品并未取代文本，只是延宕了文本转化为作品的过程。许多学者对于结构主义思潮中文本与作品的对立关系不甚了了，以至于在大部分情况下，文本成为作品的替代词，表现为一种时髦(28)。
中国文论界在二十一世纪初发生了一场影响至今没有结束的争论，即关于“文艺学的边界”问题(29)。表面上看，这场争论的直接原因是学科身份意识造成的焦虑，一方面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了，话语权增强了；另一方面，这种扩大造成文艺学学科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特身份。然而，从深层来看，这个学科问题实际上与结构主义文论密切相关。因为结构主义所关注的不是精神价值，而是表意过程，所以传统的精英／大众对立被拆解，一切都是文本。“文学”本身重新成为一个意义模糊，涵义不明的概念，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经典，也不再是令人神往的意义的彼岸，而只是文化中众多的表意方式之一种，简单说，只是一种“文本”而已。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反映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焦虑，同时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的回应者对此大部分持批评态度，认为文学不会消亡(30)。文学当然不会消亡，文学写作在新世纪依然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文学的身份会逐渐变得可疑起来，文学的性质是否可能得到一种规范，还是只能对它进行描写，这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文论界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九十年代直至二十一世纪初，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纷纷进入中国，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等等，如过江之鲫，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这些思潮并没有完全掩盖结构主义。仔细观之，西方的种种“后学”和“主义”，实际上都是在结构主义所开辟的领域内安营扎寨，虽然他们反对结构主义的系统的“完整性”和“转换性”，但是却都是从结构主义发展而来。无论女权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其研究对象无一不是文化和社会中，符号意义的获取和表达过程，在结构主义的符号学中就已经把这一过程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并确立了研究方法。赵毅衡在《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的前言中写道：“‘后结构主义’这个名词本身的意义很暧昧，由于这些思潮都是从结构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全都继承了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赵毅衡：54））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被英美和中国学者认为是后结构主义大本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概念一直没有得到法国学术界的广泛承认。
中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得失
在引入中国文论的西方各种思潮中，结构主义的影响无疑是最深远也最广泛的，一方面它提供了重新思考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宏观视野；另一方面它也提供很多具体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中国文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了两次转向，一次是“语言学转向”的向内转，一次是文化研究的向外转。前一次的着眼点为文学划定了独立的价值，解放了中国文学的生产力；后一次则是文论家通过文化研究，参与到针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文化关怀和文化批评。在这两次转向中，结构主义都构成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武器。经过中国文论学者对结构主义的消化吸收和中西交融的努力，结构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外来的”学说，而成为中国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思和清理结构主义和中国文论之间相遇的得失，将有助于中国未来的文论建设。
第一、结构主义进入中国与其他西方思潮进入中国一样，在时间上也是不同步的。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国的时候，结构主义在西方已经度过其成熟期，理论爆炸的时代已经过去，爆炸后的烟云才漂移到中国。八十年代，西方处于对结构主义进行了反思，对过分的理论化倾向和对“科学性”的乐观主义情绪加以反思。虽然西方的结构主义文论获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但是其建构文学科学的乐观构想最终被当做一个缥缈的幻想而抛弃。人文主义重新回归，曾经力图取消主体间性的克里斯特瓦也开始重新讨论主体问题，在她的《诗歌语言的革命》(31) 中，诗歌的革命成为“造就新人的革命计划”中的一部分。因此，当中国引入西方结构主义的同时，这些批判和反思也同时被引入中国思想家，这些批判起到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它使中国文论界保持了一份对结构主义的冷静，使我们没有如结构主义的先驱者那样，汲汲于试图一劳永逸地构建解释一切文学问题的宏大科学体系，从而落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然而另一方面，对纯理论和方法的怀疑也使得我们对于形式研究浅尝辄止，不够深入。虽然学者们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批评和研究中国文学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对普遍性的理论问题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西方结构主义文论是以放弃价值判断为出发点的，法国文论家安托万·贡巴尼翁认为文学批评具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寻找确定性知识的文学知识；另一个则是价值判断，这两个角度并不必然相容，因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普遍性，而价值判断则强调等级和区隔(32)。而中国文论没有经历过科学主义的冲刷和洗礼，使我们在一些理论性的问题上缺乏有深度的科学研究，对文学的形式问题的探讨也还不够深入。
第二、结构主义进入中国的八十年代恰好是人文主义高涨的时代，存在主义热潮席卷大学校园，有关“人学”的种种讨论是当时中国文论的兴奋点，主体精神的昂扬是八十年代的精神特征。如陈太胜所说：“结构主义在西方的法国是以反对存在主义的激扬姿态出现的，而在中国，它和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处于错综复杂的共时性理论网络中。一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结构主义批评的魅力，阻碍了它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另一方面，这造成了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人本主义接受语境……”（陈太胜：第4期）。90年代是中国学者引进和消化结构主义文论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事是“人文精神大讨论”，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中国学者近乎本能地拒斥结构主义的非人本主义内涵。新时期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情结使我们对于文化的“无意识”和“深层结构”难以真正深入理解，其结果就是我们对于“话语”（discours）问题非常关注，讨论激烈，然而对于文化的语言（langue）等普遍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则比较少。中国学者对于文学和文化的表意过程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可以说乏善可陈。
第三、如前文所述，中国结构主义文论对叙事研究的成果远远高于对诗歌研究的成果，叙事学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分析工具，无论在对中国叙事实践的整体性总结上还是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上，中国学者的工作卓有成效。然而，在诗歌的批评领域则令人感到遗憾，中国的诗歌批评家很少借助于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33)。实际上，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诗歌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其分析方法常常能深入到常规阅读难以觉察的细节。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对《猫》(34) 的分析是结构主义批评实践的经典之作，他们“所辨认出的某些结构甚至就是最警觉的读者也无法察觉”（伊格尔顿：113）。中国学者在介绍结构主义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篇经典论文，然而在中国却极少有人采用这样的方法对诗歌进行分析。针对这篇文章，周宪说：“其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优点在于对诗作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一般读者常常看不到的语言学规则。局限则在于它只关心文学作品的那些抽象系统和语言学规则，沉溺在细微的语言学分析的技术性操作上。尤其是这样的批评多半局限于语言层面，它可以告诉我们有哪些语言学规则在起作用，但优劣在何处则语焉不详，它对于作品的文化价值更是漠不关心。”（周宪：11）他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者面对这篇文章的复杂态度：一方面对其分析之详尽和细节挖掘表示惊叹；另一方面又批评其缺乏艺术的判断和审美，使我们对诗歌进行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批评总是心存疑虑。实际上，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文章是发表在人类学的期刊上（L'Homme），因此其分析的主要目的不在文学艺术方面，所以有关意义与审美的部分只在末尾处一笔带过，没有充分展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析不适用于文学领域，实际上，该文的分析无疑可以加深我们对波德莱尔的这首诗及其意义的理解。在此之后，雅各布森对不少英语和俄语诗歌进行了一系列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批评，不仅对形式的分析精微细腻，而且挖掘出他人所未曾品尝的“意味”，令人得到深层次的美学感受(35)。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雅各布森的语言学专著在国内已经有译本，然而其文学研究则没有一个像样的译本，中国文学界对他的诗学的研究有待深入。1989年中国出版了旅美学者高有工和梅祖麟的《唐诗的魅力》(36)，他们对杜甫的《秋兴八首》的分析借鉴了雅各布森的方法，通过对语音形式的分析探索杜诗的意蕴，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国内类似的研究还相当罕见，无论是批评古典格律诗还是现代诗歌，基本上还是采用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文学史方法或者“意象”批评。一方面诗歌批评在诗歌语言的带动之下，越来越晦涩；另一方面，诗歌批评在技术上几乎毫无进展，印象式批评和文学史批评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之所以如此，除了前文所说的怀疑态度，可能还有缺少跨学科批评家的原因：一方面，中国大部分西方文论的研究者缺少像雅各布森那样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和语言分析能力，尤其是在语音的分析上更是如此；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古典诗词研究者虽然精通音律，但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依然相当隔膜。这也说明结构主义文论建设中跨学科知识和研究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文论继续发展的方向。
注释：
① 需要指出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并不赞成在文学领域使用结构主义方法，虽然他与雅各布森一起分析了波德莱尔的《猫》并且就文学作品中的神话现象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分析，但是他把这些分析看做是“人类学”的研究，他对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采用结构主义方法始终心存疑虑（参见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2卷，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0-772页）。他所写的关于艺术的随笔《看·听·读》也与结构主义无关。不过由于其研究对文论的巨大影响，此处也把他列入结构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
② 参见：Roland Barthes,Introduction àl'analyse structurale des récits [J].Communications,novembre 1966,repris dans 
uvres complètes [M],op.ct.,t.II.
③ 参见：Communications °8,réédition sous le titre L'analyse structurale du récit,Paris,le Seuil,coll Points,1981.
④ Antoine Compagnon,Le Démon de la théorie [M].Paris,le Seuil,1998.
⑤ 参见Michel Foucault,L'homme est-il mort? [M].(entretien avec C.Bonnfoy),Arts et Loisirs,n°38,15-21 juin 1966,p.8-9.Repris dans Dits et écrits [M],édition établie sous la direction de Daniel Defert et Fran
ois Ewald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Jacques Lagrange,cette version regroupe en deux volumes les quatre volumes parus dans la “Bibliothèq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en 1994.Coll.Quarto,Paris,Gallimard,v.I,p.568-572.
⑥ 参见：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 参见：Michel Foucault,Qu'est-ce qu'un auteur ? [J],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aise de philosophie [M],63[e] année,n°3,juillet-septembre 1969,p.73-104,repris dans Dits et écrits,t.I,édition établie sous la direction de Daniel Defert et Franois Ewald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Jacques Lagrange,cette version regroupe en deux volumes les quatre volumes parus dans la“Bibliothèq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en 1994.Coll.Quarto,Paris,Gallimard,p.817-849.
⑧ 参见：Michel Foucault,L'ordre du discours [M],Leon inaugurale au Collège de France prononcée le 2 décembre 1970,Gallimard,1971.
⑨ 参见：Roland Barthes,La Mort de l'auteur [J],Manteia,4[e] trimestre,1968,repris dans (Euvres complètes [M],t.II,op.cit.,p.491-495.
⑩ 参见：Jacques Derrida,La Différance [J],Conférence prononcée à la Société franaise de Philosophie,le 27 janvier 1968,in Tel Quel,Théorie d'ensemble [M],Paris,le Seuil,1968.
(11) 参见：钱翰，从对话性到互文性[J],文化与诗学，第六辑，2007年。
(12) 参见：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62—178。
(13) 参见：许国璋：结构主义语言学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M],1958,(2)。
(14) 参见：［比］布洛克曼（J.M.Broekman）：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M],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0。
(15) 参见：张隆溪：诗的解剖现代西方文论略览·结构主义诗论[J],读书，1983,(10)。
(16) 参见：［英］特伦斯·霍克斯（T.Hawkes）：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7) 参见：［美］库兹韦尔（E.Kurzweil）：结构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科[M],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8) 参见：赵毅衡：《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申丹：《论西方叙述理论中的情节观》；胡再明：《真品》的叙述艺术；黄梅：《关于叙述模式及其他》；微周；《叙述学概述》。
(19) 参见：徐岱：小说叙事学[M],中国社会科学院，1992。
(20) 参见：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1) 参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2)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3) 参见：王玉铭、宋尧：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J],外国语，2003,(1)。
(24) 参见：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5) 参见：罗兰·巴特：流行体系[M],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6) 参见：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6章至第9章。
(27) 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十章。
(28) 参见：钱翰：从作品到文本——对“文本”概念的梳理[J],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9) 参见：文化与诗学，第5辑，“文学理论的边界”讨论专辑，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赵勇：《文化研究还是“文化诗学”》，等9篇论文，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30) 参见：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1)：参见：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人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J],文艺争鸣，2005,(3)。
(31) 参见：Julia Kristeva,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M],Paris,le Seuil,1974.
(32) 参见：Antoine Compagnon,Littéraire (critique) [Z],Universalis [K],2007.
(33) 吴泓缈先生曾经使用符号学方法对慧能和神秀的佛偈进行过细致入微而且透辟入里的分析，可惜这样的文章相当少见。参见：吴泓缈：“身是菩提树”的符号学分析[J],文化与诗学，2009,(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34) 参见：Roman Jakobson et Claude Lévi- Strauss,《Les chats》de Charles Baudelaire [J],L'Homme,II,1962,p.5-21,repris dans Roman Jakobson,Huit Questions de poétique [M],Paris,Seuil,1977.
(35) 参见：Roman Jakobson,Questions de poétique,Paris,Seuil,1973.
(36) 参见：高有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M],李世耀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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