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归属的标准:一元论还是二元论?_知识分子论文

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归属的标准:一元论还是二元论?_知识分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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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不是社会上一个独立的、统一的阶级,因此,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的“阶级归属”问题,曾长期困扰着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始终以这个问题为焦点。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党曾几度作出正确的判断,但即使在这种时候,标准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两个标准:一是“取得生活来源的方法”,二是“为谁服务”。这就提出了一个关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基本原则的问题: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标准应该是一元论的,还是二元论的?或者说,分析其他阶级,标准是一元论的;还是二元论的;但分析知识分子,标准可以是、或必须是二元论的?

对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或阶级属性问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合后,我国理论界也是大体上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为谁服务”论。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取决于他们所依附和所服务的那个阶级。历史上任何阶级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总是为一定阶级服务。因此,为谁服务的问题是判定知识分子属于哪一阶级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第二种意见,是“经济地位”论。认为:判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只能依据他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不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更不是世界观。知识分子从事的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不能因为比体力劳动者工资高、待遇高、生活条件好,就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范畴。按世界观来划定阶级属性,更是唯心史观。

第三种意见,是“双重标准”论。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除极少数知识分子跻身资产阶级行列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就其“社会地位”而言,他们由资产阶级培养,世界观上渗透了资产阶级偏见,生活方式受资产阶级影响,劳动成果也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依附于资产阶级而与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具有阶级对立的性质。但另一方面,就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言,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占有他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相反地却以自己的劳动力同资本家的货币相交换,并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

三种意见,前两种针锋相对,但都是一元论的标准;后一种兼收并蓄两种实际上互相对立的观点,是二元论的典型。

笔者赞同一元论的“经济地位”论即“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论,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确立的唯一标准,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同样是判定知识分子阶级归属的唯一标准。

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始终认为阶级是个经济范畴,阶级关系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阶级的划分完全是由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的。列宁对阶级曾作出如此科学的定义,他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固然,知识分子不是社会上独立的、统一的阶级,而是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形成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层”;但是,他们之分属于不同阶级,归根到底,还是由他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分别占据了不同的地位。所谓知识分子中极少数人“依附”于资产阶级,根本原因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受了资产阶级影响,而是他们同资本家一样成为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者;所谓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根本原因也不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同情工人,而是他们同工人一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马克思就是这样运用唯物主义的客观标准分析知识分子的:“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

“为谁服务”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很重要的,但却不是判断人们阶级属性的标准。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工人、农民的体力劳动,看上去也是为剥削阶级服务,而且是直接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极普通的常识: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础,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在生产过程中属于支配地位,生产活动就服从于、服务于谁的目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追逐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工人的劳动能不受这个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吗?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工人受资本家指挥,劳动成果归资本家占有,工人不但把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凝结在新产品中并随着产品的出售“还”给了资本家,而且为资本家创造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你说工人为谁服务?解放前,共产党员为了启发工人觉悟,常讲“谁养活谁的道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告诉工人: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都建立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上。人们决不会因此而认定工人阶级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为这种现象恰恰是工人阶级受剥削最深刻的根源。

但是,轮到知识分子,怎么就变了政策呢?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也是因为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受雇于别人,也是依靠自己的劳动领取工资来维护生活,怎么就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为旧社会服务呢?打个比方,修建南京“总统府”,设计图纸的建筑师是“为国民党政府服务”,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疑,按照图纸施工的建筑工人“苦大仇深”,仍然是工人阶级,这如何解释呢?说穿了,是标准因人而异:看知识分子,拿“为谁服务”作标准,而不问他们是否靠剥削别人为生;看工人,则以出卖劳动力的标准,而他们的劳动“客观”上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这样做至少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掩盖的是基本理论的严重混乱。

在中国,为什么单单对知识分子提出“为谁服务”的标准呢?从本文前面介绍各派观点的第三种意见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这就是所谓“社会地位”说。在这种观点看来,比之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工资收入较高,待遇较好,所操职业如工程师、教授、作家、律师、记者、医生、演员、高级职员等,为人们仰慕,受社会尊重,其“社会地位”远在工人农民之上,总觉得“与资产阶级差不多”,或者如某报告所说,“知识分子按其社会地位,大都从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实,这正是过去一个长时间里把知识分子人为地划到资产阶级一边的一个认识“误区”,本质上是小生产者、对知识分子那种既“敬”又“畏”的狭隘心理的反映。对此,列宁早就给予了尖锐的批判:“把职业的差别同阶级差别混淆起来,把生活方式的差别同各阶级在整个社会生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混淆起来,——这就清楚地说明时髦的‘批判界’毫无科学的原则性”。

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大曲折中接受教训。建国已多年,知识分子经历了多次教育和改造运动,不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还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总该承认他们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吧?缘何一次运动把五十几万人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每次政治运动都要反复受到冲击?不同意见之争、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听起来不甚顺耳的批评、原本正确的主张等等,都被看成“为谁服务”的问题,上“纲”上“线”加以批判,这种“左”倾错误的长期实践已经证明,“为谁服务”是一个具有极大主观随意性的标准,“为谁服务”的标准横行之日,便没有了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客观标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乱反正,坚决摒弃纠缠我们多年的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正确轨道。但也不能认为这方面的任务全都完成了。笔者以为,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归属标准的“二元论”,便是有待澄清的一例。其实,二元论是不能长久的,到时候终将走向或是正确、或是错误的一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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